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关键词研究方法，对《人民日报》数据库和党的重要文献进行量化分析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至1965年这一时段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一词的使用频率总体不高，但持续使用，并未出现断裂。这一时期，围绕“中华民族”一词，中国共产党在多重语境中形成了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在外部关系语境中，主要围绕“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话语叙述中华民族与他者的竞争对抗关系，以及围绕“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的话语叙述中华民族与他者的合作关系。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关系语境中，主要通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时间比较逻辑，以及与其他主体的横向比较逻辑来阐释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重大贡献。在各民族与中华民族关系语境中，主要围绕“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等话语叙述中华民族的内在结构关系，以回击民族分裂话语，增进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具有强烈褒义色彩的话语塑造中华民族的自我特性，意在提升人民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以及强化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思想自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 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
习近平强调，“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近年来，“中华民族”话语及其话语体系成为研究的热点，直接聚焦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话语的研究也开始显现。青觉从百年的长周期视角分析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话语的发展脉络，陈建樾以“建设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为核心话语分析新中国民族政策话语体系形成的历史脉络，励轩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在不同演进阶段的内涵、特征及其对中华民族的本质认知，王军、黄筱阡从话语分析的视角探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念的构成、演进与竞争。
这些研究为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不过，总体上学界对新中国成立至1965年这一时段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关注不够，仍然具有较大的挖掘空间，尤其是依托数据库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付之阙如。有学者甚至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这个概念定位于56个民族这一层面，从而架空和虚化了“中华民族”。因此，对新中国成立至1965年这一时段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展开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消除虚化论这类观点存在的负面影响，使人们对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形成科学、全面、系统的认识，而且为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提供历史镜鉴。
一、“中华民族”一词的量化分析与话语体系结构
文献资料的数字化和语料化处理是系统深入分析话语体系的重要技术手段。为了客观呈现新中国成立至1965年这一时段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一词的使用情况以及话语体系的结构，本文以《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为基础建设语料库，即通过网络爬虫软件从《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中自动提取正文中包含“中华民族”一词的所有文章，并按照标题、内容、时间、作者等选项自动生成语料库。与此同时，大量收集中共中央文献汇编、领导人著作、党史资料汇编、教材、地方党史资料、民族工作领域文献汇编等电子文献。通过光学字符识别技术对这些资料进行数字化可检索处理，再将处理好的文档导入计算机软件，建立一个可进行量化分析的电子文本库，以方便进行文档的归类、检索、编码等。
语料库建立起来之后，即可借助计算机软件进行词频分析。在词频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语料库中“中华民族”一词的共现词（搭配词）进行分析，这一分析有助于厘清“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内在结构和挖掘话语在形式结构上的典型性规律，进而为后文的分析提供框架基础。
（一）新中国成立至1965年“中华民族”一词的量化分析
无论我们在何种意义上界定“话语”这一概念，将其理解为以某个或某些关键词为基础扩展而成的表述都不难达成共识。因而结合本文来说，“中华民族”话语指的是以“中华民族”这个关键词为中心扩展而成的表述。以一定数量的、不同类型的“中华民族”话语单元按照特定逻辑构成的有机整体，可以称为“中华民族”话语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说，统计“中华民族”这一关键词在文本中出现的频率，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总体规模和变动趋势。通过对“中华民族”这一关键词出现频率波动的分析，能够为我们科学认知新中国成立至1965年这一时段“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实践提供扎实的客观文献基础。因此，本文通过计算机软件以“中华民族”为关键词在语料库中按年度进行检索，统计结果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至1965年这一时段《人民日报》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次数总计为681次，年平均词频约为40次，使用次数最多的是1951年（132次），最低为1958年（16次），呈现出明显的波动性特征。总体来看，新中国成立至1965年这一时段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频率不是很高，特别是与改革开放后的使用频率相比显得较低，但“中华民族”一词一直在使用，并未出现使用断裂的情形。1950年和1951年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频率明显高得多，可能与当时发生的抗美援朝、台湾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出版等紧密相关。新中国成立至1965年这一时段《人民日报》中篇名包含“中华民族”一词的文章仅有2篇。我们再以相同的方法对《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重要文献中的“中华民族”词频进行统计，可以发现“中华民族”一词使用的频率较低，零散出现在一些重要文献中（见表1）。从“中华民族”一词在文献中的位置来看，均出现在正文中，没有在标题中使用。
从《人民日报》和重要文献的词频统计结果来看，尽管新中国成立至1965年这一时段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一词使用的频率不高，但一直是《人民日报》使用的重要词语，并零散出现在多种重要文献之中。
（二）新中国成立至1965年“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结构分析
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的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揭开了新篇章。然而，国际国内仍然面临一系列较为严峻的挑战。就外部挑战来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的紧张、对峙深刻影响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直接威胁依然存在，特别是美国在中国台湾问题上的蛮横干预和在朝鲜半岛的一系列动作。就国内来说，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的威胁尚未完全清除，局部地区尚未实现完全统一，社会主义制度尚未有效建立起来等。面对严峻的挑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围绕“中华民族”这个核心概念，初步形成了一套具有内在结构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
从结构上来说，话语体系包含若干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又彼此相对独立的要素；从功能上来说，若干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话语要素构成体系后能够产生出各单独要素本身所不具备的功能。如前所述，“中华民族”话语体系是由多个具有内在关联的“中华民族”话语单元构成，而“中华民族”话语指的是以“中华民族”这个关键词为中心扩展而成的表述。因此，以“中华民族”一词所在的句子为单位分析不同词汇的共现频率，特别是分析“中华民族”的共现词频率，有助于厘清“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结构。为此，再次通过编程软件自动从语料库中抽取“中华民族”一词所在的句子，其他不含“中华民族”一词的句子全部过滤掉，形成一个更为简洁的语料库。共现词分析主要通过python软件完成，这一软件能够清晰呈现不同词汇的共现网络。
从语料库中不同词汇的共现网络，笔者观察到，中华民族、中国、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帝国主义、国家等词成为共现网络的重要节点，这些词是“中华民族”话语形成的核心词汇。结合共现网络的节点和共现次数，可以将“中华民族”的共现词总结为四种类型：第一类用于阐述中华民族与外部他者的关系，如“中华民族+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世界”“中华民族+日本”等词组，同时共现的词汇包括“矛盾”“侵略”“压迫”“斗争”“和平”等；第二类用于阐述中华民族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如“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毛泽东”等词组，同时共现的词汇包括“中华儿女”“领导”等；第三类用于阐释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如“组成部分”“团结”等；第四类用于阐述中华民族自身的民族特性，如“中华民族+传统”“中华民族+文化”“中华民族+优秀”“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民族+勇敢”等词组。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至1965年这一时段所使用的“中华民族”话语主要围绕外部他者、中国共产党、各民族、民族特性四个维度展开，这些不同维度的话语共同组成体系化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
基于此，本文主张从中华民族与外部他者的关系、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与各民族的关系及中华民族自身的民族特性四个维度分析新中国成立至1965年这一时段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仅围绕这四个维度来使用话语。比如，还有围绕华侨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来使用等，不过，这类话语使用的频率很低。再则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归纳法普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不大可能穷尽全部的对象，往往只能呈现事物的主要方面。因此，上述四个维度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将“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总体情况呈现出来。厘清“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结构之后，本文以语料库中所涉及的文献为基础，同时结合多种文献（如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相关文献）分析不同语境下中国共产党构建“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目的、策略和内在逻辑。
二、外部关系语境中的“中华民族”话语
区分敌我是革命年代的重要主题，也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只有弄清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才能真正明晰革命的对象以及依靠的力量。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要以是否赞成、拥护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为区分敌我的标准。在外部关系语境中，中国共产党基于特定事实的基础上通过“灭亡中华民族”“压迫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敌人”等话语阐述竞争、对抗性的他者与中华民族的关系，这种竞争性、对抗性的话语尤其体现在阐述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语境中。当然，外部他者并不都是竞争对抗性的关系，还存在合作性的关系，在话语表达上主要体现为强调中华民族与外部其他民族的共同性。外部关系语境下的“中华民族”一词，凸显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民族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中国”。
（一）与外部他者竞争对抗性关系的话语形成
近代中国面临的“亡国灭种”危机是由帝国主义造成的，因而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之一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的力量及所形成的矛盾已经不再是影响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的“三座大山”之一，但这一矛盾并没有消失，局部地区仍然存在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尖锐矛盾。这一阶段与外部他者的竞争对抗性关系主要是通过“中华民族+帝国主义”的词语组合来使用话语，这一话语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在回顾近代以来的社会主要矛盾时使用，实质上是一种话语再现；另一方面则是对现实中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的阐述，如在台湾问题上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从语料库的共现词统计结果来看，新中国成立至1965年中国共产党使用“中华民族+帝国主义”的话语很常见，“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共现的频率高达108次。
其一，“帝国主义+中华民族”的话语主要是对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的再现。“帝国主义制造中华民族生存危机”这类话语在重大事件回顾、重大节日纪念活动中常被使用。1951年1月10日，胡绳在《新观察》发表《爱我们的祖国》一文叙述了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威胁和人格的侮辱，“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者用尽一切狠毒的办法来破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同时，他们又用尽一切卑鄙的言语来侮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1962年7月7日，在全面抗战爆发25周年之际，《人民日报》社论叙述了帝国主义入侵造成的中华民族生存危机：“二十五年前，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1965年12月9日，在纪念“一二·九”运动3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社论指出：“三十年前，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处在危急存亡的关头。”
“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这一话语主要是在阐述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语境中使用，多数话语是对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相关话语的引用。1962年，李维汉在谈中国民主革命中的民族问题时，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其中的民族矛盾“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1964年，刘春在谈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社会矛盾时直接引述了毛泽东的话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
其二，“帝国主义+中华民族”的话语还被用来阐释现实中客观存在的社会主要矛盾。这类话语主要出现在抗美援朝和反对美军进入台湾海峡等事件中。1950年6月27日，美国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同年11月28日，伍修权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发言中指出：“美国帝国主义者的手上沾满了中国人民的血，中国人民有一切的理由控诉美国政府假手其傀儡蒋介石，屠杀中国人民与奴役中华民族的血腥罪行。”话语中的“奴役”“血腥罪行”等词语强烈表征了当时中华民族与美帝国主义的竞争对抗性关系。1950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爆发的学校学生和教师一起展开的反美爱国运动，其中提到了大游行的目的是向美帝国主义示威，“上海十万学生，在‘一·二九’纪念日，举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游行，向中华民族的死敌美帝国主义示威”。话语中明确使用了“死敌”这种强烈负面色彩的词汇来形容美帝国主义，有助于人民群众明晰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关系。
民族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内群体与外群体的比较而形成的，且往往在内群体有积极表现的维度上区分内群与外群。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核心变量就是西方列强这个他者的出现，西方列强的外力入侵为中国境内的人群提供了凝聚为一个共同体的边界，中华民族自觉表现为以“他者”为镜像生成的现实图景更加明晰。中国共产党通过话语对历史上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敌对关系进行再阐述，尤其是在重大纪念日、重大历史事件回顾等语境中借助相关话语再现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历史，同时对现实中客观存在的国家间矛盾进行描述，这对于提高人民群众团结对外的爱国意识和提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与外部他者合作性关系的话语形成
中国共产党一直注重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团结问题，在实践中不仅建立了国内统一战线，而且注重团结国际力量。1957年，毛泽东强调：中国要“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巩固和发展”同“亚非国家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对于帝国主义国家，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从当时的国际环境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得到了苏联和东欧、亚洲人民民主共和国以及一些西欧国家的承认和支持，但也遭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因而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成为中国共产党需要面对的时代课题。在阐述与外部他者的合作性关系时，中国共产党更多地使用具有褒义色彩的词语来形容中华民族与其他国家，或与其他国家人民的关系，尤其是强调中华民族与社会主义国家、亚非国家的密切关系；通过阐述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共同性来增进彼此的认同。在《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中不难发现使用“中华民族+其他民族”的话语比较常见（见表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除了与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之外，也逐渐同许多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同瑞典、丹麦、瑞士、芬兰等欧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有助于打破美国对新中国实行遏制和孤立的政策，便于新中国步入国际社会。这类话语通过叙述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历史传统、共同的经济关系、共同的文化、共同的斗争、共同的民族特征等强调中华民族与外部其他民族的共同性，并使用“朋友”“像亲兄弟”“忠实的朋友”“良好关系”“友谊”等表征亲密关系的词来形容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这样的话语表述容易产生情感共鸣，得到合作者的认同，有利于扩展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与营造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
（三）与外部他者关系状态转变的话语形成
鸦片战争以后，国家领土不断被蚕食、主权被削弱、国民被歧视，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入一段屈辱的历史。在世界民族格局里中华民族从备受关注的中心跌落到边缘，国家的地位走向衰弱，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强烈打击。与此同时，这种局面使得近代以来的国民具有强烈的耻辱感，强烈的耻辱感催生雪耻的动力，这种雪耻的国民心态构成了谋求国家独立的动力源之一。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意味着必须拥有主权国家的地位、民族的尊严和人民的幸福。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与外部他者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华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中华民族已经站起来了。因此，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从此列入世界各民族大家庭”等话语来阐述中华民族与外部他者关系状态的改变，有助于塑造国民的民族自信心和国家自豪感。
这类话语集中出现在庆祝新中国成立或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语境中，凸显了这些重大事件的伟大意义。1949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党员、华北大学教授河洛庆祝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感言：“我喜，我喜咱们的国家再不像一片破碎的桑叶，让那些蚕虫来啮食吞噬了；从此中华民族将以高度文化创建者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话语中的“破碎的桑叶”与“高度文化创建者的姿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征了中华民族的世界地位已发生改变。同年10月2日，东北举行五十万人的盛大集会庆祝新中国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指出：“中国人民从此挺腰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再也不是被侮辱的民族了，中国人民从此开始了新纪元。”10月5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给中央人民政府的贺电，其中指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是全国人民革命大团结的集中表现，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开端，是中华民族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大家庭的标志。”1962年7月7日，在纪念抗战胜利25周年之际，《人民日报》通过今昔对比的叙事策略描述中华民族状态的改变：“今天的中国同二十五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已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变成了社会主义强国，中华民族受人欺侮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既包括辉煌时期的荣耀时刻，也包括暗淡时期的屈辱时刻，历史的荣耀和屈辱的创伤在塑造中华民族认同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关系语境中的“中华民族”话语
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独立的根本政治保证。因而需要在党内外做好宣传教育，提高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关系的认识，积极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中国共产党在阐述自身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时，一方面通过“为了中华民族独立”“挽救中华民族”“忠于中华民族利益”等话语突出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做出的重大贡献；另一方面，通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中华民族的救星”“中华民族的栋梁”等符号塑造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形象，以及表征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密切关系。这些话语为夯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和塑造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提供了丰富资源，也为充分动员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奠定深厚的意识形态基础。
（一）阐述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做出重大贡献的话语
表征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做出重大贡献的话语，主要通过阐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变化的时间叙事，以及通过与他者的比较叙事来展开。这些话语不仅有助于提高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而且能够塑造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一是阐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变化的时间叙事逻辑。1950年7月7日，在纪念“七·七”事变13周年之际，熊复叙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做出的努力：“我们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争取民族的解放和独立，以便把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且也是为了制止帝国主义对于亚洲人民的侵略行为，维护远东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1951年5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由于我们党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宣传、应用和创造性地发展，我们已经把中华民族的理论水平提到了空前的高度。”1956年9月17日，朱德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所处状态的巨大改变：“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三十五年来我们终于把一个处在分裂和被压迫状态中的伟大的中华民族团结起来，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这些话语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所做的贡献。
二是将中国共产党与他者进行比较的叙事逻辑。1950年7月1日，熊复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9周年的文章中叙述了中国近代历史上也曾有过像孙中山这样的伟大人物，终生为反对外敌侵凌和反对封建专制而奋斗不息，成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崇高气节。熊复转而叙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典型，才能改变中华民族的状态：“因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只有在现在，才变成了一个最英勇、最崇高、最光荣的名字！”1951年6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之际，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陈正人在《江西日报》发文提到为什么中国人民会无比欢欣、无比关切地庆祝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日。他解释说：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都归于失败，而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革命才取得伟大胜利。人民革命胜利的经验“也充分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最彻底地代表中国工人阶级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的全部利益，即今天的和将来的利益”。“只有……才”的叙述逻辑充分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近代以来能够深刻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唯一路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贡献。1961年6月，刘少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称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利益忠贞不渝：“四十年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它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是忠贞不渝的。”刘少奇叙事的主要逻辑是简要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多次失败的斗争，随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一起做成了许多大事。
（二）阐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话语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中华民族的精英”等话语展现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正面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话语叙述的对象有时是作为整体的、抽象的中国共产党，有时则是具象化的革命烈士们、解放军等群体或者毛泽东、方志敏、赵一曼等党员个体。一方面，这类话语用于阐释革命先烈与中华民族的关系。1950年，以东北抗联女英雄赵一曼的一生为题材的历史传记影片《赵一曼》上映，《人民日报》刊载的一篇影评性质的文章指出：“赵一曼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华民族的好女儿。”“好儿女”成为叙述优秀共产党员的一个重要符号。1950年10月20日，朱德为左权等烈士灵柩移葬典礼题词：“左权同志及晋冀鲁豫革命烈士们！你们在抗日战争最艰苦岁月里，坚持敌后作战，以身殉国，不愧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你们的功绩和事业永垂不朽！”朱德使用了褒义色彩更浓厚的“最优秀的儿女”来形容革命烈士。1953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16周年之际，廖承志在迎接抗日烈士遗骨仪式上指出：“这些抗日烈士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为了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维护正义与和平，曾英勇地反抗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蛮侵略。”1960年10月8日，《人民日报》刊载的一篇文章指出：“方志敏同志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行列中的一个。”
另一方面，这类话语的运用对象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或与中国共产党紧密相关的特定人群。1950年9月25日，毛泽东在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致的祝词，将会议代表称为“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1951年3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解释了为何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我们的党，从最初建立时起，就是明确地指靠中国工人阶级的，就是在最进步、最坚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上，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在我们党内集中了中华民族中最优秀、最有觉悟、最勇敢坚定的儿女。”
四、各民族与中华民族关系语境中的“中华民族”话语
“中华民族”话语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塑造国家认同和政党认同而建构起来的一个意义系统，还是中国共产党表达对“中华民族”这个客观实体的认知，以及塑造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认同的语言符号。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认知在很多情况下被置于国内民族关系语境中，主要围绕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来构建相应的话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实际上已经有较为深入的认识，在承认民族平等的同时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新中国成立至1965年这一时段，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等话语来阐释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各民族的共同目标和各民族团结的政治基础。这些话语有助于各族群众树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观念，为各民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心理基础。
（一）“中华民族大家庭”话语的形成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建立统一的国家有其深厚的历史基础的。中国共产党以“大家庭”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隐喻，从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角度，增进了各族群众对民族关系、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国家的理解。新中国成立前夕，在阐述民族关系、民族与国家关系的语境中就已经使用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话语。1949年9月25日，在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少数民族代表刘格平在阐述民族关系时使用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话语：“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正在迅速的消灭着蒋匪残余，向着西北(也要迅速和新疆民主力量相汇合)、西南、华南及台湾等地区大进军中，要将这些少数民族内外的敌人和他们的帮凶们加以斩草除根，打倒障碍我们各民族人民团结的害虫们，使我们中国各民族人民能够团结在这个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在这次会议上另外一个少数民族代表朱德海也使用了相似的话语，他强调朝鲜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东北朝鲜人民是中华民族构成的一个部分，是中华各族人民大家庭中的一员！”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六章第五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尽管《共同纲领》使用的是“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话语，但其无疑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华民族“大家庭”“友爱合作”等相关话语的广泛传播。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大家庭”成为推动构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常用的一个重要政治隐喻。隐喻通常是一个更具体或结构更清晰的事物被于用陈述一个抽象或结构不够清晰的事物，“中华民族大家庭”实际上就是通过“家庭”这一常见的概念来隐喻中华民族。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检索可以发现，“中华民族大家庭”是常被党和国家领导人、《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广泛使用的一个重要话语。1949年10月6日，《人民日报》刊载的特约通讯员鸣天的文章指出，大西北的全部解放“意味着西北汉、回、蒙、藏、维等各族同胞，将团结于中华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1950年7月，邓小平强调少数民族问题对于西南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国防问题的重要性，因而需要消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邓小平在“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增加了“美好的”这一形容词，更加凸显了“大家庭”所具有的美好特质，同时阐述了这一大家庭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是消除民族隔阂。1950年11月2日，熊复强调解放西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西藏是中国从来固有的领土，藏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藏族人民加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已有悠久的历史”。1952年3月25日，朱德在接见西南各民族参观团时指出，“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祖国是伟大的，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各民族团结友爱的大家庭”。从不同语境所使用的具体话语来分析，中华民族大家庭指的就是各族人民共同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在关于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座谈会上指明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等同关系：“我们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得到了国内各民族的支持。他们都懂得，只有合起来组成一个民族大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抵抗帝国主义的威胁和侵略。”
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是妨害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错误观念，而“中华民族大家庭”话语表征着国内民族关系已经从压迫、被压迫的关系转变为平等、团结、互助、友爱。“中华民族大家庭”话语有助于消除错误观念的消极影响，促进各族人民树立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正确观念。1955年，毛泽东提出要反对大汉族主义时，着重强调了少数民族对于整个国家和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帮助了汉族，他们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和汉族团结在一起了，全国人民都高兴。所以，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1957年8月，周恩来对为何中国实行不同于苏联民族自决的政策，而是采用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因进行了解释：“总之，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对外曾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内部是各民族在革命战争中同甘苦结成了战斗友谊，使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得到了解放”，“历史发展给了我们民族合作的条件，革命运动的发展也给了我们合作的基础。因此，解放后我们采取的是适合我国情况的有利于民族合作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周恩来认为，中华民族在反对外部他者的共同革命行动中已成为一个紧密合作的“民族大家庭”，因而适合采取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1962年前后，为了总结经验，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李维汉撰写了《中国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关系》一文。其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五十多个民族。从很早的古代起，各民族就劳动、生息和繁殖在中国这块广大的土地上，共同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结合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近百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的各民族人民又英勇地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缔造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大家庭”。李维汉不仅强调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性质，还强调了各民族共同生活的疆域、共同创造的文化、共同缔造伟大的国家，并用“平等、团结、互助、友爱”叙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特征，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共同体的理念。
“中华民族大家庭”作为社会主义中国新型民族关系的话语表达，出现在外交工作、对台工作等多种语境中，是对民族分裂话语和行径的有力回击。1950年11月28日，伍修权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的人民是伟大的中国人民大家庭中不可分的一个组成部分”。话语中的“中国人民大家庭”实际上与“中华民族大家庭”内涵相同。1958年2月10日，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批驳“台湾地位未定”和“台湾居民不是汉族”的言论，强调台湾人口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汉族，那里的少数民族同中国大陆上其他少数民族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在中华文化中，家庭是将人们凝聚在一起的强大力量，自我感和归属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亲属系统。情感是社会的凝聚纽带与润滑剂，“大家庭”的情感能够有效催生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在政治上，隐喻不仅用于表示特定的目标概念，还总是具有特定的“附加价值”，如表达对主体的评价，发出情感和有说服力的呼吁，或者向公众保证感知到的威胁或问题的解决策略。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大家庭”话语有助于从情感上促进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二）“各民族是中华民族组成部分”话语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在阐述国内民族关系的语境中还使用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组成部分”“某民族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中华民族大团结”等话语，以此强调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要意义。1950年12月，云南省委关于少数民族工作会议讨论总结的报告，在讨论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问题时强调，要培养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观念：“在少数民族中，尤其在边地，要强调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揭发他们历来压迫少数民族与挑拨民族团结的阴谋。启发和培养爱祖国，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思想。培养伟大中华民族的正统观念。”1952年4月30日，宋任穷在接见云南省民族工作队时，从民族团结的角度强调要把握好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提高其认识，把敌、反、我间的界线划清楚，把各族人民与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搞清楚，由正面宣传，加强内部团结”。1958年3月，孙雨亭在云南全省民族干部学院会议上强调，在注意照顾民族特点的同时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思想，要教育民族干部将热爱本民族与热爱祖国统一起来，“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的五十几个民族中必须要强调中华民族大团结”。从这些话语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是一个高于“各民族”的概念。
《人民日报》使用“某民族是中华民族的成员”这类话语较为集中出现在叙述台湾同胞、藏族同胞与中华民族关系的舆论宣传中。这与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台湾统一、西藏解放、平定西藏叛乱等重大事件紧密相关，很大程度上是对民族分裂行径的话语回击和维护国家统一的观念表达。1950年1月31日，以第十世班禅为核心的班禅堪布会议厅致电毛泽东和朱德，电报的内容之一是：“西藏系中国领土，为全世界所公认，全藏人民亦自认为中华民族之一。”可见，中华民族这一符号已得到藏族同胞的普遍接受和认同。1957年5月20日，国民党少校军官刘自然被美军枪杀，解放军战士马宗堂愤怒地说：“台湾的人民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我们不容任何人污辱。”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企图分裂祖国。同年5月3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张砺生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其中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所证明了的。”1960年6月18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访问”台湾，第二天在京的各少数民族人士在民族文化宫举行抗议集会。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田富达（高山族）揭露“台湾独立”“台湾自治”“台湾人的台湾”等一系列错误观点，他强调：“台湾高山族永远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是汉族的亲兄弟，他们决不是什么‘外国人’。”这些话语有力回击了分裂势力制造的民族分裂话语，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马克思史学家吕振羽和范文澜有更为系统深入的认识。1950年5月，吕振羽修订的《中国民族简史》一书出版，吕振羽从民族平等的角度强调居于国内各民族主导地位的汉族不容有任何特权，只应有更多更大的责任去帮助各兄弟民族的解放和进步，从而共同完成光荣伟大的任务。吕振羽在指出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要部分及其所做贡献的同时，也强调其他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以及在近代革命中的贡献。1953年11月，吕振羽修订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一书的附录《本国史研究提纲》指出，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构成要素，并强调应该以整个中华民族为对象来把握中国历史。首先，吕振羽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各民族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上相互影响、相互帮助，“这些民族，今日又都成了中华民族的构成分子，即中国境内的兄弟民族。在今日中国境内，构成中华民族的各兄弟民族，大致不下几十”。他不仅明确指明了各民族共同构成中华民族，且通过“兄弟”的隐喻表征各民族平等、亲密的关系。其次，吕振羽强调中国历史应包括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历史，因而要以整个中华民族为对象研究中国史。“虽则汉族文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导成分；然以整个中华民族为对象的中国史，便不应作为单纯的汉族史去把握”。1961年5月，吕振羽指导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历史教研室按照他制定的通史纲目编写了《中国历史讲授大纲》，其中第一章的标题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具体“节”和“目”即中华民族的构成、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等。从中看出，新中国成立至1965年这一时段吕振羽对中华民族已有系统深入的认识，同时也能看出毛泽东中华民族观的广泛影响，如第四节的标题“中华民族是刻苦耐劳和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实际上是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话语的转述。
新中国成立至1965年这一时段，范文澜对中华民族的阐释主要集中在1950年10月他应《学习》杂志之邀而写的《中华民族的发展》一文。该文从历史的视角详细阐述了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并从疆域、人口结构、历史、文化、命运等多个角度系统论述各民族同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文章的第一部分的标题是“伟大中国的主人是伟大中华民族”，这一部分首先描述了中国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其次谈到了中国的疆域问题，其中说到“居住在这广大疆土上的，恰恰是人口将近五万万、广大无比的中华民族”。接着他又指出，“新石器时代的人，就是后来构成中华民族各族的祖先，换句话说，就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范文澜强调广大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发的，“这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男女劳动人民长期共同创造的成果”。文章第二部分主要叙述汉族的形成，其中指出：“在这巨大人口总数中，十分之九为汉人，所以中华民族的发展，主要是汉族的发展。”第三部分主要叙述少数民族的发展，范文澜明确指出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构成中华民族：“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除了汉族，还有许多少数兄弟民族，这些兄弟民族的具体情况，向来不曾有过详细明确的调查。”同时，他还从民族平等的角度强调无论各兄弟民族文化高低、人口多少，“在中华民族的组成上，都有不可缺少的重要性，都是有机体中必需的部分”。第四部分标题为“近代中华民族发展所受到的障碍”，主要叙述清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同时也指出在革命中共同体意识的增强：“伟大的中华民族，在多苦多难的牢狱里，锻炼得革命意志逐渐坚强了，政治觉悟逐渐提高了，民族间了解逐渐加深了，对共同敌人的认识逐渐明确了。”第五部分标题为“中华民族将以无比的速度发展起来”，主要叙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真正实现了解放，形成了团结互助、友爱合作的民族大家庭。这些话语与当下所强调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五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有异曲同工之处。
五、塑造中华民族自身特性语境中的“中华民族”话语
任何一个民族都具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性，民族认同本质上是一种群体认同，旨在建立某种内部同质性以便区别于其他民族。不管民族认同形成的过程如何，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它只有被解释并赋予意义后才会获得实质上的意义，意义正是通过话语得以创造、维持和传播。中华民族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一系列关于中华民族特性的话语生产和传播得以建构，中华民族所具有的特性是其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重要身份标识。通过具有强烈褒义色彩的话语叙述中华民族的特性不仅有助于提升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而且有助于继承和弘扬民族优良传统，为国家建设提供精神力量。新中国成立至1965年这一时段，中国共产党除了围绕中华民族与其他主体的关系构建话语之外，也对中华民族自身的民族特性展开叙事。
（一）提升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话语形成
鸦片战争以后，许多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强烈的打击。新中国成立意味着中华民族站起来了，但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的重塑有一个过程，这就需要通过有说服力的史实叙事，宣传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积极正面的民族特性，以重塑信心。对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传统美德阐释的一个核心目的在于增进人民群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进而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广泛传播，其中也包括有力推动了毛泽东中华民族观念和话语的社会普及。其中，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一文中关于中华民族特性的话语得到广泛传播。
关于中华民族特性的话语表述主要是通过具有强烈褒义色彩的词汇描述中华民族的特性，如“中华民族是富有生命力的民族”“中华民族是勤劳和智慧的民族”“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文化、有理论的民族”等。这类话语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比较常见。1950年9月24日，徐特立在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上的讲话强调：“我们中华民族是有伟大的历史基础的，在一百年中，我们从封建社会一跃而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跑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前面。”1950年10月2日，罗荣桓在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致的闭幕词指出：“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是有革命英雄主义的光荣传统的。”“伟大”“英雄”“光荣”这类词汇有助于提升民族自信心。1957年7月8日，毛泽东对上海各界人士发表讲话，其中说到人的改造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而针对有些人怕改造，说改造就容易出现“自卑感”，以及越改造越自卑的看法，毛泽东强调，改造应该是越改造越自尊。“中华民族是个好民族。我们这个民族是很讲道理的，很热情的，很聪明的，很勇敢的”。1962年5月，陶铸在广州各高等院校党委书记、教师、学生代表会议的报告中勉励知识青年要更好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作克服困难的模范，锻炼自己。在讲话中陶铸使用了“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民族”，“我们民族是团结的，是有觉悟的，是不可欺侮的”，“中华民族，是经得起考验的”，“我们中华民族仍然屹立在世界上”等话语塑造中华民族的良好形象，意在增强人们的民族自信心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二）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话语形成
合理全面地理解中华民族，首先需要进行时空关联的客观定位，也就是要在空间维度上准确定位中华民族与外部他者的关系，在时间维度上厘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继承和弘扬民族优良传统，一方面能够凸显中华民族区别于外部其他民族的精神标识，有助于维护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则有利于增进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提升民族凝聚力。“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等表征民族特性的话语有助于提高人们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思想自觉。
在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需要把握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推动民族传统的创造性转化。1949年12月17日，陶鲁笳在山西省文艺代表大会上谈改造旧文艺的问题时指出，旧剧和人民有密切联系，“取消旧剧”的说法是错误的。“这些人不知道旧剧是中华民族宝贵遗产之一，我们要把它改造过来，使它为人民服务”。陶鲁笳通过“中华民族宝贵遗产”的话语来凸显旧剧的价值，有助于提高保护传统文化的观念，并将是否有益于人民作为衡量旧剧价值的标准。1950年2月，熊复在中南文艺工作会议的报告指出，改造旧文艺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政治问题。从政治上看，旧文艺的内容有革命与反革命两个方面，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因素。“表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品质和民族气节的方面，如急公好义、勤劳勇敢、大公无私等等，就是革命的方面，积极的因素。这些革命内容和积极因素，是我们今天直接继承并大大发扬了的民族性格和优良传统”。熊复在辩证地看待旧文艺的基础上，强调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1950年2月，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在回复程砚秋（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信中提到，许多文艺工作者盲目崇拜西洋艺术，对本民族传统的艺术形式重视不够甚至有轻视的倾向。针对这种倾向，周扬强调应该秉承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原则，使民族传统艺术的优良成分得以保留并继续发展，使新的人民文艺和传统文艺衔接起来。“现在必须肯定，中国人民，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所积累的全部艺术遗产之唯一合法的继承者，将以十分认真的态度来对待和处理这些遗产”。
直接呼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是一个重要话语。1949年12月，周恩来对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人员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有勤劳勇敢的传统，我们党又有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在开始建设新中国的时候，我们要求全体工作人员保持和发扬这种传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还被纳入了小学历史课程教学要求之中。1950年8月，《小学历史课程暂行标准(草案)》教学目标的第二条规定：“使儿童认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优良传统和创造发明的伟大史绩，以及在世界和平阵营中的地位和责任；逐步培养其爱国主义的思想。”第四学年教材纲要第一条规定：“中国是世界上强大的文明古国（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在世界和亚洲历史上占很重要的地位）。”
1952年，习仲勋在西北区首届林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复述了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的话语：“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通过话语引用，强调继承中华民族创造优良生态环境的传统。1954年，毛泽东强调必须重视中医工作，他认为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
六、结 语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话语体系需要进一步明晰“中华民族”概念的丰富内涵，以及做好与以往话语体系的有效衔接工作。通过对新中国成立至1965年这一时段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一词的使用及其话语体系形成的系统分析可以发现：一是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频率总体不高，但一直是《人民日报》使用的重要词语，并零散出现在多种重要文献之中，可见一些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被架空和虚化的说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二是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中华民族与外部他者的关系、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与各民族的关系和中华民族自身的民族特性四个维度来构建“中华民族”话语体系。话语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形式，其不仅描述预先存在的社会现实，也是一种赋予物质世界意义的媒介，话语也受到其他社会实践和结构关系的制约。因此，话语与社会实践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新中国成立至1965年这一时段，中国共产党所使用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是党基于当时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不同层面所面临的社会关系和所要完成的任务而形成的，意在塑造各族群众对国家、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民族传统等的认同，服务于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重要目标。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共同体，是在多重社会关系中与他者相对的位置，因此也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需要从中华民族与其他群体结成的关系结构来理解其丰富内涵，而不是将其视为完全封闭的、固定不变的实体，特别是不能仅仅从民族工作、侨务工作、港澳台工作等单一视角来理解。就外部边界来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同于美利坚民族、法兰西民族、德意志民族等外部他者的共同体，因而在政治意义上国家疆域和国家主权成为定义中华民族的基本尺度；有些群体则属于竞争性，甚至敌对性的关系，因而通过“敌人”“矛盾”“压迫”等词语来阐述负面关系，有些群体属于合作性的关系，因而使用具有褒义色彩的词语来形容其与中华民族的关系。就内部来说，中华民族这个整体性的共同体包含若干亚群体，如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区域人民等不同类型的亚群体，这些群体基本上是属于“我们”的范畴，因而使用“大家庭”“好儿女”“组成部分”“先锋队”等词语来形容其与中华民族积极正面的关系。
本文围绕“中华民族”相关话语建立了较为全面的数据库，并采取定量的研究方法分析了话语的使用频率和结构要素，基于文献分析结果对“中华民族”话语体系进行了类型划分，在文献和方法上有进展。在此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历史事件等历史语境从多个维度对“中华民族”话语体系构建的目的、策略、话语间的关系等展开了系统分析，为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提供了丰富素材和历史镜鉴。但受研究方法局限、篇幅考虑和能力限制，本文一定程度上存在理论探索不深入的问题，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文献和话语之间联系的分析有所不足，这也是本文的研究难点，在后续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思考。
作者赵超，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市党建研究所副编审，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民族团结教育创新研究基地研究员。地址：重庆市，邮编400041。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24年第6期，注释和参考文献删去。引用请务必以期刊发表版本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