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每次执政党的全国换届大会之前,誓言要“思想解放”。这次党校讲话也不例外。“思想解放”在一个世纪前就是当务之急,在今天还是当务之急。可见,还有多少思想需要解放!但愿思想早日全部解放。但愿思想解放早日从国人的任务清单上消失。终究,权力不能钳制思想,政治不能愚弄导向。
以前,我一直以为“思想解放”四个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出现的全新口号。后来,在编辑《自由主义的先声: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时,我才发现,早在本世纪初,启蒙先驱梁启超等人就为“思想解放”呼号呐喊。由此可见,思想解放,在中国,不是一时的话题,而是一个世纪的话题,这也说明思想解放的持久性与艰巨性。
对思想解放的倡导常常引起这样或那样的疑惑。诸如:思想解放会不会导致蛮干?显然,答案是否定的。正是蛮干和长官意志才使得思想解放成为必要,思想解放与蛮干、高调理想主义和长官意志是针锋相对的。思想解放的目的不仅是要摆脱旧思想的束缚,而且要摆脱新的旧思想的束缚。思想解放,不是解放到没有思想为止,而是解放到对思想没有政治束缚为止。又如:思想解放会不会瓦解道德,动摇人心呢?对这个问题,还是梁启超在一篇鼓吹思想解放的文章中回答得好:“旧道德已成具文,新道德又不许产生,这才真是破坏道德哩。”思想早该解放而得不到解放,那才是涣散人心。
言论不自由、思想受钳制是思想不解放的主要表现,也是造成中国长期落后的重要原因。而限制舆论自由、钳制思想活力的一个重要籍口,即是“卫道”。然而,如同梁启超先生在那篇文章中所问的:“若单靠禁止批评,就算卫道,这不过是秦始皇偶语弃市的故计,能够成功吗?”同样,靠类似于“基本原则”、“舆论导向”之类的东西来“卫道”也注定要失败。靠权力来钳制思想是不能永久的。
思想解放的根本途径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尤其自由批评,对每个文明的进步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梁启超先生所发现的:欧洲的现代文化,不论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是从自由批评中产生出来;没有言论的自由,就没有思想的解放,正是各种思想的互相浚发、互相匡正,真理自然日明,世运自然日进;倘若拿一个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圈囿人心,无论其人为今人为古人,为凡人为圣人,无论他的思想好不好,都会扼杀别人的创造力,阻止社会的进步。在中国,曾经只让说最不该说的假话,却不让说最该说的真话;曾经实践过最不该实践的东西,却拒绝实践最应该实践的东西。由此造成的思想禁锢人人皆知。所以,我以为,要真正做到思想解放,其准绳只有一条,这就是“讨论不设前提,实践不设禁区”。即不能由政治权力来强行为讨论设置前提,为实践圈定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