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北京郊外庐沟桥的枪声引发了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
时值七十周年的今天，中国各地都在举行着各种纪念活动，但在点燃这场战争导火索的日本，却看不到任何值得一提的集会流行。
对于多数日本人来说，七十年前的事情已是非常非常遥远，可对中国人来说却仍然是历历在目、念念不忘，由此可见两国对历史问题的反应之截然不同。同样的还有发生在1937年12月13日的南京大屠杀的真伪之争。
四年前，我与自民党原政调会长龟井静香先生一起访华时，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现任驻日大使的王毅先生曾邀我们共餐，餐桌上王毅先生说：“最近去日本的书店，看到的都是否定中国的书籍，真头疼” 。他说的是事实，而且四年后今天，这种现象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愈演愈烈。走进书店扫上一眼，满眼皆是《中国暴发》、 《中国这个大灾难》、 《失控的中国军队》、 《中国反日的虚妄》之类耸人听闻的题目，臭名昭著的张戎的那本《谁都不知道的毛泽东》也还大摇大摆地立在那里。
还有，今年6月，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五周年，以日本原首相中曾根为顾问的“中日青年世代友好代表团”访问了北京。因为代表团中有很多人就是1984年访问过中国、规模达3000人的“青年交流代表团”团员或家族，以胡锦涛主席为首的、参与当年接待“青年交流代表团”的原团中央干部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都作了报道。可是，在中国方面热情高涨的同时，日本社会却没有表示出任何关心。
这种“一头热”式的不对称实际上是两国社会体制不同所决定的：在中国，可以直接通过媒体工具达到全国上下步调一致，可在日本却做不到这一点，就算日本政府想人为地推动什么，媒体也可以完全不买他的帐，民心也很可能与政府背道而驰。对这一点，中国的领导、特别是在中日关系领域中工作的领导应该有充分足够的认识。
例如，小泉在任五年使得中日关系大大倒退，其间的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公然篡改历史的教科书问题当然要引起中国的强烈反感。但实际上，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日本人其实从未去过靖国神社，那本扶桑出版社的教材也基本上没被任何学校采用。这是日本政府与民众在思想认识上严重脱节的一个生动的例子，可惜的是这些实际情况没能如实地传达到中国。
如此种种（反应上的差异、体制上的不同、沟通上的不足），即便两国在认识历史的大前提上取得了一致，“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五周年” 在日本也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已。
早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前的1970年7月7日，我亲身参加了聚集了4000多名新左翼诸党派人士和学生的“纪念七·七庐沟桥事变三十三周年，防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亚洲的再侵略” 大型集会，其热烈气氛与三十七年后的今天相比可谓是天壤之别。当时，无论是社会呼声还是民众热情，都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要求非常强烈。正是有了这个基础，1972年才能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两国人民的友谊才能遍地开花，日本政府的经济援助才能走上轨道。但是，当年的大好形势为何到了今天却变得如此苍白空洞起来了呢？长年奔走于中日友好、对中日两国同情都有所了解的我认为并不全是小泉一个人的罪过，而是两国在对新时代的思考、认识、教育方面忘记了更加重要东西。
回想当年，中国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有郭沫若、廖承志等一批知日派，还有重视中日关系的胡耀邦、邓小平；日本则有石桥湛山、松村谦三，高（石奇）达之助，冈崎嘉平太等见识深远的亲中派政治家和财界精英，在他们的领导推动下，中日关系自然会越来越好。但随着老一辈领导人、知日派的相续逝去，再加上日本由泡沫经济崩溃导致的自信丧失，中国由推动经济发展导致的精神支柱的倾斜，中日关系就倒退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那么，在这个倒退过程中两国政府又都作过些什么呢？
中国方面，江泽民时代曾开展过一场全国范围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但脱离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和国际主义大前提，任何爱国主义教育，教给年轻一代的都只能是狭隘的爱国主义，或说狭隘的民族主义。
日本方面，小泉前首相摆出一付爱国舍我其谁的阵势，开了参拜靖国神社之先河；安倍现首相则打出“美丽的国家”牌 ，把“爱国心”教育放到了重要地位。
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这些急功近利的民族主义和狭隘排他的爱国主义，而是构筑一个放眼未来的、无愧于千秋万代的、定位于亚洲友好邻邦的中日关系。
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世界上没有不爱祖国的国民，因此，整天把热爱自己的国家之类的“爱国”挂在嘴边毫无意义。而且，那种排他性的爱国主义更可能导致毁国灭国。伟大的政治家不空谈“爱国”而使国家昌盛，就象毛泽东、周恩来，身处战胜国之立场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中日人民友好的重要，真正是虚怀若谷大家风范。愚蠢的政治家则张口闭口“爱国”而导致亡国，例如1945年的日本。但在，在本来应该对此有切扶之痛的日本，当年的A级战犯岸信介的外孙安倍一上台，便故态重萌，要求国民 “爱国” 。
我希望中国式的爱国是建立在更高层次上的、理智的、崇高的、体现着理想主义、国际主义的爱国，而不是与日本安倍式的，以狭隘对抗狭隘终究是低水平的。
因为日本是个没有自知之明的国家，至今仍受着大国意识的毒害，仅从其拚命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事，便可知其荒谬愚蠢到了何等地步：面对亚洲诸国的声讨和战争责任，日本的政治家竟还只想着用钱能使鬼推磨。这样的行为，不仅为已故周恩来总理所一贯倡导的人类和平、消灭贫穷的崇高志向所不耻，也与其自我标榜的爱国格格不入。
反观今天的日本，曾经的军国主义时代一去不复返，以钱铺路又没能掌握世界财富之半壁，故重新立国只余一途，那就是一亿日本人精神文明的觉醒，因此，精神文明的再造对日本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当然，这也是当今中国乃至全世界都面临着的问题。
现在做起为时不晚。日本应该象孙中山于1924年神户“大亚洲主义”演说中所倡导的那样，摒弃西方霸道，奉行东方王道，与中国携手并肩，为建设一个真正和平的亚洲而共同奋斗；应该立刻停止追随美国出兵伊拉克等助长霸权的举动，坚决阻止修宪言行，永远遵守“放弃军队，永不参战”的和平宪法。
我认为，这是重新构造中日关系的根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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