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在多个领域实现对西方国家的赶超，是21世纪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重大特征。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经济的相对低迷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制度优势，适合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明显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特征，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演变过程。新时代新征程，政府需要转变管理方式，从管理型向治理型、服务型转变，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真正实现“放得活”“管得住”“管得好”“做得好”。一是正确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逻辑关系；二是充分理解国外经济形势变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及必须采取的调节措施；三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之成为在国内可行、在国外可供借鉴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是改革开放的第46个年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整体经济实力持续上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特别是在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同时，因地制宜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特质。面对异常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政府和市场关系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完善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本文聚焦国际经济环境变化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演变，分析前者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探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持续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效；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不断演进的基本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近30年的发展，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因为国内经济发展没有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中，我国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无法充分发挥国内各种生产要素的潜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根本性改善。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我国GDP占全球总量的比重不到2%，全国农村人口绝对贫困发生率按照现在的标准计算高达97%。

改革开放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单一经济所有制的束缚，打破了政府高度集中调控的计划经济体制，开放自由市场，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政府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农户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定性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8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国家正式承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地位，1989年国家统计局正式把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官方统计数据。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国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产权、事权等方面，通过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建设维护非公有企业和个人产权，将其明确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基本内涵。

政府干预经济建设，一是通过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发展来把握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二是通过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建设营造适合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我国用整整十年时间才摸索出一套比较完善的政府和市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体制机制。但是，构建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邓小平同志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破除了争论不休的“姓资”还是“姓社”的思想障碍，党和国家加快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步伐，农村乡镇企业和城市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加速推进。

“三个有利于”成为市场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是不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判断标准，包括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次大会不仅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还提出了具体的战略部署，强调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明确了政府和市场的基本关系。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以及“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不断演进。1992年党的十四大和1997年党的十五大强调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02年党的十六大和2012年党的十八大分别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和“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提升至“决定性”作用，反映出我们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更加明确的定位，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也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折。非公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地位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对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作出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深刻阐释了政府和市场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上推动解决”，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是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新型政府市场关系，实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是为了让政府更多地干预市场，而是推动政府从管理型向治理型、服务型转变。政府应更好地服务社会、企业、市场、民生、生态文明建设，制定更加完善的体制机制，使市场“放得活”“管得住”“做得好”，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进行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这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根本所在，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优势所在。

国际经济形势变化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复苏-高涨-危机-萧条”的理论认为，收入分配差异不断扩大，导致贫困问题长期存在，引起消费不足。市场化在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引起产能过剩。当消费与生产出现严重脱钩时，就会引起经济危机，并延续较长时间的经济萧条。现代自由资本主义为了克服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影响，通过政府采取一系列金融、财政、税收和减贫手段。因此，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化的国家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毁灭性的经济危机。然而，21世纪初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依然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巨大破坏。2009年，美国、英国、日本等自由市场经济体都经历了经济严重萎缩、大面积工人失业、股市暴跌和大型私有银行及企业的破产。2010年至2012年的欧洲债务危机、2016年的英国脱欧危机、2020年的新冠疫情、2022年的乌克兰危机和2023年的巴以冲突，把以美英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拖进了一个接一个的经济政治危机之中，对世界政治经济地缘体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

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不仅强烈冲击着每一个国家，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系列的重大国际事件，严重弱化了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的国际影响力，催生出以中国和其他新兴工业经济体为主要参与者的金砖国家集团和二十国集团，并对全球政治经济事务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为应对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一方面通过政府进行有效干预，在高铁、高速公路、桥隧、航空、港口、互联网建设等领域，加快构建全球领先的现代化立体交通体系和互联网平台体系，为中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奠定牢固的物质基础。在城市建设、乡村发展、贫困治理等方面，展开全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2010年中国首次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是继2005年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2007年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后，中国再一次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强国实现超越。至此，中国已经超越了除美国以外的西方七大工业化国家。2010年至2023年，中国名义GDP总量从约40万亿元增长到约126万亿元。以美元计算，2023年中国GDP是日本的约4.2倍，英国的约5.3倍。2020年以来，中国人均GDP连续多年超过一万美元，不断逼近全球高收入经济体的最低门槛，同时稳固了其作为全球最大商品出口国、最大工业制造国，以及包括钢铁、煤炭、水泥、电力、汽车、电脑、手机、粮食、蔬菜、肉类、纺织品、服装等220余种主要工农业产品最大生产国的地位。

可以肯定，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经济的相对低迷充分证明了以下两点：一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好的体制；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满活力，适合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经济体，在各种危机冲击下，尽管政府采取了各种有力措施应对危机，包括量化宽松政策、国家注资大型私有银行、国家发行消费券和补贴私营企业等措施以及长期以来的国家福利政策，但仍无法从根本上扭转经济衰退的情况。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政府虽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许多干预政策治标不治本且效率低下，根本无法克服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带来的各种问题。例如，英国在新冠疫情期间对企业和个人的支持、全球经济危机后长期的量化宽松和超低利率政策，都没有办法提升全社会劳动生产力，还引起了全面性长期性的通货膨胀，最终导致英镑大幅贬值，老百姓实际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持续下降。欧洲其他国家如德国、意大利、法国等，以及日本、加拿大等国家，情况与英国大致相同。

美国利用其独特的科技国防优势、美元和金融优势，成为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的资本“避风港”，大量吸引美国以外的资本、技术和人才。因此，美国名义GDP不断增长，占全球比重持续提高，美国三大股票指数连续创造历史新高，带来了“无限繁荣”的假象。实际上，美国全国范围内物价高涨，低收入人群民不聊生，暴力事件频繁发生，种族问题日趋严重，贫困和社会安全成为美国当今社会最大问题。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强力推行制造业回归但收效甚微，导致美国贸易逆差、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应该说，美国经济的“虚假繁荣”，是建立在牺牲广大中低收入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之上的，这样的市场经济体制支撑少数富人财富不断积累扩张，而中低收入人群生活水平数十年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有所下降，这为后续可能发生的经济社会政治危机埋下巨大隐患。

另一方面，21世纪以来，以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新材料和新医药为代表的新技术、新产业迅速发展，这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本特征。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经济大国因为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而领先世界，美国因为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而超越了欧洲国家和日本，而中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中还处于封建社会和被动挨打的状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重新站了起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开辟了广阔的道路。20世纪后期，改革开放、吸引外资和外国技术、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人民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从技术资本人才高度匮乏的时期，经过思想解放，有效发挥政府和市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各自优势，使其在体制上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在生产关系上，充分发挥不同所有制经济的竞争优势，充分激发全国亿万劳动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劳动创新精神，在有为政府领导下，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用不到半个世纪时间，走过了欧洲和美国等发达国家数百年所走过的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信息化道路。中国在互联网平台、移动支付、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人工智能、芯片设计和制造等方面，持续追赶美国等全球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在新能源汽车、5G通信、可再生能源、高端制造、特高压输电、新材料等领域已经走在了世界的最前沿。

中国在多个领域实现对西方国家的赶超，是21世纪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重大特征。一方面，中国的快速发展已经引起美国及其盟友的高度关注；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于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应对气候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带来了新的挑战。2018年以后，美国发动301调查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所谓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更不是出于“安全”的需要，而是为了维持其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垄断优势的经济地缘格局。因此，中国更加需要深化市场机制改革，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关于构建“双循环”，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首先，其根本要义在于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以绿色产业技术革命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其次，其根本出路在于构建高效能、高效益的国内统一大市场，激发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升，优化产业、人口、技术、资本的区域空间布局，用新技术和绿色发展范式不断提高和丰富劳动力、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的质量和内涵。最后，其根本政策手段在于在资源配置中让市场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让政府干预更加精准有效。也就是说，只要市场能做的，风险可以控制的，就应该大胆放开市场，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最大的发展潜能。但是，在垄断行业，特别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垄断行业，以及具有明显经济外部性、规模性、范围性的特大基础工程和民生工程，政府应该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应避免因为非公有制经济过度垄断而损害国家和普通民众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政府能够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优化公共服务、促进共同富裕，从而实现最大经济社会效益和效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旨归在于开放、包容和共享。与美国等西方经济体以殖民掠夺为特征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较，中国坚定不移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加强与非洲等欠发达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帮助其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吸纳中国的技术、资金、人才和管理模式，为世界经济繁荣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0世纪末苏联解体，多数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以及21世纪所发生的一系列外部事件，使中国政府和人民逐步认识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对我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可能造成的强烈冲击。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始终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新发展阶段我们党与时俱进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伟大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大理论创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新突破，对于在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及实践效果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明显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特征，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演变过程。上层建筑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完全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到“两个毫不动摇”，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而提出的市场经济体制设计和改革要求，不仅符合解决旧矛盾和面对新矛盾的时代要求，也有利于逐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与时俱进的新型生产关系，以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变化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思想，每一次改革都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如果改革效果好，就上升为国家法律法规；如果改革措施在实践中遇到困难，就总结经验，修正改革措施后再进一步推进。这种基于实践效果而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得起时间考验，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使我国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实现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同时成功避免了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无法避免的系统性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

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缺陷在于过度强调市场效率而忽视社会公平。尽管现阶段西方发达经济体人均GDP还数倍于中国，但是这些国家的社会平等问题日益严重，不仅相对贫困难以克服，绝对贫困问题在当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无法消除。美国是全球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人均GDP超过八万美元，是中国人均GDP的六倍多。然而，美国贫富分化的程度比大部分发达国家更为严重，旧金山和纽约街头贫困潦倒的人到处可见，社会治安问题无处不在，成规模的枪杀事件屡见不鲜，美国的人权危机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有着割不断的必然联系。

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另一个缺陷在于政府干预效用低下。“选票政治”决定了所谓民主选举的政府不可能有效克服市场经济盲目扩张所带来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萧条。所谓国家福利，根本上是统治阶级为了避免社会政治危机而采取的一种体制补救行为，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发生贫困的根源。例如，政府“一刀切”的普惠性福利，不仅让许多穷人坠入了福利陷阱，更无法斩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纽带。这与中国共产党“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的施政理念有着根本的区别。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始终注重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两个问题一起抓，一方面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肩负政府应有的社会责任。从瞄准贫困地区，到贫困人口建档立卡的精准扶贫，再到采用“五个一批”（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的战略对策根除贫困，中国共产党不仅在贫困治理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理论创新，在治理贫困的实践中更是充分发挥了新型举国体制的最大优势。中国在2020年底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之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独一无二的成功案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有效干预市场的成功典范。

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过度强调非公有制经济效率，却忽略了公有制经济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积极的一面。国内学界对公有制经济问题和非公有制经济自由发展问题也有不同观点，有些学者基本否定公有制经济，认为企业家精神只会发生在私营企业家身上，而不会发生在其他主体或个体身上。中国从计划经济时代禁止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到今天多种经济成分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证明了公有制经济的强大生命力和对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巨大作用，也证明了非公有制经济对国家经济发展、就业、创新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这种现象给学界和决策者提出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两个毫不动摇”成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引领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持续完善，引领私营企业发展壮大，成为发展经济和促进就业的坚强支撑。

从1994年开始国有企业经历股份制改革和“抓大放小”，到2003年国家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再到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和上市，经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国资委仅管辖不到一百家大型国有企业，各个地方国资委管辖地方国有企业。尽管近年来国有企业所创造的增加值和吸纳的劳动力人数占全国的比重持续下降，但是这些企业在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总是冲在最前面，夯实了国家平抑经济波动的能力，这是中国数十年来从未出现过经济危机的重要体制保障。此外，在经济外部性较强的基础研究和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国有企业和银行的作用是非公有制经济所无法替代的。美国、英国、印度等世界经济强国大国，为什么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可再生能源等方面的发展与中国相比相形见绌？原因当然是多方面，但究其根本，是源于这些国家的土地私有化制度，以及缺乏大型国有企业和银行的强大支持与推动。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否定了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基础性作用，一方面是因为其发展理念与我国不同，认为公有制经济非常不利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发展；另一方面是因为缺乏一套政府有效管理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我国大型国有企业和银行的主要责任人是国家任命的，国家选拔人才有严格的考核监督机制，只有德才兼备的经理人才能被委以重任。不断深化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围绕如何加强党的领导、如何通过法律法规手段激发经理人和国有企事业人员的劳动积极性和创新精神展开，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独特之处，也是在充分研究国外经济形势变化，借鉴其他市场经济体制经验基础上摸索出来的适应中国实际的体制安排。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路径方向

《决定》聚焦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谋划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下来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30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制度优势。新时代新征程，政府需要转变管理方式，从管理型向治理型、服务型转变，推动政府主导的公有制经济不断改革，提高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率，并在垄断行业尽最大可能兼顾效益和公平。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注重维护企业，增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把企业效益、社会公平、生态效益统一起来。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做到“放得活”“管得住”“管得好”“做得好”。

一是要正确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逻辑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其重要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也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制度保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发展尚不充分，政府转变管理服务的方式在各个领域和不同地区之间还不够协调。各地政府和金融机构对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看法、做法尚存在一定偏差。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民营经济（即非公有制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然而，经过数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依然面临着来自市场、贷款和转型等方面的压力和障碍。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关键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对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一视同仁”，明确两者之间不是相互排斥，而是平等竞争和相互补充的关系。应该说，公有制经济发展好了，非公有制经济也会发展得好，反之亦然。政府在立法、执法、金融信贷、市场管理、知识产权和个人财产保护等方面，不仅要让国有企业放心，也应该让私营企业和企业家个人放心，让所有企业和个人把利润所得放心投资于社会再生产过程。

二是要充分理解国外经济形势变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及必须采取的调节措施。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环境风云迭起，险象环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日益尖锐。美国一家独大，欧洲、日本、加拿大等备受挤压，对世界的影响力日渐式微。美国为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垄断地位，不惜一切代价挤压盟国、打压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甚至拉帮结盟企图与中国“脱钩”，试图阻止中国经济发展。在美国的意识形态宣传之下，许多西方盟友开始转变对中国的友好态度，这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

应对恶劣的外部经济环境变化，中国需要坚定“四个自信”，特别是制度自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践中发展壮大，在漫长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和提升，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面对外部不确定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进一步深化改革。一方面，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鼓励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大胆走出去，包括走向美国和欧洲，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应对和化解“脱钩”风险，增强我国技术创新和在国际市场发展的韧劲及回旋余地。另一方面，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鼓励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协调创新，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发挥国内超大市场优势，培育具有全球竞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企业，突破技术封锁，赢得全球技术创新和推广的主动权，把牢经济高质量发展方向，筑牢国家经济、政治、社会、能源、粮食、国防各个方面的安全屏障，切实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更好地促进生产力解放和社会全面发展。

三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之成为在国内可行、在国外可供借鉴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全球190多个得到联合国承认的国家和地区，只有36个国家被认为是发达经济体，其他都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按人均GDP计算，全球高收入经济体的总人口占世界人口总量的比重只有16.5%，而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高达18%。同时，中国人均GDP仅落后于低于中国人口总量的国家和地区，由此可知，中国的世界经济地位非常显著。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必将对世界产生两个根本性的影响：一是改变全球政治经济地缘格局；二是让广大欠发达国家看到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一种“成功”的发展模式——美国和英国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是还有一种可以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互联动相互补充作用、促进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战略举措。经过10多年的发展壮大，其已经得到了许多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的深度参与和支持。中国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发展、农业示范、医疗服务、人才培育、文化交流等形式，帮助了许多欠发达国家发展经济，推动当地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高速发展，为人类社会发展和减贫事业作出了显著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同时，在与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过程中，彰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和普适性。越南、埃塞俄比亚、安哥拉、苏丹等新兴经济体在学习借鉴中国经验的过程中，已经构建起适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减贫斗争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姚树洁，辽宁大学李安民经济研究院院长、资深教授，重庆大学国家级特聘教授，城市化与区域创新极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应用经济学。主要著作有《中国经济增长和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中国精准脱贫战略及效果》《中国银行业改革——从加入WTO到后危机时代的中国银行业发展》等。

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4年第2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