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忠:建立绿智时代的城市经济学—新城市经济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14 次 更新时间:2024-07-14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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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开忠  

 

【摘要】随着智能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崛起,传统城市经济知识边界亟待拓展,需要突破传统框架,对绿智生产力范式下创新驱动空间经济进行建模,构建新城市经济学。新城市经济学不仅关注AI对劳动力、生产力的影响,还强调绿色技术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新城市经济学融合绿智时代特征,关注人智交互与绿色发展,可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同时,新城市经济学还突显空间品质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由生产型社会向创新—消费型社会转变的背景下,空间品质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引擎。研究空间品质与消费者行为的关联关系,对于构建绿智时代新城市经济学、支持空间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定和实践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城市经济学;绿智生产力范式;创新驱动;空间性;学科发展

 

引 言

城市经济学是空间经济学的重要分支[1],其基本内容涵盖城市经济基本理论、具体城市问题以及城市政府三个方面[2]。其中,西方城市经济学兴起于20 世纪50—60 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在研究内容方面侧重“城市问题”,特别是微观城市问题的探讨,在基本理论方面突出城市土地使用和空间结构理论。中国城市经济学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诞生于20 世纪80 年代初,1986 年5 月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的成立是中国城市经济学诞生的重要标志。20 世纪80—90 年代,中国城市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侧重城市化、城市经济增长、城市经济功能、城市经济发展战略、城市规划、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等宏观城市问题的经济分析,21 世纪以来则逐步重视房地产、城市交通、数字化、减污降碳等微观城市问题的研究,在基本理论上相对侧重城市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的探索[3]。进入21 世纪20 年代,我国开启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在回应新征程国家战略需求中不断拓展主体性、原创性城市经济知识边界,建立新城市经济学,是中国城市经济学人的使命和责任。

一、为什么要建立新城市经济学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明确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的角度来看,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经历了技术革命驱动的五次生产力范式变革,并正在进入第六次生产力范式变革的爆发期[4]。每一次范式革命不仅意味着新产业、新基础设施的兴起发展,以及旧产业、旧基础设施的更新,而且意味着以城市为中心的生产力新的空间组织兴起发展以及旧的空间组织更新。从18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 60 年代变革形成的第一次至第四次生产力范式,虽然范式不同,但经济无不以物质生产、贸易和消费为基础,是为工业经济。20 世纪 70 年代至 2010 年代形成的第五次生产力范式,即信息与通信技术(ICT) 生产力范式,知识成为其关键生产要素,人力资本替换“劳动力”,以知识生产、分配、使用为基础的知识经济兴起和发展。第六次生产力范式即绿智(综合)生产力范式,以战略性互补的人工智能技术和绿色技术成为其核心驱动力。究其特征,一是生产方式转变为人智交互(Human- AI Interaction, HAII),其特征表现在:一方面,作为自动化工具,人工智能在遵循明确、易于理解的程序或“惯例” (Routine)前提下执行任务比人类劳动者的效率更高,质量更可控,从而替代人工,减少对一般劳动力的需求,增加非自动化任务的劳动力需求,使劳动者创新者化。据世界银行估计,未来 20 年内将有 35%的英国工人、47%的美国工人被新技术替代,而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例会更高,中国可能有77%的工作面临替代风险。另一方面,作为通用目的技术, 人工智能(AI)具备强大的数据处理和模式识别能力,能够从庞大的信息中提取有价值的见解,而人类则在创意、情感和审美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之间在运用人的认知判断或者进行复杂人际交往的能力来执行非常规任务上具有互补性,互补合作可以创造出更具创新性和人性化的成果。这表明,人类不再是唯一的物质和知识生产者, 而成为与智能系统分工协作的生产合作者。二是数据、算力、算法成为关键生产要素,能源基础从化石能源主导转变为可再生新能源主导,物质代谢模式从线性代谢主导转变为循环代谢主导,经济全面绿色转型。三是具有内在可持续性。以往五次生产力范式的发展因以化石能源技术、线性物质代谢技术为基础,具有内在不可持续性,可统称为工业文明的生产力范式。与此不同,绿智生产力范式具有内在可持续性,可以称为生态文明生产力范式,遵循此范式的生产力即新质生产力,其经济可称为绿智经济②。

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驱动的绿智生产力范式变革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历史交汇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已进入创新国家行列,“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两个大局”,洞察基于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人类生产力范式变革趋势,统筹生产力范式变革和创新驱动发展,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5]。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提出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加快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国防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提升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创新能力为主攻方向,发展智能经济,建设智能社会,……推动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的智能化”。可以预见,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迎来基于绿智生产力范式的空间组织变革,网状城市体系等网状空间组织和绿色城市、低碳城市、智慧城市、绿智范式的创新城市等绿智城乡区域将普遍兴起和发展。然而,包括城市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在内的传统空间经济学以物质生产、贸易、消费建模为基础,适合于解释工业经济时代的空间经济,难以适用于绿智生产力范式空间经济的解释。为了克服这种局限性,进入21 世纪以来,空间经济学开始尝试沿着两条线索纳入知识再生产。一是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尝试。这种尝试包括引入研发部门和基于 “知识关联”的新经济地理学。前者建立内生增长和集聚整合模型,从而探讨经济活动区位演化问题。后者以伯利安特(Berliant M)和藤田昌久(Fujita M)等的研究为代表,认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需要对知识创造和知识扩散进行建模,进而分析它们对经济活动区位的影响[6],以建立起以伯利安特和藤田开创性研究[7-10]为基础的、能够充分整合消费者和生产商之间的关联效应以及空间知识关联效应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11]。二是基于思想交换成本的城市经济学空间均衡模型应用的尝试[12]。这种尝试探讨思想的产生和交流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以思想交换成本节约为集聚力。这些探索无疑有助于理解ICT 生产力范式下的经济地理,但忽视了空间品质在劳动力区位选择中日益重要的作用,更未能考虑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物质、知识再生产方式变革。其中,第一类尝试还忽视了基于货物运输成本的集聚经济失效的现实,第二类尝试基于完全竞争,忽视了城市间运输成本。因此,这些尝试仍不能有效解释智能经济时代的空间经济问题。为有效解释绿智经济的空间组织关系,必须建立适合绿智生产力范式,基于创新、解释绿智经济地理的新城市经济学等新空间经济学。

二、怎样建立新城市经济学

发展包括新城市经济学在内的新空间经济学, 必须致力于回答绿智生产力范式空间经济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理论视角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关键问题。

一是对绿智生产力范式下创新驱动经济地理进行建模,分析人工智能化对经济活动区位的影响。目前,关于人工智能经济学建模的思路主要有基于复合劳动[13]和基于任务框架[14]两种方法,前者将人工智能以资本的形式与劳动力进行组合而形成新的复合劳动力,后者将为劳动力提供的任务分为常规任务和非常规任务,常规任务中人智具有替代性, 非常规任务中人智具有互补性,以被智能化任务占所有生产任务的比重反映智能化程度。目前已有的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劳动力市场、经济增长和人口等宏观经济影响方面,鲜见对经济活动区位影响的研究。智能经济地理既包括物质的智能化生产,也包括知识的智能化生产,二者人智交互性质不尽相同,前者具有替代性,后者具有互补性,因而需要综合的人工智能经济学建模方法。新城市经济学基于创新驱动,建立绿智生产力范式的新的范式方法,必须响应生产力范式的变革, 对绿智生产力范式下创新驱动空间经济进行建模, 分析人智交互对经济活动区位的影响。

二是货物运输成本和人物运输③对比关系变化对空间经济影响的经济学建模。无论是胡佛“3I”论、杨开忠“4D”论还是世界银行“3D”论[15],无不明确强调运输成本(距离)是空间经济运行的基石。韦伯(Alfred Weber)工业区位理论、克里斯塔勒-廖施(Christaller - Losch)中心地理论、艾萨德(Walter Isard)一般区位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等基于工业文明技术范式的传统空间经济学,都以货物运输成本为基础,强调基于货物运输节约的集聚经济,而忽视人物运输成本和基于人物运输节约的集聚经济,这种运输成本范式抓住了传统空间经济的本质[16]。然而,在生态文明生产力范式下,一方面,经济以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基础,产品或无运输成本或运输成本占比极低,且可基于全球网络通信设备的绿色智慧物流体系,以均等化的极低运输成本和极短时间送到不同地方客户手中,同时,原料因3D打印智能制造发展而趋遍在化,能源基于绿色智慧能源互联网处处可以极低成本均等可及。踏上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我国强调消除对内对外分割,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大幅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形成经济循环畅通无阻的新发展格局。因而,货物运输成本将在20世纪以来大幅降低的基础上进一步极大程度降低并空间均等化,在货物运输意义上可谓真正迎来“距离死亡”,正如格莱泽(Glaeser)等所指出的,假定货物运输成本为零比假设其为生产过程重要组成更为贴切[16]。另一方面,人物运输重要性凸显。人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流是满足人的归属和爱、尊重、认知、审美、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需要不可或缺的途径,是创新的第一大投入。随着人对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交流需求不断增长,人员交通出行频率和单位人物全生命周期交通出行量显著上升,同时,人员高收入亦带来高的时间成本。根据 2019 年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美国消费者支出调查报告》,2017 年美国消费者支出中交通支出占比已达15.9%,仅次于住房支出而居第二位。因而,人物运输及其成本变得空前重要。为最大限度降低交流成本,提高交流效率,人与人空间上相互集聚,集聚日益从基于节约货物运输成本转向基于节约人物运输成本,在人物运输意义上“距离”非但没有“死亡”,反而更加重要了。新城市经济学应当响应货物运输成本和人物运输对比关系的变化,对货物运输成本和人物运输对比关系影响经济活动区位问题进行建模分析。

三是空间品质驱动空间经济建模。“空间品质”也称“地方品质”,即一个地方吸引人们前来生活的禀赋。随着收入与财富水平的不断提髙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于20世纪70年代初首先从发达国家开始由生产型社会向创新—消费型社会转变,消费者和创新者成为空间经济的决定因素,创新街区等创新—生活一体化的创新综合体兴起和发展。绿智生产力范式变革正在使人类社会彻底转向创新—消费型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 2000 年以前一般物质资料生产相对快速增长、2001 至 2020 年空间生产相对快速增长两个阶段,2020 年后则跨入科技创新和人的再生产相对快速增长的新发展阶段。创新街区等创新—生活一体化的创新综合体亦在各地兴起和发展,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关键新引擎。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科技创新、人才、教育一体化发展。这意味着, 城市和区域发展己经无法完全像过去一样从生产的角度予以解释,而需要从消费的角度进行解释。适应这种要求,美国哈佛大学新城市主义经济学家爱华德·格莱泽提出消费者城市(Consumer City)理论,强调消费者决定作用,高素质人力资本驱动着城市发展,而消费者为餐馆、现场演出、好天气、美丽景象、优质公共服务和高水平的社会接近等城市舒适性(urban amenities)所吸引[17-18]。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特里·克拉克(Terry Nichols Clark)提出场景理论,该理论把空间看作汇集各种消费符号的文化价值混合体,强调场景对消费者的吸引和经济发展的驱动[19]。美国经济地理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Florida R) 提出创意资本理论(Creative Capital Theory),强调独特、多元、包容的地方品质能吸引创意人,而创意人的集聚将给该地区带来创意资本,创意资本的集聚形成了创意中心,带动经济增长[20]。这些理论均从不同视角强调了空间品质驱动经济发展的作用,但都未进行经济学理论建模,更没有基于绿智生产力范式对空间品质驱动经济发展进行分析,从而难以清晰、精准揭示空间品质对空间经济的影响路径和机制。从我国的实践来看,目前,空间品质驱动型发展已全面进入经济社会生活,这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十四五”规划纲要专辟一章首次系统部署“全面提升城市品质”;国家自然资源部提出 “因地制宜构建多层次城乡生活圈,引导居住、就业和公共服务设施均衡布局,提升国家、区域、城市、乡村多尺度的国土空间品质”; 2021 年 7 月 19 日,经国务院批准,上海市、北京市、广州市、天津市、重庆市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进入重点培育发展阶段。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进行空间品质驱动地方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建模,揭示空间品质驱动地方发展的机理,为空间高质量发展政策分析提供支持,是新城市经济学面临的重大课题。

结 语

自 2017 年笔者在河南省人民政府和国土资源部举办的“规划国土空间、引领绿色发展”座谈会和河北省区域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首倡新空间经济学以来,新空间经济学在货物运输成本和人物运输对比关系变化对空间经济影响,特别是空间品质驱动地方发展方面不仅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经济学理论建模分析[21-23],而且基于新空间经济学进行了大量实证[24-27]和政策研究[28],并提出基于空间品质的美好生活驱动型城市规划理论和方法[29],但有关绿智生产力范式下创新驱动的空间经济学建模、分析人智交互对经济活动区位影响的工作尚为空白。因此,未来应以开拓这方面研究为主要方向全面推进新城市经济学等新空间经济学研究。

 

【注 释】

① 2024 年 5 月 18 日,杨开忠教授在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第七届理事会换届大会上当选为该学会会长并发表履职致辞,本文系在致辞内容节选基础上完成的。

② 生产力范式也可称为技术范式、技术—经济范式、创新范式。由于视角不同,对于正在爆发的第六次生产力范式存在不同称谓。除“绿智(综合)生产力范式”外,其他主要称谓还有“智能生产力范式”“数智生产力范式”“绿色生产力范式”。

③ 人物运输即人员交通出行,指人有目的的位移活动。人物运输成本即交通出行成本,包括直接和间接成本。其中,直接成本是交通出行必然发生的成本,直接反映出行的经济负担,如车辆所需的燃料费用、车辆折旧、车辆维护保养和停车费等;间接成本则是指与交通出行相关的其他负面影响,比如交通拥堵导致的时间成本、交通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空气污染导致的健康问题等。这些间接成本是不直接支付的,但对社会和个人都造成了实际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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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开忠(1962—),男,湖南常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空间经济学、城市化与区域发展、生态文明研究。

本文刊发在《城市问题》(2024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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