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秩序重建”是近现代中国的一项基本任务。通过重返“文明”的问题视域，正确处理“古今中西之争”，我们可以观察到：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中国共产党始终回应着“秩序重建”的时代命题。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面，中国超越了“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发展路径，在疆域、人口等总体规模上保持了中华文明自成格局、自塑秩序的基础条件；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面，中国激活了以“家国天下”为代表的文化精神与制度设计，将其转化为具有内在生命力的现代文明成果。在“两个结合”的递进式发展中，中国人民重建了安身立命的文明秩序，巩固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为解决21世纪以来的人类秩序危机以及探索更好的人类生活方式奉献中国力量。
【关键词】 两个结合,秩序重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一、导言：以秩序为中心的文明图景
众所周知，新中国是在人类历史所罕见的大规模革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就其社会结构的整体变革与精神信仰的深层震撼而言，“传统”与“现代”所构成的文化母题在中国的近现代历程中所释放的张力无疑是巨大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我们一直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我们又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我说过，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①时至今日，我们已经认识到，五千年文明史既构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也提供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生动实践的延伸方向。中华文明通过革命与改革所实现的并不仅仅是借用他者的文明成果，更在于本有生命力的再次激发。因此，如何理解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的历史演进，实际上事关我们能否进一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逻辑以及新中国在五千年文明史中具体的历史地位。
从宏观上看，“文明”不仅是一种人类生活的构成单位及其风俗习惯，更是具备超越性与统一性的理想信念。②在文明的范畴内，人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因而人对自身命运的思考总是在历史性的视野中展开的。如果不能将近现代中国置于其“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之中加以观察、思考，则势必无法理解其“古代”“现代”“未来”以及前后相继的深层动因。③而在考虑到“连续性”对于文明进程所能产生的核心意义之后，“秩序”这一概念亦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们的视域之内。正如孔子所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④在中国人看来，“礼”即“秩序”，足以“百世可知”。换言之，“文明”之所以能够克服历史境遇中的种种挑战而保持一定的独特形态，以至于绵延不绝，其原因之一即在于缔造并保有了与“文明”相适应的“秩序”。“秩序”并不仅仅是一套外在规范，更蕴含着人人赖以安身立命的价值意义。作为“文明”得以生发成长的一个基本保障，“秩序”涉及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的应有关系以及人对自我意义的终极关怀，因此又可以具体区分为自然秩序、政治秩序、生活秩序、心灵秩序。任何一场有效的人类变革，大致都离不开在这几个领域内所展开的秩序重建。工业革命以后，随着生产力的爆炸性增长，人类秩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新挑战，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大文明区域，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进行着“秩序重建”的工作。透过“秩序重建”这一观察视角，本文将从“两个结合”的历史演进展开研究，并将其置于西方现代性所制造的秩序危机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背景之中，结合具体案例，思考其发展特点与内在理路，以期为“第二个结合”的推进提供更为丰富的思想素材。
二、寻求新秩序：“古今之争”或“中西之争”？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推进“两个结合”从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时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⑤所谓“古今中西之争”，即指时间上纵向的人类文明的古今差异与地域上横向的中西文明的直接碰撞；在这一纵一横之间，构成了近现代中国人认识自我、理解世界的一个基本坐标。部分当代学者认为，15世纪前后的西方文明腹地又出现了一股与轴心时代类似的重建秩序的根本力量，由此促成了西方文明在几个世纪之内的异军突起。⑥借用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提出的发生于近代欧洲的“双元革命”，这场“大航海时代”开辟的以全球市场为基础场域而展开的秩序重建运动，正是沿着“工业革命”与“启蒙运动”这两条线索而迅猛地由大西洋两岸蔓延至整个世界的。在这一情势下，明末清初儒家士大夫与西方传教士关于“天”“道”的争论以及西学在华的初步传播已经谱写了中西文明互相碰撞的序曲；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古今中西之争”亦就此正式展开。⑦
自蒸汽机发明以至当代世界的第四次技术革命，通过生产力以及生产方式的反复革新，全球工业产值以及人口数量共计经过三轮全面跃升，实现了此前数千年所未有的突破，并由此导致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一系列根本变革。⑧而在工业革命之前，16世纪至17世纪之间的宗教革命即已发出了秩序重建的先声。参与其中的新宗教力量均以反抗此前的教会统治，建立世界新秩序为最终目的；而他们认为所谓“秩序”，即指一种他们所理解的以内在化的基督教道德为准则的文明社会。继宗教革命而起的“启蒙主义”则更为明确地倡导“人”应以其理性成为自我的完全主宰，反对封建王权与神学的压迫，从而实现个人的解放，再造一个符合平等、自由等启蒙价值的理想王国。因此，从总体上看，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以“理性化”与“工业化”为主旨的制度安排成为“秩序重建”的主要力量，引发了从政治体制到个体心灵的人类整体秩序的裂变。也正是在这一历史情势下，“现代”作为一种通过与“古代”相区别而得以凸显的理念与实践，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中划出了一道明确的分水岭。
如果说“现代”仅仅代表着距离当下的一个时段，那么显然是不足以推出“现代化”这一历史命题的。与既往的“古今之变”不同，“现代”不仅意味着通过时间来规定人的存在，而且意味着通过人的存在来规定时间，把时间理解成自由的人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产物，把既往的历史视为通向现在的必要而又必须被淘汰的过程。⑨从“现代”中衍生的“现代性”，则象征着与“古代”所不同的一系列特征，它往往被用来揭示人类文明所经受的革命性裂变的内在逻辑。毫无疑问，在乐观的启蒙思想家看来，“现代”就象征着进步、发展与更为合理的秩序。⑩因此，在西方文明凭借其工业优势而持续入侵非西方区域之后，几乎全部的非西方文明都被迫接受了以西方现代化为圭臬的单线发展的进步历史观。这就造成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时必然遇到的两大难题：首先，在横向的文明比较层面，“中西之争”被置换为“古今之争”，中华文明在西方所制定的线性进化的标尺下沦为与“文明”相对的“野蛮”，只能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秩序安排或成为其附庸，无法为其自身文化主体性提供内在的证明。其次，在纵向的历史发展层面，“古今之争”被化约为“中西之争”。以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路径为标准，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区域在其发展线索上一概被降格为一个落后环节或失败案例，其自身的“古今之变”也就变成了封闭于世俗时间之内的毫无意义的重复、循环——用黑格尔的话说：“没有真正的历史。”11
在这两道锁链的绞缠下，“古今中西之争”一度演变为中华文明进步发展的巨大阻碍，造成了“中国传统”与“现代文明”甚至是“中国”与“现代”似乎不可兼得的严重错觉。1895年以后，中国被向来蔑视的近邻日本击败，引发了中国本土知识精英的心灵地震。自此以后，以武装入侵为后盾，西方工业文明以“科学”之名对中国古代政教所依据的“天地”“阴阳”“五行”等观念进行了更为强势的“祛魅”，由此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长期延续的道德化的天人合一观，造成政治制度与社会人心的双重崩塌。此种“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质，恰如张灏所言：“不仅是一种政治秩序的危机，而且是一种远为深刻的危机——东方秩序的危机”，而其解决之道，又必然在于“重建一种有助于他们理解认识人生和世界的整体性的意义秩序”。12然而，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起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接连而起，都以失败告终。在这一情势下，对恢复中国曾有的文明秩序失去信心者，或如梁漱溟的父亲梁济选择以“自杀”的极端方式去换取民族精神的生命，或如胡适宣称：“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13凡此种种，并未能推进“古今中西之争”的真正解决，中华文明在一战之后堕入了更为深重的黑暗，其结果便是对内割断传统，对外丧失主权。
实际上，如前所述，历史上的宗教革命也是西方文明走向现代的过程中重建秩序的一个必要环节。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亦早已指出，西方现代文明尤其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极大地得益于基督教传统，从中汲取了入世苦行、改变世界的伦理动因。14与此同时，恰恰是基督教传统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使其一方面将“正统”与“异端”的两分原则变为西方国家进行殖民掠夺、资本扩张的深层行动逻辑，另一方面在客观上配合资本力量破毁不同的传统文化及其生活世界，以其宗教理想勾兑于启蒙运动所提出的普世价值，形成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掩护，从而加剧了非西方区域的失序、无序。由此可见，并不存在一个纯粹的，不包含“古代”成分的“现代”，西方现代文明所自诩的普世理想的背后是极具特殊性的西方宗教文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现代化之所以步履维艰、四面碰壁，其重要原因就在于错置了古今、中西应有的问题维度，尚未充分意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前提在于中西文明各有其独立发展的“古今之变”。时至今日，在“两个结合”这一历史经验的有力支持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条件击破包裹着西方中心论与西方文明优越论的中西古今比较框架，将内容颠倒错乱的“中西之争”“古今之争”放回其应有的位置，从而由自身的文明传统以及秩序重建的基础命题出发，对近一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奋斗史进行更为丰富的思考。
三、不破不立：中国革命的独特性与“第一个结合”
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而革命无疑意味着对于既有“秩序”的全面反对。变法维新失败之后，梁启超在1901年提出：“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点之一刹那顷，实中国两异性之大动力相搏相射，短兵紧接，而新陈嬗代之时也。”15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军事入侵与经济掠夺下，晚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暴露无遗，亡国灭种的危局日渐加剧，由此引起中国人民持续不断的自救运动。如前所述，受困于“中西之争”“古今之争”的错置和错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种种救国方案都未能取得成功。与之相比，中国共产党自其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对其文明使命与现代化任务有着高度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两个结合”，将其以思想与实践的双重形态嵌合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中。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更为深入地阐释了“两个结合”：“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16从历史脉络上看，“两个结合”相互支持、同气连枝，而在具体的历史阶段及其特殊情势下，“第一个结合”的自觉与证成，无疑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过程密不可分的。
古代中国虽然延续着深厚的文明传统，型塑了以“家国天下”为基础结构的秩序原理，但君主专制的弊端始终未能得到有效处理，导致制度、思想、科技等领域每每受到“家天下”的压抑与败坏。在晚清的中西交流中，帝制的顽固不化以及此后复辟行为一再盗用以儒家为根本的传统符号，导致中国社会各阶层逐步承认了原有的秩序设计与专制政治之间盘根错节的纠缠形态，促使更多人相信：面对积重难返的困局，只有革命而非渐进改良的方式，才能革故鼎新，重启文明的活力。在这一情势之下，20世纪初期中国反传统运动的力度是人类历史上所罕见的。经过一系列暴风骤雨式的持续变革，依附于君权的社会组织逐次崩溃。然而，作为中国早期革命的学习对象，西方现代文明的实际统治者们却有着一个根深蒂固的偏见：只有西方创造了并将继续保有人类“文明”，白种欧洲人才配建成民主的现代生活，非西方地区理应交由西方加以征服、殖民，并给予其适度的“教育”。17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其彻底的反帝立场与中国人民朴素的道义感的契合有着直接关系。
一面是西方国家组成具有高度排他性的帝国主义联盟，另一面是在西方冲击下潜能枯竭的传统政治文化，摆在20世纪初的中国面前的是一条艰险异常的求变之路。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局之中，革命一旦失控，则其在传统社会的基础元素已然崩解的情况下，极有可能如康有为所说的那样将整个文明带入“大火焚室，空空无依”的绝境。18因此，中国革命的艰难性、独特性，正在于认定了马克思主义才是实现民族复兴与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指导之后，探寻如何以“革命”驾驭“革命”，将革命导向能够从既有文明传统中汲取力量的新秩序。
1938 年，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但不应当把它当作教条，“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把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19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工业文明亟待发展的国家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问题，重新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在不依靠军事扩张与殖民压榨的前提下，新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物质成就。20更为重要的是，新中国所希望实现的不仅是人人在物质层面的平等分配，通过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颁布《婚姻法》，普及基础教育，提升医疗卫生水平，新中国还彰显了追求政治生活中人格平等与自由发展的社会理想。从全球历史的视野来看，中国革命是现代世界诞生以来当之无愧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在15世纪至20世纪之间的人类政治版图上第一次以西方文明所认为的边缘地带制造了类似于近代欧洲革命的中心效应——而这种中心效应与中华文明曾有的秩序精神遥相呼应，奠定了中国道路所具有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气质，开启了区别于西方帝国主义掠夺式发展的现代化路径。
毛泽东深刻认识到，“面对中国的特殊国情，面对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革命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不能以教条主义的观点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1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就必然会超越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所形成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发展路径，在疆域、人口等总体规模上保持中华文明自成格局、自塑秩序的基础条件，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重要的制度、思想保证。22在此前提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共产主义理想，通过彻底贯彻群众路线，在精神上接通了《礼记·礼运》的大同主义，从而提供一个为人民所需要的大一统的现代中国的历史正当性。与此同时，毛泽东曾在评价孔子时说道：“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忽视主观能动性。”23从大禹治水，到汤武革命，从制礼作乐，到商鞅变法，彰显了中华文明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确认。区别于对资本主义产生促进作用的新教伦理，这种一以贯之的乐观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动员形式相结合，使中国既在生产方式上跨过了小农经济的限制，又在以政治秩序为重心的秩序重建中实现了从“民本”到“人民主权”的突破。由此所确立的新中国，廓清了在横向的文明比较层面将“中西之争”置换为“古今之争”的歧误，使得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终于得以在列强围堵的工业时代重新挺立起来。
四、破立并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第二个结合”
如前所述，破除既有的秩序架构是以先进生产力为代表的新兴力量获取其生长空间的必要手段。毫无疑问，中国革命的推进与自上而下的反传统主义有着深刻关联，假如革命的动员工作没有得到反传统运动之于社会底层的策应而唤起中国的劳苦大众，中华文明所特有的总体规模上的稳定性与统一性也就无法转化为突破西方帝国主义围堵的革命势能。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在革命所主导的历史趋向中往往是以隐晦的形式发生作用的。质言之，在“第一个结合”中，马克思主义所要结合的“中国的具体实际”当然也包括百姓日用不知的文化习俗以及中国数千年所积累的制度设计——只不过这一过程中所潜用的传统文化在很多的情况下被视为历史发展中客观实存而非价值判断下的主观信念。正如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所说：“文明的危险不是来自活力的减退，而是来自情况的突然改变——比如物质革命，它打破了社会的有机构成。”24因此，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国家建设一方面在大本大源上接续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格局，在极短的时间完成了工业化与人民群众的组织化；另一方面又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经受了较之于此前更为剧烈的冲击，随之而来则是总体秩序的“破易立难”甚至“有破无立”，使“国家一度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25
仍以“古今中西之争”为基本的问题视域，可知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从一开始就具有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宏伟抱负，尤其是在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的推助下，使“中西之争”演变为人类未来的前途命运之争。如汪晖所指出：“帝国主义扩张和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危机的历史展现，构成了中国寻求现代性的历史语境。推动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和国家机器中的有识之士，都不能不思考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如何才能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种种弊端。”26据此而言，改革开放以前，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性张力，首先是因为革命所倚重的反传统主义仍有其强大的历史惯性，其次是由于中国革命中所显示的崇高的、宏大的人类解放愿景虽然获得了中华文明原有的广土众民、大同理想的内在支撑，却在一定程度上溢出了中华文明固有的“连续性”思维，导致“中西古今之争”中应有的纵向发展的“古今之变”的历史维度并未得以合理呈现。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传统中，“革命”一词出于《周易·革卦》所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其本义在于吊民伐罪，恢复人间正道。27由此可见，在既往的历史语境中，“革命”虽以破坏秩序为起点，却必然以再造秩序为归宿。因此，“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8
反观西方现代化的基本路径，长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所形成的新型帝国所要极力掩护的一个基本事实，正在于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动因中包裹着基督教传统化的深层逻辑。这种深层逻辑一方面引起了上述西方现代化在其积累阶段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另一方面也的确在西方文明内部起到对西方的现代化保驾护航的作用，作为西方文明的历史连续性的核心要素参与或辅助了西方现代文明内部的秩序重建。因此，在反省西方现代化的成长路径的当代思考中，“传统”得到西方学者的极大重视。希尔斯（Edward Shils）认为，尽管每一种传统与旧秩序之间的纠缠会给现代化之路制造很多障碍，但保卫传统的必要性在于人们的生活“必须具有一段作为整个社会之过去的历史”，不仅当下的社会需要它， 其后代的生活也需要它。我们因此应该得到警示：社会是一种“跨时间”的存在，如果在历史维度与既往的生活世界、精神世界完全割裂，则个人和社会将会失去“时间”层面的秩序，出现时间维度的失范。29对于这种失范，我们亦可以理解为“古今之变”的遮蔽——意味着自然、政治、社会、心灵这四种基础秩序领域将失去基本的平衡而无法形成一个健康的系统。
对于西方现代文明不断削弱其传统的实质性作用的恶果，霍布斯鲍姆亦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价值崩溃带来的最大危机，在于规范人类行为的价值体系及其传统习俗的解体。传统规范的消失，普遍为众人所感受，因此在美国有所谓的‘认同性政治意识’的兴起，以取代传统性认同的不复存在。”30时至今日，“认同性政治意识”或者说“身份政治”的弊端已暴露无遗。作为西方现代化直接成果的个人主义，在失去传统文化的粘合之后，只能对一切秩序结构保持脱嵌，不断释放没有约束的政治激情与超人崇拜，任由虚无主义与功利主义肆意滋长，在废除“古今之争”与“扮演上帝”的冲动中一轮又一轮地开启“创世纪”，将人类既有的生活单位，包括国家、种族、宗教、家庭都推向解体的危险境地。
与此对比，在总结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31中国共产党所开辟的中国道路，其核心关切在于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为全人类的和平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探索与证成，正是在这一历史任务及其自觉的使命担当下应运而生的。西方现代化在几个世纪内缔造了辉煌的发展成果，深刻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基本面貌，但其内在弊端亦随着资本主义的周期性混乱而日渐加剧，造成了严重的秩序危机。面对此种“人”与“现代化”之间的深层矛盾，我们既要重新审视现代化的来龙去脉，将“现代”变回人类共同探索的公共问题，以完全的主权独立为前提，摆正“中西之争”的应有位置，又要恢复“古今之争”的应有意义，回到“文明”如何能够得以延续和发展的问题意识之内，克服时间维度的失序，力求“破立并举”，从而在根本上再造中华文明的整体秩序，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与此相应，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创新正式站到了历史的前台，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以及历史自信、文化自信都达到了新高度。
五、家国天下：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
从文明更新的宏观视野来看，“两个结合”所呈现的是一个文明国家实现自我超越的不同历史步骤，“秩序重建”无疑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32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秩序精神。以马克思所说的“从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为镜鉴，中国之所以能够迈向现代化，并不是因为承袭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帝国贪欲抑或服从了其所主导的分配机制，而是因为凭借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内在生命力，其中就包括以“家国天下”为基本结构的文明理想。33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通过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通过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对“古今中西之争”所给出的一种创造性回答。而作为古今中国的秩序蓝本，“家国天下”为我们更为具体地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秩序重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视角与行动支点。
“家国天下”源于《大学》所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同一时期，孟子亦提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中华文明奠基于先秦时代，通过孔子的“释礼归仁”，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有机宇宙观为人间生活奠定了整全、和谐的基本要求。自西周封建制转向秦汉大一统，“家国天下”的秩序形态得以逐步成形、发展，具体而言，即以个人的“修身”为枢纽，通过“修齐治平”的层层递进，将“家”“国”“天下”贯通为一体。总体上看，“家国天下”的理念以“家”为基础，强调“亲亲而仁民”；而《礼记·礼运》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则表述了“家国天下”的至高境界：人人各得其所，天下亦如一家，实现“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而在“古今中西之争”的大背景下，“家国天下”的秩序形态亦无可避免地承受了长期而剧烈的冲击。
在中国革命时期以及新中国建立之初，传统文化中的“家”“国”“天下”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首先，中国共产党坚持完成了反抗礼教、解放个人的“家庭革命”，废除了男尊女卑与封建婚姻制度，教育了一代“新人”。其次，中国共产党人突破了“民本”思想的限制，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最后，新中国根据“求同存异”的方针引申并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主义，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彰显了一种与美苏相峙的天下关怀。这些实质性的改造传统文化的重大举措，与改革开放尤其是“第二个结合”逐渐走向自觉以后的文明意识之间势必存在着一种有待重新诠释的内在关联。通过此前关于“中西之争”与“古今之争”的深入剖析，我们能够体会到“第一个结合”与“第二个结合”在目标上的一致性以及在具体历史阶段中的不同的实践侧重性。这种实践层面的侧重不同，并不等于喧嚣一时的“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因为所谓的从“救亡”转向“启蒙”，其核心意识仍在于以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即以“中西之争”掩盖“古今之争”，那么“救亡”的成果亦不过是得到了一具有待他者灵魂加以填充的民族国家的干枯躯体。34而此后所提出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说法则试图对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变化做出更具连续性的解释，强调“革命”本身所内含的解放意义。35
毋庸置疑，建立一个有着文明担当意识的新中国，就必须打破传统形态制约下的旧中国，但其根本目的在于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在精神上、制度上重新树立中国之为中国的文明品质。因此，围绕着“家国天下”而不断展开的秩序重建，深刻反映了以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本有生命力的历史进程，生动呈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要求。在“家”的秩序重建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36新时代通过建设万千小家去推动社会大家庭的和谐与进步，在德育工作中凸显“家风”“家教”，提供了社会经济进步所必需的道德土壤。在“国”的秩序重建中，新时代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着共同富裕，努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既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物质条件，又承接了“九州共贯”的传统而得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天下”的秩序重建中，新时代呼吁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以互助共赢为引领，以“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为路径，提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积极引导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37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秩序典范，“家国天下”表达了“推己及人”“天下一家”的包容、和谐的社会理想，体现了多元一体、内外贯通的和谐观念，力求达到个人与群体、家庭与国家、自然与科学、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协调共存。
由此可见，在“古今中西”的大坐标轴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对“家”“国”“天下”的具体制度与内在精神的秩序重建，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既体现了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之间的连续性、一体性，也反映了对“中西之争”“古今之争”的两种侧重处理转向“古今中西之争”的统一整全性处理的递进式发展。经过“第一个结合”的伟大实践，“第二个结合”的提出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而形成更具系统性、完整性的“两个结合”的理论表述与具体实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38从“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到“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与封闭于西方现代化路径之中的狭隘的时间维度相比，“两个结合”所立足的实践场域不是孤悬于传统之外的现代荒原，而是前后延展的文明根系与充实于其中的“活”的历史典范。
六、结语：“两个结合”与文明更新
自20世纪以来，中国的革命与改革走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对人类文明的“秩序重建”进行了艰辛探索。与此相比，西方现代文明一方面将国家变成一种去道德化的权力机构，另一方面坚决维护资本主义的特殊利益；对内坐视虚无主义与功利主义的泛滥，对外加剧非西方区域的文明断裂。凡此种种，造成了严重的秩序危机，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在政治与生活中“无家可归”。正如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说：“不管怎么样，文明是由人构成的，因此，这还不算完，文明也是由人的行为、成就、热情，由他们对事业的‘奉献’以及他们对世界认识的质的飞跃构成的。”39面对“第二个结合”的正式提出，我们有必要将行动的自发性、创造性提炼为理性的认识与理论的自觉，达到“知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的学习效果。通过重返“文明”的问题视域，对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的推进过程及其具体案例进行观察，我们可以认识到：对“秩序重建”的思考与实践，构成了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的一条重要历史线索。首先，以“秩序”为枢纽，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文化习俗、精神信仰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内在联系得到了更好的说明，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隐性的中国具体实际转化为显性的中国文化精神。其次，以“秩序”为理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与五千年文明史的“天人合一”“天下为公”等美好愿景更生动地连接起来，形成一以贯之的价值诉求，将包括“家国天下”在内的中华文明所特有的文化精神、制度设计转化为具有内在生命力的现代文明成果，为解决人类社会所面对的整体秩序危机，探索更为适宜的人类生活方式奉献中国力量。据此而言，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我们具备了充分的信心与历史条件去解决“古今中西之争”，重建包容广大的文明秩序，使中华文明在吸收古今中西一切优秀文化的过程中得以不断返本开新、走向未来。
*相关内容曾于2023年9月24日在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办，开放时代杂志社协办的“‘两个结合’与文明更新——第二届文化强国论坛”上宣读。
【注释】
①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23年第17期。
②“文明是一个整体”。文明既包括宗教信仰、文化观念等思想内容，也包括经济、习俗、法律等制度构造，因此，“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只有从文明这个更为广泛、全面的视角出发，人类生活的内部构成单位才能得到充分理解。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6页。
③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④“秩序”一词在中西文明传统中各有其具体含义以及不同的形而上学根据，比如柏拉图在《高尔吉亚》中所说的“cosmos”，亦即存在的有序性；比如《论语》中所谓“道不远人”，“道”即天所显示于人的应有规范。总体上看，其关切之中的公约数则如沃格林（Eric Voegelin）所说：“什么是幸福？人怎样生活才幸福？什么是美德？什么是正义？一个社会的疆域和人口规模多大才最合适？什么类型的教育最好？政府的职能是什么？政府应采取何种形式？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从人在社会中的实际生存处境之中提出来的。哲人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就社会秩序而言，他所提的问题无非是他的同胞们都会提的那些问题。”参见［美］埃里克·沃格林：《科学、政治与灵知主义》，载［美］埃里克·沃格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张新樟、刘景联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⑤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⑥参见［加］查尔斯·泰勒：《世俗时代》，张容南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1—183页；［英］J·G·A·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佛罗伦萨政治思想和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冯克利、傅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581—614页。
⑦［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时代：1789—1878》，王章辉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2—4页。
⑧世界工业产品在19世纪的一百年间增长了近四十倍，全球人口则增长近一倍。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40—152页。20世纪出现了更为显著的人口爆炸，1950年至1995年，世界人口又翻了一番；至80年代，世界人口每三年增加的数量接近美国人口。而这都是在工农业生产力使食物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量成倍增加的前提下完成的。参见［美］理查德·W·布利特等：《大地与人：一部全球史》下册，刘文明、邢科、田汝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1219页。
⑨［美］迈克尔·艾伦·吉莱斯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张卜天译，长沙：湖南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页。
⑩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6—8页。
11［德］黑格尔：《 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123页。
12参见［美］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1890—1911》，高力克、王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13梁济：《梁巨川遗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 82页；《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26—527 页。
14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59页。关于基督教对现代化所起的积极作用，罗德尼·斯达克认为基督教文化是缔造理性的胜利的根本，他强调基督教对“进步的信仰”“个人主义的兴起”“道德平等的伦理基础”的基础性作用。这一结论的起点在于，“基督教神学家很早就认为运用理性可以越来越精确地理解上帝的意志”；“耶稣用语言更用行动宣扬了道德平等的革命性概念。他一次次无视身份的界线，走近那些受污辱的人，包括撒玛利亚人、税吏、放荡的妇女、乞丐及其他被遗弃的人，宣布了精神上一视同仁的神圣法令”。［美］罗德尼·斯达克：《理性的胜利——基督教与西方文明》，管欣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59页。
15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2集，吴松等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56页。
16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17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69—370页
18康有为：《中国学会报题词》，载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 第 10 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 17 页。
19《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20《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4页。
21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51页。
22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第387页。
23《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
24［英］克里斯托弗·道森：《世界历史的动力》，武可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2年版，第46页。
25本书编写组（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29页。
26汪晖：《死火重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27而在近代西方的语脉中，革命（revolution）一词最早出现于15世纪的意大利，意指使用暴力推翻现有统治者。在英国光荣革命期间，这一概念发生了质变，即被用以表示詹姆斯二世的退位，由此便首创了西方语境中具有正面意义的“革命”，即通过“革命”的方式矫正错误，再造合理的秩序。参见孔凡义：《中国的革命与现代化》，载《二十一世纪》（香港）总第43期（2005年）。
28《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29［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49—352页。
30［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郑明萱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421页。
3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32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页。
34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版，第1—46页。
35但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对于推进“第二个结合”的参考意义，似乎仍有待进一步开显。参见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第6—21页。
36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37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19年第18期。
38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39［英］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常绍民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29页。
【作者简介】 何青翰：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He Qinghan, Department of Culture and History,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