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随全球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贸易逐渐成为数字时代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数字贸易的主要推动力量，数字经济发展动能强劲，在全球数字贸易中占据重要位置。与此同时，我国数字贸易发展还面临着不少挑战，尤其在发展水平和制度型开放方面，亟待进一步提升和完善。发展数字贸易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进一步完善法律与监管框架，保障数字贸易可持续发展；优化市场准入与营商环境，推动数字服务贸易加快发展；加大技术创新与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夯实数字贸易发展基础；强化人才智力支撑，促进跨境贸易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提升国际话语权；完善数字人民币国际化机制，推动安全便捷的跨境交易，以制度型开放推动贸易强国建设。
引言
伴随全球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贸易逐渐成为数字时代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数字贸易涵盖电子商务、数字服务、数据流通等诸多领域，从全球贸易发展趋势看，数字贸易将成为国际贸易的主体。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相关数据，全球数字贸易在2023年突破6.67万亿美元，从2020年到2023年增长了33.67%。一方面，数字贸易推动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供应链的优化以及国际市场的联动；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全球化不仅改变了传统贸易模式，还塑造了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数字贸易的主要推动力量，数字经济发展动能强劲，在全球数字贸易中占据重要位置。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3.9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2.8%（见图1）；数字贸易规模7043.54亿美元，近三年复合增长率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达到10.23%，位居全球第四位；跨境电商交易额达到2.38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5.6%，远高于我国进出口的增长率。数字贸易和跨境电商成为推动我国外贸增长的重要力量，数字经济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图1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及数字经济占GDP比重
随着全球数字经济的崛起，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各国争夺的经济制高点，各国数字贸易的竞争愈发激烈，尤其是在数字基础设施、数据流通、电子支付、人工智能等领域，各国纷纷出台政策，以提升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美国和欧盟通过强大的科技企业主导了全球数字经济格局，占据了数字贸易发展的领先位置。在2023年全球数字贸易中，欧盟、美国数字贸易规模位居全球前两名。
为进一步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应如何应对国内外的复杂形势和挑战，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本文从制度型开放的视角，探讨中国在全球数字贸易中的重要作用和发展路径，分析当前数字贸易面临的制度性障碍，并提出以制度型开放推动贸易强国建设的政策建议。
数字贸易规模稳步增长，为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随着全球数字化进程的加速和我国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在数字贸易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特别是在跨境电子商务、数字服务贸易、数据流通等多个方面，推动了经济的转型升级，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
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一是我国数字经济增长迅速，规模不断扩大。2015年至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年均增长14.4%，远高于GDP的增长水平，同时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占GDP比重不断上升，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53.9万亿，占GDP的比重达到42.8%（见图2）。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凸显，为我国数字贸易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二是我国数字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为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从2017年到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从5.2万亿上升到10.9万亿，2023年占整体数字经济规模的18.7%，占GDP比重约8%；产业数字化规模从21万亿上升到43.84万亿，占GDP的比重为34.78%。三是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加快发展，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为我国数字贸易提供了核心技术。2023年我国GDP增长5.2%，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55194亿元，增长11.9%，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2024年1～8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1%，远高于同期的工业增加值。四是我国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为数字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截至2024年8月末，我国5G基站总数达到404.2万个（见图3），5G移动电话用户达到9.66亿户；我国整体算力稳步增长，居全球第二位，为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图2 我国数字经济的增长趋势
数据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
图3 我国5G基站总数（单位：万）
跨境电商发展迅速，成为推动外贸增长的重要力量。一是跨境贸易实现快速增长。近年来，跨境电商已经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新动能、转型升级的新渠道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抓手。跨境电商运作模式日益丰富，不仅局限于B2C（企业对消费者）模式，B2B（企业对企业）和C2C（消费者对消费者）模式也不断扩展，其不仅简化了供应链，还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使我国的中小企业能够直接进入国际市场。二是我国电商平台的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我国跨境电商不仅使中国品牌在国际市场树立了良好形象，还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了更便捷的购物体验。中国电商巨头，如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等，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据大量市场份额，还通过国际化战略快速拓展全球市场。三是跨境电商推动中小企业的全球化发展。跨境电商平台为商家提供了直接接触全球消费者的机会，大大降低了商家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通过入驻跨境电商平台，许多中小企业得以快速扩大国际市场份额，打造国际品牌。这不仅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促进了国内产业的升级和创新。据统计，全球超过30%的跨境电商交易来自中国的中小企业，这极大地推动了中小企业的全球化扩展以及中国外贸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贸易竞争力不断提升，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一是数字服务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方面，我国的数字服务贸易涵盖软件开发、信息技术服务、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内容创作等多个领域，近年来实现了快速增长。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2023年我国数字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3666亿美元，同比增长3.5%，较上年上升0.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我国服务贸易占全球比重逐年提升。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2023年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占全球比重为4.9%，相比2019年上升1.6个百分点。二是全球性科技企业不断崛起，在全球数字服务贸易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华为、阿里云、腾讯等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成为全球数字服务市场的重要参与者，通过输出技术和服务，增强了中国的全球科技竞争力，提升了中国在全球数字服务贸易中的话语权。华为在全球5G网络建设中的领先优势，使其在全球数字基础设施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通过技术输出和国际合作，华为在全球多个国家推动了5G网络的建设，为全球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基础设施保障。三是数字内容输出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同。除了技术领域，中国在数字内容和文化传播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国的影视、游戏、音乐等通过全球化平台走向国际市场，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其中，中国的游戏产业在国际市场的表现尤为亮眼，全球用户通过各大数字平台了解、购买和使用中国的游戏产品。
数据流通与国际合作不断深化。一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全球化走向纵深。我国在5G网络、数据中心和云计算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全球数字贸易的扩展提供了有力支持。2023年，中国已建成超过337.7万个5G基站，覆盖全国主要城市及部分农村地区，成为全球5G网络建设的领跑者。同时，我国的数据中心建设也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显著进展。通过在多个国家建立数据中心，中国的科技公司为全球用户提供了低延迟、高效能的数字服务。中国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不仅提升了国内的数字贸易能力，也推动了全球数字经济的繁荣发展。二是国际数据流动与合规性不断提升。随着数字贸易的发展，数据安全与数据跨境流动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中国在有力保障数据安全的同时，积极推动数据跨境合规化流动。2021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以下简称《数据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数据合规性提供了保障，有效维护了数据安全，增强了国际市场对中国数字企业的信任，有利于中国企业全面参与全球数字贸易，在国际数据治理中占据主动。同时，这些法律框架也为跨境电子商务和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促进了国际合作的深化。三是国际合作与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加快推进。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我国与共建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输出和跨境电商合作，区域内数字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例如，中国在非洲和东南亚的数字经济合作项目，不仅提升了这些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还为当地市场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点。通过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合作，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版图中的影响力持续扩大。这种国际合作不仅为中国数字贸易的扩展提供了广阔市场，也为全球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注入了新的动力。
数字贸易的全球参与度和话语权不断提升。一方面，我国数字贸易的全球市场份额逐年增长，特别是在跨境电商和数字服务领域表现突出。2023年我国跨境电商出口额占全球总出口额的30%以上，成为全球数字贸易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发展壮大，不仅带动了经济增长，也增强了中国在全球数字贸易中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特别是在世贸组织、G20等国际组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出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在数据跨境流动、数字税、知识产权保护等关键议题上积极发声，推动全球数字贸易治理朝着更加开放、公平的方向发展。
金融基础设施加快完善，为数字贸易发展注入新动能。一是我国金融科技水平不断提升，服务数字贸易的能力不断增强。数字技术的快速演进为金融数字化转型注入充沛活力，金融科技逐步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2023年全国移动支付业务金额达到555.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15%；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等移动支付工具的用户数已超过10亿，为数字贸易提供了便捷高效的支付环境。二是跨境金融服务能力显著增强。近年来，我国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规模不断扩大。2023年，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52.3万亿元，同比增长24.1%。金融机构积极推出针对跨境电商的金融服务，如跨境支付、贸易融资和保险产品，支持数字贸易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截至2024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共与42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超过4.1万亿元人民币。三是数字金融监管框架逐步完善。《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相继颁布实施，为数字金融和数字贸易提供了法律保障。2022年，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明确了数字金融发展的方向和重点，推动了数字金融的规范化发展。四是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数字人民币试点自2020年启动以来，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截至2024年7月，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覆盖17个省（市），试点地区累计交易金额7.3万亿元。数字人民币在零售支付、跨境贸易等领域的应用场景日益丰富，推动了数字贸易的便利化和高效化。
我国数字贸易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近年来，我国数字贸易蓬勃兴起，展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对全球贸易的模式、结构、规则产生深刻影响，已成为全球贸易增长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我国数字贸易发展还面临着不少挑战，尤其在发展水平和制度型开放方面，亟需进一步提升和完善。
整体发展水平有待提升。中国既是数字经济大国，也是对外贸易大国，发展数字贸易兼具良好的产业基础与广阔的市场空间。近年来，我国数字贸易总体规模不断扩大，但仍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其一，区域间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存在“数字鸿沟”。一方面，我国产业数字化发展不够均衡。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据，2023年，我国一、二、三产业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10.78%、25.03%和45.63%，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且农业的数字化程度相对较低。二是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一定地区差异。数字经济展现出的强劲动力为我国农业农村的跨越式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专业数字人才紧缺、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现实障碍使得乡村地区数字化发展整体滞后，数字技术释放的普惠效应难以惠及广大农民。截至2023年底，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达到77.5%，而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66.5%。三是我国数字贸易的区域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相对成熟，中西部地区则相对滞后。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据，2022年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达到48.6%，而中西部地区为25.4%，在数字贸易中的竞争力较弱。以跨境电商为例，2022年，全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达2.11万亿元，其中超过70%的交易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城市，中西部地区占比不足10%。
其二，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较低，创新能力不足。数字贸易的竞争力高度依赖技术创新和企业数字化水平。中小企业在我国数字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其数字化水平和创新能力相对较弱。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发布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报告（2023年）》相关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中小企业数字化普及率为31.2%，相比发达国家中小企业的普及率仍然较低。约有60%的中小企业表示面临资金和技术障碍，难以实现数字化转型。此外，中小企业在新兴技术应用方面（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明显滞后，创新能力不足，难以在数字贸易中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
其三，国际竞争力有待提升。一方面，我国数字贸易的规模还相对较小。商务部发布的《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4》相关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3859亿美元，同比增长3.5%。虽然在全球数字贸易中的占比逐年上升，但是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仍显不足。在数字服务出口方面，2022年我国数字服务出口规模为2089.1亿美元，同比增长7.2%，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与美国和欧盟相比仍有差距。另一方面，我国数字贸易总量大，但大部分集中在中低端服务领域，尤其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领域，如知识产权、专利技术和研发服务出口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2023年我国知识产权进出口总额占整体服务贸易的比重只有6.1%。
其四，数字核心产业相对薄弱。虽然我国在5G、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核心技术领域对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程度的依赖。以半导体为例，2023年，我国进口集成电路总额达到4131.5亿美元，尽管本土芯片制造业逐步增长，但自给率仍不足30%。产业基础和产业技术上的短板使我国在某些领域处于弱势地位，一旦国际贸易中出现对相关技术进出口贸易的封锁，核心技术就会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问题，给产业链供应链带来一定风险。
制度型开放水平有待提升。当前，我国数字贸易开放程度还不够高，在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跨境流动等方面存在不少制度短板，在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也有待进一步提升。
其一，数字贸易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我国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制度型开放进程相对缓慢，现行法律体系仍然无法完全适应快速变化的数字经济环境。虽然《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相继颁布实施，但在数字贸易具体实施层面仍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我国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的制度设计与现行国际规则仍存在一定差距。数据跨境流动问题是当前全球数字贸易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据统计，我国数据跨境流动量在全球占比超过20%，但涉及数据跨境的法律合规问题却给我国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发布的关于跨境数据流动与企业合规的调查报告指出，约67%的中国企业认为当前数据跨境流动政策的清晰性和可操作性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和运营风险。
其二，我国在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有待提升。尽管我国是全球数字贸易的重要参与者，但在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参与度和影响力相对较弱。数字贸易的规则制定目前主要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数字贸易协定，均由发达国家主导。当前，欧美国家在数据跨境流动、数字税收、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中国则更多处于被动局面，在全球数字贸易中的影响力相对有限。
其三，数据跨境流动的制度壁垒较高。数据跨境流动是数字贸易的一个核心问题，但由于各国对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的标准不同，数据跨境流动面临诸多制度壁垒。我国在这方面的法律法规相对严格，例如《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企业在进行数据跨境传输时需获得政府审批或采取其他合规措施。尽管这些规定加强了对数据隐私的保护，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在数字贸易中的运营成本，尤其在与跨国企业的数据交换和合作方面，使企业面临较大的合规压力。根据商务部发布的《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22）》相关数据显示，超过60%的跨境电商企业认为数据跨境政策对其开展业务造成了不便，尤其是在与欧美国家进行数据合作时，企业数据合规等成本使得企业的运营成本普遍增加了15%～20%。
其四，跨境电商面临一定政策和制度障碍。跨境电商是我国数字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跨境电商在支付、物流、税务等配套政策方面仍面临不少问题和障碍。例如，跨境支付方面，由于中国的支付平台（如支付宝、微信支付）在全球范围接受度有限，许多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在结算环节仍需要依赖国际支付系统，如PayPal或VISA，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交易成本。在物流方面，跨境电商的国际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且时效性较差，不利于中小企业提高品牌的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跨境金融监管协调有待加强。跨境数字贸易涉及多国法律法规，目前缺乏统一的国际监管标准。企业在跨境支付、结算和数据传输等方面面临复杂的合规要求，无形中增加了运营成本和风险。相关调查显示，2022年，有近30%的跨境电商企业反映在合规方面遇到问题或困难。
发展数字贸易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国内外多重挑战。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等外部压力，加之国内经济结构性转型的需求，使得中国发展数字贸易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数字贸易不仅能够为中国经济注入新动力，也是应对国际环境变化和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之举。
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传统产业的增长空间逐步收窄，制造业和服务业亟需数字化升级。发展数字贸易，可以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如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提升生产效率、优化供应链管理，从而推动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一是提升产业链竞争力。通过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更优位置。以跨境电子商务为例，数字技术使中国企业可以直接面向全球消费者，缩短了中间环节，增加了利润空间。二是推动服务业数字化升级。我国数字贸易涵盖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外包、数字营销等多个领域，数字贸易发展将加速服务业的现代化进程，为中国经济提供更多增长点。
积极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新冠疫情后全球经济复苏疲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特别是部分欧美国家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和贸易管制政策。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发展数字贸易有助于中国摆脱对传统贸易模式的依赖，增强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一是开拓国际市场。数字贸易打破了传统的地域限制，使企业能够更灵活地进入国际市场。通过电子商务平台，中国企业可以触及欧美、东南亚、非洲等多个市场，从而有效分散地缘政治和贸易摩擦带来的风险。以东南亚市场为例，阿里巴巴、京东等中国电商巨头通过投资和布局，增强了其在该地区的市场影响力，数字贸易成为拓展“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市场的重要途径。二是推动外贸模式创新。传统外贸主要依赖制造业供应链和物流，而数字贸易通过跨境电商和数字平台直接连接全球消费者，减少了国际贸易的中间环节。通过数字化外贸模式，企业可以通过灵活的供应链、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快速应对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
加速技术创新，推动建设科技强国。数字贸易的发展需要数字技术的支撑，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而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也会反过来推动技术创新，促进我国的科技进步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一是促进技术自主创新。在当前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我国还面临不少“卡脖子”难题。发展数字贸易，有利于推动云计算、人工智能、跨境支付等领域的技术自主创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据，2023年我国云计算市场规模达到616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5%，为加快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强大支撑。二是促进数字产业链形成。数字贸易的发展带动了从基础设施到应用场景整个数字产业链的升级。例如，5G网络的广泛应用为智能制造、智慧物流、无人驾驶等新业态提供了可能。
推动国内消费升级，提升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消费增长放缓和总需求不足的双重挑战。数字贸易，尤其是国内电子商务和跨境电商的发展，能够有效推动消费升级，增强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一是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数字贸易能够打破地域限制，为消费者提供全球范围内的商品和服务选择。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消费者可以购买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这不仅提升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也促进了消费升级。二是激发新消费模式。数字贸易通过创新消费场景和互动模式，激发了潜在消费需求。直播带货、社交电商、社区团购等新型消费模式的兴起为国内消费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2023年中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超过4.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速达到35.2%，成为国内消费增长的新动力。
参与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提升在全球治理中的国际话语权。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在全球竞争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目前，全球数字贸易的规则仍在不断演变和发展，中国必须提升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特别是数据安全、跨境电商、数字税等关键领域的规则，能够形成有利于本国的国际标准，同时为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方案”。一是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是各国利益博弈的结果。目前，美国、欧盟在数据跨境流动、数字税等领域已经开始构建新的规则框架。例如，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对数据跨境流动和数据保护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有助于推动形成体现发展中国家利益和诉求的规则体系。二是提升国际话语权。数字贸易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国家安全问题。通过深入参与全球数字贸易，有利于中国在数据安全、数字主权等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国家利益，推动全球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发展。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数字贸易有助于促进国内外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数字贸易通过推动国内产业升级、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能够有效促进国内外经济的良性互动。一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数字贸易可以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将国内优质产品快速出口到全球市场，特别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同时，国际市场对中国的需求也可以通过数字平台传递到国内市场，从而形成国内外市场的良性循环。二是提升供应链韧性。利用大数据技术能够提高供应链业务效率和降低成本，实现供应链数据优化，提升供应链的灵活性和韧性。近年来，新冠疫情的暴发对供应链产生了较大影响，传统供应链受到冲击，而数字贸易能够通过平台经济和跨境物流系统，快速响应国际市场需求，增强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
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提升。数字贸易的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动力。一是数字贸易规模的扩大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基础。数字贸易的蓬勃发展，使得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使用需求增加。跨境电商平台的兴起，吸引了全球消费者和商家参与，全球企业对于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交易的接受度和意愿逐步增强。二是数字贸易平台推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积极推广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借助数字平台的全球影响力，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频率和范围得到进一步提升和扩大。随着更多国际交易通过数字平台完成，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主动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以降低汇率风险和交易成本。
建设数字贸易强国的政策建议与实践路径
推动贸易强国建设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应有之义，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其中，数字贸易将赋予贸易强国建设新动能和新优势。建议从完善法律与监管体系、优化市场准入与营商环境、推动技术创新与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贸易人才培养、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进数字人民币国际化应用等方面出发，加快推进数字贸易强国建设。
完善法律与监管框架，保障数字贸易可持续发展。首先，进一步加强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保障。数据是数字贸易的重要资产，数据跨境流动在全球数字经济中占据核心地位。我国现已出台《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为数据保护和数据安全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但在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制定和制度保障方面仍需进一步细化。一是制定数据跨境流动管理细则。根据《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进一步细化数据跨境流动的管理规则，明确数据传输的审批程序、监管标准和合规要求，减少企业在数据跨境流动中的合规成本和不确定性。二是推动数据跨境流动治理与国际规则接轨。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特别是在数据隐私保护和数据跨境流动方面与欧盟GDPR等国际标准保持一致。通过双边或多边协定，推动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协调，促进数据跨境有序流动。其次，进一步健全数字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知识产权保护是保障数字贸易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内容、软件、算法等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需求日益增加。一是加强数字内容和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针对新兴技术，如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制定专门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确保这些技术成果在国内外得到有效保护。二是打击跨境侵权行为。加强国际合作，建立跨境知识产权保护机制，通过技术手段和法律手段打击数字贸易中的侵权行为，特别是在跨境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侵权现象。最后，完善跨境电商和数字贸易税收制度。数字贸易，特别是跨境电商的发展，涉及复杂的税收问题。当前，我国的税收征管体系是针对单一纳税主体的经济活动而构建的，对纳税人的收入来源和性质有着明确规定。数字经济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经济模式的空间限制，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从税收公平性、税收体系可持续发展和国家治理等方面考虑，我国的税收制度需要进行相应的变革。一是优化跨境电商的税收征管机制。通过技术手段（如区块链、AI技术等）提高税收管理的透明度和效率，确保跨境电商企业的合规运营。二是推进国际数字税收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税的讨论与制定，推动与各国在税收征管方面的协调合作，避免重复征税或税收漏洞等问题。
优化市场准入与营商环境，推动数字服务贸易加快发展。一方面，扩大数字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数字服务是数字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金融科技、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为进一步提升我国数字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必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一是降低数字服务领域的外资准入门槛。在金融、保险、医疗、教育等数字服务领域，逐步放宽外资进入的限制，吸引更多外资企业进入国内市场，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的质量和国际竞争力。二是完善数字服务的监管和合规制度构建。在放宽市场准入的同时，健全数字服务行业的监管和合规制度，确保服务质量的提升和市场的规范运营。另一方面，优化国内数字贸易营商环境。优良的营商环境是吸引企业投资和参与数字贸易的基础。数字贸易的高效运行有赖于良好制度环境的构建，包括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完善金融支持政策等。一是简化数字贸易相关的行政审批流程。通过数字政府建设，简化行政审批流程，提升开办和经营企业的便利性，提高数字贸易相关业务的办理效率。二是为数字贸易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通过财政政策和金融工具，为数字贸易企业提供税收减免、贷款支持等，尤其是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降低其数字化转型的成本。
加大技术创新与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夯实数字贸易发展基础。一方面，加大对核心技术的研发投入。提高数字贸易的竞争力离不开技术创新，我国在5G、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已经走在全球前列，但在半导体、芯片等核心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一是增加关键技术领域的研发投入。政府应继续加大对芯片、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关键技术的投入，支持企业和科研机构的技术研发，推动自主创新，减少我国对国外技术的依赖。二是促进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构建产学研深度合作机制，推动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技术合作和成果转化，增强我国在数字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备高效的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支撑。虽然我国在5G、物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存在。一是加快中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政府财政支持和政策引导，完善中西部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包括5G网络、数据中心、光纤宽带等，缩小区域数字鸿沟和发展差距。二是推动边缘计算和云计算平台的建设。提升我国在边缘计算、云计算领域的技术研发水平，构建更加高效、低延迟的网络架构，为数字贸易提供技术支撑。
强化人才智力支撑，促进跨境贸易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完善数字贸易人才培养体系。数字贸易的发展离不开高素质、专业化人才，尤其是复合型人才。当前，我国在数字贸易法律、国际规则、数据治理等领域的人才储备尚不充分，亟需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一是在高校设立数字贸易相关专业。推动高校开设与数字贸易相关的专业和课程，特别是应强化涉及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数据安全与治理等方面内容的教学，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二是实施职业培训和技能提升计划。政府应鼓励和支持企业为员工提供数字化技能培训，帮助从业人员掌握数字贸易所需的新技术和知识，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引进国际化高端人才。数字贸易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数字贸易人才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这要求我们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积极引进全球高端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智力支撑，推动我国数字贸易产业提速升级。一是加大高端人才的引进力度。通过“人才绿卡”、特殊人才签证等政策，吸引全球顶尖技术和管理人才来华工作，提升我国数字贸易的国际化水平。二是搭建引才平台。通过与国际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的深度合作，建立人才交流与合作机制，深化本土企业与国际人才之间的合作，通过技术转移和管理经验分享，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提升国际话语权。一方面，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相关协定谈判。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是全球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当前，全球数字贸易规则主要由欧美国家主导，中国要在国际贸易规则重构进程中积极参与、主动应对，不断提高自身制度性话语权。一是积极推进加入CPTPP和DEPA等数字贸易协定的进程。加入CPTPP、DEPA等多边或区域性数字贸易协定，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营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二是推进全球数字经济标准协调。通过加强与各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推动数据流动、隐私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全球标准化，减少跨境贸易的制度壁垒。另一方面，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数字贸易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拓展国际数字贸易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深化与共建国家的合作，推动区域内的数字贸易发展，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全球数字贸易中的地位。一是构建“一带一路”数字贸易合作框架。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共同制定数字贸易合作规划，推动跨境电商、数字金融、智慧物流等领域的合作，增强区域内的数字经济联动发展。二是促进技术和创新共享。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共同推动区域数字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完善数字人民币国际化机制，推动安全便捷的跨境交易。第一，扩大跨境试点范围。一是增加试点项目。进一步扩大数字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跨境支付中的试点范围。2023年，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东盟国家启动数字人民币跨境试点，有助于验证数字人民币在不同法律和监管环境下推广使用的可行性。二是丰富应用场景。逐步将数字人民币的应用从零售支付扩展到贸易结算、投资融资等更广泛的领域。例如，支持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中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结算。第二，强化国际合作与标准制定。一是推进双边和多边合作。积极与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探讨数字货币的互联互通和监管协同。2022年，我国与阿联酋、泰国等国合作，开展了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CBDC Bridge）项目，积极探索跨境数字货币支付的解决方案。二是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在国际清算银行（BI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中积极发声，参与数字货币国际标准和规则的制定，提升中国在全球数字金融领域的影响力。第三，建立安全高效的技术和监管体系。一是加强技术保障。强化数字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技术研究，确保其在跨境交易中的高效性、安全性和可追溯性。利用区块链、分布式账本等先进技术，提升跨境支付的效率和透明度。二是加强监管协调。建立健全数字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框架，明确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监管体制机制。与国际监管机构协作，防范跨境金融风险。第四，推动数字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一是国际贸易结算。鼓励国内外企业在国际贸易中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结算，降低汇率风险和交易成本。加强政策激励，如可通过税收优惠、简化流程等，扩展数字人民币的输出渠道。二是金融服务创新。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开发基于数字人民币的跨境金融产品和服务，如跨境贷款、贸易融资和保险等，满足企业的多样化需求。第五，提升数字人民币的国际认可度。持续加大数字人民币的宣传力度，积极稳妥地推进数字人民币在境内外的推广，促进国际社会对数字人民币的理解与接纳。提升用户体验，优化数字人民币钱包的多语言支持和用户界面设计，提升海外用户使用的便捷性，为人民币国际化拓展新的可行途径。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4年第2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