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〇年，我第一次离家，住在南京江南高等学堂宿舍内，我时常找寻借口返回常州，纵然不是假期。我先去南京投考Shang Chiang Middle School和江南高等学堂，两校都录取了，我选择了后者。我被列入预科一年级，江南高等学堂实际是一所专科学校，预科等于高中。录取后，我便搬入学校宿舍等候春季始业，因为两地的交通起初是迂回而费时的。南京位在常州之西约一百英里，可是我第一次于一九〇七年三月去南京，须乘小火轮东行到苏州，然后换乘较大轮船到上海，在旅馆住一夜，再换乘扬子江大轮船（即两旁装有划水板轮，而由钻石形状的高大肱木所发动）前往二百英里之外的南京。所以我们须行三百英里，费时五天，去到一个相距仅一百英里的地方。但惟有在冬季才这样走法，冬季常州到镇江之间的运河河水太浅，不能行驶轮船。一九〇七年暑假，我便搭大轮船到镇江，换乘小轮直回常州。以后沪宁铁路逐渐扩展，交通更为便利。那年夏天，我到常州小北门第一次看火车，十一月便可以从南京乘轮船到镇江，然后第一次坐火车从镇江回常州。我一直以为那次回家是吃淡水蟹的，可是查阅日记，我发现那时南京开运动会，学校停课数天，所以我才能回家吃螃蟹。一九〇八年四月三日，沪宁铁路完成，全线通车，那年暑假我搭乘一点钟开行的火车，在镇江穿过走了五十秒钟的山洞，不到四小时（而非五天）便到达常州。
江南高等学堂位于延龄巷南端的门帘桥，杨文会（一八三七—一九一一）创立的金陵刻经处就在延龄巷。那时我毫无所知在我们学堂附近有一个女孩——杨文会的孙女——十年后我们见面并结了婚。很可能在近邻的花牌楼商店购买物品时，曾见到过她。高等学堂校址颇为广大，宿舍几可容纳三百学生，六个人住一间，还有若干大教室、一座体育馆、一个大操场和一个池塘。高等学堂所教的课程和普通中学大致相同，惟比较高深一点。从下面一段我写的日记（中文所写，羼杂英文字），可以看出一九〇七年我初进学校时的情形：三月廿日星期三，第一堂英文，默写。老师讲解新课，让我们读。轮到我读，我读得颇快。赵老师云：“读到fool-stop（译者按：句点之意，应为full stop），应该稍停再继续读。”每人获得一本练习簿。第二堂数学，有三种习题，一是三角，一是代数，另一是算学。我做了第一种。每人分到一厚本数学（作者附言：中文课文是直写的，代数方程式是横写的，有时整页只有一两行课文，方程式占了很宽地位，然后又是直写的课文）和一本带格子的练习簿。第三堂是历史，常熟籍的丁老师还未到，由其远房叔公丁孟舆代课。我们每人分到八本历史教科书。他并未开讲。午饭后，和Shih-Ch’un及其他同班同学去裕昌巷（Yüchang Hsiang）裁缝店量制服。体操未上课。第五堂到图书馆上绘画课。我们每人分到一册苗（Miao）老师编的《图画模范》和一枝画笔。今日老师教我们定点（makepoints）。我画的通过。国文课教完第一课。
整个说起来，这和一年以前在常州上学的日记，无何不同，只是一切较为高深而已。和前一年一样，若干日记由于名词及数字缩写和英文音译，颇不易明了，例如，一九〇八年八月八日的日记，我写了这么一句：“世界及世界人民在一巴拉格拉夫”[即英文paragraph（段落）之音译]。一九〇八年四月廿七日，头一句我用英文写了“In the morning I rosevery late”（今晨起床甚晚），然后继续用中文写。有一天，我提出一个问题：“My father and my grandfather'sonly son are or is the same person?”（我父亲和祖父的独子是同一人，“是”字应该多数还是少数？）我未写出答案。国文课程颇为高深，我们念的是《古文辞类纂》，每星期六下午，半天作文，我们认为是一件大事。我不记得是不是须要习字，不过我经常练习颜真卿的《家庙碑》，颜体字笔画粗壮，我不再练欧（欧阳询）体笔画细的字，以后短时期改 习柳（公权）体《玄秘塔碑》，最后又改习颜体。几年后，我在康奈尔大学读书，主编《科学》期刊，须要写字写得快，无怪自那时起我的字被人批评颇为难认。数学课程先是代数，后是几何，最后三角。代数老师是苏北通州的崔（Ts’ui）先生。他的家乡话母音如bee发腭音如z。代数上的字母，他都以家乡音读。a+b=c b+c=d a，b，c，d，用上海话读是ei chia bi tengyüsi，bi chia sitengyüdi，ei，bi，si，di；崔先生读成nae chiap’z’tengyüshz’p’z’chia shz，tengyüt’z nae，p’z’shz，t’z。那一整年，我们便是这样学的代数。
在绘画班，我们也有语言问题，老师是日本人，不会说中国话，翻译员不太懂绘画。可是老师看到我们的作品，都给高分。有些学生一直想到美国留学，所以美国老师来教我们英文，我们大为兴奋。他名叫嘉化（David John Carver），田纳西州那什维尔市（Nashville）人，是我的第一位美国老师，在学生中颇孚众望，不似常州溪山学校那位沈老师，他很小心，对我们讲话很慢。在他教导之下，我们发音进步很多，惟我们也学得若干美国南方口音，如zero读成dzero，lamp读成li’amp，直到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不是美国一般标准发音。不过不久，我的中式英文便被改正。在一次非正式有唱歌有朗诵的晚会上，我诵读一首名为Clear and Cool（清与凉）的诗句，到了末尾时，我心情紧张，含混支吾了一会儿，才继续读完。事后，嘉化先生告诉我最好习读短篇而充分了解，不要习读长篇而了解不够，我觉得玩耍英文和玩弄中文，同样有趣，例如我曾问同学OICURAB是什么意思。（译者按：应为Oh l see，you are a bitch。）另一位美国老师是查礼（Charles）先生，教我们物理。他极为羞怯、紧张，他说的话难于了解。我不记得谁教我们生物学，可是有一天，高等学堂和预科全校学生齐集在大礼堂观看解剖死狗表演，我们认为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我在南京读书的末期，选修了德文，以后留学考试成了我的第二外国语，我觉得颇有裨益。体育是教体操和军事训练，最后使用真枪。
除正常课程之外（我在常州入学一年，觉得这里课程颇为轻松），我自己读了不少课外读物。我买了一本《马氏文通》，乃马建忠所撰之中文文法书，完全比照西方语文的文法，读起来极感兴趣。我们在校内不须作诗，惟我继续早年在北方时的课业，我早年的试作如下：恼人最是雨绵绵 忽忽光阴又七天转念明朝犹路泞 挑灯独坐小窗前有一位真正说英语的嘉化先生做老师，我们全都乐于在正课之外，多学一点。我借他的World's Work一书看；读过《林肯传》。为了查生字，我以五元买了一本韦勃斯特所著的《大学字典》，现在我书桌上仍有一本（版本不同）。我最喜欢看的书是福兰克林的自传，看过之后，我决心做一个完人。我也看过迈尔所著《世界通史》，忘记是历史课本呢还是课外读物。我被书内倡议的“世界国”所强烈吸引，当即决定参加成为世界公民。我的英文诗习作不像我的中文诗那样古典，早期的习作如下：How useful is the rain!We’ll have very much to gain.How pleasant it will be,In braces we’ll play with thee.（我忘记我所写的braces是什么意思。）我的课外读物绝不限于英文，我看的中文书自然要比英文书多。事实上，在溪山和高等学堂那几年，我看过许多西方小说的译本，到了美国之后，就很少再看小说。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是海加德爵士所著的《她》，由翻译大师林纾（号琴南）译成文言文。我极喜欢这本书，几乎看了三遍。类似常州励进社的组织在南京以“凉脑社”（Cool Brain Society）的名称建立，惟不如前者活跃。早在北方玩弄透镜和倒影时候，我对科学事物便已发生兴趣。现在我开始在管子里安装两个或三个透镜，试造望远镜和显微镜。如今我不再在炉灶上给煤油加热，而是学习用冰块和盐做冷冻混合物，使得温度低到百度表零下二十度，即华氏表零下四度。观看星星那时一向是我最喜欢的消遣，特别是那时的街灯和屋灯还不够明亮，不足以妨害夜景。一九〇七年八月十二日及十三日夜晚，我在东方天空上看到一颗彗星，长几达十度，最近我曾查阅彗星纪录，惟不能断定是恩克彗星还是莫尔豪彗星（Morehouse Comet）。一九一〇年我在北京的时候，我曾于五月廿六、廿七、廿八连续三夜清楚看到哈雷彗星（Halley's Comet）。
除了我尚不认识的将来妻子住在离校不远之外，我在南京不觉生疏的原因是所有的教师极为友善，还有若干同学来自溪山学校。此外，几个亲属也在南京，大哥就读于两江师范（东南大学的前身，以后改称中央大学）。一位远房叔父——Chin-Sheng Third Uncle在高等学堂本部，几乎每隔一天便看到他。国文老师之一是我的远房表叔公，对我极好，可是他思想颇为保守，批评省长核准开运动会，浪费人民的精力与金钱，而使学者成为玩物。和我住在同一房间的同学之一Shao Sheng-Wu是福州人，我们两个互教方言，我学福州话，他学常州话。我从阿姆娘已经学了一点福建话，阿姆娘在回常州以前住在福州。现在我完全学得一个新的第六种方言，这种方言和我以前所知的毫不相同。就像德文和英文不同一样。嘉化老师对我及同班章元善同学特别好。在他返美结婚回到南京后，常请我们两个到他家吃晚饭，有时私下做礼拜，由嘉太太奏风琴，以后弹钢琴，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钢琴。在平日，他介绍我们唱《甜美的家庭》（Home Sweet Home）和《别离歌》（Auld LangSyne）。在嘉化家，我遇到裴达斯（W.B.Pettus）太太，几年后，我才第一次晤见裴先生，当时他是“华北语文学校”（North China Language School）校长。天津青年会的罗勃生（C.H.Robertson）先生两次来江南高等学堂演讲，一次是在一九〇九年三月，一次是在十月，他说得一口纯粹北方话，略带天津口音，但毫无美国口音，使我印象颇深。我们这群高等学堂学生比溪山学校学生要顽皮得多，我们常在餐厅起哄，菜肴要是不好，我们便用筷子敲碗，叫侍役调换。有时厨房不换，全体学生当即站起来散开，直到新菜摆好为止。我在那里读书三年之间，这种事发生过三次。和以前在溪山一样，我们这个年龄的学生大多数向往革命，认为清政府为日无多。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我们得俯伏在灵堂前叩头，赞礼人高呼“举哀！”时，我们全都低着头，齐声大笑，没有人能分辨出我们是在笑还是在哭。在南京，我们当然不完全生活在校内。在初到南京的某一天，我和大哥及堂兄K’o-An走上北极阁去看四周美丽的风景，二十七年后，我主持的中研院语音实验室就建在那里，每天我都观赏那儿的景致。我们常去的另一个地方是南门外的雨花台。每逢雨后，我们可以在那座小山上捡到半透明的美丽有色卵石，这是南京著名的事物之一。市内火车由城中心通到江边下关，往返家乡更为便捷。那条支线通车时，我去到车站附近，将一枚铜板放在轨道上，让火车轧过，车轮把铜板一面花纹轧平，我将它翻转来再让另一列火车轧过，另一面也便平滑，我就说我找到一枚古钱。校园面积很大，无须走出校外便足够玩耍。在操场一边水池旁，我常和同学比赛在水面上漂掷石子或瓦片玩，看谁掷的石子碰到水面的次数多。我常在宽阔的庭院散步，有一晚，迅雷震耳欲聋，幸而我未在雷击到的地点。雷电击毁了秋千架（我们刚刚玩过荡秋千），我拾了几块碎片，作为纪念品。我也常玩单杠，由此谈到我那几年的健康情形。
那时我仍然时常心跳，一发病便万念俱灰，而且想家，尤其想侬姑。有一天，如我前面所说，我决心做一个完人，戒除一切恶习，如吸烟、喝酒、手淫，并开始按时锻炼身体。我买了一本桑道所著的《力量培养法》。在日记中我常记载做深呼吸、长距离散步、跳高、练哑铃、荡秋千、在单杠上引体上升和翻筋斗，有时这些动作在一天之内都做。我也和同学比赛吃饭，有一次午餐我吃了四碗，另一次我吃了两碗，第一个吃完，当时在餐厅用餐的同学共为二百七十三人，惟多数不晓得我在比赛快吃。直到今天，我虽然吃得不多，通常我第一个吃完。我的体育活动有一天出了事，我在单杠上做前后摆动动作，不幸松手跌落，胸部着地。幸而地面填有松土，我还能自己站起来，当时无人在场。我似乎并无不良后果，惟以后有一年左右我屡次发生肋膜炎现象。整个说起来，在南京修业三年，我身心发育颇为良好。由于交通改善，自南京旅游的次数增多，不但在假期，且在其他时机。一九〇九年一月，我去苏州为我外婆拜寿，一月十八日是她七十寿辰。我还去常熟看“大寄爹”姑母。是在一九〇八年，我从表哥庞敦敏学会uε-fen即倒转的反切，并非一九〇六年，以前我记错了。假期在家中，我们玩得很愉快。有一次我甚至和堂兄K’o-An到上海在Kelley&Walsh，Ltd.买外国书，并买碘酒，当时碘酒对我们尚颇新鲜。二叔父Li-Ch’ing（正式姓名为赵Hang-Nien）自新加坡返家，带来许多有趣的物品，其中之一是立体透视镜和特制眼镜与幻灯片。每个人当然争着使用特制眼镜。可是我以前从注视壁纸图案上学过两眼遂心所欲自不同角度斜视，不须戴上特制眼镜便能看出幻灯片的立体景象。二叔因我说过要去国外留学，还给我一本Rules andManners of Good Society（《善良社会之规范与礼仪》），艾宓莱·波斯特（Emily Post）的前驱（译者按：波斯特为美国女作家，写过社会礼仪的书籍，逝于一九六〇年）。所以下一节将叙述去美前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