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胡适研究一度是大忌，那么对几度风雨之后的学术对象来说，人云亦云则是研究的大忌。对胡适这样一个人物的评价，在20世纪就经历了从“我的朋友胡适之”到“胡适之忏悔潮”。春去秋来，一时间拿胡适说事儿的“批判”文章犹如风卷残云，形成了前恭后倨之象。“这一个”的胡适，俨然是时代思想氛围的温度计或说晴雨表。曾几何时，用“人云亦云”作为学术上评判胡适的观念词似乎不算过分。从“我的朋友”之高枝攀附到趋之若鹜的纷纷远离，这一方面说明“胡适”作为符号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喻示着学人们提笔弄文的不易。

撇开无奈、尴检，胡适的形塑自然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儿。毕竟，这关切到如何重建斯文的问题。从思想史家耿云志的胡适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一点。

我和耿云志先生的认识过程平平常常，没有更多的细节或轶闻要爆料。应该说，只是因为在自己的研学过程中多看了几眼他的胡适研究的“点”与“面”。至于之后在几次会议上有所交集也都是稀松平常的事儿。回想起来，我们的私下过往不算密切，甚至没有什么桥段可以大书特书。总之，一切都是学术上正常过往，没有能“拿得出手”的猛料值得披露和炫耀。我不得不承认，对耿公的外在一切我是模糊的。只是相形之下，我对其内在的思想及其承诺反而更为清晰些。正是在外在的模糊与内在的清晰中，我才对耿公的为人为学有了几点忽隐忽现的记忆。

上世纪70年代，耿先生从河南息县的“干校”抽调到北京开始了触摸胡适的工作。尽管那是处于搞“运动”的阶段，他还是在“运动”中走进了胡适的世界。从此，他以“一发而不可收”的心态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研究，而且是一以贯之：“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胡适。”这句话是耿公的夙愿。用今天的话是起初心，也是他毕生的承诺。

众人都在“皆醒”中运动“运动”，而他却在“独醉”中“运动”胡适。心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意志，开始了以柔韧而顽强的毅力创制一套精神体操的话语。要知道，那个时代的胡适研究并没有后来的氛围，有很多话语往往还属于只可意会的禁忌话题，用闻一多给新诗的规训说法即是“带着镣铐跳舞”。先生之所以对这一选择无怨无悔，是因为他坚信：“中国最不缺的是极端的力量，最缺的是胡适这种温和而坚定，自由而悲悯的力量。”于是，重新发现胡适成为他殚精竭虑的努力方向。

记得卞之琳的《断章》曾这样写意：“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的确，当我们在凝视高山或深渊的时候，高山或深渊其实也在凝视着我们。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对话史，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说，正是在发现胡适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耿公。

第一次见到耿公，大概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举办的思想史国际会议上。回想起来，应该是在烟台的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耿公。因为年龄、身份等诸多原因，我们的见面既不能说一见如故，也不能说相谈甚欢。准确地说，这次见面不但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反而是以并不愉快的学术歧见别过。事情的起因还在耿公“自将磨洗”的前贤胡适身上。当时，我在发言中借助陈独秀一通书信的解读给出了胡适入驻北大的单方面动因。

时过境迁，至今记忆犹新——

在接受蔡元培校长的委任状接任北大文科学长之后，陈独秀得知胡适即将回国且举棋不定。于是，这位自视“神交”的文科学长便不失时机地致信那位海外游子说：“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按，此系“北大校长”之误）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归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均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足下回国必甚忙迫，事畜之资可勿顾虑。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细读陈独秀1916、1917之年初岁尾写给同乡招揽信不难发现，求贤若渴的心情跃然纸上。虽然没有“煮酒”相论，但字里行间尤其是“神交颇契”已将“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的情分渲染到了极致。这里不但有“足下”是“编译之事”的“柱石”之内化于心的感情留人策略，而且还有外化于行的经济待遇。“学长月薪三百元”与“重要教授也有此数”以及“事畜之资可勿顾虑”的慷慨承诺，无不是胡适动心北大的动机。这里我过于强调了陈学长倚重蔡校长的急不可耐：在一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情感留人、俸禄优裕的待遇留人的各种绑架中将一个海归延揽到麾下。耿公听了我的发言很是不以为然：“这样说，好像胡适是为了待遇才选择北大的。”我在回应环节还是固执陈独秀“悠悠我心”的心态，说：“耿先生，这则材料是我从您编选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读到的。这为我们从知识经济学的视角来理解《新青年》同仁的聚合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而且也符合历史事实。这从后来胡适到北大任教后写给母亲的信中那句引以为荣的月薪炫耀中也可以得到证实。”耿公以平和、淡定的态度微笑作答。

这一为人谦和、学术平等的态度对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者来说，可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此后一段时间，我和耿公既没有电话联系，也没有书信往来，更没有今天所谓的“有组织的科研”。回想起来，生平第二次见面可能应该是在2010年中秋洛阳的“近代思想史上激进与保守”会议上。尽管思想史会议由我所任职的单位主办，但印象中似乎没有留下更多的记忆，后来甚至怀疑耿公这样一位思想史大家是否真的大驾光临过。显而易见，一切的特殊接待和额外要求不曾发生。与其他学者一样，他在大会发言后就匆匆离开了。除却我们的不周，他为人谦恭、内敛与温和性情气质继续模糊着我的模糊。只是，他那极具洞见的犀利话语留在了十三朝古都上空：“中国最不缺的是极端的力量。”这是会议的主题，也构成了这一次学术讨论中的最强音。如同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个主题歌，近代以来最激进与最保守的力量每每在强势、强权与强人的执掌中互位与循环。记得那时汶川地震刚刚发生，开幕式上为刚刚失去生命的芸芸众生哀悼的提议得到了先生的高度认可，会议在学术交锋与人文关怀中践行着思想的承诺。

与外在的低调形成鲜明的反差，耿公那内化于心的个性化淑世思想于我渐行渐近，愈见清晰。

最后一次见到耿公是在2019年北京大学的五四思想史会议上。鉴于是第三次见面，我们便有了学术之外不多的寒暄。记得那时他刚从国外回来，一再说每次出去开会都觉得特别累，还用“风烛残年”来形容自己的体力不支。虽则如此，他在会议上那个简短的致辞还是让我“耿耿于怀”、难以释念。他以胡适当年在“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的青岛讲话来鼓励青年才俊们说：“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后来，我还专门让左玉河兄为我传来了先生的讲话原稿。文字不长，但意味深长，值得后学咀嚼品味。

光阴荏苒，转眼间到了2024年7月。耿公主编的《中国近代思想通史》出版的座谈会在京举行。接到邹小站的通知，我本以为这次能够见到耿公，不料他却因为病魔缠身未能出席，我让彭姗姗转达了我的问候并表达有机会再去拜见。但这成了永久的遗憾。姗姗告诉我，8月2日他们送先生去八宝山时，雷鸣电闪、大雨滂沱。当我写这篇小文时，左玉河兄告诉我，先生的告别仪式将在8月6日举行。耿公身影，渐行渐远；耿公思想，渐行渐近。

“自将磨洗认前贤”。这是耿公一生一世的信仰定力，自带温和、悲悯而自由。用大概、可能、也许来描述对耿公的印象，以清晰、鲜明、深刻的几个片段打捞对先生的记忆，这是因为我始终相信有一种力量叫坚守。从耿云志先生行走中，我们所能汲取的正是他那从“人云”到“我云”的学术之道，尤其是由此而来的“言行不二，以言行事”之思想及其承诺。

任时光之匆匆，念思想之悠悠。以此送别耿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