公有企业中的人力资本定价问题，在我看来是改制的入手之处。企业不光是物质资本，更重要的是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结合。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企业还是原来的企业，但是换了一个企业家，企业的面貌大变。这说明企业家的才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改制中承认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并为之定价，是一个很普通的经验。它有点像农村包产到户，公开报道很少，但底下到处在做。有许多问题对我国今后经济发展会有重要影响，有许多问题值得提出来讨论，给企业家定价就是其中之一。
实践提出的问题
在南方不少地方，如杭州青春宝集团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冯根生是能力很强的企业家，这个企业做得很好，很有贡献。中外双方的董事，共同决定把青春宝的一些股份卖给员工和企业家，包括卖给冯根生本人，董事会允许他买2%的股份，相当于300万元人民币。这件事引起很大讨论，冯根生本人也提出一些问题，如用什么价来买，是原来股票发行时的价，还是现在的价?同时，他没有那么多的钱。我们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人员报酬都不高，一下子掏好几百万元，没有那么多的钱，就是有也不敢拿出来买股票，我们有许多法律管着呢，哪来那么多钱，得说明你的收入来源，否则是一项罪名，此外还需纳很高的税。
河南有个县，叫巩县，它的问题有点不同。那边有个企业，叫兴旺集团，当年它是厂长(现在的老总)办起来的。开办的时候，同我们看到的很多乡镇企业和公共企业一样，它要戴一个帽子，要利用当地政府去给它提供当时条件下非有不可的合法性，如注册登记，包括银行的借贷，但实际的事都是这个人做起来的，做得很成功，愈做愈大。现在他提出问题说，这个集体企业是假的，实际上是我的，是私人企业。当地政府说，这种说法绝对不接受，这企业不是你的，这里有法律文书、注册登记为证，这是集体企业，是大家的。这个纠纷闹得很大，已见诸报上的公开报道。
如果下去走一走就可发现，这类问题非常普遍，我们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它的原始物质资本是通过很多办法筹集的。一种叫集资，但这种集资与规范的投资不一样，它集资时，你先拿出，它用一段时间后连本带息还给你，有时光付本。这样，企业的原始资本就查不清楚了，然后这个企业就滚呀滚大了。更多的企业是借贷，有时是有关部门打个电话，或拿个手写的条子，就到银行去借钱，借来钱就办企业，办亏了就拉倒了，成为今天银行的呆账；办好了，就滚出一个很大的企业来，这种情况城乡到处都有。最近改革中，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四通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联想提出了这类问题。苏南原来号称是集体经济的模式，前年开始，也提出了这类问题。
难题之所在
大量提出这类问题：公有企业的财产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或者，在企业工作的企业家、高级管理人员、普通员工有没有贡献份额？如果有，那么有多大?改革的实践要求重新界定。这个问题成为当前很大的问题。我接到北京市有关科技部门的委托说，中关村这么多企业要求分清产权，你们能不能设计一个模式，提出一个公式，只要输入有关资料，就会有一个结果。我对他们说，这样的模式恐怕设计不了。
不过，问题总要解决，很多地方一些很好的企业，就会因为分的问题，形成了一个僵局，僵在那里就有麻烦。还有些企业老总像鲁冠球、徐文荣等人，比较有控制能力，他们从实际出发，认为公有这个东西不能一下子改。我们同他们讨论：为什么不能改呢?他们回答说，你把企业停下来讨论企业怎么分，那么生产就要垮，所以他们一开始总是说公有制不能动。从他们的角度来看问题，不能把人们的精力引到怎么来分已有的财产，因为实际上很难查得清楚。我们也提供不出一个公式。这些现象大家也许多多少少都碰到过。那么，这些现象到底应该怎么来看，怎么来讨论?
谈谈我的看法吧。中国国有制企业非常特别，它特别在哪里呢?它的企业在构造的时候，没有一个原始性市场合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一组极其复杂的合约。我是相信契约理论的，一开始就讲清楚，你拿多少合同报酬，工人也好，其他要素也好，土地也好，银行贷款也好，你的上游原料也好；还有产品卖出去，都是些合同，它是一组合同，一组合同就构成一个企业。而我们公有制企业，无论是国有的，还是集体所有的、地方政府的，很大程度要打上引号。国有企业的要害问题就是它一开始就没有合同，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有企业就有了，这跟剥夺剥夺者有关，以后又经过敲锣打鼓改造私营企业，改造完了后，把原来的合同完全都废掉了，没有用新的合同去替代，变成了公有企业，所以我们的国有企业的基本性质不是一组合同，它事前就没有讲好。你去调查一下，我们任何一个乡镇企业，它都没有一个原发性的合同，其中事前说好，将来办好了怎么着，办不好怎么着。那些，等到10年、20年过了以后，你倒过去讨论产权怎么分，我直觉反应，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是讲不清楚的。因为你所谓的分产权就是分剩余收入，市场给的价格与你原来讲好的合同收入综合之后会有一个差额，这个差额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也可能是“零”，即持平。所以剩余这个东西是与事先的企业连在一起的一个概念，你没有原发性合同就没法定义它的剩余。而公有企业都没有原发性的合同。虽然城乡公有企业都有财产，但没有原发性合同，所以很难找到一个根据。这是天大的难题。
当然实践中并不是没有办法。农村包产到户按人头来分，或按人口、劳力比例来分；苏联的办法是按每个成年公民每人多少来分，一人发一份私有化券，根据一致同意原则，把企业财产分掉。大家都接受，但这是另一套准则，而不是交易准则，这种政治准则不能代替交易准则。从交易准则看，还是没有办法分这个东西，所以这是公有制产权改革中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问题还不在于意识形态不准私有化，就是讲私有化，国家立法通过私有化方案，操作起来也困难。所谓政治运作，操作成本是非常高的。实际上，最后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只好按人口平均分，按成年公民分，每人多少。这种分法实际上已经侵犯了或侵蚀了原来事实上的产权，因为公有制企业在形成时每一个要素对它的贡献是不一样的，你按人把它平分掉，你就侵犯了其中一些人的产权，虽然这些产权你讲不清楚，你拿“平均”这种办法去分它，它会在另一个方向造成社会损失。所以我第一个回答，各地分财产，讨论股份，讨论怎么分，有很大的困难。严格讲，你要找到一个从市场交易来看合理的分的根据，公有制企业的性质就决定了它没有办法分，找不到这个东西，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
再难也要转向合约基础
没有办法分，但是还是要分。为什么还要分呢？因为等于我们今天在订面向未来的合同，如果我们再不解决分的问题，对明天来说，它还是没有一个合同的基础。所以今天把所有产权清晰化，把产权改革看成是重新创造一个合同，就在原来非合同的经济基础之上开始转移到契约、合同的基础上。这个问题愈往后拖愈麻烦。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历史已积累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是什么呢?就是有些新的要素(资源)进来时是可以签约的，特别是公有制企业，它原来的工人是由政府的劳动局分配来的，上面命令你毕业生进哪家厂，就进哪家，它同你劳动力商品买卖没关系，但它可以在中途经过改革，新的资源进来时可以给它订合同。
如1984年后，中国在国有企业中推行合同工制，下岗工人对企业的压力完全不同。对1984年进来的新的合同工，问题比较好解决。因为进来时就讲清楚了，你到我这里做合同工，这个合同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解除；解除后，你可以得到什么福利，一年加一个月工资，诸如此类。而老工人问题就很难解决，因为老工人开始时没有合同，他拿很低的工资，他的退休金、福利、保险都在你的企业里头，现在企业要破产，要购并，这个问题非常难解决。新的合同工很好解决，你说不行了，他就另谋高就，因为他进来的时候就讲好了，双方同意。新的要素关系，一部分合同要素进来时，是可以签合约的。
现在产生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就是一部分非合同要素关系。我理解，今年以来在底下搞的，要试图扩大合同范围，特别是对存量——原来企业的资源在非合同基础上产生的资源——怎么把它合同化。这有点难，因为它不是面对新的东西，不是新人新法，如今后请经理来，就给他订好合同。我们原来的存量相当大，这一块东西如果不改，你那块新的东西也坚持不了。两块东西拼在一起，没有办法形成一个统一的逻辑，形成企业管理制度的约束，对人们的影响仍然很畸形，两种东西，非合同的一组要素关系与合同基础上产生的要素关系混在一起。最近一两年说内部人控制国有资产流失，不公平，我看都与此有关。
存量改革提上日程
在改革原来的存量，改革原来非合同关系的存量时，就把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明明是很难分的，要我说是不可能分清楚的，但也要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从我接触到的案例来说，人们正在实践中解决这一很难解决的问题。我们在上海、山东、山西作了些个案调查，各地在自发地找办法。如上面提到的青春宝集团，董事会经过讨论，一致决定冯根生可以买2%的集团股份，但老总(冯)不买，这是一类；另一类，公开说，这企业是我的，公有是假的，这样的例子各地都有，材料非常丰富。在这多样化的解决过程中，有一个趋势我觉得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大家现在开始不是面对过去，面对存量来解决存量问题，而是面向未来解决存量问题。这句话很抽象，不好理解，我通过例子来加以说明。
很多地方怎么做呢?就是搞股份制或者是股份合作制，它的基本做法是把过去的国有独资企业，或把原来的公社、乡镇所有企业，经过我们已经生效的公司法，把它改成有限责任公司，规模大一点的叫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这一改非常重要的是增加了新的自然人的股本。自然人有三大类：第一类是经理，或经理群、老总、经理人、高级职员，有的搞得很窄，就是一个人，他们把持有的一大部分股本放到新的有限责任公司里边去；第二类是企业内部工人；第三类是募集的社会持股者。
为什么我们说这是面向未来呢?因为在这种改制的过程中，我所看到的案例，大家都是把重点放在想这个企业将来会怎么样，它通过让你买这个股份来解决产权界定问题，如上海纺织行业几家国有工厂。我非常看重这些例子，认为意义重大。纺织行业现在是最困难的行业，这一点与农村改革经验有类似之处，非常困难，困难得不行了，它就会有办法。意识形态呀，干涉呀，那些尊神就会退避三舍，因为你找不出好办法来解决问题，反正困难(坏)到那样了，由它去吧。结果上海已经产生出一些重要的案例。企业家、经理人员，你先拿出一笔钱来买股，买股是向企业投资，这等于新的合同，这合同是面向未来的，我买股是看将来回报会怎么样，将来有什么收益，将来有什么权益，而不是讨论过去。
面向未来界定存量
在这样做的时候，在面向未来时，也有助于解决过去的问题，这句话怎么理解?你叫他买，少了是不管用的，多了就是青春宝的问题，让他买300万元，他要拿得出300万元来。上海国有企业家拿出10万元钱就显得很紧张了，要家属共同签字，但10万元对300万元来说，还是太少。要把数量扩大，就会碰到一件事情：他买不够必要的份额。这时就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飞跃，你拿不够怎么办哪，憋来憋去就憋出一个办法：公司借钱给你买股，你自己拿10万元，公司借你10万元，有的地方你拿10万元，我无限责任负担，已等于是借线给你。但这个借钱合同很特别，这笔借到的钱不能用作消费，你只能用于买股，你只有收益权，有收益的时候你必须先用来还本付息，借钱时是有利息的，利息等于银行的利息，过若干年后还清了借款，股权就是你的了。
这个游戏规则在中国产生了。我们在上海、山东、广东都可以看到。我问公司你们现金这么紧张，你拿什么东西借给他?回答说，借给他的是公司的存量。公司名义上划出一块存量，但解决的方式不像苏联按人头分，也不像我国各地，制定出各种各样的指数，定出来不是为了平分，而是让你入股、持股、买股，只是当你买不起时，我借给你，这个关系我觉得很根本。包产到户与苏联的平分不同，相当大的不同，它不是拿一个简单的方式、简单的标准或简单地一致同意把存量问题解决了。它是签了一个新的合约，所以订这个合约时，当事人都睡不着觉，回家讨论。他要负无限责任，借是要还的，要抵押，要通过法律公证，这时他考虑什么呢?他考虑的不是他到公司多少年了，他过去的劳动贡献多大，所以他应得到多少，而是考虑将来他当厂长、经理、副经理或总会计师时，这个企业有多大的盈利可能?因为有盈利，将来才能还本付息，才能兑现债务合同，所以这是在考验他有多大的能耐，多大的承担未来风险的能力，能不能承担企业未来的责任。这一游戏规则非常妙，它想的是将来会怎么样。它不是考虑过去，不是讨论你来了几年、劳动多少、出勤情况、受过奖励没有、受过处分没有，这个本质是面向过去。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要求经理持股，钱不够借给你，在买、借之间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将来，市场会怎么样，盈利可能会怎么样，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通过这种做法，新的股权出来了。
最精彩的是什么呢?有名的衬衫厂家海螺公司，它的销售公司首先改制，因为现在销售公司好坏对企业有决定意义。它的江苏销售公司女经理个人持股，买了100万元。问她哪来的那么多钱，她说前几年搞了改革，销售产品有折扣，前几年赚了很多钱，都放在公司里，这次全拿出来了，钱还不够，公司还借给她一笔钱。我问公司哪来的钱借给她，公司说，借给她的是十几万件衬衫，衬衫就是流动资产，你把它卖掉，折扣率拿过来，你就有了还本付息的能力。通过这种生产性活动，就把改制问题解决了。换句话说，这是改制中制度变迁成本最低的一种方式。
从这里我得到一个启发，在企业改革中应想法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向企业未来的收入流，存量也好，收入也好，博将来的东西，要使所有人面向未来。而苏联式的平分式改革，其错很可能不是因为分掉企业，不是因为界定人们的产权，使产权清晰化，这没有错。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在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去解不可能解的问题上。如果现在还有一定生产力的企业也这样去做，一定会破坏生产力。
回过头来再说海螺的例子。十几万件衬衫销掉后，用折扣赚来的钱，还清借的债，这100万元钱就是我的了。在实践操作中提炼出来几个问题可以进行讨论，如为什么是100万元，为什么不是50万元?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他出多少，你借给他多少?这是极其不同的风险分布，最好的是你出10万元现金，我出10万元存量，这对公司来说比较合算。将来你即使出问题，我输的也不会太多。比较危险的是他出很少的钱，你借给他一大笔借贷持股，在总股本中这三种比例关系我觉得大有研究的价值。现在我手上的案例太少，上海的做法，经理群体持股为5%—20%；山东可占到总股本的30%—50%，甚至更多。从借贷比例关系来看，有 1∶1 的，有 1∶若干的，甚至有 1∶50 的。我觉得作研究的要讨论，这里头由什么东西来定，什么规则在里头起了作用。我想理解的是实质，人们在决定这些“率”，你出多少钱，我借给你多少钱，利率是多少，多少年还清，这些都要讨论，结果把制度的改革完全变成讨论价格问题，把改革非常平滑地转移到讨论怎么定这些“率”。
把问题转化为价格问题
定“率”，经济学家就有用武之地。定“率”，本质上在定什么东西呢?所有这些率都是在定价。我主要的看法，企业里最关键、最要害的是企业家，企业中非常重要的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之间的合同，工人有人力资本，技术人员有人力资本，而最重要的是对企业家人力资本定价，而不是在定机器的价，不是在定银行借的钱的价。在实践当中，公和私转变成了入股，转变成了“率”，你出多少，借给你多少；什么时候还，风险怎么样，变得很好操作。我觉得这是非常重大的变化，因为对企业家定价很难。
企业家能力定价，人力资本理论中还缺乏这个概念。把一个经济当中用于教育、培训、健康的费用看成投资。由于这些投资，提高了人的素质，然后把这些高素质的人投入到生产中去，这可解释一部分生产、劳动、土地、资本对产出有影响。投入多少劳动，这是一个量的概念。它忽略了“质”，质量会影响国民的产出，质量可解释一部分产出，这证明人力资本的存在，把花在教育、健康、培训上的钱看成是一个投资量，然后再看成是人力资本的投资，对经济愈来愈有影响。
把人力资本移到企业家身上来，又遇到很大问题，就是因为它同企业家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企业家概念目前没有统一内涵，企业家要创新，企业家对未来的盈利机会特别敏感，所有这些描述都是在描述一种能力。企业家最重要的能力就是作决策的能力，作决策的能力是企业家最重要的能力，这种决策当然像奈特所说，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在市场中，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技术等，这种能力与人力资本联系起来有很大困难，因为企业家的能力，无论在美国或中国的经验中看到的，不是用某种东西换来的，不是因为他上过学，或者受过某种训练。
能力有权收租金
企业家能力有些时候是天赋的，它像矿一样，分布不均匀，而不是同教育联系在一起的。如王永庆，你用人力资本来衡量很小，他是小学6年级，鲁冠球小学6年级，徐文荣小学6年级，还有其他人，但他们的企业家能力很强。企业家有直觉，这没有人讲得清楚；企业家的直觉能力无法用人力资本来衡量，这与先天有关，是自然垄断。这里有一种租，不能给它定级，定多少工资，近似运动员、明星，不能用剩余价值理论去解释。企业家类似于“星”，他的天赋、机会得有人去开发，所以一般定价理论不能去讨论企业家定价问题。
在讨论定价问题时，要区分两种收入：第一种是合同性收入；第二种是企业家收入，它不是合同性收入，是承担剩余。我们的计划体制、公有制，最要命的是不区分这两个东西。照例行说法，大家都是国家雇员，所以人人都拿合同收入，结果一破产就是国家破产，所有人都不管这个东西。我们给企业家的报酬很低，虽然这是天下最贵的东西。而我们的企业制度，成了天下最昂贵的企业制度，大量亏损，没有人对创造剩余感兴趣。
年薪制不是等级制，它是一个剩余概念。农民就是年薪制，做完了才知道是多少，事前告诉你讲不清楚，这是企业家收入的一个原则。那么讲不清楚，你的收入怎么建立呢?这就是剩余，你支付所有合同性收入(支出)，你组织生产过程，然后卖到市场上去。如果市场认你，你的收入比你合同性收入(支出)多，这样剩余就出来了。这是企业家定价机制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不同利润挂钩，它的激励机制调不通，这是第二个与企业家定价有关系的问题。
与股权挂钩势在必行
企业家能力定价的第三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风险很大。现在要经理持股，开始我借钱给你，但这个企业家到底有多大的可靠性?这时你只能根据过去的信息来判断，它不确定，而这一不确定在人上更不确定，所以得有什么抵押。在山东现在准买10万元，目前情况下，10万元对你的家庭不是小事，对你的家庭还是痛的，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借你一部分钱。
第四个问题，能否考虑在中国这一波改革中把期权概念引进来，做期货，给经理人员定个任务权，这在西方公司里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奖励办法。给你签约年薪多少，在职消费权利多大，同时同你签任务权，这是非常有趣的面向未来的游戏，中国现在也开始碰这个东西。期权怎么做呢?你经理来的时候我同你定一个期货、认股权，企业今年每股1元钱，我先告诉你，你有权买3年后的100万股。什么价?还是每股1元。为了支持3年以后的100万股，我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先付2%的定金，像真做期货那样，先付5%或你不付，构成对你的激励，3年以后企业增值了，你想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每股变成了2元钱，你还是有权按1元1股买100万股，你没钱没关系，你卖掉一部分股权，就有钱了。激励机制在什么地方?你一定要想方设法使企业增值，增值愈大，赚得愈多，你将来的好处就愈多。这合理不合理?合理的。为什么?因为1股1元钱变成1股2元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这要作好努力，其中包括经理的努力。这个风险要有回报，但总有一部分要给经理人员，这个机制的好处是现在你拿出5%的资源量，就可以建立一个100%的预期。
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都没有钱，在大规模的改制当中它的矛盾在哪里呢?持股少了不管用，持股多了没有钱。现在我集中考虑这类问题，这是对企业家人力资本定价，因为企业是面向未来的，企业家考虑问题也是面向未来的，所以企业家定价机制也可以搞点未来，只要考虑的是未来，我们这场制度变化的成本就可能节约。
这一机制新鲜在什么地方呢?3年后每股变成了0?9元了，怎么办呢?你可以买100万股，当然你肯定不会买。不买，你的定金就没了。如果你把企业做坏了，等于是你预付的完全就没了，如果这样的话，下海20万元或50万元(经理拿出来的)他就可以有一个杠杆。如按5%算，3年后就是上千万持股，这个东西只要转到非常理性的基础上来，怎么计算这个“率”就好办了。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模模糊糊的姓“社”、姓“资”，经济学家就没有办法了；要是转移到理性基础上来，现代公司文明中的大量东西就有用了，它就可以把大量东西变成一份合同，或变成一组合同。
还有一个问题，我在研究中发现，现在所有做法都是自发地在做，缺乏中介。中介，一个是方案中介，另一个是金融中介，因为这个转移当中是要动用资源的。借钱，向公司借钱，有时完全花资产不能解决问题。20世纪80年代美国非常流行的MBO（管理层收购）有没有可能引进中国来？MBO就是说，刚才的游戏已经初具规模了，再加个中介进来，这个中介干什么呢？它是来挑什么人当企业家的。它借钱给你，支持你，让你在公司中搭股，借钱后，你就拿红利还它。它赌的什么东西呢？它赌的是看人对不对。看准了放进去，给你融资，叫你完成经理人员持股。这种持股不是小股，甚至是控股，所以它不是国营控股，而是经理阶层控股，把原来的上市公司变成大股东控制。
中介机构公司有时会很有效，这里需要大规模融资。中介机构必须有融资能力，这是第一；第二，它有很强的识别能力，它不断地在市场上挑，什么企业家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研究为什么没有发挥出来。我们老以为股份制加强了董事会的控制，董事会加强了对经理的控制，企业盈利就会增加，我们的逻辑就是这样。但有时情况相反，董事长的企业家才能比老总才能低，但董事会控制总经理和高级管理人员。好多投资计划董事会不批准，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这家公司的潜力就没有发挥出来。金融中介就做这个文章，他发现这种情况就去找老总谈，我给你融资，你把公司控股权买下，买下后公司就听你的了，你来作决定。你不但当日常经理，而且你来作决定，重大的投资决定。作对了，这个公司整个表现会极其不同，这是一个办法。一般情况，这种融资的利息不是普通的利息，是很高的，而且还有很高的手续费。更重要的是，它借钱给你，让你控股，同时它放一个小股进去，搭便车，这个回报是很大的。
现在中国的钱借不出去，不敢借出去。过去借得出去，是因为借的钱是可以不还的，所以放心借；现在不行了，借钱是要还的，所以贷不出去，但要借的人又借不到。投资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企业家的投资，20世纪80年代美国MBO做得好热门，做得很新，不断地做，大规模地做。我的看法，企业制度在不断创新，早期是个人既当小老板也当经理，到20世纪30年代变成所谓的两权分离，投资者与经理人员分离。现在，经过MBO出现这类企业，我看完全是新的企业类别。这个类别是经理因为有能耐，所以他成了大股东。经过金融中介，我们国内有一类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就有这类问题。股权太分散，每年开股东大会，经理层胆战心惊，一旦出现一个相对多数，就可以颠覆你。这个结构并不利于把企业潜力发挥到最大。如果这个企业老总是企业家，人力资本存量最大，这时如果金融中介进去，替他融资，让企业家才能存量最大的人持有大股，它的结构就会很稳定，投资行为的长期预期就会改变，这些问题也是我们企业家人力资本定价研究的东西。
1998年2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