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自从产生以来，就处在不断变革的过程中以适应环境变化的需要。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以赢得选举谋取公职为目的的政党，经历了从干部党或贵族党向群众型政党和二战后向兼容型政党逐步转型的过程。
根据政党的组织结构，可以将政党划分为干部型政党、群众型政党、兼容型政党、精英型政党和信徒型政党。干部型政党（又称干部党或骨干党，cadre party），其内部组织关系松散，不强调党内成员之间的一致性和整体性，政党组织在平时活动较少，到了选举期间则非常活跃。党务活动的重心放在议会，政党领袖和少数骨干在政党机器运转特别是竞选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早期的一些政党和当今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就是这样的政党。群众型政党（又称群众党，Mass membership party）为了赢得选举，尽可能地扩大党员数量，在强调保持党员对党的忠诚和纪律约束的同时，为党员和基层组织参与党的干部选举和党纲的制定等党内民主提供了必要的程序性保证。西欧的社会党就属于这种类型的政党。精英型政党对党员资格有着严格的要求，注重从社会精英人物或优秀分子中吸收党员，党内实行严格的组织纪律和自上而下的层级节制，决策权集中在党内高层精英手中，普通党员在党内的发言权十分有限。印度的国大党就属于这种类型的政党。信徒型政党则是围绕领袖——信徒关系来组织政党的，领袖处于政党的核心，信徒只有追随领袖的义务。希特勒的纳粹党就是这种政党的典型。
随着普选权的实行和社会党在选举中的成功，群众型政党的模式也被“资产阶级”政党所采用，出现了群众型政党“自左向右的蔓延”。 [1]群众型政党成为一种比较流行的政党模式。
二战后，在欧洲出现了新的政党类型。这就是美籍德国政治学家奥托·基希海默所创造的新词“兼容型政党”（又被译为“全方位政党”，catch call party），它是指为了争取尽可能多的选民支持，政党寻求代表各类选民的利益和包容各种“世界观”，党内各种派别、各种观点应有尽有。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英国的保守党、日本的自民党等都属于这种类型政党。 [2]二战以后，要想获得大选胜利就必须成为“兼容型政党”几乎成为竞争性政党政治中的一条公理。 [3]无论是干部型政党还是群众型政党都出现了向兼容型政党转型的明显趋势。其具体表现是：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大大减弱；上层领导集团的地位加强；单个党员的作用下降；减少对某一个具体社会阶层的重视以利于在全体社会成员中更广泛地吸收支持者；保持和各种利益集团接近的渠道等 [4]。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也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过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则经历了从民族解放斗争时期的民族主义政党向民族独立以后的执政党的转型。那些通过政党的不断现代化成功地进行政党转型的政党得以继续发展并执掌政权，而那些不能顺利实现转型的政党则不断走向衰落以至于消亡。
迄今为止，政治学者们研究比较多的是西方国家政党的产生发展和变革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点。
关于现代社会政党产生的原因，政治学界主要有这样几种解释：制度论认为，政党的出现是近代议会和选举制度改革的结果；历史局势论认为，在新旧制度的交替过程中以及在民族战争中，围绕着正统性、领土主权、政治参与等问题的争论导致多样性政党的产生；发展论认为，政党出现是社会现代化的结果，政治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中央与地方、个人与政府的关系，从而导致政党的出现；危机论则认为，新政治秩序合法性危机是政党形成的直接原因，现代政党是解决合法性危机、整合危机和大众参与危机的唯一手段；冲突论认为，现代政党是阶级利益冲突的产物，是选举这种“民主式阶级斗争”（李普塞特语）的工具。 [5]
在政党的产生方式上，法国政治社会学家迪韦尔热概括出现代政党的两种产生方式，即内生党和外生党。前者是指从议会内部议员在政治活动中逐渐联合起来而形成的政党；外生党则是在代议机关之外的政治力量对统治集团发起挑战并要求在代议机关中取得自己席位的政党。议会内形成的政党多为干部党，议会外形成的政党多为群众型政党。
政党为什幺会发生转型呢？研究竞争性选举中政党变革的理论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初步的回答。西方政党变革理论将影响政党变革的因素概括为五个变量：政党领导人的变动；党内主导集团的变化；政党的首要目标；外部环境的变化；政党的年龄长短。政党领导人的更迭为政党变革提供了契机和可能性。党内主导集团或主导联盟一致性的变化或主导联盟组成的变化都会导致政党变革。政党的首要目标可分为四类：谋求选票最大化，谋求职位最大化，谋求特定政策，谋求党内民主。外部环境的变化包括：选举失败，无法进入内阁或联合政府，无法满足政策委托者的要求，党内积极分子对党内程序的不满等。这四种变化因政党首要目标的不同而对政党形成不同的冲击力度。政党的年龄则与政党的变革倾向成反比。政党的变革主要集中在政党规则和结构以及政党的战略和策略的调整上。政党变革是一个渐进的调适过程。 [6]
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力量，也面临着一个政党转型的问题。这就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问题。这是因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7]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党的性质不能变，党的指导思想不能变，党的最终目标不能变，否则，共产党就不成其为共产党。而党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战略策略、活动方式、党员要求等则应随着党的任务的变化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与时俱进，不断地加以调整。只有坚持变与不变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做到三个代表：即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8]那幺，革命党和执政党都有那些联系和区别呢？
共产党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年代以及全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都始终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都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共产党无论作为革命党还是执政党都必须保持这些基本特征。
由于党的地位、任务和环境的重大变化，作为革命党和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之间在许多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区别。
第一，从政治统治方式来看。
政治统治的方式主要有同意和暴力两种方式。作为革命党，共产党主要依靠暴力手段来夺取政权和巩固新生的政权。而作为政权巩固后的执政党，同意的手段对于共产党来说就显得格外重要。为了赢得公众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认同和支持，执政党应当强化利益表达功能、利益关系协调、意识形态再造和政治教育等功能。执政党必须和各种不同的利益群体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和沟通管道，及时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和要求转换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进而上升为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同时协调好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革命党的意识形态偏重于论证破坏旧秩序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而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则需要证明新秩序的合法性。通过理论创新完成意识形态的再造成为执政党取得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手段。执政党还必须做好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工作，使民众认同和支持现行体制。
第二，从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来看。
就权力分配格局而言，革命党属于高度集权和直接领导为主的政党，执政党则强调适度分权和间接领导。为了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共产党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和绝对领导，党组织直接指挥政权机关和群众组织，党处于权力中心地位。执政以后，为了使政权机关和群众组织更好地履行各自的职能，为了实现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党需要调整和政权机关及群众组织的关系。为了保证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党必须掌握政权机关和群团组织领导人的提名推荐权，党必须使本党成员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并掌握议会活动日程主导权。在此基础上，适当划分党组织和政权机关、群团组织的职责权限，党组织不再直接领导政权机关和群团组织的工作而通过指导身居其中的党员的活动来间接实现领导。领导手段也应从革命党所习惯的群众运动方式转变为依靠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来进行管理和完成日常任务。
第三，从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来看。
政党的组织原则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民主松散型、民主紧密型和民主集中型。无产阶级政党奉行的是民主集中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强调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贯彻集中的意志时铁的纪律和高度的服从，具体表现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但在执行民主集中制的侧重点方面，革命党和执政党却有着重大的差别。革命党在对敌斗争的严酷条件下，难以实行充分的党内民主，同时为了革命斗争的胜利，必须强调铁的纪律和高度的服从以及必要的保密。而执政党具备了实行党内民主的条件，在坚持党的纪律保障党的意志的集中统一的同时，应该把重点放在发展党内民主上来。发展党内民主，要求从体制和程序上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为党的基层组织和地方组织参与党内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决策提供制度化的渠道，实行党内民主选举，更好地发挥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党代会代表的作用等，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只有增强党员的民主参与，才能增加执政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避免党组织蜕化为官僚化组织而失去广大党员的信任和支持。
第四，从战略策略或政策方略来看。
阶级斗争是革命致胜的法宝。革命党的战略策略立足于阶级斗争，强调分清革命的依靠力量、同盟力量和革命的对象，并据此制定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执政党治国的政策方略则要立足于社会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和谐与合作，具有最大程度的包容性。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面向全体民众而不能过于偏向或照顾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除非该群体属于应受保护的社会弱势群体。制定政策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同时尽可能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只有这样，执政党才能赢得最大多数人的支持，从而巩固自己执政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第五，从活动方式来看。
革命党和执政党从事政治活动的社会环境有着根本的区别。革命党往往被当权者作为“非法政党”来对待，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这种长期地下党状态对革命党的活动方式有着深刻的影响。不习惯于遵守法律法规，不习惯于尊重国家政权，追求高度的行动自由和活动的高度保密性，强调决策效率而忽视决策程序，成为长期从事地下活动和革命斗争的政党带有惯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对于革命的成功是必要的，但成为执政党以后则需要加以改变。宪法和法律是执政党将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产物，执政党如果不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并模范地遵守法律，法律的权威性将荡然无存，民众也不会遵纪守法。执政党如果仍然保持活动的神秘性，那幺对执政党的监督将成为一句空话。同理，缺乏程序约束的决策，很难保证决策的正确性，而错误的决策效率越高则后果越糟。
第六，从对党员要求来看。
革命党和执政党对党员的要求有着显着的差别。革命党要求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清除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政治投机分子，重点在工农群众中发展党员，对来自其它阶级或阶层要求入党的人则从严掌握。对党员个人的要求，重点是对党的忠诚和革命的理想信念，对知识和能力的要求很少。执政党要执政治国，对党员队伍构成和党员素质的要求均不同于革命党。从党员队伍的构成来说，执政党的党员队伍应当由社会各个方面的优秀分子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而不应当局限于某个特定社会群体。从党员素质要求来看，执政党既要强调党员对党的忠诚和革命的理想信念，又对党员的知识和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若无后一种要求，党员很难在自己所在的岗位和行业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把政党改革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政党改革的依据在于，执政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与革命党不同的作用或功能，因此应当有相应的结构变革作为配套。
在发展市场经济和走向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执政党的功能主要是利益综合，精英录用与输送，执掌政权，政治动员与政治社会化，政治沟通等。
政党的利益综合功能是指政党通过制定党的纲领和目标，表达和整合各方面民众的利益。为了完成利益综合功能，执政党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意调查工作，通过民意调查机关将各种民间利益和要求收集上来。执政党还应当建立起有别于纯粹的学术研究机构和文件讲话起草机关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思想库或智囊团，使他们发挥执政党的“外脑”作用。同时还应当建立起与社会各界进行政策协商和咨询的政策审议机构，使社会各界都有机会在执政党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发表意见和提出建议。执政党在发展党员和组织结构设计上，还应当充分考虑到利益日益多元化和分化的社会现实，增加自己的代表性和代表能力，尽可能与各种具有利益集团性质的民间组织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和沟通管道。比如，可以考虑吸收团体党员，可以实行执政党的年会制，在年会上团体党员的代表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等。
执掌政权是执政党最重要的功能。从各国政党政治的常态来看，执政党执掌政权基本上采用党的领导人通过选举这一法定程序直接担任政府领导人这种形式，这样就避免了出现党政两个权力系统彼此掣肘和相互消耗的弊端。更重要的是，党组织系统如果在政府之外指挥政府，责任政府体制将无从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也难以实现。因此，为了更好地完成执掌政权的功能，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题中应有之义。
政治精英的录用和输送是政党的一项重要功能。执政党能否长期执政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能不能把有志于从政并具有政治才干的精英人物吸收到党内来并及时将他们推荐到政权机关的领导岗位上来。如果政治精英长期游离于执政党和政府之外，执政党就会面临潜在的威胁。执政党在发展党员上，需要将社会各方面的精英人物吸收到党内来。只有广纳贤才，才能增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同时，执政党要通过党务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锻炼，培养出一批一流的政治家，并使他们及时担负起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工作。在此基础上，执政党要把自己最优秀的人才输送到政权机关，担任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职务。
政治动员和政治社会化是政党的一项重要功能。执政党为了赢得公众的支持以巩固国家政权，需要动员公众参与政治活动特别是选举活动，支持政党所提出的候选人和纲领。政治参与的过程本身也是对公民进行政治教育的过程。为了吸引公众参与政治活动和支持执政党，执政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必须扎根基层扎根城乡社区，服务民众。基层党组织应当定位为政治组织而不是行政机关，需要从行政管理事务中解脱出来，发挥好民众和政府之间的桥梁和中介作用。
政治沟通是政党的一项重要功能。执政党在政治沟通中担负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所谓政治沟通是指政治系统运转过程中政治信息和情报的传递过程。执政党执掌政权后所制定和执行的政策是否反映了民情民意，是否得到民众的支持，政策执行效果和预期目标之间的落差如何，直接关系到如何做出后续决策的问题。在执政党将工作重心转向直接执掌政权后，执政党的各级党组织和党务工作人员应当在政治沟通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政治沟通的上情下达信道主要是由各级政府完成的，他们负责将政治决策及其执行信息逐级向下传递。而政策执行效果评价和民意反馈信息即下情上达信道应当由相对独立的另一个系统来完成，否则政治沟通的两个信道都由政府系统这个单一信道来完成，必然会出现政府自己评功摆好和只讲成绩不讲问题的现象。因此，各级党组织和党务工作者应当加强民情民意的调查和研究，加强对政策执行效果的科学评估，从而为及时调整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政党本身特别是执政党，必须与时俱进，通过政党改革适时进行转型和现代化，才能保持生机和活力，才能长期存续下去，舍此别无他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