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康奈尔一共住过三次：第一次从一九一〇到一九一五做学生；第二次做物理教师；以后在一九六九年做客座讲师，主讲两种以上课业混合问题。在第二次停留期间，不论在工作上及和朋友交往上，我都觉得生活饶有平和及兴趣。一九一九年六月，我离开柏克莱到伊萨卡绮色佳之后不久，便安顿在布来恩道（Bryant Ave.）三一八号一家舒适的寄宿舍，比我做学生时候住的林登道一二七号更近于校园。我来得早，得以参加六月二十日康奈尔五十周年校庆。在庞大武库馆（Armory）内有几千宾客用餐，在席上，不可能听到人们演说，那时的音响设备不似以后那样有效，集会不得不移到贝莱堂（Bailey Hall）举行。庆祝活动还包括在方院西边康奈尔铜像的揭幕。一九一九年十月二日，我第一次上堂讲课，讲的是电磁现象，未带草稿。不久，不带草稿讲课便成了我的一种习惯，然而我承认带草稿我可以讲得更好一点。我还教大二学生物理十四号试验和高深的物理廿五号试验。我和同僚葛兰载（Guy E.Grantham）一同试验无线电话，我们使用几百码电线，以便能从洛克菲勒馆三楼和二楼通话。重要的当然是其中的原理，要是你能从一层楼通话到另一层楼，你同样可以从一洲通话到另一洲。虽然我通常对于我的职责小心谨慎，可是我心不在焉的习性——我在大二时候因此得了“教授”的绰号——仍然使我受了愚弄。有一天，我于十一点钟走出物理大楼，一些我的学生正在走进，他们问我：​“赵博士，你不来上课吗？​”我说：​“当然要来上课！”我去到体育馆做了一小时的运动，回到物理大楼准备上我以为十二点钟课时，课室空无一人！然而我确实声明在绝大多数的时候，我是守时的。有一次，约会我的女友周淑安游览纽约市后，我赶乘夜车适时到达伊萨卡，在洛克菲勒馆上早晨八点钟的课。时至今日，人们仍可在物理大楼走廊上看到所有以前教师的名单。

为了我自己的兴趣，我旁听了毕德威（CharlesC.Bidwell）​、莫道克（Carleton C.Murdock）​、崔沃、欧文思（P.W.Owens）和墨瑞特等教授的课，甚至安琴（O.D.von Engeln）教授的地质学课程，我也去听。欧文思教授的住址，我记得很清楚，是在西布恩巷（Westbourne Lane）​，而我写信给他总写“好沃恩巷”​（Bestworn Lane）​。这次我集中心力教物理，和以前集中于任何课程相比，并未好多少；我看的书籍有《亨利·亚当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维尔斯（H.G.Wells）著的《时间机器》​（The TimeMachine）及《世界战争》​（War of the Worlds）​；皮尔逊（Pearson）著的《科学纲要》​（The Grammar ofScience）​；巴斯德（Pasteur）著的《生命》​（Life）​；基爱伦（Ellen Key）著的《爱情与结婚》​（Love andMarriage）​；黎果克（Stephen Leacock）著的《学问失误》​（Literary Lapses）​；侯京著的《人类经验中上帝之意义》​（The Meaning of God in Human Experience）​；艾密斯（Ames）著的《新正统派》​（The NewOrthodoxy）​；艾登内（Adeney）著的《圣经批判》​（Bible Criticism）以及卡波特（Cabot）著的《人以何维生》​（What Men Live By）​。对于弗洛伊德所著《隽智与不自觉》​（Wit and the Unconscious）我有这样的记述：​“弗洛伊德了解隽智，可是他自己却粗俗而不隽智。​”对于康德所著《纯粹理性批判》​，我说：​“这是一册重要书 籍，但像韦星格（Vaihinger）那样有才具的人花费大半生光阴，撰写一册接一册的专书研究它，我觉得是浪费时间。​”所有这些书籍当然是教学及研究物理必要阅读书籍之外阅览的，我最不喜欢的一本物理书是鲍恩亭（Poynting）与汤普逊（Thompson）合著的，我不记得是《热学》还是《机械学》​。

我在语言方面的兴趣在那些年代多少还保持。我是中文《科学》月刊在美国的编辑，写了一篇文章，阐明中国国音字母与东方声音之相互关系。一九二〇年夏，我和一位王先生讨论此事，我说：​“一、中国必先统一然后方能专用拼音字。二、拼音字暧昧不明可借字体多音节而免除。许多方言的口语大多是多音节的。三、拼音系统可适用于学术及科学的复杂领域，尤其是科学方面音译的外国字。​”事实上，在说完此话后不到一年，我便加入“国语统一委员会”​，并撰写及灌音一套国语唱片。在音乐方面，在康奈尔这一年，我颇为活跃。我既作曲又为中国民歌谱上和声，并领导中国学生合唱团。我甚至从布来恩（Laura Bryant）小姐学习声乐，在参加贝莱馆举行的庆典合唱团（Festival Chorus）之前达到高BBb。一九二〇年二月，我定购一根价格四十元的竖笛，结果买了价格一百一十五元的乐器，当年自然算是极高的价钱，我去听音乐演奏，并观赏史道克（Frederick Stock）指挥柴可夫斯基所作的《第四交响曲》​，他指挥小提琴手用指弹的动作，只用眼睛摆动，而不用指挥棒。在贝莱馆举行的一次克莱斯勒（Fritz Kreisler）小提琴演奏会中，第一乐章演奏过后电灯突然熄灭，电线被我在日记上所记“​（非）美国（不）荣誉军团”​（​“un”American Legion of“dis”honor）伊萨卡站一群人员割断。一名招待员用手电筒协助演奏者，许多听众，包括我自己，以自己的手电筒照射天花板，以便独奏人借反光看谱，继续演奏。学生们和搅乱人在外面发生扭斗，最后终于恢复秩序，电线接通，音乐会在正常照明下演奏完毕。反对克莱斯勒的理由，自然因为他是奥国人，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过一年左右。

伊萨卡为美国北方城市之一，在冷静的夜晚，可以看到北极光，我在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日第一次看到。我在伊萨卡做了五年学生，本该适应那里的气候，不过某天早晨在洛克菲勒馆物理第十四试验室，室内温度竟为华氏四十六度，对伊萨卡来说也是不常见的，我习惯了加州的温和气候，觉得颇为寒冷。我心跳的老毛病仍然不时发作，常伴随情绪抑郁而来。有一次，我在夜半醒来，试图召唤两位医生，他们都不要来，我的房东鲁斯（Luce）先生给我一些溴化物（bromide）​，我竟然好啦。这一年我住医院只有一次，二月十五日，体温华氏一百度，脉搏九十二次，十九日便出院。有若干场合，完全是愚蠢导致生病。​“中国科学社”那时成立未久，一些发起人试图节省原本不丰的收入来支持它。我的康奈尔同学J.C.S.Tung发起吃经济饭比赛，有一次一天吃五角钱，另一次一天吃三角五，不久我们两人全都得了感冒而睡倒。​“科学社”那时已迁到上海，到了一九二〇年左右几乎已能自给自足。截至现在，我很少提到我在康奈尔的朋友；似乎这一年我的朋友比任何其他时期为多——年长的朋友、年轻的朋友、男朋友、女朋友。在伊萨卡停留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写一封通函寄给一百五十位左右朋友，是我手写的而加以复印。自那次之后，我寄送四次那样的通函，一次比一次长，我称之为“绿函”​，因为是用绿封面装订，或用绿色标题。这一次在康奈尔，我多次看到墨瑞特教授和他的家人，有时我带着他的女儿路易丝和裘丽亚去看电影。我看到康奈尔高班同学R.W.King，一九一二年班，我想是在纽约看到他。我给他看“我的格言”​，他也给我看“伟大人物可能想到的思想”​。我不能称之为朋友的一位访客是南京来的卜莱斯（Price）先生，我和他用我家乡江苏常州话畅谈。另外一位访客我知道得倒是很清楚，他是青年会的罗勃生博士，他到物理实验室拜访我。几年前我听过他在南京演讲，我注意到他说的中国话完美无疵，带一点我出生地天津的口音。

在那时我的年龄，我该对女孩子发生兴趣，我也的确如此。我常和李（Mable Lee）​、郑（T.N.Kwong）​、瑞葩·贝夫见面，尤其和周淑安见面时候最多。我也和欧莉芳（Roberta Oliphant以后为Merrihew太太）及许海伦（Helen Huie）约会，并带邝小姐去看Huckleberry Finn电影（译者按：此电影为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所写小说改编）​。我和比我大几岁的菲珀黛保持友谊，在我割除盲肠的时候，她是照看我的护士。在康奈尔那一年，多数时候我专和周淑安约会，每当我去剑桥，必去看她，并和她一起到纽约游玩。我写长信给她，在若干日记上以第二人称称呼她，在几天乐趣之后回到伊萨卡，我便觉得a sort of Vague-mut schleicht mir occasionally ins Herz hinein（译者孤陋，不解其意，经请教懂德文友人，据告：此句德文混以英文，大意为某种勇气不时袭上心头）​。但或不敢太接近她，因为第一，在那个年代，处世的标准远比以后严格，任何身体上的亲近极不寻常；第二，我们两人都已订婚：我在儿童时代即和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女孩订婚，前文我曾提到过，淑安和我的朋友胡宣明订了婚，她的未婚夫是一九一〇年送来美国的清华同学。我的确给我舅父冯聃生及其他亲戚写过信要求解除婚约，可是他们和我自己都不太认真办理这件事，直到我返国后和别人发生感情。我在康奈尔做讲师，当然是每年签约。一九二〇年春，我接到施赞元自华盛顿来信谓严鹤龄博士拍电给他，要我下年到清华教数学。我向墨瑞特教授咨商，他告诉我，我可以向康奈尔要求休假一年，然后再来。我寻思了几天，最后接受清华的邀请。去国十年，我觉得回国确具极大吸引力，此外，回国还有解决我个人问题的机会。在康奈尔这一年，我的犹豫不决以及内向个性不似在芝加哥和柏克莱“旅行”那一年那么坏，可是我的日记上仍有这样几段：​“决心彻底改革，返回以前自我，以前我行事如圣徒”​（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八日日记）​（译者按：年代似有错误）​；又：​“我怀抱乐观的固执态度，和组织一切经验使之成为一个大计划、让每件事物均有其地位与比重的习惯，使我心境平衡，充满和平，我觉得在生理上对我发生极大影响，至少使我免除焦躁不安呻吟恐惧的烦恼”​。​（一九二〇年七月廿四日日记）​（上段是我决定回国后不久所写。约一年后，我在日记中寻找以上两段，并未找到。但我确曾写过，一定误放在其他笔记簿内，而未放在日记簿中。​）一旦我决定返回中国，纵然最后准备仓促，一切总算进行顺利。我发出几十个变更地址的明信片，装上手提包和衣箱准备随身携带，另外一只大衣箱和一个大皮箱托运到旧金山，还有三箱书籍及打字机装船海运。当我横越北美大陆之际，在换车地点，我还有时间访问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城，并和叶企孙在曼多塔湖（Mendota Lake）上荡舟。我在旧金山搭乘中国邮船公司一万四千吨的“尼罗”号，于一九二〇年七月廿五日下午一点十二分在手帕挥舞、彩带飘扬、汽笛长鸣声中缓缓驶离我停留十年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