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的经济社会学迄今经历了两个15年的发展阶段。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社会学在学科的制度化发展上获得实质性突破，尤其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更大成就。一方面，对国外理论进行了反思性借鉴，学者们对于理性选择、嵌入性和社会资本等重要理论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对经济社会学中一些古典议题和方法论也进行了再研究；另一方面，经验研究的主题大为拓展，问题意识和规范意识有了显著提高，在市场与公司、政府与市场/产业关系、产权与经济组织治理等主要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中国经济社会学在进步的同时也潜藏着深刻的学科地位危机和严峻挑战，具体表现为：面向时代提出大问题、回答重大现实问题的能力欠缺；对业已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各领域的若干重要经济制度、经济现象和经济群体研究不够；在研究路径上结构分析和实证主义居于主流，缺乏综合视野特别是文化、意义视角的观照，且较少关注经济影响和建构社会的反向过程。

关 键 词：经济社会学/市场/公司/产权/经济组织治理

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是伴随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开始的。该领域最早公开发表的成果可能是杨继明在1985年专门介绍富永健一的经济社会学理论的文章①。如果以此为起点，至今中国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已走过了30年的发展历程。费孝通先生在社会学重建之初便将经济社会学视为社会学专业建设的“六腑”之一②。然而，经济社会学尽管起步较早且一直被认为是社会学学科体系里十分重要的分支学科，但学科进步却一直较为缓慢，甚至还落后于“六腑”之外的一些分支学科和研究领域。

总体来看，过去30年对于经济社会学来说可根据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分为前后两个15年：前15年(1985～2000年)是初创阶段，这期间主要是译介国外的教材、理论和方法，研究上以直白的调研报告和将西方理论简单运用到中国经济现象的解释为主；承接前15年奠定的基础，后15年(2001～2015年)属于快速发展和提升的阶段。随着社会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趋于完善，加上海外学成归来的学者陆续加入经济社会学研究队伍，这期间中国学者对国外经济社会学的把握臻于理性、理解更为深刻，对国外研究的立场和态度开始进入基于反思性借鉴的扬弃阶段，初步建立起了学术对话意识。本文旨在回顾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学所取得的重要进展，反思当前研究仍然存在的问题以及有待改进和完善的方向，以期为今后的经济社会学研究提供参照。

一、对国外理论的建设性反思研究

(一)重要理论的反思和深化

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学的理论研究表明，学者们更加注重结合中国现实，对国外理论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式建构，而不是一味地走“拿来主义”路线。这在理性选择、嵌入性和社会资本等重要理论的探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主流经济学解释经济现象的起点是“理性选择”的行为假设，理性选择理论无疑构成了主流经济学的核心。面对该理论简洁而强大的解释力及业已产生的广泛影响，社会学家曾经认为只需增加若干社会学因素到该框架中去，便可建构自己学科的理性选择理论，实现从行动入手而落实到对整体或系统的解释。对此，中国学者作出了深刻反省。李培林通过阐释小农理性、家庭理性、东方理性和集体行动理性等经典命题，分析了理性选择理论的解释困境及其面临的来自经济学内外的种种挑战，同时也指出了社会学批评的误区，指明理性选择理论要解决的真正难题在于理性的社会选择何以可能的问题③。刘少杰认为，应该承认把理性选择置于社会结构中开展研究是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起点和基础，但科尔曼构建的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制造了一种研究方法不适用于研究对象的方法错位④。他还在剖析理性选择理论利弊得失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受感性意识支配的选择行为，分析了感性选择的社会基础、逻辑依据及其现实表现⑤。可以说，社会学家总体上都还是认可理性选择理论在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但究竟如何构造规范而系统的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尽管过去有国内外学者做过尝试和努力，但这一目标显然到目前还没有实现。

对国外理论的反思更多的是针对经济社会学的核心理论。“嵌入性”是美国新经济社会学旗帜性的理论纲领，而且也可能是经济社会学迄今最具跨学科影响的一个理论视角。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社会学界对嵌入性有着更为深入的理论分析，而大量应用研究则远远超出了经济社会学的范畴，既包括经济行为、企业管理、产业集群和市场发展等传统经济议题，也涉及法学、政治和教育等学科的非经济议题。这显示出经济社会学思想在中国的跨学科影响。就嵌入性所面对的理论问题，一些研究者回到波兰尼、诺斯等人的思想，围绕社会学如何研究市场、市场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范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和思考⑥。关于嵌入性的理论讨论涉及嵌入性的内涵、维度和领域拓展，形成的核心主张是从最初含义的网络嵌入性拓展到经济之于社会的整体嵌入性⑦。嵌入性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存在的关键问题是其分析性和操作性较弱。对此，最近刘世定从既有研究中辨析出针对嵌入性的若干分析性概念，讨论了不同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在增加假定之后探讨了理论分析的可行路径⑧。刘世定为嵌入性如何能作为一个真正具备解释力的理论模型并结合机制分析做出了有益尝试，后续研究如能跟进必将实质性地深化“嵌入性”问题的研究，使其不仅仅只是一种思想或笼统松散的概念。

资本理论是现代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之一。自布迪厄将资本范畴从经济维度拓展到文化和社会维度至今⑨，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一直是经济社会学的重要议题。学者们对近乎白热化的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客观冷静的反思⑩，但这不影响社会资本在经济和非经济领域的广泛应用(11)。关于社会资本理论及方法本身的讨论更加深入。比如，翟学伟区别了关系与社会资本的诸多差异性特征，指出前者的研究基础是家庭本位的社会，而后者是公民社会(12)；梁玉成反思了其同质性和内生性问题(13)；另有一些学者修正了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14)。社会资本理论从其产生之日起便在国内外一直饱受各种批评，但该理论的时髦却也说明了经济学与社会学交融下产生的经济社会学视角的旺盛生命力。不过在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中，除了少数关涉社会资本与劳动力市场过程、企业行为和产业集群等经济主题，大多数研究是借用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分析非经济问题。因此，社会资本与经济过程的关系研究还有探索的空间。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还需警惕的是不加辨别地套用类似社会资本这样的流行理论视角而使研究本身失去原本可以达致的更大学术价值。布迪厄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文化资本虽然具有强烈的经济社会学意味，但他创造这个概念是为分析地位再生产而服务的，或者说“利用经济学隐喻来揭示现实社会中各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关系”(15)。因此，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通过文化资本视角来透视不同群体的地位获得、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等问题，经济现象中的文化资本问题还缺乏关注和研究。

(二)古典议题和方法论的再研究

对于古典时代的经济社会学，中国学者逐渐认识到，相较于具体的理论和观点，韦伯、马克思和涂尔干所奠定的经济社会学方法、视角和精神的价值更加重要(16)，因此值得在“再发现”和“再探讨”的基础上予以继承和发扬，而当下研究的一些转向便可视为是对古典议题和方法论传统的回归。古典时代经济社会学对理论的综合策略便是其重要特色，而理论综合视角也在关于经济与社会关系的一些研究中得到了体现(17)。

韦伯对包括经济社会学在内的方法论主张对当代学者具有持久的吸引力。何蓉将韦伯置于其学术背景之下，结合具体研究议题说明了韦伯社会-经济的实质研究是在历史学派内部对边际效用学派理论的借鉴与发展，探讨了韦伯如何通过综合的研究策略使经济现象与社会机制之间建立起联系(18)。王楠深刻检讨了韦伯方法论中理性、价值信念与非理性等诸多对立范畴之间的复杂纠葛关系。他认为，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力图围绕价值来建立一套化解理论与经验、主观与客观、理性与非理性等对立紧张的方法论程式，让研究者在各种对立之间往复运动，借助包含价值的历史个体和理想类型，通过超越主客观对立的价值阐释来说明历史、文化与社会的诸种独特现象(19)。另有学者重新审视了韦伯方法论中的“价值分析”和“价值中立问题”(20)。韩秀记则较为系统地论述了韦伯是如何为当代经济社会学的制度分析特别是市场研究中的制度主义奠定理论基础的(21)。上述研究从议题或方法论层面对韦伯思想进行了精到分析，而中国的经济社会学如何面对韦伯理论和中国的韦伯命题，事实上仍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此外，马克思、齐美尔、涂尔干等同样为经济社会学的古典传统做出了突出贡献，但相对于韦伯来说却较少受到重视。他们各自的经济社会学思想及可能存在的关联，还有待学界关注和深入挖掘。

二、经验研究的核心议题：市场与公司研究

(一)市场

市场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更是当今中国进行资源配置的一个轴心制度。就西方学界而言，围绕市场秩序何以可能的中心议题，社会学家摒弃了主流经济学里去历史性和非制度化的普遍市场模型，从市场的复杂性、历史性和制度化特征入手尝试去重新认识和解释市场现象，分析了市场的社会建构过程和机制(22)。对国外市场社会学研究的引介和消化自20世纪90年代便已开始——最早的成果应该是沈原的博士论文(23)，如今经过学界多年的共同努力，可以说业已基本告一段落。最近几年，学界虽然还在检讨北美和欧洲的市场社会学理论范式对中国研究的可借鉴之处(24)，但主要兴趣和精力集中在通过理论导向的本土研究与国外研究建立起对话关系。中国的市场社会学由此逐渐兴起并迸发出较好的发展态势，其基本特点是同时从理论和经验上考察中国市场的动力机制。

在一些基于中国经验的市场研究著作中，社会学视角被证明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市场或产业的形成和演化的理解。“关系”是观察中国经济的重要切入点，一直被经济社会学所倚重。李林艳建构了针对“关系”的本土理论框架，研究了“关系”如何形塑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机制和表现形态，发现“关系”在房地产市场与外部制度环境的关系上充当一种正式规则的转换机制，同时在市场内部则发挥着经济资源的配置功能(25)。汪和建立足中国经验提出了一种自我行动的逻辑的理论，用该理论解释和分析了中国人市场实践的三个主要特征即自主经营、网络生产和派系竞争，认为引导中国人市场实践之特征的根本力量来源于其自我行动的逻辑，包括“自我主义”、“关系理性”、“工具化他人”、“差等性给予”等(26)。符平从社会理论层面对市场与社会关系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并提出了市场社会学的政治—结构框架，并以这个框架为观察和分析视角，深入考察了改革以来惠镇石灰产业不同链条上的历史变迁和秩序转型，揭示了政治因素、显结构与潜结构之间的交互关联模式是如何改变市场结构、促进市场变迁的(27)。在经济学“入侵”社会学领域的同时，也有社会学者尝试将经济学知识为我所用。比如，王水雄创造性地将社会学因素纳入博弈论模型，建构了镶嵌式博弈的理论模型，结合不同市场的典型案例分析了转型期中国的市场秩序问题(28)。

竞争是市场的本质特征和得以可能的前提。市场在提供产品和服务之外，还需为稳定交易提供一套行业标准和竞争调控规范，这样才能持续地良性发展。李凝紫运用怀特的“生产的市场结构”模型，说明了市场竞争中模仿机制的空间边界，揭示了经销商和中间商为避免生产厂商过度或恶性竞争而创造的非正式规则(29)。市场中的技术标准是一种特殊的制度规范，既是产业稳定有序发展的条件，也影响到产业链条中各方的收益。李国武对无线局域网领域技术标准的案例研究表明，在后来者与先行者存在明显实力差距且政府完全不干预的条件下，市场机制会使先行者的标准赢家通吃，而政府过度保护方式也不利于自主标准的设定和实施(30)。汪和建对地方性产业区陷入过度竞争困境现象的研究揭示，有助于生产网络内部团结与合作的亲缘认同也是引致产业区生产网络间过度竞争的根本力量(31)。

交易秩序与市场的人际关系之间的关联近年来受到一些学者的重点关注。理想的市场交易理当是以交易关系的去人际化和去人格化为前提条件的，而中国学者的研究阐释了市场交易关系的多重社会学意涵。刘少杰发现，进入市场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国社会从总体上仍然还在延续熟人社会的传统，熟悉关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仍然支配着人们的市场交易行为。而经营者对陌生关系做熟悉化处理，对稳定交易关系、形成良好的市场秩序具有积极作用。更进一步地，他认为中国市场经济存在于注重伦理关系的熟悉社会基础之上。(32)艾云和周雪光以某农业镇农产品市场为个案，分析了金融资本缺失背景下农产品市场兴起的社会机制。他们的研究发现，存在动员金融资本和促就市场交易的两个机制：“礼物交换”的互惠机制和市场权力基础上的“强征性信用”机制，农户、商贩和厂家借此得以克服资本匮乏困难、顺利实现了市场交易。(33)

19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界兴起了一种不同于“老”经济社会学的学术实践的“新经济社会学”，而其虽然产生并繁荣于美国社会学(以定量分析和非激进取向为特色)，但实际上也刺激了欧洲的经济社会学，促使欧洲也出现了一种既不同于“老”经济社会学，也迥异于当代美国的“新经济社会学”。尽管欧洲的新经济社会学同样也很难说形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但却孵化出了颇具影响、具有独特学术取向和风格的“述行学派”(performativity school)(34)。述行学派理论的一个突出方面是承认非人类行动者在经济建构中的角色和作用(该学派的经验研究对非人类行动者之于经济的正向和负向意义均有揭示)，并将其纳入“行动者-网络”的分析框架中。杨玲丽介绍了述行学派的理论分析思路和研究成果(35)。而陈氚则以述行理论为视角，以中关村电子产品市场的重构为个案揭示了市场建构失败的原因。他的研究发现，市场重建过程中相互冲突的行动者、建构过程中生成的利益格局使得一个理想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无法顺利建构，因为人的行动者与非人的行动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扭曲了市场改革过程。(36)述行学派的经验研究多以具体市场为对象，然而技术对市场的建构往往首先是从改变公司开始的。任敏通过某大型国企公司的研究揭示，信息技术的引入对公司的建构不仅体现在促进生产管理技术的升级，还在于铸造了职业文化而替代了原先的人情文化，从而能改造公司中活的生产力，对国企的二次改革意义甚大(37)。中国经济社会学对欧洲思想的学习和借鉴还较少。述行学派展示了较为新颖的视角和独特的分析思路，值得更多学者加以关注和研究。

(二)公司/企业

公司是现代市场最为重要的主体之一。学者们回应并研究了当今中国企业发展中的一些重要新趋势和新特点。李培林和梁栋研究了现代经济的网格化趋势。他们基于200家高新技术企业调查资料的分析表明，竞争和信息化程度与产业群聚对企业组织的网格化起重要作用，表现为竞争越激烈、信息技术应用越多、产业越群聚，企业组织网格化越明显。(38)在另一项研究中，李培林和张翼基于社会成本角度，运用实证数据深入探讨了国有工业企业为何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困境，指出刚性的利益格局和福利功能扩大化的趋势是造成国企改革和发展的巨大阻碍(39)。企业应用信息技术被认为是提高经济效率的重要手段。邱泽奇通过对传统制造企业引入信息技术过程的研究揭示，技术与企业组织的关系是一个技术提供方和技术使用方之间相互建构的过程，阐明了技术之于企业的效率并非技术对企业的单方建构(40)。乡村工业化催生了许多新企业的诞生。刘玉照以淀村塑料行业为个案，对乡村工业化过程中企业的发育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基于成本核算和嵌入性视角探讨了从家庭作坊到公司经营的过程，重点分析了不同经营方式产生的原因和发育过程(41)。还有学者研究了制度变迁速度对民营企业的影响，发现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民营经济已较发达的地区会降低企业绩效，相反在欠发达地区则会提升企业绩效，同时年轻企业在快速发展的环境中具有优势，而大企业处于劣势(42)。

中国社会学关于公司特别是大型和上市公司的大样本实证研究在过去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但现在有了很大突破。杨典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充分说明了，中国企业的多元化发展战略更多的是取决于制度过程，而非经济过程；同样地，“权力逻辑”而非“效率逻辑”甚至还强烈影响到了CEO解职这样原本被想象为纯粹的经济决定过程的现象(43)。他的另一项研究还发现，所谓的“最佳”公司治理模式是在特定社会、政治、文化等制度环境下各种复杂社会力量和利益群体进行“建构”的结果，其作用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契合所在的制度环境，因此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最佳”公司治理模式(44)。杨典的系列研究进一步证明了理性的经济行为和选择是历史性地演化的观点(比如在理论上通常被归属为“纯经济”过程的企业战略抉择)，说明了经济行为以及企业的理性观念本身极大地被历史和制度环境所塑造。这些研究实际上回应了韦伯给经济社会学指出的重要任务，即研究理性的经济行为或者说“经济理性”作为更大的历史运动的一部分是如何发生变化的问题。尽管韦伯一生的研究议题颇多，也可以从不同方面来定位其终生致力于回答的中心问题，我们还是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韦伯一生的核心议题是回答现代经济社会的理性化是如何实现和演化的问题。当代中国萌生的新经济现象显然赋予了韦伯问题以新的涵义和研究价值。在学科意义上，这样对经济学和管理学中的经典问题进行社会学分析，也较大地拓展了经济社会学的传统研究领域，凸显了社会学理论视角的解释力并使社会学的研究产生了实质性的跨学科影响。

三、经验研究的重要议题：政市关系、产权与经济组织治理

(一)政府与市场或产业发展关系

在对中国经济繁荣的解释中，国家中心主义历来都是主导理论。国家及其代理地方政府在市场或产业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造成了何种经济后果的问题，是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在宏观上，高柏介绍了美国经济社会学的制度学派及其对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价值。制度学派虽然很难说存在一个统一的理论范式，但强调国家在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却是诸多不同学说的共同之处。透过高柏的分析，中国要解决经济发展模式中的结构性风险、实现平稳转型可能都需要国家有效而及时的理性干预。(45)实际上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正是由于国家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比如通过改革或打造起正向激励作用的政经制度、抓住经济发展的主动权，等等(46)。

在微观上，张建君比较了苏南和温州两地不同的乡镇企业改制过程，发现造成两地不同的改制模式的根本原因是不同的政治约束，即政府与人民、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的权力关系(47)。针对具体产业，熊万胜以粮食购销市场秩序的构造为例，刻画了脱胎于传统计划经济的新型经济形态的特征。他发现在我国粮食购销市场中存在着一种表现为“差序格局”的基本结构，即以中央粮食行政部门为核心、将不同身份的企业依序排列的身份体系。在这个不平衡的格局里，中央国家对不同身份的企业实施了差序化的控制。(48)

地方市场的健康发展尤其离不开地方政府扮演积极的恰当角色。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鲜明的政府投资驱动型特征，地方政府更是通过土地财政化和金融化等方式突破了条件约束，实现了投资能力的大幅度提高(49)。冯猛的实地调查分析了基层政府打造地方产业发展、谋求晋升的运作机制。他的研究揭示，衡量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制度结构约束并激励了基层政府通过引领性干预——甄别、选择、投入、扶持、包装等方式达到打造地方产业的目的(50)。地方市场或产业要真正繁荣起来离不开具有激励性的制度环境。珠三角和义乌的经验都表明，地方政府根据市场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顺势而为、提供制度上的激励结构，做出有利于推动企业家成长、市场发展壮大和产业升级转型的战略抉择和扶持举措，对市场繁荣起到重要作用。事实上，地方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手段和方式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发生了诸多变化(51)。而沿海地区的多数变化实际上昭示着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商关系在向更理想的市场经济方向上发展。

在国家中心主义视角之外，从社会-文化视角对产业发展的社会学研究虽不多见，却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研究脉络，是对国家中心主义的有力补充。比如，王宁基于比较个案研究揭示了地方消费品质量如何影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问题，指出城市政府吸引高新技术公司，不但要考虑这些公司的盈利需要，而且要考虑人才的舒适物偏好或人才的地方消费主义观念。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地方消费主义构成助推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社会—文化力量。(52)

(二)产权与经济组织治理

本世纪的头几年中国社会学界集中涌现了一批产权研究的高质量成果，形成了有别于经济学的“产权的社会视角”(53)。这些研究虽然依研究主题可区分为政治社会学、农村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等不同的学术关怀，但都采取了社会学视角来分析传统意义上被认为属于经济学领域的产权问题，因此吸引了一些年轻学者的研究兴趣。创刊不久的《经济社会学研究》第1辑便以产权研究为主题，主要反映了近年来经济社会学者对产权理论的反思和推进。其中既有抽象的理论建构和理论探讨，也有基于具体经验的个案研究，但都旨在从社会学视角阐释产权的界定机制和建构逻辑。(54)

在理论上，具有原创意义和独到价值的是刘世定的占有理论。他将产权定义为“得到社会认可的占有”，从占有的排他性方位、占有方式选择的范围和占有时限这三个维度建立起了产权的分析框架。这一理论框架在其关于企业产权运作、产权认知等的经验研究中显示出了较强的解释力。(55)同样具有较大原创价值的是周雪光从制度学派的解释逻辑出发提出的“关系产权”理论。其思路的出发点是“组织的产业结构和形式是该组织与其他组织建立长期稳定关系、适应其所处环境的结果”，强调“产权是一束关系”的关系产权理论有望为解释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的各种产权现象提供有力的分析视角。(56)沿着这一视角，臧得顺提出了“关系地权”的概念并构建一个针对地权研究的分析框架，用以分析当下中国乡村的地权制度与乡村社会结构的新变化，通过个案研究剖析了“谋地型乡村精英”是如何对地权分配方式起到严重扭曲和变形作用的(57)。张杨波提出了房屋产权中的法定产权、法人产权和认知产权三种理想类型，并基于广州地区新移民的访谈调查分析了不同类型的产权在建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不同逻辑(58)。

经济组织治理包含诸多面向，是多学科的研究议题，也是经济社会学与组织社会学的交汇之处。社会学更多关注劳动关系特别是企业、雇佣者与受雇者关系，比如许多企业研究和农民工研究便涉及这方面。这里列举的两项关于企业治理和员工行为的研究虽然问题很不一样，但在分析思路上都将劳动者较高层次的社会性需求纳入了经济组织治理的视野。汪和建把尊严与交易转型连结起来，通过综合策略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揭示出尊严和交易转型在劳动组织治理中的作用，由此对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进行了新颖的解读。他认为，建立在连续性短期契约交易基础上的“内部市场交易”(以“压低底薪，支付加班费”为特征)对员工尊严产生的损害，会随着员工人力资产的专用性程度的提高而增大。当企业的实际尊严供给小于员工的尊严需求，同时员工对职位的依赖性强且又对组织改善丧失信心时，尊严需求较高的员工便容易选择自杀以维护其尊严认知。(59)严维实将经济社会学的社会性互惠行为理论运用于内部劳动市场研究，发现在劳动分工边界模糊情况下，企业内部劳动者之间群体的互惠行为促进交易成本的节省与劳动和谐的提高，从而能提高劳动效率。因此通过提升高技能者的社会赞誉与尊重方式，可以补偿其劳动技能溢出的收益外部性，进而缓解高技能劳动者短缺的问题。(60)

四、海外关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学研究

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构成是海外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学研究。西方学者在惊叹中国的经济奇迹之余更对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十分好奇，因此这方面的研究也很丰富。限于篇幅，本文基于网络、制度和文化视角及“非主流”的角度——海外研究事实上无论是议题还是视角大多带有综合色彩，仅择取具有代表性的几项成果予以评介。经济社会学视角的研究以华人学者为主，且研究主题相对集中在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过程及其机制。

在中国，关系运作在市场中的意义似乎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海外关于“关系”与中国市场实践、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已有许多研究。比如，罗亚东较为深入地研究了“关系”与公司绩效、企业发展动力、商业策略等之间的联系，认为“关系”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动力之一：“关系是中国商业世界晚近几百年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决定公司绩效的关键性要素。同时，还是宏观经济和微观商业实践的生命线。中国社会里包括国内企业、国外投资者和商人的任何商业活动，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关系(运作)。在中国的背景下，如果没有广泛的关系网络，任何企业都不会持久发展。”(61)围绕“关系”与市场运作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很多，但海外学者所擅长的形式分析(网络分析范式)可能对回答中国市场经济实践中“关系”因素为什么重要的问题会显得很无力。中国经济之所以被称之为转型或转轨经济，是因为制度环境和市场结构在不断发生变化，这是“关系”在经济中发生重要作用的最大背景。而既有研究对市场实践中“关系”运作背后的结构与文化因素，以及转型经济中“关系”运作形态和动力在纵向时间维度上的变与不变，深度的揭示还不够。“关系”与市场实践的关系实际上还具有国际比较意义。不同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下的关系运作，尽管形式可能趋同，但内涵和意义却有所不同，甚至具有截然不同的本质特征。

从研究现状上来看，“关系”与中国经济的研究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已达到了一个高潮。新世纪以来，虽然不断还有新的研究涌现，但研究问题大体相近，研究视角陈旧，也未见有较大的理论突破，因此分析思路和研究结论大同小异、缺乏新意。这样该领域的吸引力降低，跟进研究的学者逐渐减少。在这种背景下，从关系或网络视角转向制度和文化分析的研究也逐渐多了起来。

基于新制度主义的思路，倪志伟和欧普尔(Sonja Opper)的《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中国的市场与制度变迁》为改革以来中国的私营经济何以繁荣的问题提供了一种解释。他们的基本结论是，在国家的市场改革过程中，私营部门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最初使一种动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成为可能，尔后政治精英使既已发生的事实合法化。自下而上的内生经济制度相对于国家法规政策而言具有更大的因果解释权。私营企业家在商业实践的相似的试错过程(a process of trial and error)中产生了制度创新和合适的组织规范，成功的规范和方法通过模仿机制在地方和地区性的商业社区里迅速扩散，也有助于企业家通过集体行动游说政府改变正式制度规则以与非正式规范相一致。政治家最终通过改变正式规则来回应自下而上的创新，以适应和规制新兴的经济现实。(62)这项研究将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很显然试图突破国家中心主义视角的桎梏，但无论是研究过程还是观点结论，仍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蔡欣怡对中国非正式金融业的研究同样是侧重于制度视角分析中国经济奇迹的动力。她探讨了中国的私营企业主在一个政治和金融具有压制性的环境中是如何可能进行制度创新、成功实现融资的问题。研究发现，各地企业家根据实际需要和机会主义创造出多种多样的金融机制，非正式金融业依靠当地的政治保护和社会强制得以实施。各地的非正式金融业在运行机制上呈现出明显差别，而这源于地方政府对私营经济的倾向性以及他们对这种不寻常(经济实践)的制度伪装。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项研究揭示出“人们认定的金融交易的市场逻辑，实际上是由一种政治及社会的逻辑所调节”。(63)

中国经济繁荣的动力在未来仍将是海外学者关注的重点。不过对于一味地信奉特定理论、坚持单一视角研究的学者来说，弗雷格斯坦和张建君的观点具有警示的作用。他们指出，一些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也使得增长未能达到原本可达到的(更高)程度，一些在某个时期驱动了经济增长的因素随后也会成为阻碍因素。(64)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符合中国发展实际情况的。比如有研究表明，家族涉入对中国民营企业的经营绩效具有积极影响，即家族涉入越深，企业经营绩效越好；但这种正效应随着企业规模扩大而减弱，当企业突破一定规模后，家族涉入甚至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消极影响(65)。推而广之，研究者似乎有必要对在宏观层面推动或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的阶段性特征和作用边界加以反思。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放弃固守理论教条和先验的理论假设，基于现实经验去细致观察驱动经济发展诸因素的变与不变并谨慎做出结论，才是管窥中国经济增长真实动力的理想路径。

从经济社会学的文化视角来分析中国市场形成和发展的研究特别少见，而陈纯菁对文化与中国人寿保险市场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则是其中一部难得的力作。她在研究中主要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一种特殊的市场(人寿保险市场)在面对文化阻碍的场景下如何得以发展起来?与之相关的问题则是，文化阻碍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以怎样的方式影响了市场的形成及其特征?陈纯菁的民族志研究发现，中国文化虽然有不少因素与商业人寿保险的风险可能性假设和商业化逻辑不相容，但作为策略之工具箱的文化使得中国人寿保险市场得以可能，而作为意义系统的文化也显著形塑了市场运作和发展的特征。(66)在其中的一篇论文中，陈纯菁采取了政治-文化框架分析了在相同的文化偏好背景下，为什么台湾的人寿保险市场要比香港发展得更好的原因。她的研究发现，台湾政府在保险业兴起之初便极力保护本土企业，本土公司则通过重新界定人寿保险的含义而更好地克服了当地的文化禁忌问题。而香港政府采取的事实上更有利于国外公司的自由放任政策并没有使其发展起来的原因在于，国外公司在面临本土文化适应和公司利润之间的张力时选择了后者，从而未能拓展更大的市场。(67)

另有一些稍显“非主流”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将研究视野投放到了非生产性的市场现象上，而这在国内还较为少见，但代表了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值得推进的潜在研究方向。比如，刘思达以中国的法律服务市场为对象，分析了律师、基层的法律工作者和其他的一般性法律工作从业者之间的竞争关系。他认为，在中国的法律服务市场上，律师面临强烈的职业竞争可以从市场上法律从业者与他们的管制机构及政府官员的共生性交换(symbiotic exchange)中得到解释，中国律师的市场地位之所以很弱是因为其与国家的交换同其竞争者相比并不那么强烈和稳定。其理论上的观点是，共生性交换的盛行导致了中国转型经济中的市场和国家制度之间的结构性同形。(68)

五、问题与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让世界瞩目的一个方面便是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以及由此取得的经济成就。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更是突破了10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直致力于回应时代问题的中国社会学，理应从本学科的独特视角对当代处于快速变迁中的经济问题展开系统研究。激烈变迁的经济形态和轰轰烈烈的经济实践正是社会学天然的实验室，给经济社会学者提供了广阔舞台。在历经多年积累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之后，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学研究的规范意识和对话意识明显提高，不仅挖掘了更多“中国经验”，也更加注重学理贡献，从不同角度提升和发展了相关理论，还有研究尝试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在研究主题上，有的研究还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此外，经济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有了重要进步，制度化发展获实质性突破。2012年全国经济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和2014年《经济社会学研究》辑刊的创办出版是中国经济社会学学科制度化的重要标志，对锻造经济社会学的学术共同体起到了显见的积极作用。总之，经济社会学在过去15年的成就极大地加速了该学科的发展步伐。

我们仍需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当下的经济社会学虽然获得了可喜的进步，但还是存在具有学术潜力的原创性本土理论非常少见、研究视野日益窄化且平庸泛化、回应时代大问题的研究阙如、研究议题过于分散且相互之间的对话意识不够强、研究队伍的规模停滞不前等等诸多现象(69)。更为严峻的情势是，当代经济学都已凸显出“社会学化”的趋势，这一方面体现在经济学越发注重对传统社会学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经济学在研究方法、模型和思路上也在更多地借鉴社会学知识。面对上述种种，我们不得不说，经济社会学事实上潜藏着深刻的学科地位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下几个方面似乎尤其值得我们警惕和深刻反省。

首先是面向时代提出大问题、回答重大现实问题的能力还很欠缺。这突出地体现在中国经济社会学受美国“新经济社会学”的影响，多将眼光关注在研究中易于分析和可操作化的中微观经济现象，而未能如古典经济社会学家那样关注宏大的经济过程和重大的经济趋势。片面而执拗地追求与西方理论对话也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学研究丧失了对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的关怀。比如就当下而言，经济新常态也给经济社会学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70)。经济社会学如何研判经济新常态中的变与不变，是值得学界认真对待的问题，也是经济社会学当下的新课题。然而，现在基本上是经济学家在做研究和发表意见，社会学家几乎处于无声状态。中国自改革以来经济繁荣的动力机制已吸引众多社会学者加入到对该问题的研究之中，由此产生了诸多颇有洞见的理论解释。但这其中根本性的研究课题可能并不在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否与西方标准理论一致或相悖，而是在于通过对现实经济运行过程的深度观察和解析来揭示中国经济运行机制的黑匣子，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和提升经济社会学的本土理论。经济社会学如何能够避免在西方研究之后亦步亦趋，又避免陷入自我中心主义的泥潭?就此而言，周晓虹为中国研究所指明的方向不失为经济社会学走出困境和危机的一个有效策略，即基于“主体间性”形成视界融合，同时注重本土意义和国际视野，通过主客体并置进行范式重构(71)。

其次，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对业已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各领域的若干重要经济制度、经济现象和经济群体研究不够。比如，金融市场在当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虽然有学者梳理了西方金融社会学的发展脉络、主要视角和研究议题，也主张开拓金融市场的社会学，但迄今中国关于资本和金融市场的社会学研究仍然十分少见(72)。经济社会学对影响深远的互联网经济的研究也还没有出现，对市场经济中地位举足轻重的企业家群体虽然一直不乏研究，但对企业家与市场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却缺乏深入研究。再如，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市场之于中国经济越来越重要，但迄今社会学者未曾给予国际市场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研究(73)。如何理解和解释国际市场与中国经济、中国企业乃至中国人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也需要经济社会学加以研究。同样缺乏关注的重要研究议题还包括非市场的经济譬如财政社会学、波兰尼意义上的再分配和互惠经济行为、地下经济和非正规经济。这些不同于市场的经济组织形式，是中国多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社会学将这些“非主流”经济纳入研究范畴很有必要。

最后，在研究路径上当前研究的结构分析和实证主义居于主流，缺乏综合视野特别是文化和意义视角的观照，且较少关注经济影响和建构社会的反向过程。经济社会学同中国社会学一样受到美国社会学过于强烈的影响。事实上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在政府和市场关系、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特征等核心要素上大不一样，反而与欧洲的某些国家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很相似。因此今后更加重视偏向综合路径、注重文化和意义视角的欧洲经济社会学对于国内本土研究的可借鉴之处，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当前的经济社会学在研究进路上大多是考察社会如何形塑经济的问题，还较少研究经济特别是变革中的经济制度、经济事件和经济群体如何影响和建构社会的反向过程——已有少数学者开启了这方面的研究，比如黄冬娅研究了企业家对地方政府决策过程的影响(74)，吕鹏基于对私营企业主当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分析考察了企业家参政议政的状况(75)。这种反向过程如经济变迁对环境治理、社会分层结构、底层境遇、社会道德等方面的影响，理应作为经济社会学之有机构成部分加以系统的研究。

注释：

①杨继明：《后发社会的产业化和近代化——富永健一经济社会学理论简介》，《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

②陆学艺：《新中国社会学五十年》，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③李培林：《理性选择理论面临的挑战及其出路》，《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6期。

④刘少杰：《理性选择研究在经济社会学中的核心地位与方法错位》，《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6期。

⑤刘少杰：《经济社会学的新视野：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⑥符平：《迈向市场社会学的综合范式》，《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刘拥华：《市场社会还是市场性社会?——基于对波兰尼与诺斯争辩的分析》，《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4期；王水雄：《“为市场”的权利安排VS.“去市场化”的社会保护》，《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2期。

⑦比如，甄志宏：《从网络嵌入性到制度嵌入性——新经济社会学制度研究前沿》，《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符平：《“嵌入性”：两种取向及其分歧》，《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5期；王宁：《从“消费自主性”到“消费嵌入性”——消费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型》，《学术研究》2013年第10期。

⑧刘世定：《“嵌入性”用语的不同概念、逻辑关系及扩展研究》，载刘世定主编《经济社会学研究(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⑨Bourdieu,P.,“The Forms of Capital”,in J.Richardson(ed.),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New York:Greenwood,1986.pp.241～258.

⑩如，张文宏：《社会资本：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4期；田凯：《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及其局限》，《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1期。

(11)社会资本理论在国内社会学界受欢迎的程度从《社会学研究》杂志发表相关主题论文的数量即可见一斑。从2001年到2014年间，该杂志刊文标题中明确出现有“社会资本”的文章数量便有26篇(这个数量在该杂志每年并不大的发文量中可能是占据第一位主题的)，而这还不包括那些近似术语如“社会网络资本”、“关系资本”、“社会关系”等。

(12)翟学伟：《是关系，还是社会资本?》，《社会》2009年第1期。

(13)梁玉成：《社会资本和社会网无用吗?》，《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

(14)比如，陈云松、范晓光：《社会资本的劳动力市场效应估算——关于内生性问题的文献回溯和研究策略》，《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尉建文、赵延东：《权力还是声望?——社会资本测量的争论与验证》，《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3期；刘林平：《企业的社会资本——概念反思与测量途径》，《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15)朱伟珏：《“资本”的一种非经济学解读——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16)汪和建：《超越纯粹经济理论：韦伯经济社会学探索的思想历程与现代意义》，《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2期；汪和建：《再访涂尔干——现代经济中的道德建构》，《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张敦福、周汝静：《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学及其消费理论研究：危机与重建》，《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4期；符平：《新经济社会学的古典转向》，《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1期。

(17)比如，汪和建：《经济与社会：新综合的视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符平：《次生庇护的交易模式、商业观与市场发展》，《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5期；符平：《市场的社会逻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

(18)何蓉：《经济学与社会学：马克思•韦伯与社会科学基本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9)王楠：《价值的科学——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再探》，《社会》2014年第6期。

(20)张旅平：《马克斯•韦伯：基于社会动力学的思考》，《社会》2013年第5期；张彦：《论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移情与超脱——兼评韦伯的“价值中立”观》，《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21)韩秀记：《马克斯•韦伯的遗产：当代经济社会学制度分析的古典传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年第5期。

(22)符平：《市场社会学的逻辑起点与研究路径》，《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23)沈原：《论新经济社会学的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

(24)刘米娜、丘海雄：《市场是什么?——新经济社会学视野下的市场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陈林：《市场场域：经济社会学对市场研究的新转向》，《江淮论坛》2012年第2期；王茂福：《新经济社会学的价格理论论析》，《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5期。

(25)李林艳：《关系、权力与市场：中国房地产业的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26)汪和建：《自我行动的逻辑——当代中国人的市场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7)符平：《市场的社会逻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

(28)王水雄：《镶嵌式博弈——对转型社会市场秩序的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有效的信誉机制为何建立不起来?》，《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2年第4期。

(29)李凝紫：《生产的市场结构——基于中国市场田野调查和工业普查数据的经验研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3期。

(30)李国武：《政府干预、利益联盟与技术标准竞争：以无线局域网为例》，《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5期。

(31)汪和建：《亲缘认同与网络间竞争——地方性产业区何以陷入过度竞争的困境?》，《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32)刘少杰：《陌生关系熟悉化——优化市场交易秩序的本土化选择》，《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刘少杰：《中国市场交易秩序的社会基础——兼评中国社会是陌生社会还是熟悉社会》，《社会学评论》2014年第2期；刘少杰：《陌生关系熟悉化的市场意义——关于培育市场交易秩序的本土化探索》，《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33)艾云、周雪光：《资本缺失条件下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兴起——以一个乡镇农业市场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34)对该学派较详细的介绍参见杨玲丽《欧洲经济社会学研究新流派——述行学派——评介》，《外国经济与管理》2009年第12期。

(35)杨玲丽：《新经济社会学应该忽视非人类行动者吗》，《求索》2014年第11期。

(36)陈氚：《“操演性”视角下的理论、行动者集合和市场实践——以重构中关村电子产品市场的失败为例》，《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2期。

(37)任敏：《信息技术应用与组织文化变迁——以大型国企C公司的ERP应用为例》，《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

(38)李培林、梁栋：《网格化：企业组织变化的新趋势——北京中关村200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调查》，《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

(39)李培林、张翼：《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40)邱泽奇：《技术与组织的互构——以信息技术在制造企业的应用为例》，《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41)刘玉照：《乡村工业化中的组织变迁：从家庭作坊到公司经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2)陈宗仕、郑路：《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绩效——种群生态学和制度学派结合视角》，《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4期。

(43)杨典：《国家、资本市场与多元化战略在中国的兴衰——一个新制度主义的公司战略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6期；杨典：《效率逻辑还是权力逻辑——公司政治与上市公司CEO强制离职》，《社会》2012年第5期。

(44)杨典：《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45)高柏：《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构性风险》，《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经济社会学制度学派》，《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4期。

(46)周飞舟：《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李国武、侯佳伟：《锦标赛体制与中国省级开发区的增长：基于省级经验的研究》，《社会》2011年第2期；曹正汉、史晋川：《中国地方政府应对市场化改革的策略：抓住经济发展的主动权——理论假说与案例研究》，《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

(47)张建君：《政府权力、精英关系和乡镇企业改制——比较苏南和温州的不同实践》，《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48)熊万胜：《市场里的差序格局——对我国粮食购销市场秩序的本土化说明》，《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5期。

(49)刘长喜、孟辰、桂勇：《政府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的社会学分析——一个能力论的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5期。

(50)冯猛：《基层政府与地方产业选择——基于四东县的调查》，《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2期。

(51)徐建牛：《基层政府行为演进的制度逻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符平：《地方市场发展中的适应型政府——中山市个案分析》，《人文杂志》2014年第2期；刘成斌：《活力释放与秩序规则——浙江义乌市场治理经验研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52)王宁：《地方消费主义、城市舒适物与产业结构优化——从消费社会学视角看产业转型升级》，《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4期。

(53)一个深度评论见曹正汉《产权的社会建构逻辑——从博弈论的观点评中国社会学家的产权研究》，《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1期。

(54)参见沈原主编《经济社会学研究(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55)刘世定：《占有、认知与人际关系：对中国乡村制度变迁的经济社会学分析》，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刘世定：《经济资源的占有和产权的社会界定：一个分析框架》，载沈原主编《经济社会学研究(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56)周雪光：《“关系产权”：产权制度的一个社会学解释》，《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57)臧得顺：《臧村“关系地权”的实践逻辑——一个地权研究分析框架的构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

(58)张杨波：《从房子到家：产权建构中的社会逻辑》，《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59)汪和建：《尊严、交易转型与劳动组织治理：解读富士康》，《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60)严维实：《内部劳动市场中的互惠行为与技能外溢效应——基于经济社会学视角》，《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61)Luo,Yadong,Guanxi and Business,London: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Pte.Ltd,2000.p.1.

(62)Nee,V.and S.Opper,Capitalism from Below:Market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2.

(63)蔡欣怡：《后街金融：中国的私营企业主》，何大明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该书英文版于2002年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

(64)Fligstein,Neil and Zhang,Jianjun,“A New Agenda for Research on the Trajectory of Chinese Capitalism”,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7,2011.

(65)李路路、朱斌：《家族涉入、企业规模与民营企业的绩效》，《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2期。

(66)Chan,Cheris Shun-ching,Marketing Death:Culture and the Making of a Life Insurance Market in Chin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2012.

(67)Chan,Cheris Shun-ching,“Culture,State and Varieties of Capitalism: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nsurance Markets in Hongkong and Taiwan”,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3,2012.

(68)Liu,Sida,“Lawyers,State Officials and Significant Others:Symbiotic Exchange in the Chinese Legal Services Market”,The China Quarterly 206,2011.

(69)由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议题与组织社会学、消费社会学、劳动/劳工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甚至社会分层和流动都有重叠的领域，如果将社会学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囊括进来，经济社会学的危机或许不至于太严重。尽管如此，纯粹的经济社会学所面临上述的问题仍可谓一个基本事实。

(70)符平：《经济新常态下市场社会学的变与不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7月7日。

(71)周晓虹：《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3页。

(72)有关评述见陈氚《超越嵌入性范式：金融社会学的起源、发展和新议题》，《社会》2011年第5期；王国伟《金融市场的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新议题》，《江淮论坛》2012年第2期。有学者对金融机构、银行借贷交易等的研究实际上已开启了金融的社会学研究工作。比如，向静林、张翔：《创新型公共物品生产与组织形式选择——以温州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为例》，《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5期；张翔：《以政府信用为信号——改革后温台地区民营存款类金融机构的信息机制》，《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6期；赵琼：《制度嵌入与关系嵌入：银行借贷交易的经济社会学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73)符平、段新星：《国际市场上中国企业的地位危机及其化解——以鞋企抗辩欧盟“反倾销”为个案》，《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1期。

(74)黄冬娅：《企业家如何影响地方政策过程——基于国家中心的案例分析和类型建构》，《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5期。

(75)Peng,Lu,2014,“Wealthy-gentry Politics:How Are Capitalists in China Chosen for the‘Houses’”,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9.

标题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市场社会学的协调理论及其应用研究”(项目编号：12BSH047)、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市场社会学的理论及经验研究”(项目编号：201306)、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基础性研究课题“市场的社会建构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4108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符平，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