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斌:应对需求不足,政策力度必须大于预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 次 更新时间:2025-01-09 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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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斌  

 

当前中国存在总需求不足的问题

中国的需求不足现象已经持续多年并非最近才出现,只是程度有所差异。

从物价表现看,过去五年我国核心CPI增速始终低于1%,说明物价水平整体偏低。但过去两年,需求不足的问题进一步加重,特别是GDP平减指数连续六个季度负增长,物价水平严重偏低。

从劳动力市场表现看,城市失业率情况虽不严重,但过去几年部分农民工离开城市返回家乡,反映出来的问题可能是多方面的。此外,青年失业率水平也始终处于高位。

从物价、就业等角度,都存在中国总需求不足的证据。

如何理解总需求不足?

对需求不足原因的讨论有很多,见仁见智,似乎都有道理。比如流行观点认为,收入分配存在问题,财富集中在富人手中,由此导致消费需求不足;也有人认为需求不足是市场信心、市场预期偏弱所致,因此企业不敢投资;还有人从房地产价格泡沫破灭角度进行解释近年来中国的需求不足。

在我看来,无论是外部环境变化、国内政策紧缩,还是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均可归为需求不足的诱因。仅靠诱因不能完整理解需求不足。因为在诱因出现后,因商品价格、服务价格存在黏性,市场无法尽快出清,就会引发更严重的情况——市场负向螺旋循环。

收入和支出是一体的,一方的支出会形成另一方的收入。对于个体来说,需求不足的环境下,个体收入下降的理性选择就是减少支出,企业盈利下降的理性选择就是减少投资。但如果所有人做出的选择都是减少投资、减少支出,那么个体理性选择的汇总结果就是不理性的,这其实是一种市场失灵的表现。也就是说,一旦出现需求不足的诱因,这种市场失灵就会把需求不足的问题进一步放大。

面对市场失灵,如果有非常强有力的政策应对,就可以减少损失,不至于陷入严重需求不足的局面。以新冠疫情对身体情况的影响打个比方。新冠病毒属于诱因,但病症如何演变还取决于个人体质。如果个体出现严重的免疫反映甚至是“免疫风暴”,这就类似于市场失灵,会导致个体病症非常严重。但真正造成伤害的未必是新冠病毒,而是“免疫风暴”。进一步地,即使感染病毒并发生“免疫风暴”,如果服用特效药,情况也不会特别严重。但如果吃错药或一直没吃药,情况可能就会比较严重。

值得强调的是,已经发生的诱因可能无法改变。所以,应对需求不足,最关键的是克服市场失灵,避免陷入“收入—支出—信贷”的负向循环。从支出端来看,消费波动较小,投资波动较大。这意味着短期内消费很难有太大变化,但投资可以发生很大变化。投资是快变量,消费是慢变量。从收入端来看,短期内企业盈利和信贷可以发生很大变化,但劳动者收入则相对稳定。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负向螺旋循环其实是投资、信贷、企业盈利等快变量快速下降,带动整体收入、支出和信贷水平下降,进而导致劳动者收入和居民消费下降,最终引发的负向螺旋循环。

总结来看,第一,无论需求不足的最初诱因和模式如何,对抗负向螺旋循环才是关键。负向螺旋循环的第一个特征是市场失灵,这意味着无法指望市场自发的力量进行出清,必须依靠外部力量来打断这种市场失灵,这种外部力量主要来自政府。

第二,打破负向螺旋循环动手越早、力度越大、伤害越小。这意味着如果今天放任不管,未来情况会更严重。因此必须政策力度必须要大于预期才能改变预期,才能扭转负向螺旋循环的趋势。

第三,走出负向螺旋循环要关注快变量。目前国内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占比偏低所致,因此扩大需求就应该扩大消费。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完整的。中国在消费方面确有欠账,扩大消费毋庸置疑。我们需要更多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政策和中低收入群体优惠政策,需要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但这些是长期的制度性安排,而非周期性政策,必须始终坚持,不能今年实行明年取消。

也就是说,立足长远,扩大消费政策值得支持,但要想在短期内走出需求不足的负向螺旋循环,就不能忽视信贷、投资这两个快变量。而且信贷和投资快速提升,也能够带动国民收入和支出水平上升,劳动者收入和消费也会随之增长,两方面是相互促进的。因此绝不能忽视扩大信贷和投资,绝不能认为仅靠支持消费的措施就能走出需求不足。

目前中国政府的政策立场是比较清晰的。今年9月2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前所未有四部门新闻发布会、中央经济工作会等一系列会议都在强调提高总需求水平,强调采取更积极的逆周期政策。这意味着政府对需求不足问题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希望能采取更多新的对策。

如何走出需求不足?

走出需求不足的政策多种多样,但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是以下几个方面。如不采取以下政策,可能很难走出当前总需求不足的局面。

第一个政策是更大胆、更大幅度地下调政策利率。

第二个政策是大幅增加公共支出,广义政府支出增速应大于名义GDP增速,确保其成为GDP和总需求的拉动力量而非拖累。因为公共支出增速大于名义GDP增速,就相当于在拉动其他部门的收入和支出增长。公共支出增长的背后,需要债务发行、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优化等一系列配套政策的支持。

第三个政策是对大型房地产企业进行重组,否则房企仍无法走出当前困境。如果房地产行业仍有大量企业处于破产边缘,这一定是不正常的市场,而不正常的房地产市场,也会导致宏观经济稳定缺乏保障。因此这一政策不可或缺。

作者张斌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本文为作者在近期召开的第十六届中日金融圆桌“房地产调整后的低通胀与银行风险应对”上所做的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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