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别“崇拜”新自由主义者们的一点就是他们不仅特别敢于“战斗”，而且特别善于“战斗”，也就是说，只要认准了目标，他们就不依不饶，甚至不择手段，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而且，这些新自由主义者们“理想”特远大，干的基本上都是“大事业”。不信？您请看：不就是在他们的鼓捣下，中国农村土崩瓦解，以至于出现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吗？国有企业不也是在他们的鼓捣下分崩离析，工人下岗，老板发财，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吗？某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一些官员，不也是在他们“腐败是次优选择”、“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的“谆谆教导”下“弃暗投明”，用权力换金钱，搞起了所谓的“市场吗？当然了，那些所谓的“经济工作者”也没偷懒，在他们的“教导”下，干起了拿金钱换权力的“民主”事业。而且，由于屡战屡胜、屡试不爽，这两年，新自由主义者们的“理想”更加高远了，又要“忙活”新的“大事业”了。您忘了？不久前，在一个所谓的内部会议上，他们不就喊出了诸如“改组军队”、“共产党是非法组织”、“打左灯向右转”之类的声音吗？
由于新自由主义者们“理想”远大，干的基本上都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业”，所以，我就有点不大理解这些张嘴 “自由”、闭嘴“宽容”的大人先生们为什么这么不待见《读书》这本横竖不过一尺、厚薄不过二百页的杂志。
想想看，这本杂志似乎也没什么大错啊？你找来找去，找遍了所有的批评文字，他们提的意见不过两点：一是不好读——按他们的字面意思理解，大概是谈文学的文章有点少了，缺乏人文色彩；二是“新左派”——意思是说这杂志从所谓的“大众读物”成了个“小众读物”。就按这两条“罪状”——其实这是什么“罪状”啊？前者根本不是什么理由，不要说《读书》也发表了大量谈文学的文章，即使没发表这样的文章，也不好说它缺乏人文色彩，因为，里边的诸多文章，比如讨论“三农”问题的文章，就是最有人文关怀的文章，只是，这个“人文关怀”里的“人”是更广大的低层，而不是那些喜欢自我欣赏、自娱自乐的“文人”；至于后者，似乎也难说是什么“罪状”，因为，现在的出版物，除了那些依附资本和权力的所谓“大众”读物，不卖版面苟且偷生就不错了，况且，据说这十几年《读书》的发行量一直维持在九到十二万册之间，对一个思想性的杂志来说，这个“众”似乎不小，至少，不比汪晖、黄平主编杂志以前的那个“众”小多少！况且，说一千道一万，即使《读书》真的犯了以上两条“罪状”，以传播“自由”为己任的自由主义者们也不应该将其掐死啊？因为，他们是“自由”的信徒啊，不是一直在说着诸如“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选择观点的自由”之类的口头禅吗？怎么，难道这道理在自己这里是真理，到了别人那里就不行了？
再看看新自由主义者们在《读书》上下的功夫，你简直觉得有些匪夷所思，甚至会觉得这些“聪明”的新自由主义者们“疯”了：他们竟然十几年如一日盯着这本刊物，而且隔三差五就打着同样的旗号——不好读，新左派——采用不同的手段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攻击：早些时候，他们不就打着程序公正的幌子，借一个所谓的评奖活动，将一切脏东西都扣到《读书》头上吗？而且，对这个杂志的主编，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看那架势，如果杀人不偿命的话，他们早就亲自动手，由批判的武器转为武器的批判，由“道德”批判转向“人身”批判，向《读书》主编发动“恐怖主义袭击”了；就在一两年前，一位新自由主义学者，不就借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来中国的机会，不惜赤膊上阵，虽然连人家这位大学者的影子也没见到，却也有鼻子有眼地捏造了这位大学者在跟他会谈时批评《读书》主编没学问的谣言吗？等当事人出来澄清的时候，他竟然又以语言差异为借口，搪塞了过去……
当然了，如果跟最近新自由主义者们策划的对《读书》的“围剿”相比，上面说的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就是小菜一碟了。那么，这次新自由主义者们是怎样对付《读书》的呢？
先是由《新京报》“捕风捉影”——大概是得到了所谓的“内部”消息，可又不好直接去写，就只好扭曲《读书》编辑孟晖的博客内容和《天涯》主编李少君的访谈原意，大肆炒作《读书》换帅事件，推波助澜，为扳倒《读书》制造舆论氛围，而且，由于这个新闻策划得如此“成功”，它竟然迷惑了不少读者，甚至迷惑了一些当事人，使之在知道《读书》换帅之前，除了回应这个“假新闻”之外，一无所知，一无所为。当然了，在《读书》换帅事件坐实之后，《新京报》这位“受了委屈”的记者还可以杀个回马枪——自己报道的是“事实”啊，你们怎么说我是“假新闻”呢，我冤枉啊……从而再次将人们的视线从《读书》换帅事件上引开，以避免人们讨论隐藏在这一事件背后的内容。
当然了，这次“精彩”的“演出”也离不开那些新自由主义的信徒们，也离不开他们百用而不嫌其烂的“两板斧”，再次抱怨《读书》缺乏人文色彩，抱怨《读书》是“新左派”刊物。不过，这次还真出现了一点“新东西”，那就是从“经营”的角度出发，说由于《读书》发行量大幅度下滑，经济效益不好，所以，《读书》的主办部门只好以经营为重，换帅以求发展了。只不过，这怎么看也是一个“烟幕弹”，因为，尽管这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一再说没人看《读书》了，《读书》遭遇经营危机了，可面对汪晖提出的具体数据——《读书》的发行量一直维持在九万到十二万册之间，他们除了空喊，竟然拿不出一点实在东西来。比较而言，还是“三联”的“领导”们比较有智慧，因此，他们就坚决不拿发行量说事儿，而是以“改制”以符合上级主管部门要求来回答公众的质疑，尽管这也不见得是真实的理由。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这次《读书》换帅风波跟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即一向标榜远离权力——其实，只是标榜而已——的新自由主义者们，竟然与权力部门“合流”——不知道这是个偶然现象，还是个必然现象——与他们的“老朋友”新自由主义媒体一起，结成“铁三角”，对《读书》形成铁壁合围之势。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次，新自由主义者们终于成功了，他们把汪晖和黄平从《读书》执行主编的椅子上赶下去了。
从新自由主义者这里，我实在看不出他们对《读书》屡施辣手，不扳倒誓不罢休的原因——是不是他们一向不喜欢实话实说？或者，他们的策略一向就是一面放烟幕弹，一面埋头苦干？没办法，我只好再去他们的对立面——《读书》——那里找一找。
从汪晖的一些话中，我似乎看到了点端倪。在接受采访时，汪晖回应对《读书》的质疑时指出，十多年来，《读书》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对九十年代问题进行持续的思考，并认真考量这一问题对中国的巨大影响；二是创造一个思想性的批判空间，特别是重点讨论诸如三农问题、医疗改革问题、国有企业转制问题等，从而努力开拓政治社会空间；三是参与国际对话，从而为中国知识界乃至社会引进一个世界性的视野，以为讨论中国问题提供有益的坐标……（具体内容可参考《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文韬与汪晖的访谈《对话汪晖：创造独立思考的批判空间》）
只看看我粗略地概括的这几点（如果看看全文，你的感受会更深，而如果你读过几期《读书》，那么汪晖这话的内容就更具体、清晰了），你就会明白新自由主义者对汪晖和黄平主编的《读书》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原因了：在社会普遍左转而知识界普遍右转的今天，《读书》大概是唯一一本坚持独立思考的思想文化刊物，而《读书》的独立思考，又往往击中新自由主义者的命脉，阻碍其“大事业”，比如，当新自由主义者们正忙活国有企业改制的时候，《读书》偏偏讨论国有资产流失和工人下岗问题，当新自由主义者们正忙活着将亿万中国农民当作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肥料”甩掉的时候，《读书》偏偏讨论三农问题，当新自由主义者们将美国奉若神明，大肆鼓吹美国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时，《读书》偏偏讨论美国的帝国主义问题，讨论科索沃事件，讨论9·11事件，讨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读到这里，一切终于真相大白了：新自由主义者之所以视《读书》为眼中钉肉中刺，是因为《读书》是一个完全异质于他们的思想和政治存在，横亘在他们将中国引向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新殖民地之路上，因而成为一块巨大的绊脚石——在知识界，这或许是唯一的一块了，搬掉它，前途可一片光明啊。从这个意义上讲，新自由主义者们讲的那些话就不大怎么靠谱了，什么“人文色彩”，什么“小众读物”，什么“经营压力”，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们要的不是这些“叶子”，而是“文化政治”的“葫芦”。他们是要取消一切异质于他们的声音，从而为他们灌输新自由主义的“福音”以为公众洗脑扫除障碍。考虑到知识界和媒体的普遍新自由主义化以及部分官僚腐化右转的现实来看，新自由主义者们要打倒《读书》，则不仅合情，而且“合理”。
还是那句老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坚持了十几年后，《读书》终于被新自由主义者们扳倒了。
估计现在有不少新自由主义者正偷着乐呢。
但我想说的是，你们以为这是你们的胜利，但这恰恰是你们的失败。因为，通过这件事，人们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你们的丑恶本质。在你们那里，既没有什么“主义”，更没有什么“自由”，如果有的话，也只是你们的“专制”的“自由”。因此，即使用再美丽动人的言辞来粉饰，你们卑劣的灵魂也已暴露无遗。
我还想说的是：这恰恰是《读书》的胜利和光荣。通过十多年的风雨耕耘，《读书》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关注民生、传达民意的精神立场已如春雨一样融入每一位有良知、愿思考的人心中。一个杂志倒了，但这个杂志倡导的精神反而更加清晰昂扬。而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千千万万颗独立思考的心灵也将因此而走出相对单纯的书卷，融入更加丰富的社会，在艰难的实践中打磨自己的思想，从而发出时代的最强音，展现灿烂的思想之美。
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书》死了，《读书》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