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简史》宣称人类文明始于“虚构”。较之动物，人类语言的特殊性在于可以“想象”或“虚构”从未存在过的事物。此前，通过“面对面”的语言，人类只能维持少数人的合作，社会规模也十分有限。而从农业革命开始，人类开始面对人口集中带来的大规模合作问题，创造出诸如“神”“国家”这类“虚构的故事。”“哪怕是大批互不相识的人，只要同样相信某个故事，就能共同合作。”这种“讲故事”的本领使人类建构社会组织的能力远超人脑有限的数据能力，从而创造出大型的城邦，乃至上亿人口的广袤帝国。
同时，这种“虚构”还提高了人类适应变化的能力。此前，人类社会组织的改变，和其他动物一样依赖于基因突变，速度十分缓慢。但自从“虚构”观念成为组织基础后，进化就开始加速—人类从此只需要改变“虚构的故事”，就可以改变合作方式，开启了“文化演化”（而非“基因演化”）的快速道路。对此，赫拉利举例说，一群黑猩猩即便羡慕倭黑猩猩更平等的社会关系，也无法通过发动革命来改变团体结构。但通过从“君权神授”到“人民主权”的故事转换，法国人就可以在大革命中完成对社会组织的重大变革。
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固然不错，但如果赫拉利读过埃德蒙·摩根（Edmund Morgan）的《发明人民：人民主权在英美的兴起》一书，这里的论证也许会更加生动精彩。同样，赫拉利的上述理论，也同样可被用来概括本书的主题—人民主权在近代英美的兴起，正是一个“虚构新故事”的故事，一个从“发明圣君”走向“发明人民”的故事。在摩根的笔下，“君权神授”与“人民主权”这两种叙事并无本质不同；所不同的，只是从“虚构上帝”转向“虚构人民”。而这一转变正来自前后相继的两场革命—英国革命与美国革命。
当然，摩根对于“虚构”的重视，也并非完全原创，而是受到休谟的启发。全书从休谟的提问开始—历史上的政府都是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可多数人何以要服从少数人的统治？这无疑是政治的根本问题。休谟强调，这种少数人的统治，除依靠武力，更重要的是公众的信念（如“君权神授”或“人民主权”）。同时，这些信念又总是与少数人统治的事实相违背，因此在本质上不过是一些“虚构的故事”。人们接受这些信念，就好像“皇帝的新衣”—明明看见国王什么也没穿，但也要“搁置怀疑”，相信他真的穿了衣服。
问题是，“虚构”真有这样神奇的功能么？这种“讲故事”的能力又究竟是如何在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中发挥作用的？这也正是摩根的《发明人民》试图问答的问题。
一
准确地说，摩根笔下的“发明人民”有两次。第一次是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通过“发明人民”取代“君权神授”。第二次是十八世纪的美国革命，制宪者通过发明作为整体的“美国人民”，来取代原来的“各州人民”。
从专业眼光来看，作为美国史大家的摩根，对于英国史的讨论并不严谨。比如，在讨论“君权神授”时，摩根并未注意到“君权神授”与“国王的两个身体”这两种理论的区别，经常将两者混用。但事实上，康特洛维茨对“国王二体”的阐释，意在强调中世纪君主制理论中暗示的约束“君主肉身”的潜在主题，实在与詹姆斯一世版本的“君权神授”大异其趣。此外，为强调英国的创新，摩根将“发明人民”归功于十七世纪英国议会，也忽视了自中世纪以来就存在的“人民主权”思想。尤其是在十四世纪后，为了对抗罗马教会的“君权神授”理论，崛起中的王权不断抬高“人民”的地位，并将其塑造为国家权力的最高来源。
尽管有些许瑕疵，摩根的解读依然不乏洞见。其中最深刻的讨论，莫过于英国版“人民主权”的“虚构性”。在摩根看来，与“君权神授”一样，“人民主权”的发明，同样是一种“虚构”，旨在掩盖少数有产者对权力的垄断。英国版的“人民故事”服务于双重目的—为少数有产者的统治提供“人民”的合法性来源，但同时也防止“真实的人民”直接出场。而这也是摩根不惜笔墨去讨论平等派的原因—正是这些失败的理论，才更接近于真实的“人民主权”，而最终胜出的“议会主权”则只是“披着人民的外衣”。
相比之下，摩根对美国革命的讨论显得更加游刃有余。与多数美国学者的风格一致，摩根也同样不吝啬对美国的赞许。在摩根看来，与英国欲迎还拒的尴尬不同，“人民主权”在美国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平等派被否定的理想，在十八世纪的美国又重获生机。在那里，人民主权被旗帜鲜明地奉为正统意识形态；同时，人民主权的行使也冲破了议会的藩篱，直接诉诸“我们人民”的政治行动（如批准宪法的过程）。尽管摩根坚持这并未改变“人民主权”作为“虚构故事”的本质，但较之英国，还是要看上去更“真实”一些。
当然，美国的贡献，更重要的，还在于发明了“美国人民”的观念，以取代殖民地时代的“各州人民”，从而回应了在“大国”的地理空间内建构人民主权的新问题。
在當时的流行观念（如孟德斯鸠）中，共和国只可能是“小国”；也只有小国，才能维系人民的政治参与，或保证代表与人民的紧密联系—而这也正是独立之初的美国选择邦联体制的原因。但众所周知，这场“小共和国”的实验并不成功，引发了严重社会危机，最终导致了一七八九年联邦宪法的制定。而在摩根看来，美国宪法最具想象的创造，正是第一次在“大国”范围内建立起“全国性”的众议院。同时，考虑到“人民主权”观念的深入人心，众议员的产生被设计为直接选举，以赢得人民的认同。而这里的“人民”，也不再是某个州的人民，而是全体“美国人民”。较之“各州人民”，“美国人民”的观念更加虚幻，但也更具想象力，从而使人民主权在“大国”成为可能。“就像英国下议院在十七世纪发明了人民来对抗国王一样，麦迪逊如今也发明了美国人民，以对抗各州人民。”
二
从“虚构”的视角进入，摩根勾勒了英美“人民”话语生成史的清晰脉络。但如仅限于此，《发明人民》的创造力恐怕会大打折扣。本书的贡献，不仅在于凸显了“虚构”的意义，还在于深入到话语生成的“毛细血管”之中，近距离观察“虚构”的具体运作机制。
在这里，有趣的是，摩根试图为我们呈现一种“虚构”的“辩证法”—在虚构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虚构的“表达”与“实践”之间总是存在内在矛盾与悖论。比如，摩根重点讨论了一种可被称作“拔高”的虚构机制—人为“拔高”某些人或团体的地位，但事实上却是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些人或团体。
事实上，在“君权神授”的虚构中，摩根已注意到这一机制的作用。摩根发现，在英国革命的早期，下议院几乎从不攻击王权，反而不断称颂国王的美德，宣称国王“总是希望得到对臣民最好的东西”。同时，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下议院自诩为人民的代表，因此他们甚至比国王本人更懂得“什么是对人民最好的”，也更有资格成为国王“政治身体”的代表，“替国王说出神授的真理”。正是凭借这种对国王的颂扬与“拔高”，下议院实现了对国王“政治身体”的俘获，并在内战爆发时获得与国王“自然身体”开战的正当性。
在摩根看来，类似的“拔高”机制也被用于“人民主权”的“新故事”之中。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所谓的“自耕农神话”。在福特斯鸠、培根、哈林顿等人塑造的流行话语中，人民之所以拥有行使主权的能力，一个重要的立论基础是小农阶层的独立性（拥有财产不容易被贿买）与战斗力（较之贫民更拥有保卫祖国的士气）。但摩根的研究却发现，这些“看似正确”的故事实则经不起推敲。自耕农的确拥有土地，但由于与地方经济利益关系更大，反而“更容易被整体收买”。而在军事上，“赢得战斗的不是依靠情感，而是靠纪律”。相比贫民，更独立的自耕农也更不愿接受军队的纪律约束，实际战斗力也远低于职业军队。因此，所谓“战无不胜的自耕农”完全是一种虚构的神话，是对自耕农不切实际的“拔高”。
可“自耕农神话”为什么会发生？这正是“拔高”机制的作用。因为创造这些话语的正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贵族与乡绅；而对于十八世纪的贵族与乡绅来说，他们的财产安全所受到的威胁，主要来自金融资产阶级和无地贫民。因此，鼓吹“自耕农神话”，将有助于维护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团结，以对抗共同的敌人。同时，这种“拔高”还在事实上起到了“控制”的作用。因为在传统的民兵组织中，贵族与乡绅是天然的指挥官。强化民兵的作用，实际上也就是强化自耕农对贵族与乡绅的“顺从”。尽管民兵战斗力并不高，但却能稳固贵族与乡绅的领导地位—这对于十八世纪的英美统治阶级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政治”。
除“自耕农神话”外，这种“拔高”还体现在当时的选举政治中。十八世纪的英美议会选举中，贵族与乡绅往往以宴会招待选民，放下平日高高在上的姿态，卑躬屈膝地讨好选民，选举过程中充斥着狂欢氛围。在这里，摩根借用了社会学家勒华拉杜里（Le Roy Ladurie）在其名著《罗芒狂欢节》中的分析—在中世纪以来的狂欢节中，平日里的规矩和礼仪都被颠倒（如羊可以吃狼，将军服从士兵），但这种刻意营造的“颠倒”，恰恰可能进一步巩固原本的社会秩序。就像人们会明白“羊不会真的吃狼”一样，农夫们会在这种角色互换中更深刻地领悟等级秩序的“永恒不变”；狂欢节也就完成了对既有权力结构的重新“合法化”。而在摩根看来，近代英美选举中的狂热与颠倒，恰恰扮演了类似的功能—表面上看“提升”了人民的地位，但事实上是使人民重新确认了他们对于统治阶层的“顺从”。
三
摩根的这些分析为我们生动展现了“虚构”的辩证法—用《道德经》中的话来说，正所谓“反者道之动”，“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去之，必固举之”。同样，英美的人民叙事，之所以在“表达”上“拔高”多数人，恰恰是为了在“实践”中巩固少数人的统治。
当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摩根是将英美的“人民主权”完全视作一种谎言或欺骗。相反，“辩证法”的意义恰在于总能在最灰暗的地方看到光明。摩根的確看穿了英美“人民故事”的虚构本质，但却依然肯定它的积极意义。
在摩根的语境中，“虚构”是一种“掩饰”机制，但也是统治者“日用而不知”的意识形态，是不自觉追求的“理想”。类似于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的分析—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并非统治阶级的“有意欺骗”，而是一种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所有人普遍接受的“集体意识”。同样，摩根笔下的“人民主权”，尽管客观上维持了少数人的统治，但资产阶级也并非对这一观念毫无认同。这里的态度是“模糊”的—他们一方面理解，真正的人民主权不可能（也不应当）完全实现；但另一方面，人民主权仍是值得不断接近的目标。因此，人民主权在后资本主义时代也可能具有革命性，成为改变现状、走向更平等社会的动力。
摩根在这里特别强调，“虚构”具有一种“有益的模糊性”—由于“虚构故事”总是“模糊”的，也就具有了多种可能，可被用来巩固既有秩序，也可成为撬动变革的动力。就像之前的分析一样，被用来为专制王权声辩的“君权神授”，同样可被议会用于加强自身权力。同样，在全书结尾，摩根也强调了“人民主权”观念参与摧毁传统社会等级的可能。
这次，摩根将目光转向了宗教与军队。在这两个领域，十八世纪的美国都经历了一场“社会等级与政治权力的分离”。在此之前，牧师职位只属于博学的高等级者，但随着信仰的衰落，学识的重要性下降，具有煽动性的演说逐渐成为赢得信徒的关键。在经历了宗教“大觉醒”之后，以怀特菲尔德为代表的“宗教英雄”开始成为牧师的主流，他们出身低微，亦无学识，但却拥有打动听众的能力。与之类似的，在美国的军队，民兵曾是“社会阶层的学校”，官兵的等级完全取决于社会等级。但经过独立战争的洗礼，指挥战争的能力取代社会等级成为选拔军官的标准，出身低微但拥有军事才能的人开始占据职业军队的高层。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摩根也观察到“人民主权”的故事所隐含的促进机会平等的可能：与宗教和军事才能一样，在选举中的政治才干同样与社会地位无必然关系。随着十八世纪末派系与政党的兴起，曾经具有公共精神的“高贵公民”，逐渐被玩弄政治手腕和野心的“政客”所取代，因为只有后者才是能组织政党和吸引选民的人。用摩根的话来说，传统的基于社会等级的“顺从”关系，逐渐被基于个人才能的“领导力”所取代。这一趋势也许并不完全美好，但却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更平等社会”的到来。而在这个过程中，“人民主权”的故事扮演了重要作用—因为只有在由人民选举领导者的政治中，个人能力才有可能（但不必然）取代社会等级成为“决定谁应该成为少数统治者的新方式”。
四
回到美国史的研究脉络中，摩根无疑属于贝林与伍德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开创的“政治文化史”进路。与此前的“进步主义史学”关注经济基础不同，“政治文化史”聚焦意识形态的功能，关注“信念模式”等思想观念对于政治行动的塑造。显然，摩根对于“虚构”的讨论，也意在强调观念的力量，并力图展现观念作用于政治行动的种种细节。
但与贝林等人不同，摩根的方法论更加杂糅；他同时也深受休谟等社会思想家的影响，关注观念背后的社会结构问题。在《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中，贝林强调美国革命不是一场社会革命，否认美国存在社会秩序的实质性变革。但在摩根的著作中，时不时会闪现出对于观念背后的社会基础的追问。比如，在对于“自耕农神话”的讨论中，摩根就着眼于乡绅与自耕农在乡村共同体中的社会结构，以及他们共同受到的来自金融资产阶级的挑战。对于英美“人民主权”观念的差异，摩根也延续了哈林顿、休谟等人的经济分析视角，将其归因于英美在土地占有的集中程度上的差异。
当然，遗憾的是，摩根对于社会基础的讨论只是点到为止，缺少方法论的自觉。比如，在全书结尾对传统“顺从关系”解体的分析中，摩根依然着眼于宗教“大觉醒”或“人民主权”等观念的决定性影响，却未能真正进入到十七、十八世纪社会结构变革的深层背景之中。事实上，只要想一想马克思、弗洛姆、麦克弗森等人的分析，就不难理解，导致传统等级秩序中“顺从”关系瓦解的根本动力，依然来自这一时期市场社会的兴起及其所带来的传统社会解体的问题。正是在不断走向个体与彼此孤立的社会关系中，传统团体秩序中的自然等级秩序与顺从关系逐渐走向瓦解，个人能力的作用才得以在宗教、军事与政治等各领域崭露头角。在这个过程中，“虚构的故事”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加速了社会的变革，但触发这种作用的深层力量，依然来自社会结构变迁的“暗流涌动”。
回到赫拉利宣扬的“虚构的力量”，这种力量是真实而强大的，但也是有限度的。
（《发明人民：人民主权在英美的兴起》，[美]埃德蒙·摩根著，于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