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并非个人的独白，并非寂寞的欢愉，而是不断交流、不断对话的历史。即使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的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古文字学等研究，它们也既需要与历史传统对话，又需要与现实关怀对话；既需要与思想文本对话，又需要与人类心灵对话。在多元往复的对话过程中，学术研究才能激活历史资源、传承人文烛光，真正做到“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否则便容易流于向壁努力的自我欢愉，成为学术领域的“冷门”、人类社会的“绝学”。必须看到，尽管国家已经意识到确保这些事关文化断裂与传承的学科有人做、有传承，而且国家哲学社科基金也特别设置了“冷门绝学”的专项课题，但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冷门绝学”并非耀眼的荣誉，也不意味着它在学科群雄中被赋予了“免死金牌”。就当下“冷门”与“绝学”相提并论、同步相向的情形而言，如何让“冷门不冷”“绝学不绝”，如何让这些学科走出“冷门绝学”的狭窄胡同，依然“任重而道远”。
我们知道，“冷门”原指赌局中无人下注的一门，后来借用到学术领域，意思是说那些学术关注度甚低、成果产出艰辛、研究者群体特小的学科领域与研究方向。“绝学”本有多重意蕴，就目前将其与“冷门”捆绑在一起的解读则明显不是老子所说的“绝学无忧”，意思则是指有一种造诣独到、立意深不可测的学问即将失传，弄不好有“学脉断绝”的后果。这一险境犹如鲁迅所说的“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那么小心呵护才能避免走进死路一条的胡同。这种地窄人稀、门可罗雀的局面比起地广人众、门庭若市的显学自然有位卑人微、不受待见的尴尬和无奈。说起绝学，更是能使学界中人硬是吓出一身冷汗。鉴于其文化价值独特性，又兼具门槛高、研究难度大、研究群体小等缘故，就有时时弹尽粮绝、后继乏人的自危与杞忧。譬如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古文字学、濒危语言（方言）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与历史研究、特色地域文化研究、传统文献和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等，又都有着躲进深闺的高冷性、绝户性。
从世界范围内的所谓冷门绝学情形而言，这些学科每每受到科技进步與经济腾飞的影响或说掣肘。如果说科技对人文的排斥与挤压已经见怪不怪，那么经济大潮的冲击与“实用至上”的观念影响，必然会因就业形势而雪上加霜。以就业为导向，以市场需要为指南，应用性强的专业自然会飙升数倍而不止。可想而知，招生人数很少的专业，譬如甲骨文、西夏文、古典文献、藏学等与宗教有关的学科就有濒临危机的边缘化倾向。二0二二年就曾出现敦煌研究院招人难的困境，一个考古事业编的岗位仅有五六人报名，最后竟无一人应试。虽然敦煌研究院近年来逐步增加招聘岗位，但却鲜少有人问津，这与当年“国考”报名人数突破二百万人，平均竞争比为六十八比一，最热门岗位更是达到“两万里挑一”的“热度”，形成鲜明对比。目前一句话“不要选大学要选专业”的流行报考指南堪称是难以在“荒唐”与“心酸”断案的严酷证词。
此情此景，如何拯救摇摇欲坠的冷门学科就成为当今社会的一大问题。这不只是学术界，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二0一八年起，国家社科基金设立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对目前投入不足、人才匮乏、研究断档、亟需抢救的冷门绝学给予专项支持。更为重要的是，这体现了“国家战略”，体现了新的“学术导向”，也让似乎被即将关闭“生命之门”的冷门绝学看到了“光明”与“生机”。毕竟，冷门与绝学事关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的存续和传承，事关中华文化的积淀和创新，也事关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支撑。
然而，“冷门”与“绝学”的关键还在于“冷”和“绝”。如何让冷门不冷、绝学不绝，所谓“旧树发新芽，枯木又逢春”，乃是这类学问迎来自己“高光时刻”的关键。这里，笔者想问的是，“冷门”能“炒热”吗？“绝学”如何才能不“绝”？一言以蔽之，我们如何才能跳出冷门绝学的周期率？
应该说， 关于学科的冷与热、绝与活， 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并非中国独有。沈卫荣教授的《回归语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二0一九年版，下引此书只注页码）给了我们一些必要的参考和脚注。阅读之后，反而更有一种“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淡定、从容与自信。
这里先从“回归”的一个脚注说起。他以“语文学”这一以文本对勘、整理、爬梳的古老学问为例，借助谢尔顿·波洛克的话说出了这么一个事实：“在印度这个曾经是世界上最具有持续不断的、最丰富的多元文化历史资料的国家内，眼下能够阅读印度历史语言文本的人将趋于零。”更为关键的数据还在这里：“在近几十年内，德国已经有十一个梵文学教授职位被取消，荷兰原有二十个教席中现今只剩下一席，而牛津、爱丁堡大学的梵文教席也早已被取消，只剩下几个不固定的梵文讲师职位。”对此，作者的一段评论更为要命：“于此，谢尔顿·波洛克教授似乎把他所说的语文学狭义地确定为东方文本语文学研究，关心和讨论的只是这些非主流的东方文本语文学的发展现状，而没有对西方主流的古典学/ 语文学的现状做任何的调查，没有对语文学在欧洲的文学、古典学、宗教学研究中的位置进行调查。”的确，如作者所说的那样，语文学传统在美国并非主流，因此也没有这个教席，由此也无法给美国的冷门绝学做个案调查与判断，但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透露出的他与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谈论中国情形的话却值得我们深思：“国家已经花费，并且在继续花费巨大资金用于支持学生、学术项目以及学者们。语文学工作的质量并不是全部都好，但在好的地方，它确实是非常的好。”（85 页）撇开其判断是否准确，也且不说中国启动的冷门绝学是不是完全与西方所要回归的那个语文学对等，就美国、西方其他国家以及中国的情形而言，文本意义上的语文学还存在着有与没有、真有与假有、有多与有少的差异。但是，如果从古典学、语文学、宗教学、民族学、小语种的研究现状来看，我们则完全可以“无问西东”地称其为冷门绝学。
在《回归语文学》的作者那里，语文学就是一种下死功夫、硬功夫，坐定“十年冷”的文本深耕学问。这个“文本研究”“设定和解释流传到我们手中的文本”，或者说“语文学是让文本产生意义的学科”（59 页）。正确理解或说准确理解文本的原汁原味乃是语文学的根本指归。但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晦涩、难懂如同天书，没有“坐禅”“面壁”“十年冷”的刻苦精神和志业意志是不可能有所收获的。作为“一门十分古老的学问，它起源于西方文明的古典时代，而作为一门以批评精神，借助语言学、古文字学、抄本（手稿）学、文本对勘等科学手段来正确设定和解读文本，特别是解读《圣经》等宗教文本为目的的近代语文学，它的兴起是近代人文学科赖以突破中世纪神学的束缚，建立起各自独立、规范和科学的学术领域的基础和标志”（35 页）。语文学的地位如此重要，对人文学科的研究如此关紧，可谓是基础中的基础、标志中的标志。为此，也才有了这样的说法：如果说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语言，那么语文学就是一切人文学科的喉舌。
如此说来，语文学产生于欧洲，北美的学术有没有跟进、跟进多少是一回事儿，西方能不能“回归”又是一回事儿。不过，落到中国，“小学”“朴学”“道问学”或说“汉学”意义上的学术之道，尽管摆脱不了美国式诸如保罗·德曼与萨义德将语文学作为一种思想史和学术方法论的思考，但究其本质，如此中国的冷门绝学还是具有与语文学“本是同根生”的意味，这个“本”是文本的“本”，也是语文学的命门。
作为理解“他者”的工具，首先要正确理解文本，我们不但要通晓文字学、甲骨学、音韵学、方言学等汉学知识，同时，在汉学的基础上还要懂得“虏学”，诸如西夏文、畏兀儿文、梵文、藏文。唯有如此，也才能对藏传佛教的来龙去脉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对此，沈卫荣有着更为通透的阐释和举证。以藏传佛教为例，文本汗牛充栋，本来就有大量的佛教名相充斥其中，这令学者望而却步。如果我们不从文本校勘出发对分布于各个时期以及各个地域的文本梳理解读，就很难正本清源。譬如从西夏到元代的流传，不入虎穴，真是如同“丈二和尚”。以收录于《大乘要道密集》中的八十三个文本为例，要想穷尽和淘空真是如阅天书（沈卫荣：《文本与历史：藏传佛教历史叙事的形成和汉藏佛学研究的建构》，中国藏学出版社二0一六年版）。而看来是“软科学”的语文学，若不下点硬功夫，对这类深藏不露之学只能是隔靴搔痒，更毋宁说小乘、大乘与密教的什么源流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回归语文学才有了说服力与实质的意义。说到底，语文学的回归与冷门绝学的扶植与呵护既“同途”也“同归”。
的确，无论是回归语文学还是拯救冷门绝学，其根本要义是对冷门不冷、绝学不绝之道的方法与路径的求索。这个漫漫长路既有荆棘，也有寂寥。“十年磨一剑”的“比慢”精神意志固然少不了，“义理辞章考据”的学术路径更是不可或缺。毕竟，书山之路只有以“勤”酬之，冷门靠炒作是炒不热的，绝学也不是口号或利导所能救赎的。之所以这样说，我们还是看看王国维这位对冷门绝学有重要贡献的国学大师的三无药方：“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国学丛刊序》，《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129 页，浙江教育出版社二0一二年版）学者的“三无”境界才是激活或说拯救冷门绝学的内驱力与杀手锏。对此，取新去旧的新文化运动的做派无疑与其旨趣相差甚远；中学为体或西学为体的抉择更是不得要领；大众化、世俗化、功利化之市场化操作方式更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笔者从冷门绝学的窘境中想到了语文学与语义学打通学科、沟通当下的学术实践功能。语文学与语义学都以语言文字为立基之地，而语言文字又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征，是联通过去—现代—未来的重要媒介。章太炎在探讨语言文字问题时曾说：“人类所以异鸟兽者，正以其有过去未来之念耳。若谓过去之念当令扫除，是则未来之念亦可遏绝，人生亦知此瞬间已而，何为怀千岁之忧而当营营于社会改良哉？”（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596—597 页）语言文字的发展是一个由过去到现在向未来的动态发展过程，不管是沈卫荣倡导回归以文本对勘、整理、爬梳的古老学问的“语文学”，还是以观念词为路径去考镜源流、阐释元典的人文语义学，都不是单纯的回溯往昔，都有着再现过去以观照现在、映照未来的学术关怀。我们重研冷门绝学，绝非是没有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的学术实践，而是旨在激活过去以对话现在，传承绝学以呵护人类。章太炎的提醒有着千真万确的学术旨趣：“过去的事，看来像没有什么关痛痒，但是现在的情形，都是从过去渐渐变来；凡事看了现在的果，必定要求过去的因，怎么可以置之不论呢！”（《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术的发达》）
语文学和语义学都是在学科交叉或说“新文科”背景下的异军。不同的是，沈卫荣所回归的语文学喜欢“从历史的兴趣开场，或早或迟渐渐伸展到现代”，而人文语义学注重“从现代的兴趣开场伸展到历史”，但相同的是二者都将研究对象的注意力和着力点不约而同地聚焦在文本、文献、文心上，于是便有了“学工开物”的崭新格局。基于文献的考证、文本的阐释、文心的探寻，语文学和语义学都注重过去与现在的对话，注重学科之间的交流，也都蕴含着激活“冷门绝学”的思想酵素。在语文学与语义学的双重视野下，“冷门绝学”也可以得风顺水、爆出冷门而绝处逢生。就民族史而言，它不但需要中国史、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更需要文本（文献、文心）的深耕、挖潜与梳理。
上面讲了很多语文学的解读，这里则需要对（人文）语义学有一个基本的交代。可以这样说，它和语文学一样提倡交叉，同时也主张将经历聚焦在文本上：“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异还体现了一层更深的理念：“语文学之本意是对‘言语’（word）的热爱和‘学问’（learning）的热爱。与其相对的哲学则是对‘智慧’和‘思辨’的热爱。”（15 页）言下之意，语文学的学者如同狐狸，只有一大知，成为书呆子式的学究人物，后来的语文学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才华丽转身，从“人老珠黄的贵妇”摇身一变，成了言语与智慧兼具、学问与思辨一色的“当红丽人”（58 页）。
我们知道，语文学是人文学科的基础，它从一开始是反思想、反理论、反思辨的。这也是“文学对抗哲学”这一千年命题的题中之义。当然，今天的语文学以新的面貌出现且同時将“哲学”的一面纳入自己麾下之后，这样的华丽转身是否彻底正是我们犹疑不定的事情。正如语文学的历史主义、传统主义与当代主义的三个维度也正是语义学所要着力强调的一样，原始文本的真实、阅读史上彼时彼地的解读以及当下语文学家的此时此地的循环诠释也正是人文语义学的全部。
在“意义”的三个维度上，同样是对文本初心的强调，语文学与语义学的侧重点则不是在一个档位上。在“你有我有全都有”的意念背后，语义学除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244 页）、“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译，傅任敢中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六年版，2 页），笔者想重点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对话史”的学术理念。对话是人类生存的本质，语言的对话关系在生命的各个领域都存在，学术领域也概莫能外。西哲有言：“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的一连串注脚。”（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五年版，79 页）而中国后世的思想文本也无不肇源于《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论语》《老子》等中华文化元典，作为先民智慧的结晶、后人思想运行的基轴和腾跃的起跳板，文化元典具有辐射万代、历久弥新的价值，从元典中生发出的精神密码经百世而犹贯穿于后世思想家的语词概念之中。元典性、批判性（反思性）、前瞻性构成了人文语义学的理论预设或说观念。进一步说，语文学与语义学都重视文本，且不约而同地将文本作为学术接续的根本依据乃至生成意义的源泉与生命。但是语义学更为强调观念的演绎或说语义的转向。换言之，如果说语文学是在文本中寻觅意义，那么语义学则是在意义生成后追溯事发现场的来龙去脉。从概念史的意义上说，虽说两者都是以关键词、观念词为依托，但是关键词则是语文学的基本抓手，而观念词则是语义学的基本依托。即是说，在二者立意历史与文化背景的执念上，前者更注重来龙，后者更看重去脉。前者看重语词尤其是关键词的衍变，后者则是看重观念词的历史与时代性的坐标点位。由此，语文学的语言、结构与实证，语义学对语言的裂痕、语境的差异、心灵的隔膜的深层打捞都显示各自为政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张宝明：《人文语义学：一门关乎人类语际书写的知识体系》，载《探索与争鸣》二0二三年第三期）。如果说语文学一度以作为哲学知识体系的自主独立门类而存在，那么语义学就是要打破这个对立，将文史哲归化其中（59 页）。语文学更注重还原，语义学更注重意义的生成与延伸。在语文学将历史、人文、个人三结合的同时，语义学更强调其历时性、共时性与人文性三个维度的统一。不难想见，人文语义学由此也会给自己带来丰富的痛苦与缠绕。尽管这不是有意提倡的，但也是无法排除的。
必须看到，十九世纪中国大门打开后，中国学术分科没有在“语文学”上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与交流。大学的产生更多是在学术分科—从四部到七科—意义上进行的。进而言之，中国的经史子集的注疏在一定意义上不失为一种“语文学”的循环诠释，其方法论堪与西方比肩。事实上，西方也有一个语文学起伏的过程，从维柯的“新科学”论及的“语文学”到当下中西的“回归热”，中西语文学以文本为路径的“新人文”已经形成共识。“新文科”背景下，我们的人文交叉学科建构就必须有一个新的拓展，于是“语义学”就成为首选。这也就是从分科学术到问题学术的转型。在这个转型中，一个回归是共同的，那就是经典文本的细读与分析。同时，回归中又有超越，这个超越就是大文科背景下的人文精神与关怀：以自由、理性为目的的人文诠释—人文主义的民主，通过对话、沟通达成最大公约数的共识，以理解、宽容拥抱这个世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来为这个世上悲苦的人类寻找和平、和谐与幸福—诗意的栖居。这是不同国家、民族、社会走向理解、宽容、互助的最为实际而可行的一条路径。这是学者的使命，更是人文史的担当。
从语文学到人文语义学，这是一个不断通过学术的原始积累而“爆发”的过程，由此才会有真正的文化复兴、学术复兴与民族复兴。复兴之路不是某一个地区、国家或民族的单相思，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舟共济之事业。我们常说的勤能补拙、笨鸟先飞、大智若愚乃是这个原始积累的沧桑正道。只有下笨功夫、苦功夫才能推陈出新、创造转化。这就是林毓生所说的“人文重建所应该采取的基本态度”：“我们知道我们无法一下子就能真正解决中国文化的危机。个人能力有限，我们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不如立志深下功夫，做一点实质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发挥我以前曾提到过的‘比慢精神’。”（《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388 頁）
终而言之，语文学与语义学有着共同目标，那就是联通过去与现在，沟通自我与他者，实现自由理性下的平等对话、交流，以追求和平、互助与幸福；在方法上，都强调义理、辞章、考据，都以文本为对象；在意义上，都抱有同情之理解的人文关怀；在价值观上，都反对以自我为中心的虚骄、排他，即维柯所说的“学者的虚骄”与“民族的虚骄”及由此导致的“讹见”—文化与学术自大狂（《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二0一一年版，103 页）。在“新文科”倡导有心而创造无力的急吼吼的时代，在冷门绝学成为众星捧月而数代单传的“婴儿”年代，或许本文讨论的语文学与人文语义学能够提供一个“致广大而尽精微”的问题路径，或许本文所倡导的“一切历史都是对话史”的理念能够提供打通学科、联通当下的学术关怀，从而避免流于口号与空谈。
（《回归语文学》，沈卫荣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九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