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最近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中国身上,可是日本的经济是中国的两倍大啊。更重要的是,经济停滞的“失去的岁月”已经结束。和从前不同的日本杀回来了。罗汪·卡立克考察了日本改变的原因、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新精神、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以及日本对中国的着迷。
尽管许多美国人对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表现出恐惧、厌恶和羡慕,它给沃尔玛一家出售1%的国民生产总值,但是他们往往忘记了仅仅20年前,另外一个亚洲国家---日本的经济崛起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群众喧嚣。1986年广大观众蜂拥前来观看罗恩·霍华德(Ron Howard)的民间风味的电影《打工好汉》(Gung Ho),该片是关于日本公司购买美国产业"锈带"(Rust Belt汽车公司的故事。几年后,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的描写日本人阴谋控制美国电脑业的下流小说《崛起的太阳》(Rising Sun)一下子销售了20万册。议员在国会山的草坪上破坏日本生产的消费品---电子产品,因为相信它们是不公平竞争的产物。
东京作为旨在称霸世界的野心勃勃的公司的温床的大众文化形象已经被更友好的、具有漫画色彩的形象所替代,东京现在是电影中“消失在翻译中的” 异国色彩的理想场所。'
今天,东京作为旨在称霸世界的野心勃勃的公司的温床的大众文化形象已经被更友好的、具有漫画色彩的形象所替代,东京是个异国色彩的理想的地方。对比《打工好汉》和2003年索菲亚·科波拉(Sofia Coppola)独立制作的轰动一时的《消失在翻译中》(Lost in Translation)就发现明显的不同。其中比尔·默里(Bill Murray)和约翰逊(Scarlett Johansson)在城市的豪华宾馆和霓虹灯闪烁的街道上逃避他们的问题。或者考虑一下今年春天在纽约高古轩画廊(Gagosian Gallery)大肆宣扬的日本艺术家村上隆(Takashi Murakami)的画展,以《纽约时报》称为“微笑的鲜花和多彩的蘑菇”而闻名的,关于禅宗佛教创始人的大众艺术画吉祥物だるま(Daruma)。村上隆是个真正的艺术天才和全球现象,但是如果我们从报纸标题判断,对于今天的美国人来说,日本主要是疯狂的时尚(被歌星格温·斯蒂芬妮(Gwen Stefani) 和她的“原宿少女”(Harajuku girls)推波助澜)、怪异的风俗习惯、以及迷恋影碟游戏的“迷茫的一代。”
至少在美国大众心里,日本并不特别是美国经济活力的严重威胁。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Junichiro Koizumi)2006年和布什总统游览雅园(Graceland)的友好形象成为黄金时段的新闻标题,一年后,现任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对于美国的公事公办式的访问就没有了。
但是忽视日本将让我们处于危险中。尽管中国抓住了我们的注意力,但是日本仍然牢牢稳坐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的地位,悄悄享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长时间的持续增长。日本的全球品牌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强大:丰田汽车超越通用汽车在2007年第一季度汽车和卡车销售中,76年来第一次抢占了世界第一的位置。2006年来自日本的创造发明的专利权达到42亿美元,索尼,佳能,本田,松下,富士通,日立遍布全球。日本商标受到尊重和利润丰厚。相对来说,中国尽管有个人电脑巨头联想和白人商品生产商海尔的最大努力,至今还没有建造一个多数美国人能够叫上名字来的商标。日本已经回来了。
第一章
在小泉纯一朗和继任者安倍晋三的领导下,日本已经摆脱了1990年代到2000年带初期的谷底。2002年以出口带动的提升已经延续了由高涨的国内需求带动的基础广泛的经济扩张。2002年0.1% GDP增长很难是个脉动,到了2003年的1.8%,然后是2.3%,2.6%,最后到2006年的2.7%,这个速度今天仍然保持着远远超过美国的水平。
如果考虑到日本在所谓“失去的年代”的经济严重衰落的停滞的十年,这些进步尤其让人印象深刻。到了2001年,日本银行把利率降低为零,人民给银行钱以保管他们的钱。日本人的商业财产只有1980年代高峰时期价值的三分之二。当时位于东京中心的森林覆盖的皇宫的财产超过整个加利福尼亚州。
泡沫破裂后,日本花费了痛苦的、漫长的时间才适应现实。在泡沫时期,对工人的需要激增,上班族(sarariiman)被期待一天工作24小时,变成受到高度赞美的公司战士(kigyo senshi)。为了交换这样的奉献,工人理所应当得到终生工作保障。所有这些都随着经济而崩溃了。
加州瑞德兰兹大学(University of Redlands)人类学副教授黑谷沢(Sawa Kurotani)写到“上班族生活方式的死亡”。她说日本公司“开始激进重组、大幅度裁员以便在全球竞争中生存下来。”自杀率大幅度上升(是美国自杀率的两倍,高于前苏联和卫星国以及斯里兰卡之外的所有地方)在很多情况下是因为过劳自杀(karojisatsu)或者由于压力过大引起。最常见的方法是跳水(tobikomi):从站台上跳到地铁道轨上。理查德·凯兹(Richard Katz)注意到日本(在他的书《日本: 变质的系统》(Japan: The System That Soured)“没有社会进行根本性的改革,除非耗费掉所有其他的方法。”到了2001年,似乎确实没有其他任何办法了。中东占据了华盛顿的注意力,中国作为亚洲大国迅速崛起。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东亚主要的区域出口合作伙伴,日本陷入礼貌的不相干(genteel irrelevance)。
在1990年代末期,日本人在800年前战胜蒙古人以后第一次不得不承认他们在亚洲遇到了真正的竞争者。
小泉纯一郎出现了。他的外号是“狮心王”,不仅因为他夸张不羁的茂密长发而且也因为他民族主义自豪感和战斗风度。在小泉成为自民党总裁之前,除了1993年的几个月的例外,一直在台上连续执政,就像中国的共产党。日本在十年里经历了8个领导人。即使没有别的东西,小泉作为战后担任日本首相最长时间(超过5年)的领袖,给日本带来非常需要的稳定局面。
与此同时,他开始了长久延迟了的大量改革。虽然很难说是个反叛性的人物,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担任过自民党的部长,小泉表现出空前的意愿重新考虑日本的经济和金融结构。在他担任首相的前4年里,他引进了一系列的改革,提高日本主要银行和企业的功能,改善个人家庭的金融财富,鼓励财产市场的复兴。到了2005年,最关键的剩余任务就是邮政储蓄银行的私有化,它有3.1 兆美元的资产,25000营业网点、26万员工,资助45%日本所有良好信贷,和日本家庭储蓄的四分之一,全部都是免税的。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首席日本经济学家叶斯珀·科尔(Jesper Koll)把当时的邮政储蓄系统作为“自斯大林以来的世界最大的金融社会主义实验。”作为政府债务的最大债权人,政府经营的体系人工地增加了日本膨胀的基础设施和建筑行业。
尽管中国抓住了我们的注意力,但是日本仍然牢牢稳坐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的地位,悄悄享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长时间的持续增长。
小泉的父亲和祖父都在自己的生涯中管理过邮政事务,决定把他的遗产放在将日本邮政私有化的事业上。他在7月的众议院获得微弱的胜利,但是一个月后,22个自民党叛变者在参议院投票中改变立场反对这个法案。他的反应是解除所有37个自民党投反对票的议员资格,要求提前两年重新选举。这个活动抓住了大众的注意力,在活着的记忆上从来没有过,激发了意料之外的对改革的支持。除了他的经济改革计划外,小泉还有两个其他没有实现的倡议:复兴日本作为有强大安全能力的积极的国际大国,他对9-11恐怖袭击的强烈反应所启动的过程,重新改造自民党成为现代的,有个别领袖特征的政策推动的机构,而不是派系领袖争斗的场所。
2005年选举的结果是支持度从2003年的59%提高到了67%。获得胜利的小泉对媒体宣称“我已经摧毁了旧的自民党,它已经获得新生,成为新政党。这个新自民党在国会的席位从249席增加到了296席。被罢免的33个叛变者中只有18个作为独立人士重新参加选举,取得胜利。日本邮政改革法案通过。一年后,小泉退休,进入历史。
2005年运动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小泉给自己的政党作战的方式。他部署他的“女性会员(ninjas)”知名度很高的年轻女性候选人对抗从前习惯的烟雾缭绕的密室交易的自民党派系领袖。澳大利亚防务学院教授奥瑞利亚·乔治·姆甘(Aurelia George Mulgan)说“这是议题推动的选举,结构改革作为反应的和声,活动也显示尽管日本人从文化上说支持共识,但是他们喜欢强硬派领袖。”
按照姆甘的说法,这次选举也标志着自民党从“以农村为基础的特殊利益政党向实用的,都市为基础的政党的转变。”日本的相对弱小的农村领域,几十年来支配自民党派系,阻碍日本充分参与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议的,在失去它的影响力。毕竟,日本农民的平均年龄是67岁。
第二章
新首相安倍晋三,像他的前任一样有野心议题和家族背景:安倍的父亲当过外相,祖父做过首相。安倍缺乏的是个人魅力和让小泉赢得公众过分的赞美和对自民党全面控制的标新立异的吸引力。安倍相对缺乏权威刚一开始就表现在他欢迎小泉开除的自民党反叛者回家。但是经济改革已经具有了自己的生命,日本企业开重新检讨终生就业的结构政策,减少成本,偿还成兆日元的债务。商业信心回来了。日本企业开始启动了价值链条向“新经济”投资前进。
与此同时,安倍把政府的注意力转向税收和养老金改革,改善各级政府的关系。为了2008年3月财政年度结束的时候,东京预测税收收入增加16.5%,主要赤字下降61%到370亿美元(不足GDP的1%,这对于在2002年的时候赤字还达到8%的国家来说实在少得可怜),足以让债券发行连续四年下降。
日本没有任何石油或者天然气,因此在提高能源效率方面大量投资。即使石油价格超过每桶70美元,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经济学家竹广佐都(Takehiro Sato)说日本将“相当好的状态”。在日本外国经理人越来越普遍,包括索尼公司总裁威尔士裔美国人霍华德·斯金格爵士(Sir Howard Stringer),日产公司总裁巴西出生的法国人卡罗斯·戈恩(Carlos Ghosn)。
东京大学教授詹姆斯·康顿(James Kondon)说内向的,低效率的服务领域---医疗健康,教育,休闲---在逐渐开放竞争。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提姆·哈考特(Tim Harcourt)注意到成熟的日本女性的消费能力基本上是没有开发的市场。“如果你认为比尔克林顿的家庭主妇足球妈妈影响力大,那么,你最好等看到桥本太太(Mrs. Hashimoto)和她的邻居的经济力后再说。”
这个名单可以继续往下说。银行借贷在增长。国际会计标准的最好做法在被广泛使用。即使像三井物产(Mitsui),三菱汽车(Mitsubishi)和住友(Sumitomo)似乎注定要灭绝的大企业已经表现出复兴的活力,直接与中国同行竞争日本需要的资源来喂养越来越高科技的工业领域。在很多方面高度特异体质的,甚至在战后崛起的高峰的日本经济,简单来说开始变得越来越“正常”。
尽管到了现在日本的经济只有20%是全球开放的,关键的区别是它最大的跨国企业不是罕有的他们曾经拥有的成功岛屿。现在在更广泛的国内经济领域的其他企业在竞争和进行生产率提高。
第三章
在整个日本历史上,经济改革一直首先是作为国际竞争的反应。19世纪末期经济的工业化是明治朝代对于1853年由马修·佩里准将(Commodore Matthew Perry)率领的四艘美国船只来到现在东京南边的静冈(Shimoda)的反应。
尽管中国的衰落的清朝试图控制西方人,日本统治阶级很快认识到国家的生存依赖于拥抱变化。在20世纪交替之时,日本在东北亚与俄国人的欧洲力量进行了高技术战争并打败了俄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被轰炸的工厂和极度扩张带来的毁灭的城市废墟中,日本幸存下来的精英思考另外一种形式的全球霸权。刚开始是便宜和高兴的生产者的代名词(很像当今的中国),日本稳定地开发自己复杂的生产方法,重新塑造了自己的声誉,爬上了全球经济阶梯的几乎最高峰。
日本最近的经济改革已经成为这个同样模式的一部分,变化是由于国际竞争的前景所激发和对国家生存的相伴而生的担忧。但是这个竞争不是来自遥远的西方,而是来自日本最近的邻居和最古老的对手。
在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的顶峰时期,位于东京中心的森林覆盖的皇宫就比整个加利福尼亚州的地产价值还高。
在1990年代,中国突然不仅成为经济力量的首要竞争者,而且也成为外交和战略影响力的竞争者。或许最严重的打击来自1998年,当克林顿总统访问中国9天,在来和去的时候都绕过日本。在访问中间,他描述共产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江泽民是“特别具有智慧的人”,称赞“中国人民的智慧,创造性和活力”,预言中国的未来比“辉煌的过去”有更加伟大的“前景”。
看到日本主要的盟友加入到北京的求爱者队伍是让人吃惊的,这是让人惊醒的打击,因为东京领导人在自怜的呆滞中呻吟。自从日本人在8个世纪前战胜蒙古人后第一次,日本现实主义者不得不承认他们在亚洲内部遭遇到了真正的对手。这就是西方政府和投资者对于不透明的一党专政的国家,其战略工业仍然控制在政府手中的国家的大量投资和称赞。
相反,日本在陷入经济停滞,不再能吸引外国投资者,保存众多想进入的企业的障碍。本地生产商宣称日本人的雪是独特的,所以东京做出反应,禁止外国生产的滑雪板,为了保护日本餐饮者的据说敏感的肠胃,东京类似地限制进口外国牛肉。实际上,日本继续落后于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主要因为它基本上不需要外资,而且也因为中国选择了把吸引外国投资作为主要的增长战略。中国生产的出口物资中60%以上是由具有广泛海外联系的公司或者外国所有的公司生产的。
剩下的问题是把邮政储蓄银行私有化,它拥有3.1兆美元的资产,占日本有待偿还的信用的45%。它被称为“自斯大林以来世界最大的金融社会主义实验”。
多年来,日本政府更喜欢的经济政策只是保持开支。公共领域债务开始被描述为不能持久的,在小泉当选后不久的高峰时达到GDP的150%。(相反,中国的债务是GDP的85%,美国欠公众的债务不足GDP的40%)这个顽固拒绝考虑真正的改革让中国超越的前景可能性更大。像《中国超越日本的那一天》等书籍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列岛的恐惧,促成了小泉的当选,以及公众对他的改革议程的支持。
第四章
中国虽然在过去20年里取得让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在2006年,中国的GDP是2.5兆美元,刚刚超过日本4.9兆美元的一半。更重要的是,日本的人口是1亿2千7百万,只有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日本人平均收入是35000美元是中国人均收入的18倍。
中国拥有令人赞叹的国际外汇价值在1.2兆美元,但是日本的储备是8900亿美元,决非小数目。
随着中国的GDP在2007年第一季度上升到11.1%,很少有人怀疑它将赶上日本,25年恐怕是个很好的猜测。作为深刻资本化的基础设施的发达国家,日本没有必要哪怕3%的增长速度来保持高的生活水准,这毕竟是任何社会的目标。单纯的GDP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GDP和人均财富。这里,日本因为远远领先中国两代人或者更多。
在两者的竞争之下,日本和中国实际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日本经济停滞这么长时间主要是因为主要政党自民党被自己缠住动弹不得,几十年在执政,相互之间的义务的大网破坏了任何改革的企图。这个体制在很多方面和毛泽东后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之间没有说出来的协议相似:只要继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执政党可以继续不受制约地执政。
当然,中国和日本的主要区别在于至少在理论上,日本人有权利通过选举要求政治上的改变。过去几十年日本人并没有真正使用这个权力,但是当小泉的改革项目因为保守派和自民党中的利益团体反对而挫败后,他就求助选民支持他对抗自己的政党,并赢得日本受到良好教育的,富裕的人的大力支持。
日本的政治和经济领袖似乎常常担心中国持续的崛起。相反,中国自己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共产党的精神是对日本人自豪感的反驳。中日关系降到新低,当日本足球队在2004年亚洲杯决赛中战胜中国队,北京出现了骚乱,(其中包括砸日本大使的汽车)最近的情况,中国学生在2005年带领暴力的反日示威游行。
但是两国的领导人都意识到他们太相互需要对方了,不能让民族主义情绪失控。中国的流水线工厂为日本的大公司提供了关键的利润,中国的商品是引诱日本消费者重新购买的商品。因而,先进的日本配件的生产帮助提升中国的工业进入价值链条,日本的投资和市场受到高度的重视。中日双方都是对方最大的进口商。正如在2007年春天,中国取代2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所处的地位,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
所以当安倍晋三政府不管是从实际后果还是日本公众的反应来说最成功的倡议是努力修复和中国的关系就不是让人吃惊的了。小泉被北京成功地列入外交上的黑名单,安倍在去年十月担任首相后把中国首都作为第一个出访的地点,得到相当的宽慰和尊重的接待,如果不是直接的热情的话。中国的总理温家宝今年4月对日本回访,宣布如果安倍是破冰之旅,他就是熔冰之旅。
如果两个邻居之间确实爆发了严重的冲突,那么起因很可能是对能源的竞争,尤其是石油。中国日报已经写到“日本更愿意和欧洲,美国合作,因为他们都有巨额的石油储备,而不是和中国就能源问题合作。这自然让日本和中国处于对立的地位。”
第五章
通过促进急需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日本人在与中国的竞争是个积极的力量,但是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普遍有让人担心的历史,这个事实可能最后威胁到国家的进步。
小泉用他每年到供奉战争死者,其中包括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参拜引起国际争议。他是20年来第一个参拜靖国神社的首相,让中国和韩国愤怒不已,这些国家的民意调查现实60%的人口“不喜欢”日本。
新首相安倍晋三和他的前任一样有野心议程和特权背景:安倍的父亲做过外相,外祖父做过首相。
日本领导人不愿意放逐二战历史继续解释了为什么日本尽管有经济上的实力却仍然不得不在外交上限制其力量的原因。在小泉在位期间,北京成功地领导了运动阻止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即使在东京游说反对法国建议解除欧盟对北京的武器禁运。
安倍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到靖国神社。但是日本的历史问题远非象征性的参拜这么简单。当今日本人对于20世纪历史的普遍理解是弱化甚至否认国家的罪行,实际上把日本塑造成受害者,不仅让日本的盟国感到沮丧也让日本的国际主义者感到失望。与此同时,日本在其他领域顽固坚持从前的做法。比如很少有像捕杀鲸鱼这样的行为让环保主义者愤怒和联合起来的事情了。但是日本继续分配相当的资源这么做,顽固坚持是用来搞科学研究的。
面对批评的反应,相当多的年轻的民族主义者抱怨说日本常常被要求向中国这样的国家道歉,而中国的执政党在毛泽东时代应该为数百万人的死亡负责。
直接与日本的军事上的历史联系着的是对军事未来的看法。安倍得到鹰派人物外相麻生太郎(Taro Aso)的支持,发誓要修改日本的战后宪法---美国起草的和平主义的宪法,允许更加灵活的国防项目。最激进的是,他提出取消放弃使用武力手段解决国际冲突的宪法第9条。
这个和平主义宪法让日本能够在整个冷战时期保持在基础设施,教育和健康方面的开支的不断增加,同时它的盟友提供资源保卫它免受共产主义的攻击。现在时间发生了改变。在元月份,日本防卫厅升格成为正式的国防部,政府在准备建立美国风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地方生产者声称日本的雪是独特的,所以东京做出反应,限制外国制造的滑雪设备,为了保护日本食客据说敏感的肠胃,东京同样又禁止进口牛肉。
有一些合法的安全顾虑。在1998年北朝鲜越过日本往太平洋发射了导弹,去年10月,试验了核弹。平壤拒绝和东京讨论他们承认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绑架的包括儿童在内的13个日本人的命运。日本殖民统治半个世纪,直到1945年的台湾和该地区的其他地方对日本更少负面看法,仍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和日本保持密切关系。但是中国有超过400导弹对准这个离冲绳只有120英里的岛屿。
日本也在美国的反恐战争中发挥作用,小泉在9-11之后做出了承诺。在它自二战后进入外国战区的初步尝试中,日本派遣非战斗人员进入伊拉克。但是东京与五角大楼的关系此后比较紧张,及时在日本的军事“正常化”在得到美国的支持下前进的时候。日本认为美国和中国走得太近,在六方会谈中对北朝鲜妥协太多。乔治敦国际关系学者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在《外交事务》杂志近期的一篇文章中说“积极的美中关系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但是美国以损害日本为代价亲近中国将导致东京离间的增加,以及更难以预料的亚洲安全环境。”
就在美国轰炸广岛和长崎超过60年后,记忆仍然让日本人很难把原子能技术转变成核武器,但是安倍政府已经伸手向该地区的其他自由国家形成新的联盟,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John Howard)三月飞往东京签署安全协定。安倍和霍华德强调这个新协定不是针对中国的。但是正如格林注意到的,“在亚洲领袖们辩论组成新的多边机构比如新东亚共同体”---包括澳大利亚,日本的另外一个潜在的民主伙伴印度,但不是美国---“日本在忙着和中国竞争来决定这个新机构要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保持亚洲例外主义,正如北京现在主张的,或者如东京主张的,追求根据民主和法治的公共价值观。”
安倍想让日本成为价值领域的国际领袖,这个目标去年12月在国内已经表达出来,当议会通过教育基本法,强调公共精神,传统和爱国主义。这个相当保守的主张---在欧洲和美国可能无法容忍,令人厌恶的东西---在日本得到广泛支持。
《京都新闻》前主编锅岛惠三(Keizo Nabeshima)说“经济泡沫及其破裂不仅影响了经济还影响了政治和社会,和日本人的价值体系。在选举结果越来越多地被没有党派背景的选民所决定的时代,如果自民党要作为保守派政党生存下去,它就必须变成带动社会的以改革为基础的政党,而不是成为既得利益团体的守护者。”为了能让他的党更好地连接这个时代精神,直接诉诸选民,绕过他自己还有困难的自民党等级体制,安倍计划推动立法以允许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全民公决(首先局限在宪法修改)。
但是,或许日本持续崛起的最大障碍不是集体的记忆缺失,也不是安全担忧,而是人口减少的问题。日本人口去年出现自二战以来的第一次下降,除了战争时期以外,自从1899年日本开始人口普查以来的。政府说,像其他国家一样,日本需要每个妇女生2.1个的出生率才能维持现在的人口,但是在2005年出生率是1.25的新低。日本不是遭遇人口下降的唯一国家,在毛的号召“生孩子还是消失”被1979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替代后,作为有效排除移民的国家(除非是中国裔),中国也面临更加戏剧性的挑战。
因为日本的劳动力下降,要减少政府在过去15年积累起来的债务负担就更困难。照看老年人口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怎么办?日本的新战略伙伴澳大利亚已经对类似的压力做出反应,向技术移民开放国门,为生孩子的母亲提供现金补贴。澳大利亚的出生率现在在提高(1.83)移民已经填补了剩下的空间还多些。
日本在亚洲的其他地方招募客居的工人大军,不仅是照看其上年纪的公民,而且已经开放国内市场给外来投资和管理。但是其领导人仍然缺乏勇气呼吁逻辑上的下一步,全面实施的移民项目。文化上的抵制仍然强烈,即使像韩国这样在文化上和日本亲近的邻居也被广泛地排除在社会接受以外。
与此同时,日本领导人认为随着经济的复苏,婴儿出生率将会提高,因此,对未来充满信心。因为经济增长也将让大量的女性和老年人进入或者重新进入劳动大军的行列。
或许日本继续崛起的最大障碍不是集体的的记忆缺失,也不是安全担忧,而是人口减少的问题。日本人口去年出现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首次下降。
毫无疑问,日本是在崛起,但是这次最新的崛起的特别轮廓仍然是不确定的。日本是否能解决其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找到摆脱人口困境的方法?在多大程度上日本将允许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对手中国打败共同的经济利益?日本与西方的关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到现在为止,似乎很清楚的是日本仍然想成为美国的亲密盟友,但肯定不是不惜任何代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没有选择只有跟随美国,但是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美国将如何对日本做出反应呢?到现在为止,和1980年代激烈的反应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公众似乎还没有认识到日本又在崛起,直到最近,美国投资者才似乎开始注意了。但是那个画面已经显示出变化的迹象。美国富达公司(Fidelity)的日本基金有19亿美元资产,在4月末,美林证券宣布它将以29亿美元购买日本第四大银行位于大阪的理索纳金融控股集团(Resona Holdings)的股票。花旗集团(Citigroup)已经在寻求购买日本的第三大经纪商。
几年前,麦格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Macquarie Securities)敏锐的首席日本经济学家理查德·杰拉姆(Richard Jerram)写到“典型的美国机构投资者似乎认为日本的经济复苏就像多数美国人看待足球世界杯。他们意识到比赛在进行,但是很难对它感到激动。”现在情况在发生变化。不仅是大投资者,所有美国人都开始认识到和从前不一样的日本又回来了。
作者简介:罗汪·卡立克(Rowan Callick)是全国性日报《澳大利亚人报》中国报道记者,从前是《澳大利亚金融评论》的亚太事务编辑。他在《美国人报》(The American)5月/6月期上发表中国煤炭的文章。
译自:“Make Way for Japan”by Rowan Callick
http://www.american.com/archive/2007/july-august-magazine-contents/make-way-for-ja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