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认知域作战是以人的意志、信念、情感、心理等作为直接作战对象，通过改变受众思维认知，影响其决策和行动，进而引发敌对方社会混乱、决策失误、军心涣散，甚至政权颠覆的作战方式。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交战双方在物理秩序空间以外的认知场域展开激烈争夺，呈现出数字化时代战争的新形态和新特征。双方依靠信息技术赋能和发声渠道优势，批量制造与散播特定信息；利用回音室效应诱导受众产生虚假印证，并反复强化预设认知；再浸入情绪刺激与价值观熏陶引发情感共鸣，引导目标人群的情感意志、立场态度、思想观念等发生有利于己的改变；最后利用国际权威增进认知合法性并扩展国际认可。西方国家手握技术平台优势与数字媒体霸权，对俄罗斯展开了全维全域全时的认知打压，使其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基础受损，民众对战争的支持度不断走低，军政高层决策陷于掣肘；与此同时，塑造了西方国家援乌行动的正义性，牢牢把控了国际舆论场的风向标，北约安全共同体意识也再获强化。西方认知攻势与扶持乌克兰的地面军事行动跨域融合、高度联动,影响到战局战势。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背景下，俄乌冲突中认知域对抗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数字化时代，认知作战没有时空边界，甚至在和平时期就已悄然上演。应从思维观念转变、平台力量建设、新兴技术发展以及价值体系培塑等方面系统提升认知攻防能力，以稳健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认知战图谋。
【关键词】俄乌冲突 认知域对抗 认知战 混合战
【基金信息】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军事学重点项目（2022-SKJJ-B-105）的阶段性成果。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乌双方不仅在物理空间进行热战，而且依托全球互联网平台开辟“第二战场”，在认知域空间同步展开激烈的攻防对抗。在冲突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其在网络社交媒体平台的垄断地位、算法算力技术优势以及国际话语霸权，率先发声强势叙事，对俄罗斯实施了全维全域全时的认知打击，助力乌克兰形成认知非对称优势，对俄乌冲突进程产生重要影响。随着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认知科学等前沿科技领域的迭代更新，认知域作战样式将日趋复杂，大国围绕认知域的争夺愈发激烈，因此，加紧认知域对抗致效机理研究，增强认知域战力建设，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
一、认知域对抗的概念解析
认知域作战是以人的意志、信念、思维、心理等作为直接作战对象，通过改变对手认知，影响其决策和行动，进而引发敌方社会混乱、决策失误、军心涣散，甚至政权颠覆的作战方式。进入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时代，认知域作战已经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样式，西方和俄罗斯大力发展认知域作战理论研究和力量建设，使之逐渐成为支撑传统领域军事行动的效能倍增器。
（一）西方视角下的认知域对抗
西方近代军事理论奠基人克劳塞维茨指出，任何战争都是在“物质层面的流血”和“精神层面的破坏”两个空间同时进行，而精神认知层面的征服是战争的终极目标。21世纪以来，伴随着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为代表的信息化革命的加速演进，人们的认知与思维被引入作战空间，认知战（Cognitive warfare）被置于攸关国家安全乃至国际安全的关键位置，认知域对抗成为大国间博弈的新疆域。
认知域（Cognitive Domain）一般是指由人的情绪、情感、意志、信念等构成的虚拟空间，涉及领导才能、部队士气、训练经验、情势感知、公众舆论等无形因素。美军最早将认知域作为独立的战域概念引入作战空间。2001年7月27日美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网络中心战”论证报告指出，未来信息化战争将在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三个维度展开，由此进一步延伸出了认知战这一概念。2017年9月，前美空军参谋长大卫·古德芬（David Goldfein）首次在军事上提出“认知战”的概念，强调“战争形态正由消耗战向认知战方向转变”。这意味着认知战被正式纳入美军作战理论体系。2019年，哈佛大学教授巴克斯和斯瓦伯将认知战定义为“一种旨在通过改变目标人群思维方式和信念意志，进而改变其行为方式的斗争策略”，进一步明确了认知战的根本目标。
北约认知战研究项目将认知战定义为从精神层面出发，将目标人群的思维、信念、意志、心理、情感等作为作战对象，利用网络、信息、心理、社会工程等非动能（non-kinetic）作战方法，将公众舆论武器化以影响公共政策和政府决策的意识形态斗争。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对认知战的概念、机理、方式等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且还在北约中展开了针对对手的战略性认知攻防演练与合作。2020年3月，北约以地缘军事威胁和中俄认知域威胁为借口，推出成员国全政府参与的北约认知战研究项目（Cognitive Warfare Project），标志着认知战理论进入进一步发展阶段。该项目的领导部门是北约盟军转型司令部，具体执行部门是司令部下属的创新中心，参与主体横跨军政企学研，包括美国军方、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未来研究所、博思艾伦汉密尔顿咨询控股公司(BAH)等。北约认知战研究项目名义上是北约组织的集体行为，实际上是美国打着北约旗号，加速夺取认知域高地的一种隐蔽性竞争策略。迄今该项目已经发布了十几份研究报告，对认知战的概念、特征、目标、作战手段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一份报告提出将人脑作为继陆、海、空、天、网之后的第六种行动域，推动北约成员国全政府参与这场新型战争，标志着认知战正式上升为以美国为主导、依托北约成员国全面参与、面向未来大国博弈的联盟政治战略新样式。
（二）俄罗斯视角下“心智战”概念解析
作为对西方认知战的应对与反制，俄罗斯也对认知战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俄罗斯官方术语称其为“心智战”（Ментальная война）。俄方认为，出于对俄核武器威力的忌惮，未来十年美不敢对俄直接发动战争，只会以“心智战”方式企图改变俄民众的思想意识、瓦解俄社会道德基础、破坏民族国家向心力。心智战被视作混合战争的核心作战样式之一，是俄罗斯混合战争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俄罗斯的“心智战”理论有着较深厚的理论积淀。早在20世纪上半叶，俄著名军事家安东·科尔斯诺夫斯基就在其著作《战争哲学》中提到了“精神战争”（Умовая война）的概念，指出进行思想战的两个要素：知识与意志。科尔斯诺夫斯基关于“精神战争”的核心思想的阐释与今日认知战之思想内核基本相似。
2021年，俄罗斯国防部长顾问伊利尼茨基（Андрей Ильницкий)首次提出了“心智战”概念。他认为，心智战旨在摧毁个体的自我意识，改变敌方社会的精神与文明基础，具有平战一体、不宣而战的作战特点，其将世界悄无声息地重新格式化，可能导致某些国家与文明的消亡。自此，对心智战理论的研究在俄罗斯如火如荼地展开，众多专家学者对“心智战”展开了全方位研究。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亚历山大·洛谢夫等认为：心智战是一种战争，其旨在通过影响对方精英阶层与媒体平台来麻痹敌人意志，以摧毁瓦解其国家机构、军队与权力结构。巴拉诺夫斯基等则从战略层面论述了心智战在国家对抗中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当前阶段国家间对抗的一个新特点是大规模综合使用军事和非军事的混合形式来影响敌人，心智战基于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将对抗从物质领域转移到虚拟信息和认知领域。
2023年6月，伊利尼茨基进一步将心智战分为三个层次：层次一为战术性，其战斗涉及信息运动，这是为受众目之所及与视听范围内的事物而战；层次二为操作性，其战斗涉及信息与心理运动，本质是受众的感受与体验，以及思考与感知信息的方式；层次三是战略性，斗争的前沿正在展开，受众将如何认识自身在社会中的身份、梦想、追求与渴望。伊利尼茨基的分类方式更深层次地分析了心智战的实施层级，是推动心智战由理论走向实践的里程碑。
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心智战愈演愈烈，俄罗斯学界以及政府逐渐认识到，心智战已经成为战略竞争的新高地，是国家安全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7月，俄罗斯将应对心智战的措施纳入国家安全的纲领性文件《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之中。自此，俄罗斯正式将认知域对抗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进行统筹部署。
综上，俄罗斯学界从心智战的概念、手段、机理、层次等方面对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俄各方普遍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的心智战是一种旨在改变俄受众认知，摧毁俄罗斯民众对历史、文化、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从而颠覆俄罗斯文明基础的认知域作战活动。由此可见，俄罗斯的心智战概念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提出的认知战大同小异，其本质都属于认知战的范畴，然而，俄罗斯心智战的防御色彩浓厚，更加倾向于对于西方认知战的应对与反制。
二、俄乌冲突中的认知域对抗手段
俄乌冲突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俄罗斯进行认知域对抗的典型案例，凸显出数字化时代战争的新样式与新特征。博弈双方多维手段并举，基于信息技术、媒体平台、思维策略以及体系能力展开了激烈的认知攻防。具体而言，双方依托主要关键技术批量制造预定信息，率先在社交媒体平台向民众进行大量输出传播，对异己的观点进行干预与影响，构建一种信息的“回音室”。在“回音室”中，操纵者借助各类发声渠道反复输出特定信息，诱导受众产生虚假印证，使预设认知得以强化。与此同时，双方还通过大量的情绪刺激与价值观念渗透引发受众情感共鸣，完成对特定群体的认知影响与操纵，最后利用在信息平台上的主导优势，进一步固化己方认知并建立舆论的统一战线，从而达到控制国际舆论场并塑造对手认知的目标。
（一）依托数字技术与媒体平台优势制造并散播信息
认知域对抗是基于信息的认知争夺与较量，制信息权是认知域对抗的重中之重。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制造与传播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认知域对抗的媒介与手段也因此高度依赖技术赋能。此外，在社交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是各类媒体与平台。因此，掌控平台是进行信息调控与舆论干预的基础。谁掌握了这些关键技术与平台，谁就有可能引导和控制信息流，使己方的叙事信息流侵入到对方群体的思想认知中。
1.依托高新技术提高信息制造效率
北约认知战项目研究指出，认知战是一种利用技术工具改变人类目标认知的艺术。各类新兴技术的井喷式发展使认知域对抗中信息制造效能得到了显著提高。一方面，在优势算法技术的加持下，批量制造虚假信息的效率飞速提升。现有人工智能技术已具备了一定的深度学习能力，通过引入大量数据库，能够形成相对模式化的信息处理方式，从而为批量生产同类信息提供了基础条件。
虚假信息凭借其数量众多、内容冲击力大、情感号召力强的特点，左右公众认知，引导舆论生成。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辅助下，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短时间内批量制造海量虚假信息，以达到以假乱真、操纵民意之目的。俄乌冲突爆发一周后，俄罗斯联邦社会院信息社会、媒体和大众传播发展委员会委员米祖林娜表示：“我们发现约有130万条关于乌克兰和顿巴斯局势的虚假报道。这一数字还在持续增加，因为这些虚假信息的生产速度非常快，大约每20分钟就会出现100条新的假消息。”与此同时，俄罗斯广泛使用社交机器人散布虚假信息。2022年3月28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报，自俄罗斯实施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乌方已经发现并关闭五个社交机器人农场。这些拥有超过10万个社交平台账户的机器人农场主要分布在哈尔科夫、捷尔诺皮尔、切尔卡瑟和扎卡帕蒂亚四个地区，旨在通过散布虚假的图文、音频、视频等内容来制造社会恐慌，影响局势稳定。2022年8月22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表示，又发现并关闭在基辅、哈尔科夫、文尼察运营的多个机器人农场。这些机器人农场依托100万个社交平台账户大肆传播虚假信息，破坏乌克兰的社会和政治局势。当虚假信息的数量达到一定饱和度，就会令战场态势和决策环境变得异常复杂，让原本不合理的事情看似合理。
另一方面，新兴技术的运用使虚假信息的制作水平有了质的飞跃。操纵者综合利用面部篡改（Facial-manipulation）、语音合成（Speech Synthesis）、图像伪造（Image Forgery）等深度伪造技术手段制造出大量高度逼真的虚假音视频，同时辅之以定制的信息内容，可在极大程度上影响受众的认知与判断。
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久，一段关于“基辅幽灵”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上被大量转发。该视频的内容是一名乌克兰空军飞行员在开战首日便击落6架俄军战机，并创下单人击落40架俄军战机的“骄人战绩”。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乌国防部、国家安全局和空军积极转发，并不断渲染其空军“战绩”。乌空军司令部更是宣称，“基辅幽灵”是乌克兰人的“传奇英雄”，是乌军第40战术航空旅全体飞行员的“集体形象”。然而，经德国之音和路透社等媒体核查后证实，乌克兰发布的“基辅幽灵”视频实际上来自一款名为“数字战斗模拟世界”（DOS）的网络游戏，乌利用视频合成技术对其中片段进行了剪接处理。
再以面部篡改技术为例，西班牙学者鲁本·托洛萨纳（Tolosana R.）将面部篡改技术分为四种类型：完全面部合成、身份交换、面部特征伪造以及表情交换。面部篡改技术在俄乌冲突场景中得到了灵活运用，双方通过AI合成人脸技术伪造对方元首发布的声明，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与欺骗性。俄乌冲突发生后，有关普京和泽连斯基的虚假视频在社交平台上疯传。社交平台上曾流传过一段关于普京的虚假视频。在视频里，普京表示，我们将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乌克兰与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接壤，这是世界公认的边界；我们还将签署一份五年路线图，让克里米亚成为乌克兰境内的一个独立共和国。事实上，普京从未说过这些话。视频中，普京的音视频和嘴部动作是使用面部篡改技术和深度学习算法完成的。另据乌克兰真理报称：俄罗斯黑客入侵了乌克兰24电视台播出的新闻节目，利用AI合成人脸技术伪造并发表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投降的虚假“声明”。由此可见，在此类高科技的加持下，战场情势非但没有更加清晰，反倒更加扑朔迷离。面对高度逼真的虚假信息，普通受众难辨真假，极易陷入设计者所编织的认知陷阱之中。
2.利用媒体平台优势先声夺人
认知域对抗高度依赖媒体平台以高效传播海量信息。数字化时代的俄乌冲突，对战争进行善恶定性的能力并不仅仅取决于真相，还取决于信息传播实力。而这种实力很大程度上由信息传播的主要通路——媒体平台构成。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社交媒体领域拥有绝对控制地位，其信息传播渠道畅通无阻。德国数据统计公司Statista发布的一篇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1月，如果按月活数量排名，全球用户数量最多的前10大社交媒体平台中，有6家属于美国公司，它们分别是Facebook，YouTube，WhatsApp，Instagram，Facebook Messenger和Snapchat。发声渠道与平台的垄断地位给美国等西方国家带来了信息散播的速度与数量优势，使其能够在认知域对抗中令受众信息过载，从而挤占其认知资源，削弱其思考与判断能力。
此外，发声渠道与平台垄断地位给美国等西方国家带来了信息散播的速度优势，使其能够在舆论场上先声夺人。心理学上有种现象被称为首因效应（Primacy Effect），指最初接触到的信息所形成的印象会对我们以后的行为活动和评价产生重要影响，实际上指的就是“第一印象”的影响。在认知域对抗中，信息传播的速度至关重要，谁能在传播过程中先声夺人，谁就更有可能在接下来的认知争夺中掌握主动权。如果率先散播的信息“相对合理”且迷惑性强，民众往往抱着先入为主的心理，选择接受该信息的真实性，接下来即便遇到了同样看似“相对合理”但相反的信息，人们也会倾向于相信原始信息的合理性，而非重新审视该信息的真实性。
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北约国家便提前披露了有关俄行动计划的准确情报，此种战略性公开情报的运用旨在编织行动借口，制造紧张气氛，引导国际舆论，取得了“先声夺人”的效果。在2022年1月举行的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会议上，北约宣称其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说服俄罗斯不要“入侵”乌克兰。美国高层以及情报部门也提前“预测”了俄罗斯的行动计划。拜登政府呼吁美国公民尽快撤离乌克兰。而俄军后续的军事行动印证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报道，基于新闻时效性特点，这让率先发声的美国成为可靠的“一手消息”的来源，在双方认知对抗的开始阶段便占据了主动。
俄罗斯也不甘落于下风，在冲突伊始，俄总统普京便发表演讲，揭露美国“谎言帝国”的本质，阐述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全球各地的侵略与破坏，例如对伊拉克、阿富汗和叙利亚等国的入侵；强调俄罗斯被迫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根源在于北约的持续东扩，这严重危害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加之乌克兰“反俄”政府对乌东地区人民的迫害加深，俄罗斯必须“解救平民”，消灭“乌克兰新纳粹”。同时大力报道在乌克兰支持下的亚速营迫害乌东地区民众以及虐杀俄军俘虏等事件。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俄罗斯国内的士气，同时也影响了乌克兰民众与外界的认知。然而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掌控的媒体平台体量远超俄罗斯，拥有信息传播通路的垄断权，因此在首轮的认知争夺中，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先声夺人牢牢掌控了国际舆论的主动权。
（二）利用回音室效应反复强化受众认知
1.垄断发声渠道构建回音室
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是指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一些意见相近的声音不断重复，并以夸张或其他扭曲形式重复，令处于相对封闭环境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些扭曲信息就是事实的全部。其具体战法主要是借助大数据技术批量获取群体认知偏好与倾向以构建个人属性图景，同时通过对发声渠道的限制与管控，反复向特定群体精准推送相关或类似信息，从而构建一种信息传播的封闭内循环的环境，进而影响并固化该群体关于某类事物的认知。在俄乌冲突中，美国等西方国家推出了新的平台内容审核规则与信息审查制度。对于宣传反俄反战内容的图文视频等信息，即使涉及暴力、血腥和恐怖等内容，平台也不会对其加以限制。然而，对于支持俄罗斯的各类信息发布者，美国等西方国家平台运营方则会迅速屏蔽其推文、大大限制其流量甚至采取封禁账号的措施。同时，对于俄罗斯或支持俄罗斯的国家或组织在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官方媒体账号，美国等西方国家也进行强力打压与严格限制。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其执掌的数字权力，在Facebook，YouTube，WhatsApp，Instagram等国际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对俄实行“联合围剿”，发动数字制裁，使其声音仅能在国内传播，而在国际舆论场里被迫“消音”。2022年2月25日，Twitter宣布标记并限制源自俄罗斯国有新闻机构的信息，警告用户此类链接文章中的潜在偏见，持续删除亲俄言论。2022年2月28日，Facebook和Instagram的母公司Meta宣布将限制欧盟范围内对“俄罗斯国有媒体”的访问、降低俄媒及亲俄言论权重、放宽反俄言论限制等。2022年3月1日，视频网站YouTube宣布，在欧盟范围内屏蔽“今日俄罗斯”和俄卫星通讯社（Sputnik），切断用户对俄访问渠道，并在后续制裁中将限制范围扩大至全球。微软也宣布暂停对俄罗斯销售其产品与服务，宣称其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呼吁恢复和平、尊重乌克兰主权和保护其人民。
对此，俄罗斯也积极应对，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2022年3月4日，俄罗斯议会通过了普京总统签署的一项关于打击“虚假信息”的法案，将对那些在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期间制作和散播虚假信息的人进行惩处，如果虚假信息对俄罗斯“造成严重后果”，散播者将面临最高15年监禁和500万卢布的罚款。法案颁布后，英国广播公司、美国电视台CNN、ABC、CBS 和彭博新闻社、DW等媒体纷纷停止了在俄罗斯的运营。俄罗斯还封锁了Facebook，Instagram，Twitter等西方社交媒体。紧接着，俄罗斯转战Telegram、微博和微信等社交媒体，大量推送利己信息，防止本国民众产生反战和厌战情绪。
在美国和西方各大社交媒体的联合围剿下，俄罗斯虽然及时采取了反制措施，但从互联网的整体反馈来看，来自俄罗斯的声音几乎消失得一干二净。原本在俄乌冲突爆发初期，活跃在各大社交媒体的#istandwithrussia，#westandwithrussia等话题标签热度骤降，大量表达支持俄罗斯、揭露乌克兰腐败与种族主义、西方社会双重标准的信息尽遭删除，俄罗斯官媒与俄大量社交媒体用户在国际舆论场域集体“失语”。俄媒及其用户仅能通过VKontakte，Odnoklassniki，Telegarm等社交媒体发声，但其在国际社会的受众极为有限，尤其乌克兰早在2017年即禁止了这些俄罗斯的社交媒体平台。
2.多渠道推送诱导虚假印证
“回音室”构建成功后，再利用多渠道推送同质信息的方式能够使得特定人群形成一种信息得到相互印证的错觉，再加上网络媒体互动性强的特点，这种已获“印证”的信息在网络社区中大量传播，造成群体性影响，进而引发从众现象，使得信息得到反复“印证”。由此循环往复，虚假信息的可信度便得到极大提升直至变成“真相”。网络谣言或虚假信息之所以会产生裂变现象，与重复传播有很大关系。根据“戈培尔效应”理论，重复是一种力量，谎言被重复一百次就会变成真理。从“重复”到认同的关键就在于各渠道的信息得到了相互印证，由此进一步强化了既有认知。大脑神经网络具有可塑性。从人类的认知神经生理性规律来看，这种相互印证可以强化大脑神经网络中对特定信息的印象，从而达到强化认知的目的。
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大量使用社交机器人与受众进行互动交流，从而提升了信息影响的效能。俄罗斯在Facebook和Twitter等平台上开展了“隐蔽影响行动”，其使用社交机器人生成个人资料图像在多个平台上推动亲俄情绪。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的研究人员分析了2022年2月23日~3月8日期间发布在Twitter的5 203 764条推文、转发、引用与回复，其中包含标签StandWithPutin，StandWithRussia，SupportRussia等。在冲突的前两周，使用研究主题标签的推文中有60%~80%来自机器人账户，这在网络讨论中引发了更多的焦虑。
从人类认知的基本规律来看，获得多渠道相互印证的信息会进一步肯定人们对某一事件预设的假设与立场。在俄乌冲突中，俄罗斯便广泛通过各类媒体平台传播多渠道定制信息，取得了一定成效。新闻卫士科技公司（News Guard）发布的一篇调查称，俄罗斯通过高达453个不同类型的网站传播虚假信息，其语种涵盖英、法、德、意等多国语言。来自不同媒体来源的虚假印证使得信息的可信度与迷惑性大为上升，对于这类经过多方渠道互相“验证”的信息，民众往往很容易受其蒙骗。信息流在网络社群中间通过真假受众的互动进行多源发酵与传播，极大地提升了认知战的致效力与可信度。
（三）浸入情绪感染与价值观渗透引发受众情感共鸣
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虚假信息传播的广度已经有了极大提升，再经反复的认知强化，已有相当一部分受众被成功蒙蔽，但这类手法是相对浅层次的欺骗，主要针对一定时期内的具体事件，更深层次的认知攻击是实现情感共鸣。情感共鸣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共情”，指在他人情感表现或造成他人情感变化的情境刺激作用下，所引起的情感或情绪上相同或相似的反应倾向。认知域作战的基本逻辑是利用情感压力降低对方的理性逻辑，以彻底破坏其对于局势的正确认知。对于情感共鸣的启发遵循两种途径。一是短时影响，使受众受到人类最朴实的情绪刺激体验，从而瞬间破防、迅速爆发。二是长期影响，在长期的文化浸润与价值观输出中对他国文化、观念等产生深刻认同。
1.情绪刺激引发短时性感染
情感的改变会引发不同的判断，受众群体在不同的情感心境下所作的判断大相径庭。若抓住了情感软肋，那么说服一个人认同某种观点的概率会大大增加。数字化时代，网络媒体、数据公司、社交平台等运用大数据能够准确区分人群中的个体偏好、完善个性化的情绪分析，继而调整特定信息的投放频度、舆论热度，以此调控人们的情绪强度，并利用媒体的回音室效应诱导情绪发生大面积感染，以此制造认知偏向。
俄乌冲突中双方都试图抓住受众的“情感软肋”，大量利用情绪对认知的作用来影响受众判断。例如，慈善组织“丽莎医生的公平援助”的主席奥尔加·德米切娃在一次谈话中向普京讲述她目睹乌克兰炮弹袭击“顿涅茨克共和国”创伤中心的可怕事件，而那里有许多儿童。2022年4月6日，俄新社公布了一组顿巴斯平民遭到乌克兰炮击后惨烈血腥的照片，控诉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的种族灭绝行径。但由于发声平台数量限制等原因，俄罗斯的宣传效果与信服力远不及西方阵营。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乌克兰大量利用弱势群体如妇女儿童等作为“新闻”素材，通过预设立场、移花接木、恶意关联等方式制造假新闻或曝光事件煽动民众的反战反俄情绪，由此影响了大量民众的认知判断，同时也博得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同情与关注。从最朴素的人类情感角度出发，看到此类“新闻”，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恐惧、同情与愤怒，而不是理性地去思考或甄别信息的真伪。在这种短时情绪的强烈刺激下，已经被大量虚假信息反复影响的受众很难冷静地判断信息的真伪，极易受到认知影响与操控。
2.文化和价值观渗透培植长远影响
文化蕴藉着人们的审美意趣、道德伦理以及喜怒哀乐等内在情感，通过长期的文化影响，启发人们对某一类事物、某一个国家产生向往、希望、恐慌、憎恨等情绪，生成印象、感觉和倾向，进而成为信仰、态度和意图。认知域对抗的长远目标是实现文化控制权，使敌对方认同己方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价值观浸染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主要手段。
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充分利用网络媒体优势对独联体国家进行大规模的文化浸染与价值观渗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乌克兰等国民众对苏联的认同感正在逐步削弱。这种身份认同的转变首先体现在乌克兰的“去俄罗斯化”运动。从2013年起，乌克兰一直试图抹去苏联过去的象征性元素，大量拆除境内列宁雕像，重新命名与苏联时代相关的街道地点。牛津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在2014年，只有21%的乌克兰人认同苏联，而58%的人认同乌克兰。在其2019年的最新调查中，更有超过60%的乌克兰人一直寻求与欧盟和西方一体化，即使在该国的东部和南部也几乎如此。2004年，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反对派领导人尤先科成功上台，背后西方价值观渗透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
俄罗斯在进行价值观渗透时则以宗教纽带为抓手，强调宗教亲和力与共同目标，使该地区的民众对俄罗斯与东正教产生认同感与归属感。欧洲议会的一份报告称，俄罗斯东正教会长期以来利用其影响力与资源推动普京的东正教国家认同愿景。克里姆林宫的策略是通过渗透西方基督教会，将它们与东正教“盟友”联系起来，在所谓的“保守基督教联盟”中为维护“欧洲文明”的共同事业而战。克里姆林宫的宣传“高度针对具体国家”，根据国家背景将东正教的亲和力与泛斯拉夫兄弟情谊、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或维护欧洲基督教价值观等叙事结合起来。事实证明，部分国家对俄罗斯的民族与宗教认同感确实有所上升，并且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力。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东欧与南欧接受调查的18个国家中，有12个国家的大多数人表达了对“一个强大的俄罗斯是平衡西方影响的必要条件”这一说法的赞同，而这种情绪在东正教徒中最为明显。
俄乌冲突爆发前，俄罗斯便借助这种长期培植的价值观与认同感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的意义构建。普京在其数次讲话中强调“乌克兰是俄罗斯历史、文化与精神空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围绕这种认同感的文化叙事，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在其讲道中以鲜明的属灵语言对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进行了描述：我们已进入了一场没有物质意义，而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斗争，这是俄罗斯族人“为永恒救赎”而进行的斗争。《耶路撒冷邮报》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俄乌冲突已经演变成俄罗斯与西方在全球展开的价值观斗争与博弈。这种文化和价值观的培植极具隐蔽性，平时与战时同步展开，让俄罗斯在战争全程的攻心夺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四）依托国际权威增进认知对抗合法性并扩展国际认可度
利用国际权威影响是全面掌控国际舆论和赢得认知域对抗的“最后一公里”。一方面这种国际影响力可进一步深化受众内心的特定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国际权威影响可以将这种叙事框架上升到国际道义层面，以此展示认知对抗的“合法性”。目标国家因此自愿或被迫选边站队，从而形成更高层次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影响。
1.利用霸权地位主导叙事
利用霸权地位主导叙事主要指美国利用超级大国地位以及在同盟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使大部分国家接受美国的叙事框架，自愿或被迫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站在一起，从而在国际上构筑“舆论统一战线”。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采取同样的手法，大力渲染“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推销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营造俄罗斯是“人类公敌”等议题，而对俄官方发布的信息直接标定为“虚假信息”，主导塑造国际认知。在这种情境下，即使一些国家与俄罗斯拥有传统友谊，但迫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叙事下塑造的道德与法理压力也只能选择保持中立。因为一旦与俄罗斯站在一起，不仅将遭到国际道义层面的谴责，甚至还要因为涉嫌违反国际法而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集体制裁。同时，美国自恃其超级大国的地位，利用霸权行径对支持俄罗斯以及拒不反俄的国家进行威胁与霸凌。总之，美国依托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优势地位，通过威逼利诱等手段，不断扩充“援乌反俄统一战线”，使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上逐步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2.依托国际组织扩展认可度
普通受众往往认为，国际组织作为不偏袒任何一方的“中立者”或者“国际正义的维护者”，其发布的信息较之于冲突当事方所发布的信息可能会更为“客观与准确”，相对而言更具权威性。以联合国为例，2022年，多项调查研究显示，对联合国的净好感几乎在每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均为积极。因此，对于这类来源的信息，人们更容易选择接受与认可，而不是质疑其真实性与客观性。美国等西方国家极其善于利用政府与非政府国际组织增进自身“统一战线”的“正义性”，从而拓展己方叙事在国际社会的认可度。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等组织纷纷公开表态声援乌克兰，更有甚者直接对俄罗斯国家元首发布“全球通缉令”。实际上，这份通缉令并不能实现逮捕俄罗斯总统的目标，但由于国际刑事法院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该则消息还是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国际关注。国际刑事法院下达通缉令的宣传意义和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其实际意义，进一步强化了西方的叙事框架，巩固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组织的反俄“统一战线”。由此可见，在认知域对抗中，那些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往往能提升信息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从而发挥出战力倍增器的作用。
三、俄乌冲突中认知域对抗的影响
在俄乌冲突认知域对抗中，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信息技术与平台优势，垄断发声渠道，迅速在全球舆论场形成话语主导权，营造了有利于己的国际舆论环境，从而塑造了援乌行动的“正义性”，北约安全共同体也因此得以进一步强化。总体来看，俄罗斯在此次认知攻防中总体上处于劣势地位，特别是在发声渠道上的劣势最为明显，来自俄罗斯的声音很难传递到其国境以外的地区。在西方国家有力支援下，乌克兰在“第二战场”——认知场域建立起较之于俄罗斯的非对称优势，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在物理域战场上的劣势。
（一）对俄罗斯的影响
1.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基础受损
现代战争制胜的关键因素之一便是战争的正义性，因为它事关民心走向与决策制定。普京在2022年2月24日的演讲中阐述了俄罗斯进行特别军事行动合法性的基础：面对北约的持续威胁以及乌克兰对乌东人民的种族灭绝暴行，“顿巴斯人民共和国”向俄罗斯寻求帮助。经联邦委员会批准，2022年2月22日，联邦议会通过了与“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友好互助条约，决定进行特别军事行动。换言之，普京认为俄罗斯是为顿巴斯人民的安全而战，为俄罗斯民族的未来而战，符合历史发展方向与人民根本利益，因此特别军事行动毋庸置疑是正义与合法的。但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潮水般的认知攻势，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很快就受到严重冲击。美国等西方国家从国际法、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规层面出发，论证俄罗斯的行动缺乏法理依据，是对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美国和平研究所、国际刑事法院、法学家等纷纷发声，谴责俄罗斯公然违反国际法、联合国宪章与欧安组织的承诺和原则。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一些权威性的非政府组织大量发布对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定性问题的表态与文章，影响与塑造了国际受众对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非正义性”的认知。
2.民众对战争的支持度降低
民众的支持对于战局态势具有重要影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俄乌冲突首日，俄罗斯发起铺天盖地的信息攻势，例如宣传对乌克兰的“去纳粹化”“去军事化”等等，极大地提振了俄军士气与民众支持度。但俄罗斯在认知域对抗中的虚假信息机器在组织度和资源丰富度上都有欠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全方位优势下，俄罗斯很快落于下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认知攻势瞄准俄民众认知弱点，隐蔽行动部门与认知战部门齐发力，使俄民众渐渐陷入恐慌与厌战的情绪之中。这类情绪的蔓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俄民众对特别军事行动的支持度。俄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75%的俄罗斯人在2022年1月表示，他们支持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行动，在冲突刚爆发的3月，支持率一度达到80%，在宣布部分动员令后，这一支持率在9月份下降到71%，在12月份再次下降到68%。此外，乌克兰也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情报支援下，多次对俄罗斯境内军事以及民用目标进行了袭扰式攻击，并且辅之以各类暗杀俄罗斯国内强硬派与挺俄人士的行动，推动恐慌、焦虑、猜疑等情绪在俄民众中间不断发酵。2022年8月3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称，俄罗斯著名政治学者亚历山大·杜金的女儿达莉娅·杜金娜的被害案已破案，系乌克兰特勤部门所为，凶手是一名乌克兰女特工。此外，乌克兰频繁使用无人机袭击俄本土的军事或民用基础设施，甚至对克里姆林宫发动袭击，引发俄社会恐慌情绪。总之，美国等西方国家助力乌克兰在物理域与认知域的联合攻势，对俄民众的心理与认知形成双重打击，进而影响了俄民众对特别军事行动的支持度。
3.军政高层决策陷于掣肘
俄乌冲突中，美国等西方国家基于OODA作战周期理论，针对俄罗斯军事与政治高级决策层展开了大规模的认知攻势，干扰了俄高层的决策与部署。情报披露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认知战的一种重要样式，美国于俄乌冲突爆发之初提前披露了俄军的作战计划内幕情报以展示俄军力部署以及战略意图，迫使俄高层调整甚至改变原有决策。早在2022年1月20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一篇演讲中就披露了俄罗斯即将对乌克兰动武的情报。布林肯的演讲使俄高层产生是否有“鼹鼠”潜伏在己方核心圈的疑问，从而加大了内部审查的力度。美国战争研究所发布的一篇报道称：普京正在对高级将领与情报系统进行内部清洗，目前已解雇多名将军并逮捕了联邦安全局（FSB）第五局局长谢尔盖·别谢达及其副手阿纳托利·博柳赫等人。这些审查极易在决策层内部引发清洗行动，挤兑了其宝贵且有限的情报资源，妨碍了俄决策机构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媒体大肆炒作俄罗斯高层内部紧张的政治局势，有意在俄军事与政治决策层制造裂痕。瓦格纳集团事件一出，西方媒体纷纷以“叛乱”对此事件进行定性并抹黑普京。面对西方恶意炒作，俄罗斯在舆论上也予以反击，普京坚称，在瓦格纳集团事件后，俄罗斯依然是团结的，并誓言将维护结束冲突的协议。
（二）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影响
1.援乌行动“正义性”得以塑造
美国等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的行动必须具备“正义性”才可以师出有名，减小来自各方的阻力。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乌克兰鼓动并宣扬全球各地的志愿者赶赴乌克兰对俄作战，营造援乌抗俄的舆论“态势”。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成立了领土防御国际军团，呼吁外国志愿者加入。乌克兰声称，自冲突开始以来，约有两万人加入了乌克兰武装部队。随着大量志愿者的加入，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入乌志愿作战的热潮，其暗喻的话语内涵为乌克兰与北约是“得道者”，因而“多助”。此外，美国等西方国家还从有条件中立理论出发，从法理层面论证援乌行动的正义性。2022年4月26日，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发文称，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采纳了有条件中立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国家在支持非法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时可以采取非中立行为。乌克兰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是非法入侵的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有条件中立理论，向乌克兰提供用以自卫的武器援助是合法的。美国等西方国家从话语暗喻到法理论证，从舆论与法理层面同时发声，构建援乌行动的正义性，增强了乌克兰的抵抗意志与战斗精神。
2.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其网络社交媒体平台的垄断地位、算力算法技术以及国际话语权优势，对俄罗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认知攻防战，使得国际舆论基本呈现“一边倒”的态势。冲突伊始，美国等西方国家就强调俄罗斯是“侵略者”，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渲染俄乌冲突造成的“平民伤亡”。再加之美国等西方国家依托全球媒体平台对受众进行全程的认知干预与操控，因此国际舆论场很快形成了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相对统一的话语形象。全球民众对俄罗斯的负面看法大幅上升，全球舆论加速倒向美国等西方国家。皮尤研究中心于2022年2月14日~5月11日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自战争开始以来，对俄罗斯的评价已降至历史最低点。在接受调查的国家中，85%的人对俄罗斯持负面评价。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意大利，对俄罗斯抱有好感的受访者比例从48%下降到14%。
3.北约安全共同体得到强化
在北约即将“脑死亡”之际，俄乌冲突的爆发犹如对北约的一次“电击疗法”，使其得以暂时性苏醒与强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北约长久以来的分歧与裂痕。美国通过认知塑势与干预，部分统合了北约各成员国的立场与意见，构建了对抗俄罗斯威胁的话语同盟。对俄罗斯恐惧感的塑造使北约再次形成了相对统一的安全认知。美国官方以及众多西方媒体将俄乌冲突定义为“民主”对抗“威权”，“正义”对抗“邪恶”的意识形态“二元对立”战争。这种二元对抗理念强化了俄罗斯威胁的紧迫性，使得还未加入北约的欧洲国家安全感锐减，转而加速投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寻求安全庇护。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原本长期保持中立政策的北欧国家芬兰与瑞典于2022年5月同时申请加入北约。借俄乌冲突之机，美国等西方国家从认知上强化了北约成员与其他欧洲国家的不安全感，使各国再度“抱团取暖”，逐渐弥合了部分分歧，建立了相对稳固的反俄统一战线。
四、启示与建议
数字化智能化战争中，认知域对抗总是与联合军事行动如影随形，心战与兵战互相影响，互为支撑。俄乌冲突初期，俄军采用相同的战法企图复制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时的辉煌战果，而以美国和北约为首的西方势力全面介入，扶植乌克兰的认知攻势与地面战争高度联动，致使俄特别军事行动拖延至今。俄军被塑造成“邪恶”“暴力”的化身，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和严厉制裁。基于此，应充分吸取俄乌冲突中认知域对抗的经验教训，悟透把准认知域作战致效机理，持续推进认知作战攻防能力建设。
1.树立全域全时对抗思维，为认知域对抗铸魂
早在1999年，兰德公司国防研究所（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Institute of RAND）研究员大卫·罗费尔特和约翰·阿奎就预见性地指出，“数字信息时代，战争的结局不仅取决于谁的军队获胜，还取决于谁的故事赢了”。时至数字信息和智能科技大爆炸的2020年，两位研究人员更加坚定地认为，“数字信息时代将改变基于现实政治（Realpolitik）及其具有物质硬实力偏好的传统战略，并催生一种基于观念政治（Noopolitik）及其具有思想观念软实力偏好的新战略；基于软实力的‘观念政治’ 正在超越工业化时代基于军事硬实力的‘ 现实政治’成为数字信息时代国家间竞争的新内核”。事实上，远到冷战时期西方阵营针对苏联的和平演变政策，近至世纪之初美国在中东、北非地区煽动的“颜色革命”，都是国家间观念之争的集中体现，引发了世界局势剧烈的动荡与变革。大国战略竞争是全方位一体化的竞争，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维度，而认知域对抗越来越成为攸关国家存亡的关键域之一。从最近几场局部战争来看，认知域对抗已经成为现代战争新的作战样式，取得了较高的作战效能。俄乌冲突中的认知域对抗，全方位展现了这种斗争样式的隐蔽性、复杂性、长期性和破坏性。
认知域对抗的主体是人，作战对象主要是敌对国首脑政要、军队要员、社会精英以及广大民众等。人是战争中最活跃的因素，决策高层的认知更体现着战争的整体意志，直接左右战争全局；民众基础和国际舆论等通常作为认知域作战的基础，也是推动战争进程的关键力量。认知战的目的可以是消极的，即阻止目标受众形成不良认知，也可以是积极的，即让受众产生己方所需的认知。从长远战略目标看，认知域对抗的终极目的是使对手逐渐认同己方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建构一个反映自身价值观念的国际体系，从而建构一种友好的康德式国际体系，最终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与世界的“永久和平”。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国际体系和国家权力是由观念建构的，即便是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也同样强调文化在国家间关系中的重要性，他曾指出，“若人们能够假想，A国的文化，特别是它的政治意识形态连同其一切具体的帝国主义目标，征服了B国所有决策人物的心灵，那么A国就将赢得比军事征服和经济控制更彻底的胜利，因为仅仅基于军事力量之上的控制是不可能持久的”。武力与战争可以让对手在肉体层面暂时让步与屈服，但认知与观念的改变则能造就更具持久性的统治。因此，要鼓励个人、民间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舆论场构建，创新舆论传播方式，丰富传播内容，不断提升全民媒体素养，全方位、多层次、积极主动地向外发声，讲好中国故事。树立全域全时认知对抗思维是大国间认知域对抗的铸魂工程，是推动观念变迁的重要路径，必须预先布局、综合施策、多维突破，以掌握战场先机。
2.构建专业平台力量，为认知域对抗固本
在此次俄乌冲突中，美国等西方国家凭借其掌握的大量社交平台资源，动辄封杀俄罗斯账号、限制他国用户访问、过滤他国民众可见范围，成功使来自俄罗斯的声音在世界范围内几近“销声匿迹”，而乌克兰的声音则回响于社交媒体覆盖的每一个角落。由此，构建专业的认知域对抗平台与力量是进行认知攻防的基础支撑，主要包括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信息传播平台以及建立专业的认知域对抗力量。
如前所述，认知域对抗的关键支撑之一就是对发声渠道的掌控。建立健全强大的发声平台与传播渠道，打造一批对外传播的旗舰型民族社交媒体品牌对于掌握国际发声渠道和增强国际传播能力大有裨益。但目前全球主流社交媒体基本被美方垄断，Facebook、YouTube、Instagram、Twitter等社交媒体平台，下载量与用户数量在全球都位居前列。在这些已经被占领与垄断的市场，中国社交媒体难以在短时间内与之抗衡，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可以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兰德公司在2021年发布了《打击社交媒体上的外国虚假信息》的报告。报告指出，与较大的主流社交媒体平台相比，较小规模的、在当地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可能会面临更高的虚假信息风险。所以，采取非对称的发展策略，占据一些边缘化的或者相对小众的媒体市场是进行传播渠道争夺的重要路径，因为它们可能是西方媒体巨头的“视觉盲区”。这里也需要政府不断加以引导与保障，增加经费投入，鼓励技术创新、保护关键数据，推进数字产业链配套建设，助力本土社交媒体平台在国际上做大做强、守望相助，为国际数字产品供给提供更多非西方化的选择。
鉴于认知域作战日益成为一种独立作战样式，且其逐渐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新高地，建立专门的认知攻防部门势在必行。首先，要加快相关信息反制技术的研发力度，建立反虚假信息的机构或组织。2014年3月2日，乌克兰莫希拉新闻学院创立了媒体改革公共组织中心(CMR)，其旗下的事实核查网站Stopfake.org就负责检查与驳斥媒体上传播的有关乌克兰的实时歪曲信息与宣传。俄罗斯也有类似的事实核查网站如Waronfake.com，负责调查披露假新闻，并提供指向真实反驳的链接。其次，进攻是最好的防守，积极主动的认知进攻才能发挥认知战的最大效能。早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就通过盟军总部的心理战部门(PWB/AFHQ)实施了大规模的心理战(PsyWar)战役，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见证了美国陆军首次采用组织表(TO)和任务组织的心理战单位，如移动无线电广播公司(MRBC)，战斗宣传队和心理战战斗队，对推动战争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中国也可以尝试建立类似的机构，在实践摔打中不断提升认知战进攻能力，从而为大国间认知域对抗与博弈厉兵秣马。
3.发展关键新兴技术，为认知域对抗赋能
随着人工智能、深度伪造与大数据技术等的发展，信息制造与传播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认知域对抗的媒介与手段也高度依赖技术赋能。技术每向前迈进一步，工具、文化和认知一齐变化，创造出新的平衡，赋予人类更强的能力，全维全域全时塑造用户与政治信息之间的连接方式，不断强化其沉浸感与代入感。认知域对抗的基础支撑之一便是技术，相关技术着重解决的是信息的生成与传播这一认知争夺的关键环节。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关键新兴技术，为认知域对抗赋能增效。
当前，在认知对抗领域亟须发展以下几类技术：一是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可以极大地提升虚假信息制造与传播效能，从而对特定受众进行饱和认知攻击。随着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AI的迅猛发展，人类认知世界的新路径被开启，但同时也为一些国家实施认知偏向诱导和认知渗透攻击提供了新武器。ChatGPT高度具备类似人类的语言互动与文字写作能力，它可以针对某议题，自动批量撰写极具信服力的假新闻与假消息等，使特定受众陷入预设的“认知陷阱”。由类GPT人工智能支撑的美军“先进算法作战系统”，能对敌人上万次炮击、地面进攻和空袭信息进行汇总，利用AI算法总结敌人的行动规律、战斗习惯，甚至模拟敌军指挥官的“思维方式”，给出针对性应对方案。二是深度伪造技术（Deepfake）。深度伪造是采用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算法和模型来伪造视频、音频、图文等内容的一种技术手段，当前典型的应用形式有人脸合成、身份互换、面部特征篡改以及语音合成四种，未来朝向全身合成、图像音视频综合合成方向发展，将大大增加虚假信息的泛滥程度。三是大数据技术。操纵者常利用机器学习以及大数据等技术对关键人群的基本信息、兴趣偏好以及用户行为数据等进行综合分析，建立起每个用户的专属标签与认知图景，使得特定的认知攻击或信息隔离成为可能。“脸书”正是利用大数据的算法技术，定向给用户推送相关信息，久而久之，影响到其政治倾向。美国政客正是看中了“脸书”的这种功能，通过算法在平台适时投送政治广告，以影响选民。
4.培塑受众价值体系，为认知域对抗强心
人是信息的接受者与传播者，认知域对抗的根本在于做人的工作。民众作为社交媒体平台的主要用户，是认知对抗双方的主要目标群体。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信息数量庞大，往往令人应接不暇，真假难辨。人们的思想认知很容易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与改变。因此，培塑受众的价值观体系是进行认知攻防的关键。通过教育培养认知对抗的意识，提升公众的价值认同与文化认同，使其自觉抵制敌对方的思想侵蚀进而构建深层次的认知防线。一方面，要注重培塑受众的认知对抗意识以提升其明辨是非的能力。认知对抗意识是指对带有认知域争夺目的的虚假信息或价值渗透的警觉、判断与防范，从而帮助受众免受误导和国家利益免受损害。提高民众认知域对抗意识的关键，是使其认清认知对抗的目的、特点、机理以及路径等等，从而在敌对势力传播的各类虚假信息中不受蒙蔽与欺骗。除此之外，还应培塑受众的以下几种能力：对舆论信息价值的认知能力、判断能力和筛选能力；对各种信息的解构能力；认清舆论媒介和舆论信息对社会的影响力等。另一方面，要毫不松懈地抓好民众历史文化认同的培塑。历史文化认同是认知争夺的关键领域，对于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储召锋，国防科技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讲师；朱鹏锦，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
来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4年第3期，第90-1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