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化文先生7月6日去世了。作为白化文先生的忘年小友，多年来受白先生提携教导，往事涌上心头，写下来作为悼念文字吧。

我的导师王绍曾先生有一天告诉我，北大的白化文先生来济南，看望他的同学吉常宏先生，提出来要看望王绍曾先生。王先生说和白先生没有交往，为什么要来看望呢？ 见面才知道，是李鼎霞先生让他看望的。王先生早年在商务印书馆校史处协助张元济先生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被日本飞机炸毁，工作中止，王先生去了无锡国专，担任图书馆主任，接替考上清华研究院的蒋天枢先生。1949年后，王先生到济南工学院图书馆工作，再后来经高亨先生推荐调到山东大学图书馆工作，直到1980年代调到山东大学古籍所担任教授，王先生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工作，从事古籍整理编目。所以和北大图书馆的李鼎霞先生早就有书信来往。李鼎霞先生是白化文先生夫人，这一点王先生并不知道。从这次见面，王绍曾先生和白化文先生建立了友谊，书信往还，著述赠送，前后二十几年，直到王先生去世。王先生去世，白先生寄来挽联。后来把王先生写给他的信全部复印寄给了我，让我转交王先生的儿子。我照办了，并且复印留存了副本。

我1985年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考上山东大学古籍所研究生班。导师是“董治安等指导小组”，这个小组有王绍曾先生、蒋维崧先生、霍旭东先生、刘聿鑫先生、刘晓东先生、徐传武先生等。1986年霍老师、刘聿鑫先生、徐传武先生带我们研究生班到开封、洛阳、西安考察访学，请洛阳的蒋若是先生讲关于“亳”的问题，陕西师大黄永年先生讲版本鉴定。有一天黄先生通知我们，白化文先生去敦煌经过西安，黄先生请做报告，要我们去听。白先生很客气，提到山东大学关德栋先生，马上站起来鞠躬道：“关德栋关先生，那是我师叔！”原来，白先生的老师是周绍良先生，关先生的老师是周绍良先生的父亲周叔伽先生。所以在山东大学，白先生还有一位联系较多的先生就是关德栋先生。白先生在陕西师大讲课，主要讲敦煌学。他手里拿着一本《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说是他的老师王有三（王重民）先生主编的，其中《伯希和劫经录》是王有三先生编，《斯坦因劫经录》是刘铭恕先生编。他们在条目上做了简要提示，哪个卷子后头有题记，背面有诗，等等。白先生说，自己十几年来从事敦煌学，写了若干文章，都是受《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启发。说实在的，我了解一点儿敦煌学的知识，就是从那次听白先生学术报告开始的。那之前看过姜亮夫先生《敦煌学概论》等书，都没有入心，这次入心了。白先生说自己“没嗓子”，特别问后排同学能不能听到。今天想来，35年过去了，白先生那种“派”，就如在眼前。那种感染力，不能不说是长久不消。

1994年4月，我因为参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工作，应邀到北大工作了将近四年。由于王绍曾先生的关系，也由于《存目丛书》是季羡林先生任总编纂，季先生也是白先生特别尊敬并且交往较多的老师，所以我和白先生就有了特别交往。我曾经受王先生委托去承泽园白先生家里拜访，请教过《四库存目标注》工作。后来《存目丛书》开会，王先生是学术顾问，来北大参加会议，登门拜访的是周一良、顾廷龙、白化文三位先生，都是我陪着。王先生到了白先生家楼下，白先生快速下楼，站在楼门外东边，鞠躬，请王先生进楼。到了家里，李鼎霞先生在家，一起接待。白先生请王先生到书房坐沙发上，沙发非常整洁。过了一会儿，白先生拿出相机，用广角镜头为王先生和我拍合影照，又教我拍，然后为他们二位拍合影照。王先生告退，白先生又是快速下楼，站在楼门外东边，微微鞠躬，送王先生出门。白先生是满族人，礼数重，给我们外行人以夸张的感觉。

《存目丛书》编委会开始在湖北宾馆909房间，后来搬到北大东门外路北力学系一个废弃的实验室。再后来搬到北大西门机动车门西边的一个大院，这个大院原是海淀医院，后来搬走了，我们进去时，还有残留的“心电图室”等牌子。蟑螂奇多。不过几十间房子够宽敞的。据说要拆了盖楼，我们先用。在这里干到1997年底项目结束。这个地方北边是蔚秀园，西边是承泽园，白先生家离这里近，他有几次来找《存目丛书》副总编、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主任张忱石先生，托他给王府井中华书局副总编程毅中先生带信。白先生进来，在走廊那头很远处就开始大声念叨：“忱石啊，您真是个大好人呐——！”到了编辑室，见了张忱石先生，把信交给他，然后马上说：“再见了！”快步离开了。我送他，他都说：“您别送，忙吧！”他是不想耽误我们的工作。

白先生送给我的书，第一本是《承泽副墨》，都是他给别人的书写的书评。他说，给别人写书评，都是应邀，发表的地方人家找好了，篇幅要照顾人家的发表空间，当然要说好话，但是要实事求是，最后留下一点空间，曲终奏雅，谈谈体会，包括不同看法。白先生认为书评涉及作者方、出版方、发表方、读者方，还有写书评方，“五方四面”，都要满意。他不主张只说好话。还有，大出版社出版的书，不写书评，这和白先生治学理念有关，不凑热闹，不搞锦上添花。这本书我好好读了，深受启发，主动写了书评，也学习白先生，曲终奏雅，提出了一点不同意见。白先生看了完全赞成，不改一字。我就自己发表了。另一本书是《行历抄校注》，是对唐代日本来华留学僧圆珍在中国的见闻日记节录本《行历抄》的注释。我也仔细读了，没有写评论，而是写了一封信，汇报心得，其中也有个别注释的不同看法。不久白先生来信，说出版社要求写书评，既然你读了我的书，书评请你来写。我就认真写了书评，力求言之有物。这次是写好交给了白先生。

1997年底《存目丛书》工作结束，我回到山东大学古籍所。又经过几年努力，《四库存目标注》接近完成。我给白先生写信请赐序言。白先生愉快答应了，写的序言是骈文。他说，我给青年后辈写序，都是骈文，“用华丽的辞藻，掩盖空虚的内容”。白先生的骈文当代知名，他却这样夸张表达。这是他的风格。

当《四库存目标注》历时15年完成，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时候，我写信报告了白先生。白先生参加国家古籍出版补贴项目评审，发现没有我的书，当场提出来，结果评上了，上海方面补交了材料。这真是少有的“破格”，让我深深感动！

白先生还给我寄赠过《人海栖迟》《三生石上旧精魂》《闲谈写对联》等，我都认真拜读，但没有写评论。原因是越来越忙，顾不过来了。

我奉命分管山东大学尼山学堂国学班，办了一份刊物《国学茶座》，邀请白先生撰文，多多益善。白先生写了不少文章，大大提升了刊物档次。这几年白先生年纪大了，很少看到他的文章，每次见到有关朋友，都要问问白先生近况，听到白先生身体健康的消息，总是很高兴。白先生血糖高，控制有方，我还讲给我父亲以及其他师友听。白先生故去了，总觉得他还活着。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