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对于其取径，则有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的要求。而正本清源，还原先哲本义，廓清历史迷雾，夯实义理建设的根基，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本版将陆续推出传统话语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相关文章，以飨读者。
2019年5月，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指出“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尽管“亲仁善邻”一词在春秋时期才出现，但其作为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在此之前就已经萌芽了。
“亲仁善邻”一词，最早见于《左传·隐公六年》：“五月庚申，郑伯侵陈，大获。往岁，郑伯请成于陈，陈侯不许。五父谏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陈侯曰：‘宋、卫实难，郑何能为？’遂不许。”鲁隐公六年（公元前717年），郑庄公入侵陈国，大获全胜。陈、郑二国相邻，此前陈国曾与宋、卫等国一起攻打郑国，郑庄公请求与陈国和解，却遭到陈桓公拒绝。五父（桓公之弟陈佗）劝说陈桓公，称亲仁善邻乃治国法宝，应该答应郑庄公的请求，但陈桓公不听劝告，最终导致“郑伯侵陈，大获”。自此，“亲仁善邻”的处世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亲仁善邻”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亲近仁者，二是善待邻邦。仁是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范畴，也是儒家崇尚的为人处世的最高道德标准。《论语·颜渊》云：“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离娄下》又云：“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儒家推己及人，既要求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又要求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这就是儒家所强调的“仁者爱人”。不管是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要处理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同样都离不开仁爱之心。从这个意义上讲，亲仁就是善邻的基础和前提，而善邻则是亲仁的必然结果。
“亲仁善邻”的处世理念，早在炎黄时代就已初露端倪。《史记·五帝本纪》曾称“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于是轩辕（黄帝）“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抚万民，度四方”，《史记集解》注云：“王肃曰：‘度四方而安抚之。’”《史记·五帝本纪》又称黄帝取代神农氏为天子后，“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对此，《史记索隐》注云：“言万国和同，而鬼神山川封禅祭祀之事，自古以来帝皇之中，推许黄帝以为多。”炎帝恃强凌弱，意欲侵犯其他诸侯，在这种情况下，黄帝并没有一味地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而是“修德振兵”，充分认识到了“修德”的重要性。打败炎帝之后，黄帝不仅没有对炎帝族人赶尽杀绝，而且还想尽一切办法来安抚他们，“择其优秀和平者，予以官爵以羁之，封之国土以容之，崇其明祀以縻之”（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正是由于黄帝“抚万民，度四方”，注重以德服人，这才有了黄帝之时“万国和同”的盛况。可以说，帝尧时期“协和万邦”的太平景象，就是“万国和同”局面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帝尧时期出现的“协和万邦”一说，从善待邻邦的角度看，与“亲仁善邻”的处世理念显然是具有一致性的。《史记·五帝本纪》称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在此之前，《尚书·尧典》亦称帝尧：“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可见，帝尧乃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他十分重视个人的品德修养，是万民仰慕的具有仁爱之心的光辉典范。帝尧以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影响着自己的家庭和家族，使得其家庭和家族内部所有成员之间的关系都变得和睦、融洽。在此基础上，其影响进一步扩大，使得整个国家的人们都能够做到相亲相爱。接下来，再去协调不同邦国之间的关系，使得每一个邦国都能够与邻为善、和平相处。这是一个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由个人到整体的过程。先是家庭、家族的和睦，然后是国家内部团结，最终达到天下邦国和平共处的目标。
到了帝舜时期，在处理与邻邦的关系方面，帝舜有不少值得称道的地方。据《尚书·大禹谟》记载，帝舜之时，苗民逆命，帝舜“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韩非子·五蠹》亦有相关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孔子曾称“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又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将伐颛臾》）。帝舜放弃武力，“执干戚舞”，通过“诞敷文德”让有苗心甘情愿地归附了自己。孔子所赞，正是像帝舜这样“修文德以服远人”的做法。《史记·五帝本纪》对帝舜时期的太平盛世有具体描述：“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皇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正因如此，在以德服人、善待邻邦方面，帝舜才会被后世奉为楷模。
西周时代，特别是周公摄政期间，周公制礼作乐，天下和平，其仁德同样也惠及境外的小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交阯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成王以归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不施焉，则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获此赐也！’其使请曰：‘吾受命吾国之黄耇曰：久矣，天之无烈风雷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有则盍往朝之。’”越裳国远在交阯之南，山川阻隔，语言不通，之前与周王朝几乎没有任何交往。即便如此，越裳国还是专门派遣使者，通过多重翻译，来向周王室“献白雉”。越裳人之所以这样做，原因竟然是周公制礼作乐，德泽天下，越裳国也受其影响而变得安定祥和，已经很久没有出现“烈风雷雨”了。又《国语·周语上》记载：“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时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可见，西周时期，像祭公谋父这样的有识之士，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以德服人、善待邻邦的重要性。
“亲仁善邻”一词最早出现于春秋时代并不是偶然现象。它的出现，与春秋时期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接受这一理念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如《国语·晋语二》记载：“公子重耳出，见使者曰：‘子惠顾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备洒扫之臣，死又不敢莅丧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辞。夫固国者，在亲众而善邻，在因民而顺之。苟众所利，邻国所立，大夫其从之，重耳不敢违。’”儒家所推崇的“仁政”，特别注重“以民为本”；而“亲众”，就是“亲民”，同样也强调“以民为本”。由此可见，“亲众”与“亲仁”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所谓的“亲众而善邻”，实际上就是“亲仁善邻”的意思。儒家强调“仁者爱人”，从这个角度看，“亲其民人”与“亲仁”之间存在明显的一致性；而“信其邻国”与“善邻”又有语意上的相近、相通之处。可以说，“亲其民人”和“信其邻国”就是从两个方面来对“亲仁”和“善邻”进行解释的。
春秋时期，能否做到“亲仁善邻”直接关乎国家兴衰的例子颇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秦晋之间相互买粮这一事例。据《左传》记载，僖公十三年，晋国遇到饥荒，晋惠公向秦国提出买粮请求，尽管因为晋惠公此前的背信弃义，秦晋两国正处于敌对状态，但秦国的大臣百里认为还是应该卖粮给晋国。他说：“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秦穆公赞同这一说法，“秦于是乎输粟于晋”。僖公十四年，秦国遇到饥荒，秦穆公向晋国请求买粮，竟然被晋国君臣拒绝。僖公十五年，晋国再次发生饥荒，秦国不计前嫌，又将粮食卖给晋国。对此，秦穆公解释说：“吾怨其君而矜其民……姑树德焉，以待能者。”至此，秦穆公君臣与晋惠公君臣之间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秦穆公君臣与邻为善，为了向晋国示好、为了救助晋国百姓，以德报怨，先后两次向晋国提供宝贵的粮食。晋惠公君臣却以“无损无怨而厚于寇”为由，不向正处于饥荒之中的秦国提供粮食。也正因为如此，秦穆公能够成为诸侯霸主；而晋惠公统治下的晋国却不断走向衰落，以至于其子晋怀公，最终被晋文公所取代。可见，“亲仁善邻”这一中华文明特有的处世理念，直到春秋时代才有了明确的认知和确切的表述，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两周时期的诸侯国都归属于周王朝。西周时期，周王朝对诸侯国尚能有效节制。但是，到了春秋时代，由于王室衰微，号令多出自诸侯霸主，诸侯之间相互征伐、兼并不断，此时的东周王朝已经名存实亡。这一时期的诸侯国逐渐发展成为了相对独立的实体国家，几乎完全摆脱了周王室的节制，开始自行其是。正因为如此，春秋时代的诸侯国尽管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但是这一时期形成的“亲仁善邻”的处世理念，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亲仁善邻”的思想观念一经产生，便成为中华文明极为重要的道德标准和处世原则，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亲仁善邻”的处世理念，从仁爱之心出发，既要求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与邻为善；又要求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同时还要求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尊重、平等对话，让不同的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亲仁善邻”作为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者：樊会芹（信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光明日报》（2024年12月28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