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 布洛赫在他的名著《封建社会》一书中指出：“封建”一词“在世界上一直歧义纷呈，经历了许多曲解”，恐怕中国尤其是如此，用前辈史家侯外庐的话说，就是“语乱天下”。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我国教育界与学术界，随着斯大林所谓“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传入和普及，成千上万的读书人恐怕从中小学开始，就已异口同声地把鸦片战争之前的两千余年古代中国叫做“封建社会”，又把此后的近代中国叫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至于何谓“封建社会”，何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却是无须敲问的，那是标准的“集体无意识”。民国时期的反对之声固然早已过去，近二十年来，一些喜于独立思考的学者又将旧话重提，也都无法憾动这个“集体无意识”，能不被斥为异端邪说就算不错了，匪夷所思。至今为止， “封建主义”一词还像一只硕大无比的垃圾桶，凡是所谓落后的或不合时宜的东西，包括论者自己不喜欢的东西，都可统统往里面扔，都叫“封建主义”， 50多年前史坛讨论的“中国历史分期”、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都是在没把“封建”的概念作出严格界定的前提下沸沸扬扬的，不啻雾里看花，至于常见的“由于中国社会是一个封建社会，所以……”，“由于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之类推论，自然可以旁若无人，见怪不怪。显然，概念的模糊与歧义，实已成为影响我国学术进步的瓶颈之一。

有鉴于此，冯天瑜先生集二十余年之功，静心地神游在“历史文化语义学”之中，写出一部39万言的著作，近期由武汉大学出版社编辑成书，重在系统地清理一桩已难以搁置的学案，值得关注。

在中国典籍里，“封建”一词即“封土建国”、“封爵建藩”之谓。据此，近人梁启超就曾明确指出，中国的封建制始于周，灭于秦朝的郡县制。严复将英语feudalism一词（意指欧洲中世纪的封土封臣、采邑领主制等）译作“封建”，就是取自中国典籍中“封建”一词的本义，与此前日本学者对feudalism的翻译不谋而合。及至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却抛开“封建”之本义，移植近代日本的“反封建”思潮，把前近代社会统称为“封建社会”，以“反封建”的旗手载入史册， “封建主义”的概念从此变得模糊和复杂起来。

《“封建”考论》一书在确认“封建”本义与西义的基础上，从中、英、日文三个维度，认真梳理我国“封建”概念泛化的复杂轨迹，悉心搜集和研读文本资料，把清末民初、五四时期、大革命失败之后等关键时段的概念衍变之脉络简明扼要地勾勒出来，还将衍变的主要原因追根究底，尤见功力。全书既有对社会史论战中所谓“封建观”的系统审视，也有对毛泽东提供“定论”的专题考察；既有对周谷城、王亚南等8位民国名家质疑泛化“封建”概念的逐条梳理，也不乏对欧、美、日三地名流与当代中国学者李慎之、王元化等人相关见解的辑要。其知识考古工程之庞大，征引之浩繁，梳理之明晰，分析之透彻，足可称道。作者不仅细心归纳各家论点，而且重在纠出各家论据，指陈得失，披沙拣金，常于细微之处见真知，其心境之平和，取舍之严谨，多溢于字里行间。作者不仅重破，而且有立，在甄别与吸纳各家之长的基础上，审慎地提出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来概述自秦至清的历史实质，取代“封建社会”之名。读者固然可以不赞同作者的这一新论，却无法绕过他的学术思路，无法漠视他的辛勤劳动，因为他已把关于“封建社会”这个学术真题的来龙去脉与争论得失梳理得十分清楚了。

作者在题记中谦和地说：“本书只是试图从学理层面，通过对‘封建’从旧名向新名的转变过程的辨识，为中国古史述事提供一个厘清概念（正名）的参考思路”，在我看来，岂止古史述事，即便是近史述事，恐怕也该参考一下冯天瑜先生的成果，该是认真敲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候了。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7月4日第10版“名家荐书”，作者授权天益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