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形势通常是短期因素和中长期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从短期看，目前我国经济仍处在受新冠疫情严重冲击后的结构修复期，这种结构修复既带来了一些经济回升的动力，也会造成一些行业下行的压力。从国际经验来看，在疫情防控政策转段后，经济结构的修复一般需要2年左右时间。2024年，我国经济仍然处在结构修复阶段；同时，由于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存在时间差，大国间的经济周期不同步仍相当明显。

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的特征没有改变，对此我们要充满信心；但也应该看到，我国经济仍面临着一些结构性问题，如收入分配结构不尽合理、人口结构加速老龄化等，这些问题也在影响着我国的经济表现，需深化改革来加以有效应对。

1、近期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及对我国的影响

在部分发达国家非耐用品消费恢复较快增长和全球产业链调整的共同推动下，今年以来全球制造业PMI已连续数月位于荣枯线以上，这有利于带动全球贸易增长和我国出口的增加。新冠疫情暴发后，2020—2021年，美国个人服务消费遭到抑制，包括耐用消费品和非耐用消费品在内的实物消费快速增长；在管制措施放松后，美国个人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同时商品消费增速下降。由于非耐用品更新周期较短，在经历2022—2023年连续两年的低速增长后，今年以来美国非耐用品消费增速明显加快，一季度，美国个人非耐用品消费支出同比增长1.9%，比去年全年高出1.1个百分点。从消费结构看，个人非耐用品消费支出占美国个人实物商品消费的六成以上，这将带动美国消费品进口的增长。同时，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全球产业链重整增加了东南亚等国的投资需求。今年1月，全球制造业PMI回升至50%，较去年12月上升1.0个百分点；2、3、4月份，全球制造业PMI始终处于50%的荣枯线之上，5月份进一步上升至50.9%；其中，新订单指数也处在荣枯线之上。全球制造业需求增加有利于带动我国出口增长。

目前来看，美国通胀下降速度慢于欧元区等国家，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存在不同步问题，这可能影响人民币对国际主要储备货币汇率升降幅度的调整。今年以来，美国消费物价涨幅超预期，而欧元区消费物价则呈现较快回落之势。4月份，美国PCE同比上涨2.7%，涨幅较1月不降反升；核心PCE同比上涨2.8%，涨幅仅较1月缩小0.1个百分点。美国消费物价同比涨幅离2%的政策目标仍存在一定的距离。近期，尽管美国劳动力市场有所降温，但美联储年内降息的时间可能推迟，降息次数也将少于年初预期。4月份，欧元区调和CPI同比上涨2.4%，较1月下降0.4个百分点；核心CPI同比上涨2.7%，较1月下降0.6个百分点。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欧元区消费物价将较快趋向2%的政策目标。6月份，发达经济体中，已有欧元区和加拿大宣布降息。过去一段时间，日元对全球主要货币出现大幅贬值，日本核心CPI同比降幅已连续26个月高于2%，这是近30多年未有的现象。在日元单边贬值预期继续上升的情况下，日本央行稳定日元汇率的诉求明显增加。发达国家通胀走势和政策诉求的差异，可能使未来一段时间货币政策不同步问题凸显，造成人民币对国际主要储备货币汇率升降幅度的不同变化。

2、中长期需要关注的一些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回升向好是基本特征，但也应认识到经济发展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从中长期来看，我国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可能持续影响我国经济循环。

（一）最终消费相对不足影响国民经济循环，收入分配问题是影响最终消费增长的关键因素

在外需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如果国内投资和消费比例仍不能进行充分调整，就会造成产能过剩或需要继续大幅依托国际市场的局面。这会从根本上影响我国经济循环，加大经济发展易受外部冲击影响的程度，也不利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在我国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占比近二十年来保持在七成左右，是影响最终消费变化的主导力量。目前来看，制约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一是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份额始终偏低，影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而居民收入份额与消费占GDP之比的走势存在高度一致性。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我国外贸顺差快速增长以及由此带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转移，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开始逐步下降，1995年劳动报酬份额为55.8%，2011年降至46.0%，此后虽有所上升，但2019年仍仅为52.2%，与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总体在三分之二左右存在较大差距。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居民收入的85%左右，且分配平均程度高于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因此是主导居民收入走势的关键因素。从1995年至2019年的历史数据看，我国初次分配中的居民收入份额与消费占比间的相关系数接近0.9，两者走势高度一致。

二是在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偏低的情况下，我国以企业为主体以及间接税为主导的税制结构存在累退性（税率随收入上升而下降），难以发挥税收对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影响消费增长。当前，我国个人所得税主要是工薪税，虽具有较高累进性，但在劳动报酬占比较低的情况下，个人所得税在全部税收中的占比近十年仅在7%左右，难以有效发挥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大量研究发现，目前我国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造成税后居民收入差距较税前不仅没有减小反而有所拉大。通常来说，收入较低居民的消费率更高，因此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也会限制总体消费率的上升。

三是由于高房价和社会保障水平还相当有限，居民为买房而储蓄或为医疗、养老进行预防性储蓄，也是我国总体消费率偏低的重要原因。在我国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以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债务余额与GDP之比）快速提升。1999年一季度至2024年一季度，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提升了58.2个百分点，提升幅度比政府部门高出16.6个百分点，比非金融企业部门低17.7个百分点，但上升的斜率明显更加陡峭。

（二）我国人口结构将加速老龄化，这将从供需两个方面对我国经济带来不利影响，而且对需求的影响可能强于供给，特别是在智能化时代情况更是如此

根据课题组推算，2020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合计为9.7亿人，2035年将下降至9.0亿人，较2020年减少近7000万人。因此，虽然发达国家也面临劳动年龄人口下降问题，但未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加速下降且加快幅度较发达经济体更为明显。

同时，近年来我国新生儿数量较快下降。在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共同作用下，我国总消费需求的增长将受到较为严重的影响。理论分析和近年来的实证研究表明，老龄化和少子化对需求侧的影响可能强于供给侧，特别是在步入智能化时代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可能加剧我国供需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影响国民经济循环。

3、政策建议

对于我国经济短期和中长期所面临的不同问题，应该分类施策。短期问题应该主要通过需求侧管理加以调节，对于中长期问题则应通过深化改革，加以有效应对。

一是应加强对我国消费和出口状况的分析研判，合理把控政府债发行和使用节奏，推动已出台政策落地见效。如果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国消费增速继续放缓，同时出口增长不及预期，那么应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和超长期国债的发行和使用节奏，以有效对冲消费和出口增速放缓所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对于已出台的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也要加快落实。

二是我国消费物价低位运行是消费品供需自发调节的结果，这既有近两年外需相对走弱等周期性因素，也有收入分配问题等结构性矛盾。因此，短期内应刺激国内最终消费需求增长，长期内则应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来加以应对。

三是应重视PPI分项变化对工业企业上中下游企业利润的影响。当前，应谨慎实施上游采矿业和原材料行业去产能，这将有利于下游制造业利润修复；同时，应积极推动稳外贸工作以有效增加对下游制造业产品的需求。

四是收入分配是经济循环的关键环节，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仅可以稳定物价，也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应进一步发挥初次分配中市场化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加大对要素市场歧视性对待、垄断行为等的监管力度，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需进一步完善税收、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制度，优化教育、健康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构建以人为本的再分配机制，做到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与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的有机统一。针对特殊群体增强收入水平的稳定性与收入增长的确定性，当前收入分配政策应以提高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稳定性与收入增长的确定性为政策着力点。健全就业影响评估机制，重大政策出台、重大工程项目建设、重大生产力布局需进行就业促进效应评估。

五是逐步推动投资于物向投资于人的转变。适应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应加大对人力资本、家庭生育、生活质量等的投资。着力提高居民健康和疾病预防的公共投入，提高人的身体健康素质，提高居民的预期健康寿命。

（执笔：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耀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