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初入学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 次 更新时间:2024-12-18 10:44

赵元任 (进入专栏)  

一九〇六年,我回到常州,首次进入一所现代化学校,各式各样家庭的子弟在各科教师督导下一起念书。我们通常称这样的学校为“洋学堂”​,因为这是洋制度,虽然我所进入的那一所是私立而由一位朱先生管理。那所学校名为“溪山”​。用北京话来说,​“溪”字应读为hsi,而我却读为Ch’i,理由有三:第一,学校就是那么称呼的;第二,按照音韵学,​“溪”字代表气音k字音,在i音之前通常为Ch’而非hs;第三,​“溪山”如读为hsi shan,易与北京的“西山”相混。当我填房守寡的阿姆娘(常州话“伯母”​)由于大姊还不够大,无法长期处理家务,因而回到常州,住在青果巷我家后院,照顾前房留下的三名子女的时候,我也从苏州回常州。阿姆娘以前住在外省,和娘家左家在一起,左家和阿姆娘一块儿回来,住在常州另一地区。阿姆娘仍然时常越过城内的小河去到左家,不过她通常在青果巷家里。溪山学校名为小学,实则介于中、小学之间,等于美国的grammar school。由于大多数学生来自有知识家庭,中文课程比较以后学校程度为高,例如,我们需读《左传》​《文选》​,前两年我曾读过一些。我们最敬爱的老师名吕诚之,教我们中文和历史。我开始在沈问梅先生指导之下,有系统地学习英文,沈先生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他不管我们能不能听懂,总是用英文快速讲解,这对训练我们听英语,一定颇有裨益。他还教体育,叫我们围着操场跑。我忘记于老师教的是什么。在数学方面,我们学过几何与代数的长除法(long division)​。在夏季年中考试时,英文我得第一,各科平均,得第二。

在撰写早年回忆时,一切完全靠记忆。但自一九〇六年以后,我可以凭日记,除了少数几天中断之外,这几十年来,我一直保持写日记。第一次写日记是在一个星期天,一九〇六年四月十五日。和通常一样,我们写的任何事物,都是用文言文。这是我第一天的日记,全文如下:十二(即十二时)前往溪山(学校)​,拟于彼处午餐,惟太晚。故略候片刻。所有人均去杨集操场(Yangchi Field)踢足球,余去“青年励进社”​(Youth'sImprovement Society)​(系余协助组织者)借书。仆人老劳(Laolao)和堂兄科安也在彼借书。余借了《黑行星》​;​《科学读本》卷一、卷二、卷三;​《家庭教育读本》​;​《儿童心理学》​;​《国歌书》卷一;​《秘密岛》​;共八册,交老劳携回。旋去“新春”​(书局)​(Hsin Ch'un〔Bookstore〕)以八角购《古文观 止》​(Textbooks of Literary Chinese)五卷至第十卷。​(同学)朱达(Ch'u Ta)亦在彼。询其何以缺课——因伤足。返校稍读《古文观止》​。是日天阴。

上项日记用简洁文言以小楷写出,占篇幅11/4英寸×21/8英寸。以后学得较多英文字,我开始将英文字羼在中国字中间,现在我必须以常州音读这些字以明我的本意所在,例如,一九〇六年八月十八日我说“余去堂兄科安家t’eik’ding n”​,常州音近乎“take dinner”​(用晚餐)​,而北方话则应为t’ui k’o t’ing nuo。又“余去看同学石仪(Shih-Yi)的fa’-z”即father(父亲)​,而北方话则应为fa-ch’u。十一月三日,​“余作ssu-pei-ling to 26 p’ou-ch’i”​,北方话应为ssu-pai-ling to 26 p’ei-dji,即spelling to page 26(拼音到二十六页)​,不久之后,我开始使用缩写字,如ri vy lt,即rise very late(起得很晚)​,jen vy no shih,即person very not well(人极不适)​。又一九〇七年一月六日,我记bk la wd 2 pg,bk,即book,​“书”在中文文言亦意为“写”​,所以上文缩写之字为wrote large words 2 pages(写大字两张)​。不论在校内及校外,我们的课外活动很多,有的是学术上的,也有的是为了乐趣。我第一天的日记提到过,我们组织了一个“青年励进社”​,其重要活动之一是买书成立图书馆。九月九日,星期日,我到那里借了《新小说选》​《教育歌曲》​《音乐课本》​《鲁滨逊漂流记》两册,一册《新民丛报》​(梁启超创办的杂志)​,​《儿童心理学》及《家庭卫生》​。男人们可以在城内任何处所走荡,而我们这个阶层的妇女则必须坐轿子,我有时候为她们跑跑腿和借书,例如为侬姑借《学校卫生》​《黑奴吁天录》​《福尔摩斯探案》等(当然全是中文译本)​。除了经营图书馆外,​“青年励进社”还创办《课余杂志》​(After-School Magazine)​,用油印机印刷。我主编科学部分,惟不记得我撰写了什么。

在我的课外活动中,我记得有一件事让大人们大吃一惊。我试验将煤油装在废弃的玩具盒内加热,盒上中开凿穿一个小孔,将盒放在厨房炉灶上,当煤油开始沸腾时,我在小孔上端放一根点燃的火柴,立即有美丽的火焰从小孔冒出,大人们晓得了我在做什么之后,大为吃惊,不让我再为煤油加热。远较无害的是试验将镜子的四框去掉,将其棱角放在太阳光下晒,让它在墙上散出七色光来。我们小孩子八月四日看到月全蚀,极为兴奋,那是我第二次看到,第一次是在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廿七日。另一种让我们小孩子发生兴味的天文现象,是在我们家门前向东方天空望见彗星。我日记上记载是在一九〇六年八月廿七日晚间。我认为是恩克彗星(Encke's Comet)​,惟据高达太空飞行中心(GoddardSpace Flight Center)的黄授书博士说,那一定是芬雷彗星(Finley's Comet)​。叙述我在苏州这一年的事故,我忘记提及我们对世界观的重要改变,即开始以现代的甚至革命的看法看事物。我们开始划分人类为文明人及野蛮人。我们认为清朝当然不久覆亡 (四年后果真覆亡)​,我们全都期待革命到来,可是我们在大人面前不敢说得太露骨。事实上,我父亲曾说可能要改朝换代,母亲立即制止他说:​“不要高声!”我想是在我第一年入学的时候,发生反美运动,那是因为在淘金潮之后不久,禁止华工而引起。我们设法查出什么货品是美国货,以便加以抵制,煤油是标准油公司(Standard Oil)进口的,所以我们便停止用油灯而改用蜡烛。大都是我们青年励进社的社员劝说亲戚朋友抵制美货。

我们的活动并非全是严肃而无玩乐。我开始在校内学踢足球,也去东门外的清凉寺旅游,通常爬上附近的宝塔[译者按:据台北武进(常州)同乡会云,常州东门外为天宁寺,附近有宝塔;南门外方为清凉寺]​。铁路修通到常州以后,那个地方当然是必看的风景。夏季常下大雨,在淹水的街道上走来走去,水没到我的踝骨,我觉得很好玩。一天早晨,我一路涉水来到学校,只看到五个学生在那里,那天学校不得不停课。在学校以及在家,我们常玩藏东西和传话,藏一件不大不小的物品,如一顶帽子、一本厚书、一个甜瓜,颇为简单。传话是先由一个人对第二个人小声说一句短话,譬如It's going to snow tomorrow(明天要下雪)​,第二个人将这句话传与第三人,传了八次或十次。这句话可能成为It's going too slow to borrow(借就太慢)​。​(我们当然说的是中文)和象棋比起来,我喜欢下围棋;我也有时间打麻将,有时三天我倒有两天打麻将,大姊想法不让我打以免浪费时间。可是那年她嫁到浙江诸暨陈家,少有机会教我做这个那个。我想是前一年在苏州时候,我第一次通宵打麻将,这件事我在上文提到过。城里没有什么玩意可看,也没有电影院。有一次一家旅行电影表演团来到城内上演几天,我去看过一次。上演的大部分是滑稽剧,诸如以水龙头从人们后面喷水,月亮在天上看两个年轻人做爱,然后摇摆落到地球上把两个年轻人吓跑。最后一幕显然带有色情。我忘记提及我在苏州那一年,我偷着看了从聃生舅父图书馆借来的一本说明性的书。那几年是我的春情发动期及青春期,通常自我放纵,不过和私人爱情及自书上与那次电影上得来的理论知识,并无关联。那次影片尚颇规矩,只照出床上两人的面孔,但从他们面部表情无疑可以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影片的名称是“小开心”​。后来三房叔公家包租下旅行电影团,在我们家上映一次,放映几小段,惟我们在城内看过而期待的那一段,则未放映,这当然是出于对我家的尊重。

上文是“我们”的课外活动和游戏。​“我们”是谁?大多数是溪山的同学,在我日记中提得最多、记得最清楚的是陆元昌、路敏行、朱钟麟、李宗棠、冯沈孙(后二人姓名系译音)​、表兄科安、另一表兄(我只记得外号叫“多宝塔”​,中国颜体字的字帖名)​,及屠家三兄弟(老大后来做了常州中学校长)​。近亲中间,我和大哥、二姊还开玩笑,和大姊则较少开玩笑,她多少是我的长者。惟正如我前文所说,我对侬姑颇为爱慕,几乎在每天的日记上都提到她。在同学中,我也喜爱李宗棠,不过有时候我们打架,打得把彼此的头发拔掉。我们玩的一件事是为同学取一个单音名字,彼此称呼;我们彼此都称呼这个名字,以致后来反而忘记原名。我的代名是“泼”​,活泼的简称,另一人是“杀”​,又一人是“必”​,在常州音都简短清脆。有人说我必定讨个凶悍的老婆,因为“泼妇”的意思就是凶悍的老婆。幸而在我结婚老早以前,我便不用那个名字了。提到结婚,一九〇六年五月二十日大姑婆(陆老师和陆医生的母亲)告诉我,我就要和一个名叫陈仪庄(Ch’en Yi-Ch’üan)的女孩订婚啦,我在日记上记载说,婚姻不自由,我至为伤心。我和这个女孩订婚十多年,最后我终于得到自由。上学的第一年,我的身体一定颇为健康,因为那时校内校外的活动很多,而且幼年自我放纵,我曾在日记上以大字书写“今天余完全失去自制,书此以志此错事”​。那时有两件事烦扰我:一是眼睑发炎(大概是十年后患沙眼的先声)​,因此之故,获得机会在睡觉前享受侬姑为我点眼药水。这个毛病时好时坏,例如五月三十日的日记说眼睛康复,而十月三十一日的日记则说两眼全红。另一件痼疾是心跳,心跳时深感悲观,心悸过去后,一切恢复正常。一九〇六年九月廿一日的日记写有这样一段话:​“余至少每年病一次,惟今年未病,此定为余每晨洗冷水浴之结果。​”可是十月廿三日心跳毛病又犯,此病一年犯一次或两次,以后数年一犯,多年后得了一次冠状动脉心脏病,以后便从未犯心跳病,颇为奇怪。在常州上学的这一年,我写了很多,部分原因是我必须将稍早以前及稍迟以后发生的事件包括进去,但主要还是因为这年是我身心发展的转折点。此后,我便离家到南京上学三年(只有假期返家——及回家吃煮螃蟹)​,留待下节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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