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对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对此要深入领会，进一步加强学习宣传和研究阐释。习近平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
习近平还强调：“历次产业革命都有一些共同特点：一是有新的科学理论作基础，二是有相应的新生产工具出现，三是形成大量新的投资热点和就业岗位，四是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发生重大调整并形成新的规模化经济效益，五是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有新的重要变革。这些要素，目前都在加快积累和成熟中。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是朴素的真理。”“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笔者认为，理解“新质生产力”，不仅要着眼于生产力，还要着眼于生产关系和体制机制等层面；不仅要着眼于科学技术，还要着眼于全要素、全方位；不仅要着眼于物质文化，还要着眼于精神文化。因此，新质生产力既是物质文明形态层面的议题，也是精神文明形态层面的议题，要站在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来理解新质生产力。
一、发展新质生产力内在要求创造人类物质文明新形态
按照常识理解，人们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水平高低，构成人类文明程度的基本状况，包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自身以增强创造和获取物质财富的生产能力，构成物质文明形态的重要标识。而生产能力虽然以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生产工具为基本依赖，但工具本身并非生产主体，必须与从事生产的人、生产资料及所处的生产方式样态之间进行有机组合，才能形成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按照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对生产力发展（推进或阻碍）影响最大、最直接的是生产关系，就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这种相互作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构成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规定着人类社会一定的经济制度形态和物质文明形态。
处于当今新一轮产业、科技革命浪潮，人们提到新质生产力自然首先想到高新科学技术。高新科学技术确实是促进生产力大发展的核心要素，也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争夺竞争力制高点的关键。与此同时，人们还常看到一些与高新科学技术负相关的不良现状。
首先，科技发达并不必然带来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我们看到，那些掌握高新科学技术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陷入经常性经济“滞胀”状态，一些国家甚至长期陷入经济停滞状态，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爆发经济萧条、经济危机的现象没有改变，并没有因掌握高新科学技术而摆脱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历史规律，更没有因经济指标增长而给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与绝大多数人带来“财富增值”，反而不断加剧贫富两极分化。
其次，高新科学技术不断显示其“双刃剑”怪状，在给人类创造奇迹和制造惊喜的同时，也带来了危险、危害和生存危机。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不断爆发的热战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令人胆寒，生物战中细菌病毒的侵袭令人恐惧，防不胜防的“科技与狠活”食品、生存居住环境不断恶化都令人寝食难安、无奈迷茫。伴随互联网新媒体技术而生的网络暴力、社会价值观的扭曲，使社会伦理道德的底线不断被突破。这一切说明，高新科学技术并不是生产力的全部，不可能也不应是新质生产力的全部。
新质生产力概念实质上已经超越传统生产力概念，不再仅具有生产力内涵。当然，新科技革命确实大大促进了当下人们所处时代生产力的飞跃式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已深入人心，但即便高新科学技术毫无疑问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对新质生产力概念也不能加以简单化理解，将“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同于“发展高新科学技术”。笔者认为，新质生产力是指顺应新科技革命时代大潮，科学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升全社会的整体生产能力和财富创造能力。新质生产力实质上是强调生产和创新创造能力，要求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制度之间协同共进。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生产要素配置，包括人的主体性作用发挥和制度体制的优化组合，不仅不可能发生高新科学技术飞跃，而且高新科学技术也不可能转化为生产能力，推动经济发展。如果不从这一理解出发，就很难解释为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许多高新科学技术，但本国经济却时常陷入发展停滞和困境，也很难解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停在全世界范围内打压、阻碍科技创新等“怪象”。这恰恰证明，影响生产力的最根本因素是生产关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有前提和基本条件要求的。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前提下，少数人和私人垄断集团占有包括高新技术成果在内的生产生活资源，就使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利用高新科学技术进行财富掠夺，不仅不是为全人类创造财富，更被用来制造“生化、病毒”等高新科技武器危害人类生存。古代许多科学技术也没有应用于生产、没有与生产力发生直接关系。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高新科学技术才能成为造福人类的生产力。正因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和国家提出的“新质生产力”，不是简单指向高新科学技术发展，而是要使其成为一项顺应科技创新和工业革命大潮、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多要素创新发展和能力提升的综合战略。正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推动创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新形态。
二、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物质文明新形态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历史主动和历史自觉
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物质文明新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回应时代呼唤的历史主动和走出现实困境的历史自觉。
（一）机遇与问题并存的时代之问与现实之困
当前，环顾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成历史性交汇，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需要更为科学的回答，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一方面，科技革命使科学发明和高新技术不断涌现，大大推动了人类交往和经济全球化发展，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自身生活样态。中国自身的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迈向新征程，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广大中国人民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另一方面，高新科学技术看似具有强大生产力和财富创造力，实则并没有推动世界经济甚至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并没有摆脱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造成的经济衰退与发展停滞，并没有促进经济全球化进程，反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掀起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浪潮；并没有让全人类共享财富增长、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基本生存与发展权利，反而是财富向极少数人和个别国家快速转移，两极分化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贫穷国家和地区大量人口在遭受饥饿、瘟疫、战争、愚昧、低人均寿命等威胁，人的有生命的存在和人的物质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等基本问题，没有因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得到根本解决。
相较而言，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震撼世界并得到许多国家赞誉与羡慕的同时，也引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警惕和极力打压。有些西方国家采取政治对抗、军事威胁、文化侵蚀、经济制裁和封锁等一切手段阻止中国崛起，主动运用“贸易战、技术战、地缘政治战、资本战、军事战”等“组合拳”竭力打压中国发展，致使我们国家和广大人民和平共处、合作发展、互利共赢等良好愿望难以真正实现，尤其是近年来对中国高新科学技术、经济贸易等的封锁制裁打压，使国内外经济环境恶化，国内企业普遍陷入发展困境，就业形势严峻，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面临巨大压力和严重挑战。面对诸多不利因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走自主创新的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强国之路，通过采取双轮驱动、经济双循环、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供给侧改革、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全面深化改革及深化对外开放的一系列举措，使中国经济始终保持良好发展态势，科技创新势头强劲，在许多领域突破了重重封锁，在世界范围内取得领先地位。
（二）新质生产力助推中国经济、科技领域摆脱困局并走向辉煌
2008年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陷入经济危机，难以摆脱经济衰退，进而拖累世界经济。在经济全球化发展普遍受阻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尽管受到很大冲击，但始终保持增长态势，占世界经济比重和所作贡献越来越大，科技创新突飞猛进。这得益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确立的新发展理念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等一系列有关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得益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成熟；得益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完备；得益于持续深入推进自主创新的科技强国战略。世界历史处在同样全球化时代和科技革命背景下，中国在生产力发展速度和质量方面远超其他许多国家，这表明中国生产力发展具有鲜明的社会制度优势，事实上这同样应属于“新质生产力”范畴，而且是属于中国的“新质生产力”。这主要体现为一种“发展力”和自主创新力，本质上是一种崭新的“制度力”。如果说资本主义靠自身生产方式等形成自己的物质文明形态，那么新中国、社会主义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创造的则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新形态。这进一步表明，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正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动物质文明新形态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主动，是回应时代变革和走出现实困境的历史自觉。
三、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文化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较为广泛的层面上理解，文化是文明的基础，是人之为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缺乏物质条件保障，人类生存发展必然面临根本难题；而文化沦丧，则可能会使人类变得比猛兽更为凶残，世界必然随之成为丛林法则的“角斗场”。如果把人类利用自然创造物质财富的成就和智慧看作“物质文化”，把人的内心以及处理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理念、审美追求、伦理道德等看作“精神文化”，那么“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同样存在生产与生产力。因此，笔者认为，“新质生产力”还应包括“文化新质生产力”。
人类文明史主要包括物质文明演进史和精神文明演进史，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历史上并不总是协调发展。虽然从根本上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但“精神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对“物质文化”的反作用。在人类文明历史形态的演进过程中，甚至出现过两者相互背离的现象。物质文明强盛并不代表精神文明进步。正如资本主义文明主要体现在“物质文化”层面，而资本主义“精神文化”层面则不断出现颓废、消极等现象，并且将“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优秀传统文化消解殆尽，甚至“将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总结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联系了。”“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精神文化”，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物质化、利润化了，从本质上而言都从属于“物质文化”，即从属于“物”本身，属于资本自我增殖的范畴。
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不同，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统一、协调发展的新文明社会。然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是生产力相对落后、物质文明有待推进的发展阶段，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奠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文明优势。这种优势作用于物质文明，就使社会主义中国在生产力发展层面展现出强劲动力，进而能够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动力，甚至成为“新质生产力”本身。社会主义中国即使遭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外部封锁或遏制，却能够在科技、经济、文化等领域始终保有自主创新能力。社会主义中国有党的领导，我们党进行顶层设计；有具备主体能动性、创造性、充满智慧的广大人民群众；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有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价值追求和现实运动；有以雷锋精神为代表的为人民服务、乐于奉献的社会精神风尚，等等，这些是构成当今中国“新质生产力”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共同形成新时代“文化新质生产力”，共同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
四、发展新质生产力应破除旧思维旧观念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可能一帆风顺，面对历史和现实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上的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不利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旧思维和旧观念。笔者认为至少应当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破除脱离社会制度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单纯经济观或科技观，坚持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理解新质生产力。
资本主义国家无论经济总量多大、对高新科学技术垄断多集中，始终难逃经济危机、发展停滞甚至衰退、贫富两极分化、对外侵略战争和制造国际动荡局势的历史怪圈与周期律，只是在维护资本主导地位和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市场垄断，与科技革命推动形成的生产经营管理的社会化等社会化大生产趋势背道而驰，因而生成不了新质生产力。“前资本主义”时代诸多社会形态甚至不允许科技应用于生产，因而发展生产力更无从谈起。只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确立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政治制度；公有制居主导地位、适合具体国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经济制度；马克思主义魂脉与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彻底贯通的先进文化制度；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社会建设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建设；等等，所有这些方面共同构成新质生产力产生发展的社会文明有机综合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新质生产力的实践之基。
第二，破除“见物不见人”的物质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增强历史主动性。
近代以来，资本主义扩张推动形成的世界历史，最初虽然以高喊人权、自由、博爱的人本主义口号为标榜，实则呈现出人的主体性不断丧失的过程：一方面，人作为劳动力，沦为资本积累的工具与资源；另一方面，人的精神被资本打造的商品拜物教控制，人只能追求和满足自身物欲。人既不是生产目的，也不是生产主体，更多成为为生存而受驱使的“人力资源”。见物不见人，社会运行靠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谓“看不见的手”。没有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主创造力，怎么可能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新质生产力？
人民群众本来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是人间奇迹的真正创造者，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一切为了人民，而且更要一切依靠人民，充分激发人的主体性和主人翁精神，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聚共识、形成合力，使科技自主创新和经济发展造福人民。这应当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在规定。
第三，破除“有知识、没文化”的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观念，坚持长远规划、夯实现实基础，稳扎稳打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们在经济文化科技极其落后的“一穷二白”状态下开始搞建设，很快建立起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推动科学技术飞跃式发展。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靠的是一步一个脚印艰苦创业，突破一道道技术难关实现自主创新，进而支撑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快速腾飞和科技自立自强，打破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遏制和技术封锁。实践证明，只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积累、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和科学的发展理念，任何外部环境变化都不会动摇中国发展进程，都阻挡不了新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实践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孕育的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经历近现代革命斗争艰苦岁月磨砺的中国人民有着坚忍不拔、不惧困难、锐意进取、敢闯敢干、不屈不挠，“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等大无畏精神；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科学智慧和知行合一的实践能动性。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哲学智慧中，人民且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相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只要坚持贯彻落实好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群众路线，充分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打造精神文明新形态，以文化新质生产力积聚社会正能量，让一切智慧的火花竞相迸发，创造精神文化硕果，新时代新质生产力一定会助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释参考文献略）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