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关学院的前身国际政治系是1964年由政治系转过来的。第二年，我留校任教、又入了党。这三件事叠加在一起。这个日子对我意义甚大。
一个甲子了，我今年84岁了，俗话叫“人生苦短”。来日不多，有话想说。我这一辈子完全交给北大，交给我从事的专业（先叫国际共运、后称世界社会主义），交给与这个专业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坚持的事业——民族复兴，强国富民。这么说真有点儿“高大上”。职业、专业、中华民族的大业，三业一体——这只是描述点实际罢了。
14年前，我写了《古稀忆往》一文。自设问：假如大学时代可以重来，我将作何选择？答案是：北大、教师、政治学（国际政治是它的一部分）。今天再来回答，有何改变？
“苦恋”本意即“单相思”。对于这“三业”，我就那么“迷恋”？也不尽然。一个甲子，一言难尽。对我来说，“汇报和留言”目的在于和大家交流交流。这对后来者，或许不全是废话。
回顾这60多年，我真心诚意地感谢校系领导同事一向的关爱、理解。我在校内外真有一批称得上是“同志加兄弟”“师生加朋友”的人。这样的学习、生活、工作环境，使我一直都——用潮州话说：“清心”。
那么，“苦”从何来？这个系院的发展、变化、成就等，不用我说，亲历的主事者会有清晰、充实的叙述、总结。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教师，就讲一些有点实际意义的个人经历、心得。
讲4个问题。
安居乐业：这段路走了二十几年。
“好为人师”：追求合格的路无尽头。
越“池”探真：履冰穿雾且前行。
“不合时宜”？一蓑烟雨任平生。
一、安居乐业：这段路走了二十几年
中国最基本的人群——农民的社会理想常表达在农舍的匾联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等等。不管什么朝代，不管你持何“主义”，都离不开这些。主政者如果连这个也不懂、不屑，就不该坐在那个位置上。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大学毕业了，首先面临的也是要“安居乐业”。我与同辈教员一样，为此走了20余年。其间，搬“家”10次。
1976年10月，中国发生政治“大地震”。此后，中国一切都在翻天覆地，往好处变。学校房产科通知我，分给我科学院19楼301一室，19.1㎡。真是天上掉馅饼。兴奋之余起疑虑，莫非是台阶教室隔开的？连夜方连庆陪我带着手电筒前往一探究竟。我们站在椅子上，从摇头门窗往里望，还真是正规房屋，只是与邻居是用芦苇糊泥刷白灰隔开的。那也太好了。也是筒子楼，一层一厕，4家一厨。那个时期，“四人帮”倒台了，北大教师都有解放感。大家在一起，厨房里几乎天天欢声笑语。谁家少根葱缺点油盐什么的，同厨房的随便拿。小孩儿上厕所拉完了喊一声，邻居叔叔阿姨也会去帮他擦屁股。
在19楼住了两年，我爱人所在单位地震局借给我家中科院102楼一小套不到40㎡的两居室。这时孩子6岁，已是第六次搬家。我私自把19楼这一间让系里住房有困难的年轻教员住。学校房产科领导知道后生气了，说要把301这间贴封条，并声言要到地震局询问借住是否属实。我未予以理会，把封条揭了，心想你们傻呀！帮北大解决点住房，你感谢还来不及呢，即使不是借的，人家也不会说是“分给的”，更何况此事属实。
1989年春，我被晋升教授，据说属于文科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北大是在我年近半百的时候分给我蔚秀园一套两居室，终于定居下来了。我们一直打交道的学校房产科老郭也成为邻居。这位北大普普通通的职员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老郭50多岁，看来对北大那么多教职工的住房情况了如指掌。他天天坐在办公楼房产科那里接待大家，静听大家诉苦，不急不慢，该怎么办怎么办。大家讨好他，给他递支烟，他往耳朵上一夹，照抽他的烟斗。他好像掌握着北大家属宿舍那么多房源，自己一家也住这么一小套。大家戏称那个“破锅”（破郭）。
蔚秀园住得很短，很快又分给我现在住的承泽园一套三居室。好事来得太快，我还是冷静。想到同教研室的杨荫滋老师，长我11岁，当时在校机关工作，曾在我孩子出生前为我向校领导申请疏通，使我能在林学院借到一室。我于是书面郑重向房产科提出，让杨老师先住上承泽园三居室，我去骚子营住两居室，但房产科没理我，第二版公布时还是维持原方案。我常同同辈同龄教员明言，我是“占了便宜不卖乖的”，当时像我这个年龄住上三居室的在文科极少。这大概是住所的最后归宿了。我当时在莫斯科大学访学，同教研室学斌、小周二位帮我家一天之内便搞好了装修，花了1000元。
如此絮叨讲“安居”不是人老了爱回忆，而是自觉这些琐碎事是多少反映了这个时期北大教师是怎么走过来的，或许有点历史价值。
10处住所，有三处在未名湖畔：德、才、健三斋大约住了六七年。它似乎时时提醒我：要注意德、智、体全面发展。而我自己十分在意的是：这里湖光塔影、春花秋月、蝉鸣柳林、荷立碧溪，白雪盖青松……这样的地方，谁不留恋，谁肯离去？
置身这里的人文环境，同样使人如沐春风。我借住潘国华、张献如的房子，完全是白住的。老潘是老同学，连还房租的话都不敢对他提起，那太见外了；张献如更绝，连现住址都不告诉我，怕我去还“旧债”。那老兄也是，不谈房租可以，一起叙叙旧总可以吧？！他后来离开北大，到使馆工作至退休。
北大那时的平等精神是今日市场化等级化的人们无法理解的。20世纪80年代那会儿，改善了的新宿舍都是70㎡左右。学校最大的领导也不特殊。当时的校长、后来成为民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丁石孙教授住的也是这么大。在承泽园、当时的校常务副校长、常务副书记、著名的科学家王选，住得和我们一样。住我对面的是常务副校长迟惠生教授。他小我几个月，分房时也得让我先挑。
安居难，乐业又谈何容易。毕业前后，我三次下京郊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第一次在平谷县大旺务村，是个抗日根据地；第二次是东坝河那边的楼梓庄公社，当工作组副组长；第三次又是朝阳区，在北工大附近的楼梓庄，当工作组长。这是“文革”的前奏，搞阶级斗争。但收获对我而言不在懂得“阶级斗争”，真不明白这些地方有什么明显的阶级斗争现象。十分深刻的印象是经济太落后了，农民太苦了。后来明白，还是过分“突出政治”造成的恶果。这使我日后很容易接受和支持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下乡了解实际，为我成为北大教师应该说打下十分重要的思想基础。
1970年春，在招收大批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前不久，系里军工宣队找了我，第一句话开门见山“你是南方人，到五七干校吃大米饭去”。我没思想准备，因为下南昌鲤鱼洲的大队人马已于1969年10月底走了。我赌气脱口而出，“没关系，不用准备，不是吃大米，我准备吃苦去”。我心中不平，不满于那些用劳动惩罚人，又号召人家批判“劳动惩罚论”的“口头革命派”。后来我得知，把我打发到鲤鱼洲是因为听军宣队领导作报告时我没有跟着鼓掌。听报告时，工宣队师傅就坐在我后面。其实报告人是部队一位口碑挺好的军官。
1970年北大已开始招工农兵学员，我们系亦然。鲤鱼洲办“草棚大学”。我们系从上海、江西招了30名左右。我无资格进入“教学连”，而是作为“五七战士”的代表，在已整整2天2夜未曾合眼的情况下，迎接学员一起从南昌夜行军90里到干校。那时我30岁，迎学生入学我是很有激情的。这也是一辈子唯一的一次72小时不睡觉。教学没我的份儿，但不知出自何种考虑，还是安排我给学员讲一次课，内容是批判安倍晋三的外公——岸信介的军国主义。在草棚里备课，资料就是从报纸上看的那点东西，写字台是同学送的自家钉的一个木头箱。这是我作为大学教师上的第一课。
“干校”每天就是干活，和从江苏吴县聘来的指导种地的张师傅一起，成天泡在风里雨里水里。张师傅为人很好，又爱干净，懂农活。我们很谈得来。我曾想，将来回北大，一定请张师傅到北京一游，可惜未能如愿。
人在鄱阳湖畔，心在燕园。很想念从兰州借调在京的爱人吕培苓以及留京的方连庆、沈仁道诸友。方曾来信，叙述朋友分别之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在鄱阳湖大堤上看群鸥自由嬉戏，默念方信中引用的诗句，很是惆怅。我真有些隐忧，难道这一辈子就不能重返燕园么？！
“干校”撤离了，我是最后一批。在吃了“百鸡宴”（把干校自养的小鸡百余只全宰了）后，1971年“9·13”，即林彪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的这一天，我们一行正好在井冈山茨坪参观，桥头一大幅画是“毛林会师”，博物馆中“朱德的扁担”也不见了。
离开江西，即往重庆，这是头一次到吕培苓她家当女婿。从干校拿了一小袋（一斤多）绿豆即为见面礼。而她们四姐妹为了招待我，一个礼拜天天一清早去排队，终于买到一次藤藤菜（即空心菜）。这年也是碰上四川大旱、蔬菜无收成。三十几年后，我应邀在重庆市千人干部大会上讲课，市委宣传部部长主持会，一上来就宣布“黄教授是我们重庆的女婿”。我笑着应答：我到重庆当女婿时，你们一个礼拜就用一次藤藤菜招待我。不改革开放，我今天可能也吃不上一顿新鲜的蔬菜。
回到总校后，心想这回可以当教员上讲台了，结果大失所望。我们系里就是把陈哲夫老师（文革中被打成“为陈独秀叛徒翻案”的黑帮分子）和我二人留在学校劳动连队，每天在“三角地”盖房子。有同事告诉我，军工宣队认为“黄宗良太骄傲，没改造好，还要劳动锻炼锻炼”。我也无言以对。这是一段最苦恋着教师这个岗位的日子，心里是很不好受的。我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有无尽头。多年之后，当时的军宣队驻我系的连长回北大时问：黄宗良怎么样，对我有意见吧？他多心了。其实，我对军工宣队这些同志一直有好感。这与社会出身、个人性格有关系。这些同志朴实、直爽，待人诚恳。那个特殊的年代，细究不得。时任我系的连长（军队建制，一系为一连）门头沟木城涧煤矿的耿师傅要调回单位，竟专门到乡下向未摘“黑帮”帽子的陈哲夫老师道别！此事给我系教员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在天天讲阶级斗争的政治氛围中，大多数民众（包括知识分子人群）实际信奉的还是“人之常情”。我也绝非鸡肠小肚之辈，有些事难免“记得”，但不“记仇”。人家得势时，不巴结；人家失势、不在位时，平等相待，不歧视，是我一直努力培养的为人之道。相逢一笑，也是养心修睦。
一个甲子了，我为何一直苦恋着北大、国政系？即使存在调离北大、到我爱人工作的兰州（解决两地分居）、到广东（汕头大学建立之后）的机会时，也几乎没有动摇过这个念头？内心深处是：这样的文化圣地，不说在中国，就是世界上能有几个？在“信息化”以前，京外绝大多数地方都十分闭塞，能搞什么“国际政治”？北大泰斗、大师云集，在这里（如同后来的经历）得以接近、认识像周培源、冯友兰、陈岱孙、翦伯赞、周一良、王铁崖、芮沐、楼邦彦、丁石孙、赵宝煦、罗荣渠、厉以宁等中国学界的“大腕儿”。在这里近水楼台，最有条件较近距离一睹各个时期中国政治大舞台上的大人物（要知道，我们到北大那会，电视机是啥样都不知道。上那里去看看外边的世界？1961年第二十六届世乒赛，哲学楼101放一台电视机，我们早早就去占个座位，一二百人挤在教室里像过年过节一样兴高采烈观看比赛）。一个甲子了，我真有幸较近距离见到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刘少奇、彭真、陈伯达、江青以及后来几任总书记赵紫阳、胡锦涛、习近平和相关的政界人物，即使是短暂表面的接触，也可以从其言谈举止中得到一些不无意义的印象。我一生不热衷追星，但喜欢观星。毕竟“星”是高悬空中的典型人物，值得研究。
二、“好为人师”：追求合格的路没有尽头
当教师并非我的初心。毕业时，系里先公布要人单位，我看中的一是西北局政策研究室，因为我对结合理论与实际干点实事确有兴趣；二是中央党校，毕竟是搞理论的科研和教学的最高学府。宝煦对我说，你要留下来。我无话可说。那时“不服从分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此毕业分配基本上是绝对服从的。我们的上一届一位学生，分配他到新疆他不去，在全系会上接受批判。
当了教师之后，逐渐地有了兴趣，觉得和学生在一起十分愉快。我在《古稀忆往》中说了许多事。特别是学生毕业之后，分到系外、海外、国外。你去出差，到了哪里，几乎都可以同他们欢聚。学生真把你当成家人、家长。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留下师生聚会的美好回忆。我十分珍惜这种又是师生、又是朋友、甚至像是家人的关系。18年前我就曾在一首小诗中描述这种非同一般的关系：“应是兄弟可并论，竟有师生鬓同秋”。初为人师时自己属青年人，23年后重逢，不就是“鬂同秋”嘛！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叫人伤感的情景：一些学生先我而去，老学生硬是不让我和他们（她们）最后一别，无非是怕我承受不了。
（写至这里，停笔多日。正好，今天是九月十日，教师节，一早起来，手机上就有不少微信，祝贺教师节快乐，又有外地来电话祝贺节日的，脑子顿时活跃起来，再往下写）
我不赞成把“丛林法则”搬到人类社会来。社会，最好的还是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就是讲“社会”的“主义”。师生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不仅是师生之间的平等、互相尊重的关系，还常常有相互之间尊老爱幼的天伦之乐的家人关系，温馨、幸福的人际关系，是友爱的关系。不是互相利用，甚至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关系。现在搞市场经济，几乎大多数人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成利益关系。我仔细想想，不少学生毕业后对你其实并无所求，仍是一如既往过年过节都惦着你，像自家的儿子一样“常回家看看”，几乎是赶也赶不走。千百次看“动物世界”使我确认，动物界中各种关系也不是某些人宣扬大鱼吃小鱼，倚强凌弱的仇敌关系；那里也存在相互关爱的亲情关系。在中国，一些政治上极“左”的人物，最不爱听“仁爱”二字。曾有一位口碑不佳的、有点权势的人，在北大做报告中，大批当时流行的歌曲“让世界充满爱”。这种人把阶级关系极化为唯一的社会关系。他根本就不知道这首大家都喜欢唱的歌曲形成的过程中，那么多音乐人如何自发地如醉如痴着唱着跳着。
没有爱心，是无法理解为师的乐趣的。
教师的中心任务是教学。教学的平台主要是讲台。“授业、解惑”四个字，似千斤重担。特别是北大这个神圣的教学阵地，要为人师，合格、称职谈何容易！所以，每年送走毕业生的时候，我常感到内疚。我合格吗？最多只能说是努力了，甚至不敢轻易自称“及格”。试想，社会、自然，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学生头脑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层出不穷，我们能够（仅从本专业而言）给予自圆其说的回答么？世界历史、中国历史我们才翻看过几页？人家给你戴个高帽，说你“学富五车”，学识渊博，你能不汗颜？这么一想，只能老老实实承认：我是永远走在追求合格的路上！这其实是最合乎实际的回答。但也是基于这种承诺，才使自己在学业上有了不断的追求、不断前进的动力。每次站在讲台上，我总觉得自己无非是一个诚惶诚恐的交答卷的学生。
我当然也自愿当这个角色。从正面说，是自己“展示”自己的成果的时候。所以办了退休手续以后的20年，我还真是没闲着。
（1）2007年至2012年五年间，我在深圳北大研究生院为香港中级公务员培训班讲课十几次，每次站着讲七八个钟头。课题是中国领导集团的执政理念，结合各个阶段中国政治和改革中的问题，阐释自己的理解和评价。客观地说，还是颇受学员欢迎的。五年中，真没有接触到挑战式的质问。这使我有信心，只要实事求是，香港同胞是可以认可内地的理念和路子的。讲课上听者认可，最重要的是对课题内容和受众情况要心中有数
（2）近十年来，我一直为全校博士生公共政治理论必修课《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拼盘课）授课。每年四五个课堂，每堂三四百名博士生。每年我都是针对当时最敏感的社会政治思潮问题，从历史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去谈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看法。有关领导曾提出公共政治课要看出勤率和抬头率。出勤率我不清楚；凭我这种不普通的普通话，抬头率确实是不低。我感觉到，只要摆事实，讲道理，实事求是分析问题，我们的博士生们是完全可以接受和理解中共正确的执政理念的。
（3）多年来，我一直担任北大“关工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参加全国和北京市“关工委”一些活动。这当然是退休教师义不容辞的工作，是大学教学的“第二课堂”。去年春，北大“关工委”推出“博雅银龄领航计划”。今年上半年先后有七八批本院和外院学生，三三两两热情地找我座谈、上课，我还给他们讲了《我们家族的七代女性》。这也是我给本专业硕、博研究生讲过的课题。不是炫富，也不是卖惨哭穷，而是想让学生从粤东一个普普通通的贫穷农家百余年来的变化，从妇女这个角度感性地去了解百年来中国社会是怎么走过来的。
（4）为了同本专业毕业在京的博士生建立经常性的、有益的联系，除了一年半载搞一些聚会外，我们还搞了个“学无止境”微信群，互相传发一些相关信息。我有时也在网上发点国内国际政治的文章，与大家互动；还发了20几次的赏诗练字，共赏唐宋等时代的一些诗词，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再学习。
作为这个学科的曾经的组织者和老教师，对我们这个学科的建设，虽然也努力去办一些事，但确实也甚感愧疚。
不过，从专业规模、人员的变动和调整来说，我们还是有做得对的：需要的、能来的要欢迎（如张世鹏、张光明就是从中央编译局调来任所长的，他们二人在全国范围内在本专业是具有公认的较高学术地位的）；走了几位：周伟平、叶庆丰、徐瑞芝、靳毅离开教研室后都在新单位担任学校的中层干部，王福春也是从本专业调出的。张学斌退休后到广州工商学院任院长、福春则担任广州市外事局副局长。在这方面我们胸怀和眼界还是较宽的，没有因为狭隘的观念妨碍他们人尽其才。
从学科的建设上看，我们在20世纪80、90年代就针对共运学科建设上存在的问题，先后提出研究社会主义不能不研究资本主义，研究共产党不能不研究社会民主党，研究马克思主义不能不研究民族传统文化，并先后组织本专业教员撰写出版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理论历史和评价》《共产党与社会党百年关系史》等理论著作，填补了此前教学和科研的空白。
三、越“池”探真：履冰穿雾且前行
十几年前曾诌一对联：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揪心；民心、党心、咱的心，心心相印。今天还是这个心态。是自信，还是自诩、自吹自擂？且别与我计较，可用横批来表达：杞人忧天，自作多情，累死活该。有点不同行不好理解的：实际上，文科比理科难；社会科学中政治学科比法律、经济学还难；政治学科中社会主义政治比其他学科难。何以如此？政治被不少人视为就是权力。你去碰碰人家的乌纱帽那不是太岁头上动土么？！在极“左”横行的地方，用“真理”去监督权力，那还不是鸡蛋碰石头？！在不讲理的地方，权力就是真理，谁敢跨越雷池一步？！
中国共产党提倡理论创新，而且从来也没说创新只是个别人的事，从来也没有要全国成千上万的理论工作者只能做诠释、注解上级文件的工作。不到前沿地带何以有新知、新的心得体会？我只有努力寻求把党性和科学性、政治性和学术性统一起来，探求其结合点。“雷池”有多深？只有下水摸索才知道。
这几十年来，也算是收获仨瓜俩枣。在这里把公开发表的心得体会罗列出来，诚望师友、同仁一起来验收审评，批评的、肯定的，我都会诚心诚意听取。
（1）20世纪90年代，在那场“政治风波”之后，经自己长期观察和思考，提出中国社会腐败的病因和中心问题是权力腐败。当时政法学界权威人士已发出讲权力制约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警告。我冒着被打成“自由化”的风险，提出权力腐败的原因就是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建立和健全权力制约机制应成为政治改革的中心和关键。文章发表于《中国改革报》。所幸党中央对探索性观点比较宽容，《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我的文章，引起了较大反响。因为矛头直指权力。
（2）民众反对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反对违背社会主义。
列宁在100多年前写了《怎么办？》一书，提出著名的“灌输论”，反对“自发论”，认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只能产生工联主义。自此，自发的群众运动当然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波兰统一工人党先后发生三次执政危机。新上台的领导人总是正确地指出，人民反对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反对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由于体制不改，新上任者又不可避免地重犯前任的错误。
21世纪初，我先后在学术会议上和刊物上，谈了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哲学思考，就自发论问题提出了看法，后来《南方周末》又发表了对我的访谈录，标题为《民众追求的就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兴趣。北大新闻周刊全文转载，并把标题改为“民众反对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反对违背社会主义”。这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全局意义的大问题。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一系列的历史事件说明，如果执政党犯了脱离民众的错误，起来纠正的常常首先是利益受侵害的广大民众。多次被引用的例子是：1976年天安门“四五”事件与华国锋、叶剑英等下决心抓捕“四人帮”；安徽省小岗村18户农民开“黑会”、摁手印冒着危险决定分田包产到户与党中央决定实行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胡温执政时期决定取消压在中国农民身上两千多年的农业税，这一历史重大事件的前奏是以江西省周怀林为代表的农民对税负过重的冒死抗争……
（3）有限的集权，有序的民主。这是我2005年在《人民论坛》发表的，后来又在中联部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阐述。有限的集权：肯定党的领导的权威、中央政府的权威，但这个权威必须受到限制，用民主来限制，用法律来限制，用制度来限制，用党务的公开性来限制。
有序的民主：有领导、有组织的民主，可控的民主，不是街头政治，不是无政府主义，不是极端自由主义。
把有限的集权和有序的民主结合起来，既不主张威权主义，又不主张极端自由主义，这应该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取向。这个主张引起与会外国学者的兴趣。
（4）“三鬼闹中华”：这是我根据中国搞市场经济之后出现的社会混乱和贫富差距扩大的状况提出来的。三鬼即贪官、奸商和文痞（不良文人）。他们互相勾结、浑水摸鱼，趁中国市场经济不成熟之机，贪婪地侵吞社会财富，大发不义之财。我提出这一看法已近20年。当时提出这个看法根据的案例比起现在一宗一宗的案例，当然是小巫见大巫了。这几年揭露出来的中国令世人震惊的腐败更说明，三鬼不除，国无宁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确立起来？不正视这一严重情况，前景更堪忧。
（5）党的建设可以从这“两个90%几”展开思路。这是2009年4月15日我在由当时负责党建工作的领导同志主持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此前一个月，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了中国关于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讨论，说根据全国人大一位代表的调查，97%的受调查官员对“财产申报”持反对态度；而人民网调查显示，90.1%的网民认为有必要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这成了官民矛盾（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焦点。发言稿强调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是反腐倡廉的最有力武器，中国必须慎重、稳妥，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15年过去了，此事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原因何在？我们平民百姓还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而此事明显是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今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问，高调强调此事立法并无障碍，问题是下决心。
（6）我们处在什么时代？这是一个互联网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新时代。它提供了使执政权力和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的物质条件，同时也是实行更加广泛的社会民主、人民民主的物质条件。只看到其中的一方面（集权或民主）去处理问题，必然会把问题搞得一团糟！这几年世界和中国的一系列大事，还不足以说明这个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吗？！
（7）要认真重学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合力论”（恩格斯在1886年发表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首次提出这一观点，并在1890年致伯林大学数学系学生约·布洛赫的一封信中进一步加以阐释）。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是十只筷子平行捆在一起的合力，而是各种走向不同的社会力量形成的“力的平行四边形”。据此，不能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摩擦力、某种阻力统统视为“反动力”。社会发展决不是一曲高亢入云的大合唱，一个指挥，一个领唱，而其他的几十几百人一样的服装，一样的面孔，甚至身高也差不离。社会发展还是交响乐曲、或者N重唱好。指挥交响乐、几重唱可能比指挥大合唱更难。
毛泽东和胡耀邦曾有一次对话。毛问：何谓政治？胡的答案毛不满意。毛告诉胡：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他不愧是伟大政治家。他常说的团结95%，如果视为数学公式，六亿人口就是把五亿七千万团结在党周围。可是问题的另一面同样令人震惊。被打击的5%就比例而言可谓不多，绝对数呢？3,000万！而且实际上，比如“文化大革命”，按叶帅的说法，受伤害的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我们现在还看不出来，在社会主义社会，它的社会结构到什么时候才是一元的，而不是多元的？！
（8）中国的政治特点和优势是什么？党中央40几年来一贯有正确的表述：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也是中国经得起理论推敲和实践检验的政治经验。它把中共执政的三大政治理念结合起来。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理念和权力体系，以依法治国为最重要的执政方略。我们真正把这三者统一起来，便可理直气壮地向世界宣称：我们的制度是先进的，是一种行得通的新的文明形态！
脱离人民群众是执政党最大的危险。为何？因为离开人民群众，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无从谈起的。这样的党就变质了。我们必须勇敢面对今天中国官场的腐败，从根本上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9）举国体制与面子工程：举国体制是中国的传统优势，不能丢掉，但必须切实地同发挥地方、基层积极性、主动精神结合起来。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往往是上面搞一刀切、强迫命令、瞎指挥造成的。许多基层忠实的干部抱怨“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忙的有多少是“无用功”？有的干脆“不作为”，又为什么？
（10）两种媒体（“主流媒体”和自媒体）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时就是两种声音。这是最不能忽视的、最深刻的信任危机。自媒体在一定意义上说反映的是不同阶层、人群的声音。但活跃中混乱、充斥着种种不实、不准的信息。“主流媒体”理应起引领的作用，成为权威的舆论阵地，可惜自身老毛病缠身。最不受民众欢迎的是“不老实”的文风，空话、官话，“真理的废话”连篇。主事者应敢于正视“官媒”的收视率，下狠心刮骨疗毒，否则如何真得民心？！
（1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搞了30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怎样“结合”？“结合”了吗？我们的市场怎么样？社会充满尔虞我诈，市场充斥假货。我们市场化也是真彻底了，不该市场化的领域像教育、医疗也都市场化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本原则呢？广大民众改革开放以来，生活——衣食住行等确有未曾敢想的改善。但是“共富”这个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怎么样？不能否认的是，贫富差距被拉大了。共产党人根本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不回答这些问题，不摆脱“丛林法则”和“消费主义”的影响，我们的市场经济同西方市场经济有何区别？是讲“丛林法则”、还是讲社会的公平正义？我们天天讲“刺激消费”，早已“刺激”出一大批消费者、特别是中青年工薪阶层还不完的房贷、车贷，造成今天最严重的社会焦虑。
（12）最后一个问题，中共作为执政党往前怎么走？这个党应该怎么建设？其实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对联中的几个字：“有容”（能否拢住绝大多数民众）、“无欲”（没有党的私利）。党的现状与宗旨搁在一起如何向民众说明白？中共已宣示：“三个代表”和“三个不代表”（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有人说，中国已形成一个权贵阶层，怎么回应？
以上便是我在改革开放四十几年来提出的一些理论和实际上确有一定敏感度的问题，是会得罪一些人，让人听了不舒服的问题。因此提出这些问题就如履薄冰、拨雾前行，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提出的新看法、新观点也并非统统都踏进了“雷池”；也有一些被容忍、被接受的，引起一定的反响的。
（1）提出苏联模式、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一个主义，两种模式”。
（2）苏联模式的发展思维和战略是“八重八轻”，即重政治轻经济、重工轻农、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军工轻民用、重速度轻效益、重积累轻消费、重计划轻市场、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
（3）改革开放的内容主要是强调“两张票子”，即选票和钞票。选票——民主政治，钞票——货币、市场（列宁时代曾试图消灭货币）。
（4）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与一般形态的社会的发展有一些共同的常规、常态、常理、常情、常识（简称“五常”）。社会主义作为理想的社会，有其“非常”之处，但并非一切都“反常”。
（5）社会、党内对中共理想、主张，信任程度有四种状态，是“四信”：真信、假信、半信半疑、不信，最要警惕的是共产党官员中的“假信”——两面人。他们在政治场合高调宣誓理想信念只是为了取得信任、升官发财。这是我在北大庆祝建党91周年座谈会上提出的。
（6）应中共领导人关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的号召，撰文《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历史启示》，发表于《前线》，概括了六条规律。全文转载于《新华文摘》，并得到改革开放30年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精品成果奖。
（7）根据中共几十年重要文献的总结，概括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经验是处理三组三者关系的“九个字方针”，即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三个度有机结合起来；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在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同时充分吸取国外积极的文明成果，即认识和处理发、改、稳，党、民、法，马、中、西的“九字方针”。这是处理经济与社会、政治与法律、思想与文化三个最重要领域的基本关系的方针。只要我们继续完善、充实，认真贯彻，就可以避免全局性的、根本性的，即习近平常说的“颠覆性”的错误的方针，是可以经得起理论的推敲、实践的再检验的重要方针，是我党几十年来极其重要的执政经验。
卖瓜说瓜甜。这好多是我作为一名普通教员在学院这个重要的日子严肃交出的一份答卷。
四、不合时宜？一蓑烟雨任平生
自古至今的中国社会，知识分子一直存在与权力的关系问题。许多读书人，追求学优则仕，书中寻求乌纱帽。如愿者登庙堂之高，以展其志，光宗耀祖；怀才不遇者，或混迹江湖，或埋没民间，潦倒一生。失意而不失志者，则隐没山林，以避灾祸……
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风骨（风度、风流）影响着中国知识界1,700多年。汉末、魏晋、六朝时代，社会政治纷争混乱，但也造成了思想自由、精神解放，出现追求自然—自我—自由的时代风气和人物。形成了隐逸之风、清谈之风、雅量之风、嘲戏之风、豪奢之风……在对政权的态度上阮籍、嵇康、山涛各人也不相同。阮籍也为官，但对司马氏专政深为不满，又不敢正面反抗，以纵酒放诞吟诗抒怀，表达苦闷；嵇康狂放不羁，孤傲愤世，对司马集团轻蔑、不合作，终惨遭司马昭杀害……
不同时代，知识分子与政权的关系自有差别，但是魏晋风骨体现的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的影响即使在把知识分子当成改造的对象的时代也是难以消除的。我们国政系的创始人、老系主任赵宝煦先生就是一例。赵先生在其《自白》中回忆说，南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对他一生影响较大。书中放浪形骸的魏晋风流、自由宣泄的个性，使他崇尚纯真、自然，厌恶矫揉造作，鄙视各式各样的道学和教条。魏晋名士是一些文化人，琴棋书画，很有造诣。宝煦先生是公认的多才多艺的“双肩挑”教授。他留下诗词百余篇，其词作甚美，或明丽清雅，或豪迈劲峭：“画笔诗囊不遣愁……天下英雄谁个是，风流？一片丹心，射斗牛。”虽经文革狂风恶浪，秉格难改，“白发几经风雨，轻狂依旧当年……倦眼漫经海内，壮心岂梦日边？天骄一树众芳前，老干疏花自艳。”赵先生仙逝后，四川《看历史》约我写稿追忆，我不加思索便定下的文章题目：《是真名士自风流》。文化素养颇佳的副校长吴志攀为赵先生撰的挽联是：“九十载春风绛帐，一片丹心尽写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八千里风雨兼程，两度磨难，终换得贯通之学问，高贵之人格”，对先生的人生、风貌描画到位、传神。时代不同，风骨犹在。赵先生本身就是共产党文教战线的一名官员，但他对自己与权力的关系拿捏得还是十分得体。他后来曾被任命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但不到半年便悄然退出，据说对所在单位一些人的官风有些看不惯。赵先生的秉格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这些后辈。
在我们这样的国家要搞社会主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重政治”，重思想意识形态的作用。思想文化又和“政治”混同；政治又被视为“权力”。本来属于思想、文化的问题，被上升到“政治”；“政治”本有“人民内部”问题，也容易被上升为敌我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冤假错案？问题就在这里。
人们爱用“风雨人生”来回顾、讲述自己的经历。我们这些小人物也躲不开“风雨”。我一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风雨”：幼年时，经历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凄风苦雨；少年时期，在土改斗争大会上，见过惊心动魄的狂风暴雨；初中、高中时期，“反右”“反右倾”，没有亲临其境，只听见远处隐隐的雷声，后来才从书上知道那是两场对共和国伤筋动魄的疾风骤雨，也让人心有余悸。上大学了，六十年代初两三年，饭都吃不饱，那倒是和风细雨，大家都静下来读点书。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校园风雨时起时停，时大时小。于困惑和徘徊之中，我读到了苏轼的《定风波》“一蓑烟雨任平生”，一下子似乎在烟雾朦胧之中看到前路的曙光。自此，苏轼词句成为我心理保健的一剂良方。烟雨与风雨不同，风是看不见的，烟是看得见，又看不清。改革开放以来,每个时期,我所经历的便是这种“烟雨”。
说实在的，我前面总结的不少观点，在发表时真有些“不合时宜”，明知山有虎，为何偏向虎山行？小时千百次看一些书，也知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之说，但自己的脾气就是学不会。我不厌其烦地重复政治学最重要的铁律——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试想那些视权力如生命，把权力私有化的人能爱听吗？
搞了市场经济不久，中国乱象横生。我又一再“不合时宜”在不少公开的场合抨击“三鬼闹中华”。当时有人一脸凝重地质问我：你说“文痞”指谁？我只能笑而不答。“文痞”一词，来自粉碎“四人帮”之后郭沫若诗中痛斥的姚文元一类人物。郭的诗是：“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分别指王洪文、姚文元、张春桥、江青。“文痞”就指那些为了私利，昧着良心，为奸商和贪官摇唇鼓舌，声嘶力竭讲歪理的一类不良文人，也即当下被公开点名嘲讽的那些“太监”专家。
这些人会钻会爬，居高声远，勾结有权有钱人物。这样“三鬼”麇集在钱、权、色周围，把锦绣山河糟蹋得处处斑污。请问，此情此景，你该作何选择？！
有学生、乃至亲戚朋友会问：你是怎么回事？既没当什么官,也挣不了多少钱。你该如何做答？无非是一点名，一点利，看淡了就是。“芒鞋不踏利名场”。“自用其才”，自得其乐。办法有三：读诗、散步、听音乐。
请问，你走哪一条美食街，比得过你翻开唐诗宋词痴迷其间？世界上又有几个地方，比得过我居所四周三山、五园，加上我生活了一个多甲子的燕园？未名湖里的石舫，这一叶“不系之舟”紧紧地把我拴在这里了。比起那些每天颤颤戚戚在官场、商海钩心斗角、尔虞我诈者来，是不是“幸福”更多呢？我50岁的时候，即当我认真品味苏轼的“一蓑烟雨任平生” 的时候，我确实已认定葡萄就是酸的。
有人说，“美色可餐”，我要说“美声可饮”。对于音乐、歌曲、戏剧、小品，我可以说是一个贪婪又不怎么懂行的“消费者”。几十年来尽管时有连绵阴雨、刀风箭雨，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心态，就是因为有那么多的心理保健品。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各有方剂。文艺作品对人的情怀的陶冶、对人的气质的造就是难以言说的。我尤其欣赏的是那些内容与表达形式统一的作品。
在当下文艺界由于不少害群之马被搞得声名狼藉的时候，我注意到为数不少的作者如何造就其广受民众欢迎的作品。这对于我们社会科学界同样具有强大的榜样的力量。王立平作曲、陈力演唱的87年版《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的插曲堪为经典。动人心魄的《葬花吟》，王立平整整用了1年9个月作成，而陈力是被要求一个字一个字死抠着学出来的。去年三八节，我家院里380元买来种了二十几年的玉兰花，满树白花被一阵阵大风刮得一地银装。此时，正是我的大嫂出殡。我无能回家送行，便坐在家中看弟、侄发来的视频。韩江之滨传来了送葬曲《葬花吟》。当听到“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时，我忍不住悄然落泪。本来是表达一位贵族小姐的情愫的，却在一位农村老人的葬礼上引起如此的……难怪！
音乐带给我们自然不仅是柔情、温情、亲情，也带来了激情、豪情，相信大多数人在严肃地齐唱《国际歌》和《义勇军进行曲》时，会一次又一次地重温“要为真理而斗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最近流行的《梅花赋》深深吸引了我，“倘若风雨他日来，枝叶凋零还有傲骨在；即使寒冷雪花飞，我伴梅花报春来。”在市场到处弥漫着铜钱气的时候，很需要高扬中华民族的风骨。
任何经典作品，只有尽量多了解作者的人生及其产生代表性作品的情景才能真正品味到其中的味道。国际歌、国歌如此高度的艺术性和惊天动地的政治性的结合，总会使我们去多了解一下欧仁·鲍狄埃（Eugène Edine Pottier）和聂耳其人。其实这对于我们这个专业的师生无疑是应该作为经典之作来研读的。二胡独奏《二泉映月》是中国民乐优秀作品的代表作，也只有了解陈炳成为“瞎子”前的人生才能知晓其为何如此凄楚悲切。同样，只有知道李叔同（弘一法师）送别亲友时的细节才能明白他填词的这首歌曲为什么如此勾起了千万不同人们的离别情绪。
我讲了这么多的作为消费者的文艺生活，是因为它对我这样的社会主义学科的工作者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上面一小部分说的是在“逆境”时，苦闷时如何排遣心中浊气：散步、读诗、听音乐。实际是驱除心中两只虎：名与利；两条寄生虫：虚荣心与嫉妒心。从积极方面想，就是要认认真真做好眼前的事，从专业方面不断充实、加强自己。讲好每一堂课，写好每一篇文章，反复推敲好有自己心得体会的每一个观点，用好每一个关键的、典型的材料。20世纪90年代，学校领导提倡“出精品”，我想了想，何谓精品？大概就是，要有精辟的思想理念，精确的数据，精准的判断，精当的表述以及精彩的故事（例子）。对所论的重要问题，力求精通。做到实在难，但作为努力方向还是应该的。
常说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想加一句：识万人心。“万人”不易做到，“千百人”是可以做到的。政治家说，得人心者得天下；也可以说，识人心者识天下。
我们更重要的是识时人之心，就是深入社会，了解社会。茫茫人海，何处见人心？毛泽东讲调查研究的办法之一就是解剖麻雀。天下麻雀N亿万。不必把所有麻雀杀尽，杀几只即可知道他们的五脏六腑。这叫抓典型，由典型到一般。
读书了，从事今天这种职业，基本上是脱离广大中下层普通民众。我们专业叫“科学社会主义”，啥是科学？实事求是！不知“实事”，何以求是（规律性）？从工作机制上，我们还没有建立使理论工作者真心紧密结合实际的机制。人家当官的，被要求建立“鱼水关系”，我们与民众是“萍水关系”，浮在水面，随风飘荡。
与下层民众能对上话都不容易。即使回了老家，兄弟姐妹们也未必然能和你说心里话。好在我还多少有些自觉性。不敢把自己当成可以漠视、傲视中下层劳动者的“人上人”。
逢年过节，一些民工不能回家，保安、保洁、超市收银员什么的。有机会向他们说声“辛苦了”，下一次见面他（她）就会把你当成“看得起”他们的值得寒暄几句的“城里人”。那年冬寒，我在回龙观的住房窗子漏风，请了民工来修。我问：“你们住的临时简易房有暖气吗？”回答：“那能有啊？”我说：“这么冷，没暖气，怎么过冬。跟你们老板提提吧！”民工答：“提提？快过年了，不提还担心拿不到工钱呢，提什么要求？找麻烦不是？”我听明白了。那是温总理为民工讨工钱的时期呀！近日我下楼倒垃圾。初冬了，寒风瑟瑟。那位一直在垃圾站天天坚持值班的“大妈”（其实她比我要小20来岁，属侄媳妇一辈），坐在石头上坚守岗位。我说，您还不下班，太冷了。她认识我，我一到就主动过来帮我分类投放。她说，不冷不冷，你老人家要注意保暖，你看你还穿拖鞋下楼……
我常挤公交。在城铁上，可以看到那些还开不起小车的青年工薪阶层，看到他们的装扮，他们的气质，他们在公共场合的处事待人。你要忍得住污浊的空气，夏天还要忍受各种体味……不能嫌弃居住条件不好、无条件勤洗澡的民工的汗味。坐公交时我习惯两眼朝上，你眼睛向下与有座位的人眼光交会，人家会误认为你想求他们让座。何苦呢？不让座的中青年人也许比你更需要有个座位。
我在大巴上，喜欢听听车上民工们的对话。我曾听到他们车上碰上老乡时高兴地交谈。他们会评论打工地方的情况和感受，会评论雇主之待人。一次我听到他们兴高采烈地说起上哪个地方可以捡到不少塑料瓶！……这就是他们比较开心的事。我深深记下了他们的喜怒哀乐。
有一次坐公交，上来了看似一家三代几口人。为首的老太太，看来有些派头，60多岁的样子，其儿子不怎么客气地要我让座。细看看，老太太身体似无什么毛病，比我大概小十几岁，要我让座？我有些诧异,还是让了。他们竟也无一句“谢谢”。我回头想想。呦！人家可能是乡里的“高干”家属，习惯了。我暗暗感谢他们让我又长了点见识。
对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的，不懂社会、不懂人，何谈“社会主义”？搞这个专业，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因为这真正是“处处留心皆学问”，“处处”都在“社会”范围里嘛。我喜欢到处看看、想想，到外地，就到市场、街头走走，总是有收获。
我们再来看看几个镜头。
几年前，我多次看到城管满大街追赶路边摆摊的小商贩。“城管来了，城管来了！”他们匆匆忙忙收摊，有的推着带货的三轮车找小胡同躲起来。一片鸡飞狗跳。我见过小青年挑着几块砧板沿街叫卖。我在想，他们一天能卖上三两块吗？要吃，要住，卖不出去，没钱吃住怎么办呢？我问过在过街桥上摆点针头线脑的大妈，一天能卖几个钱？10块、8块吧！谁家里好过点能让老人风吹日晒，为了赚几块钱？后来听到报道，有小贩的三轮两次被没收，急了，把城管捅死的！悲剧啊！
这几年，中国满大街是“共享”单车。“共享”这个极具“社会主义”的概念，名起得好。实际怎样？到处横七竖八的。那里明明是人行要道，人们“共享”完了往那里一扔，走人。别人无路可走管我啥事儿？你看看，公共道德这个水平，“社会主义”实行起来实在不容易啊！
我注意到一些视频，男的、女的、老人、小孩，挑的、背的、提着的蔬菜，成群结队，到外地、甚至出省去卖。六七十岁的老大爷挑着好几十斤蔬菜。他还很乐观，笑着说，一天也许可以挣上三十五十的。一些地方铁道部门很人性化，专门安排车厢来回接送这些自产自销的农民。我们有更多的机构这样为老百姓着想，那就好了。
观察了解社会，深入基层，普通民众，实在是我们理解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工作。但接触官场，识得“官心”同样十分重要。他们是“中国社会”有决定意义的部分。因为如同列宁所言，民众有的时候是“无所作为”的（比如，选民选出代表，代表在议会投什么票，这个时刻选民是“无所作为”的）。
当下，由于中国官场仍然存在的腐败，民众对“官”的看法，很容易觉得“天下乌鸦一般黑”。一大批害群之马，把中共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好端端的政治生态搞得乌七八糟，难怪老百姓的信任发生了重大变化。不敢面对这种危机，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当前最严重的危机！
我们的党政干部中也有不少人平等待人，平易近人。与他接触，可说是如沐春风。1987年我参加十三大以前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在中南海生活工作了70天。当时的中办副主任周杰同志就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他是我们“党内民主”小组组长，讨论问题时，他总是和颜悦色地听着大家的发言。他让我真正明白了“从善如流”这个成语的实际含义。事隔10年之后，在迟福林的中改院成立10周年庆祝会上，他同家人来了，离得几米远，他就在那同我打招呼，亲切地叫“宗良同志，宗良同志”……我真有些“受宠若惊”。因为那段工作经历使我明白了中办负责人在党内权力体系中是什么地位！一位这么有“权势”的人对我们这样一个普通的教员……怪不得他曾经是胡耀邦同志的秘书。
罗豪才同志是我大学时《资产阶级政治制度》课程的任课老师。他是华侨，后来官至中国致公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副国级）。年末学校团拜他常来，看到了，他就会走过来握握手，寒暄几句。这本来也属人之常情的师生关系嘛，但并非许多高官可以做到的。那次到中南海讲课完了、国务委员陈至立就走过来了，十分热情地问：黄老师，你是莆田人吗？听口音像。我回答说，是潮汕人，但说的都属闽南话。这也让她给我留下良好印象。怎么看人？现代人最重要的素质就是尊重人，平等待人。胡锦涛官至总书记、国家主席，待人是十分诚恳。有的高官就不一样，他明明认识你，见面就如路人，或者心不在焉地应付几句，让人不快。对这种人，不在乎他就是了。
看看官场百态，那些看似平平淡淡的才是真人、好人。他们是真懂“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人。我们算啥？一个肚子无几滴墨水的“知识分子”。一生无什么大起大落，大功大德，大喜大悲的平常人。
我就是心重。“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揪心。这话说了十几年，而今心更重。14年前，我写《古稀忆往》，有“文后余音”：
“古稀忆往话未休，
风雨此生复何求？
还向先贤讨文胆，
再为公平论理由。”
14年来，未敢食言。14年后，2024年7月1日那一天，是我留校任教，加入中国共产党59年的纪念日，我凑了《七一感思》的打油诗：
近一甲子阴或晴，
蹈海岂容思躺平。
彼岸何处苦求索，
履冰穿雾又启行。
个人简介：
黄宗良，1940年生于广东省潮安县。1960年进入北京大学政治系学习。1965年毕业留校任教，1989年晋升为教授。曾任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大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苏联东欧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共运史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世界和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学研究和教学。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会上讲解执政党建设问题。著有《书屋论政》《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等书。现仍参与校、院相关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