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 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向继东 资深编辑、文史学者

一个好的教育制度是既适合于认为学习有乐趣的人，也适合于认为学习没乐趣的人。

理想的教育就是让每个人从学校出来之后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你可能没有多少知识，但是你依然可能工作得很充实、活得很好。

中国的教育资源本来就有限，反而浪费惊人，把学了没用的东西当作优势。美国都承受不了这样的浪费，更何况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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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的核心被原封不动继承下来

向继东：从世界各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历程看，国家是不是越来越多地参与了教育的发展？

刘军宁：这个问题涉及教育与国家的密切关系以及教育的国家化问题。中国教育的政治化或是国家化特别严重，我认为这恰恰是中国教育的问题。国家与教育之间应该有一个分界。“参与”这两个字有着太多的含义。国家全面垄断教育是参与，国家让教育独立，仅给公立学校提供财政补贴也是参与。这两种参与在性质与后果上的差别不可同日而语。

向继东：你认为国家在教育中应该起什么作用？

刘军宁：国家应该允许教育机构自主、自治。学校的管理权应该属于校董事会，即使在公立学校也应如此。校董事会由各界人士组成，并不是由政府说了算的。

向继东：现在中国教育还有一个问题，即中央集权的考试制度，高考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刘军宁：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本质上是文官制度，而不是教育制度。它存在的目的是帮助政府培养与挑选官员。凡是培养官员不需要的专业，它就不设置。国家垄断了教育权，把教育变成了政治的一部分，并通过组织统一考试使教育服务于建立和维持中央集权大一统。科举制度虽在后来被废除了。但科举教育制度的核心——集中统一考试以及国家垄断教育，却被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了。这个继承下来的制度坏在哪里呢？坏在它不把每个个人当作人，而是当作“才”，当作国家建筑用的材料。换句话说，通过这样的考试安排，个人丧失了自主性，只能被动地服从“需要”。所以，全国统一考试，统一命题，禁锢了人的思想，是教育制度中弊端最大的一个部分。

这个考试制度现在并没有改变，其中心是为国家培养、输送人才。我是1978年参加高考的，当时的口号就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站出来让国家挑选”。这里，“人”被转化为“才”，活的人变成了死的东西。国家需要你，国家安置你，你就属于国家的；国家不要你，你就自己流落到社会上寻找自己的位置。

向继东：那么教育可以做些什么呢？

刘军宁：教育应该培养独立的人格，培养自由的公民、自主的个人，而不是让个人依附于国家。国家机器的目的应该是把个人变成“人”，如果一部分人变成“才”了，就会产生使用“才”的“人”。那么为什么一部分人就是“人”，另一部分人就是“才”？那些使用“才”的人或者叫做救世主，或者叫做皇帝，或者叫做领导。在这种教育制度下，必然出现分化，一些人变成天然的统治者，一些人天然地被统治着；一些人天然地支配他人，大部分人天然地被支配着。

有的人受的教育高，有的低；有的人钱多，有的人钱少……这些都很正常，这在任何教育制度下都会出现。但是中国教育制度的结果是要求一部分人无条件地服从另外一部分人，你不要去碰他们，不要去挑战他们，你的任务只是听话，服从。

我们的教育有时制造谎言

向继东：当下的教师们可以做些什么？

刘军宁：教师要为学生的发展负责。教师要为学生的需要而教育他们，而不是为国家的需要而教育他们。由于存在全国统一考试制度，有统一的考试大纲，每个老师都必须按照大纲尽其可能地将许多学生一辈子都不会用上的知识甚至早已过时的知识灌输给学生，使孩子接受许多没用的东西。对于老师而言，他们是无能为力的，他们常常只是国家的教育“工具”。

向继东：我读高中的女儿，也常翻我桌上的书。有一天她突然问我：为什么她书上说的与我书上说的正好相反。问得多了，她也渐渐变得明白起来，那天她终于理直气壮地问我——为什么她的书不能说真话？

刘军宁：这就是现行教育的结果。我们的教育有时制造了谎言，有些谎言连小学生都能看出来，因为他们在书本上学到的，跟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不一样，跟在电影电视剧中看到的也不一样。现在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该不该触动这体制，而不是能不能触动。该不该触动是道理问题，能不能触动是策略问题。如果道理问题不讲清楚是不会有策略的。道理清楚了，路径就清楚了。

向继东：现在需要大家都去关注这件事情。

刘军宁：我们首先应该允许民间介入教育，比如提供教材、组织讨论、交流经验，或是组织教师或研究单位的研究人员到学校去培训教师。公民教育是一件启蒙工作，中国的教师本身需要启蒙。我们看到一种现象，许多中小学校校长经常把所有的学生集中起来，声嘶力竭地训话。中国的教育体制就是一群人在听一个人的话。

中国的基础教育真的胜过美国吗

向继东：我们大学培养的人才创造能力比美国的要低很多。但有些人认为，我们的基础教育不是比美国的要好吗。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刘军宁：我觉得不能这样说。中国人的创造能力差是因为中国人被当作“才”，只是一个原木，国家把你当做才的时候，可以用你来做火柴，或者做牙签，剩下的就不要了，这个原木没办法决定自己做什么。国家若只取你一点，其余的就都浪费了。

有人认为中国基础教育比美国的基础教育好，那是因为他们看到的是硬性的指标，比如说数学，中美两国同年级学生比，中国学生程度是高些。但我觉得美国的教育设计是有道理的，它根据社会的未来需要来设计，未来不需要的东西，没必要学，学了也是浪费，比如解析几何，如果以后你不做工程师，干吗要在高中学？中国的教育资源本来就有限，反而浪费惊人，把学了没用的东西当作优势。美国都承受不了这样的浪费，更何况我们呢？

向继东：在培养人的公平竞争意识、进取心等方面，中国是无法与美国相比的。

刘军宁：在美国的学校，大家都平等地对话，老师和学生在身份上也是平等的。美国中小学没有统一的教材。大学教材也是自己编的，老师也不完全按照教材讲。

在他们那里，考试成绩仅供升学参考，因为升学是由大量的平时成绩积累的，不是由一次性考试成绩决定的。还有，美国给个人发挥自己的潜能以更多的机会，如组织学生乐团，开展各种社会活动等。在美国，教学生做一个项目，包括自己的想法，想法的论证，想法的实现、验证等，都由学生自己选择。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从小就具有独立操作一件事情的能力。所以，能说我们的基础教育比别人好吗？中国学者到美国为什么表现更好？因为美国没有人才教育，中国学者的潜能在美国得到更大的发挥。

向继东：我读过黄全愈的《高考在美国》，美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高考。

刘军宁：美国大学选拔学生依据学生的平时成绩和学校校长写推荐信，即使有考试也是民间组织的。如果中国名牌大学的招生建立在校长写推荐信的基础上，中国的高校招生制度会腐败到什么程度？谁敢相信校长写的推荐信？我们连想都不敢想这个制度，因为这个制度太依靠诚信了。而中国最缺的就是诚信，不仅教育领域如此，其他领域也是如此。统一招生制度存在的本身就说明我们的道德已经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了。只要校长是上级任命的，他就只能两眼向上，诚信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如果校长由校董事会聘请，或是把校长的任命由暗箱操作变成公开竞选，把校长的一言一行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其个人素质马上就会提高了。否则，腐败不可避免。

向继东：面对这样一种现实，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刘军宁：在这个问题上，如果道理深入人心了，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出努力。如历史老师在出考题时，就可以出那种比较接近真相的考题，可以挑一些人类文明共同认可的东西放到他的考题里去，这样就会对考生起很大的诱导作用。如阅卷的老师，对不合乎教科书标准而又有独立见解的答卷，可适当放宽标准，这样必然会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学校也可有所作为，对那些通过其他渠道进入学校的教材，可以采取一定的宽容态度。这样，教育也许慢慢地就改变了。

什么样的教育体制才是好的

向继东：教育领域的一个惊人浪费就是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刘军宁：这当然是教育体制的问题。你不能找个地方把你所学的知识全部发挥出来，你学的东西可能就是用不了，因为这个教育制度是为国家设计的，为老师设计的，不是为学生设计的。一个好的教育制度是既适合于认为学习有乐趣的人，也适合于认为学习没乐趣的人。这两类人走出校门之后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才是一个好的教育制度。理想的教育就是让每个人从学校出来之后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你可能没有多少知识，但是你依然可能工作得很充实，活得很好。

向继东：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现代公民，现代公民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素质？

刘军宁：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品行方面，一个是能力方面。从品行方面去说，我觉得应该是自由、自律的公民。能力包括有一定量的硬性知识，这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你的想象能力，你的操作能力，你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理想的公民应该是自主的公民。有自主的能力，自主的意识，在自主的基础上要跟他人合作。

向继东：那就是说，现代公民最重要的是自主，其次是合作？

刘军宁：自主基础上的温良恭俭让。强调自主，但也强调礼让。这种素质本来应该是先天具有的，但在学校的教育中常常被压制了。也就是说，这一素质不是靠教育来养成的，而是靠教育把它焕发出来的。教育不能把一个本来不存在的东西让它存在，特别是在人性当中。教育就是要把潜在的人性调动起来，焕发出来，给人的自我实现提供一个机会，提供一种基本的素质和技能。我想，这就是公民教育的根本目的。

（原载《同舟共进》2007年第9期，天益网受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