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历经十年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历了从政策宣示到共建实践再到讲好故事的三个发展阶段，中国的“一带一路”研究也形成了由政策解读到学术话语构建再到话语权建设的三个阶段。当前，美欧日等国企图在舆论上围剿“一带一路”，围绕“一带一路”的大国话语博弈已经展开。面对“一带一路”学术研究中“美欧领跑而中国失语”的窘境，本文运用丝路学视域下形成的新阐释框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研究进行了现状考察和分析。本文发现，中国学界尚未形成“一带一路”阐释合力的根源在于仍未澄清“谁来研究”“研究什么”“怎么研究”这三大疑惑。提升中国“一带一路”首倡国的学术话语权，应确立研究“一带一路”的新理念、提升阐释“一带一路”的新能力以及阐明“一带一路”的“中国路径”。
关 键 词：中国“一带一路”研究 丝路学 大国话语博弈 学术话语权
一、研究问题与阐释框架
自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至今，围绕共建“一带一路”的各方实践大体经历了从政策宣示到共建实践再到讲好故事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当然，三个发展阶段的时间线相互交错、叠加运行，十年来形成了各有侧重的三个不同实践历程。与共建“一带一路”实践的阶段性演进相呼应，中国学术界的“一带一路”研究也形成了由政策解读到学术话语构建再到话语权建设的三个发展阶段。在中西方话语博弈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美欧日等国企图通过把控学术话语权来消解中国作为“一带一路”首倡国的话语权。由此，围绕“一带一路”的大国话语博弈已经形成，其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一带一路”引发全球丝路研究热。“截至2016年底，内容涉及‘一带一路’的图书超过1000种……有关‘一带一路’与相关国家的报道超过1000万篇。全球各大智库超过3000份研究报告与书籍聚焦‘一带一路’”。①尤其是《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因其去“欧洲中心论”的全新叙事而成为全球丝路学转型的扛鼎力作。其二，中国学界产出了一大批“一带一路”研究成果，相关成果涉及历史文化、学科建构、机遇挑战、中国路径、中国逻辑、战略阐释、沿线国情、国外反馈、共建成效、风险评估、对策建议等不同维度。②其三，近年来关于“一带一路”的国际智库报告和主流媒体报道越来越负面，主要炒作债务陷阱、透明度不足、投资环境污染、跨境腐败、威权主义、疫苗外交等问题。与此同时，中文期刊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发文量在2015年有1万多篇，到2017年达到3万多篇，而到2021年降至2017年高潮时期的1/3，甚至少于2015年。③由此，全球“一带一路”研究出现了“国内转冷、国际扭曲的消极现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新变化。国内的研究实际上没法去对冲国际的扭曲，对‘一带一路’的国际投资、跨境贸易、中外合作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形成了舆情干扰”。④总之，各方对“一带一路”的负面和争议性内容的关注折射出围绕“一带一路”的大国话语博弈已成不争的事实，“一带一路”国际学术前沿出现了“美欧领跑、中国失语”的学术窘境，凸显“一带一路”首倡国话语权建设中学术话语权提升的重大问题，这既是学术问题，更是现实问题。
针对上述情况，本文拟从丝路学视阈来构建一个基本阐释框架，该框架要求学术共同体回答如下几个问题：(1)丝路学研究与“一带一路”研究有何关联性？中外上百年共研丝绸之路的学术传统，可否带动形成中外共研“一带一路”的新态势？(2)丝路学涉华认知功能与“一带一路”的全球认知现状有何关联性？中国丝路学振兴对破解美西方对华认知战这一新挑战的意义何在？(3)丝路学话语权与“一带一路”学术话语权有何关联性？中国作为“一带一路”首倡国，其话语权建设中学术话语权的学术与现实意义何在？
综上，通过溯源丝路学共研丝绸之路的学术传统、“借路识华”的认知功能，以及揭示美欧日等国欲通过把控丝路学话语权攫取“一带一路”学术话语权的霸权性目标，本文得以建构研究“一带一路”学术现状及提升话语权路径的全新阐释框架。因此，本文旨在研究中外上百年共研丝路的学术传统，探讨形成中外共研“一带一路”的可能性；研究丝路学涉华认知功能，廓清优化“一带一路”国际认知的学术逻辑；反思中国丝路学碎片化所致“失语”窘境，提出建设“一带一路”话语权的“中国路径”，由上形成述论策的基本逻辑，凸显本文阐释框架与问题意识的创新之处。
二、中国“一带一路”研究的三个阶段性特征
“一带一路”共建实践历经三个重要阶段，而中国的“一带一路”研究也呈现出相应的三个阶段性特征。
第一，在政策解读阶段，中国学界存在“学术运动化”现象，使得中国“一带一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十分有限。
中国政府自2013年9～10月间分别在哈萨克斯坦与印度尼西亚两个丝路沿线重要国家完成了“一带”与“一路”的政策宣示后，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明确了立足周边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的基本政策。2015年3月28日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政策话语体系的正式成形，也成为中国学界研究“一带一路”的政策文献。但是，在政策层面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学界对“一带一路”的研究中出现了“学术运动化”现象，其主要表现为：“打旗圈地者多、研究与调研者少”“务虚式宏论多、务实性研究少”“政策解读多、问题探究少”，尤其因问题意识不强而无法提出“接地气”的对策建议。正如傅莹在《人民日报》发文指出的：“研究界对‘一带一路’一窝蜂地做宏观诠释，而决策迫切需要有数据支撑的实在研究，包括物流、安全等具体问题和国别认识……智库学者应……以严谨、客观的方法进行课题研究，沉下去搞调研，静下心做数据，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⑤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尽管“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列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⑥
在这一阶段，国内学界值得称道的务实研究当属对国外涉“一带一路”舆情的梳理。仅在2016年的不完全统计中，全球大约有1200余家智库和1000余名学者专门研究中国问题，他们的研究报告和研究成果可能左右或引导着各自国家的对华政策、媒体舆论、民情民意的走势和走向。因此，了解、掌握国外智库的关切，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首先要做的必备功课。⑦比如，王灵桂主编的《国外智库看“一带一路”》，曹卫东主编的《外国人眼中的“一带一路”》，及王辉等主编的《国外媒体看“一带一路”》等，是中国学界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3年后国际社会政界、学界、媒体等反馈信息的重要评估，意义重大。中外须在知彼知己中研究“一带一路”以搭建统一认知区间来开展平等对话，尤其要重视国外涉华研究报告和研究成果在影响对华政策、媒体舆论、民情民意的走势和走向的重要作用，由此形成中国学界由内向外与由外向内双向进路的“一带一路”研究新格局，在中外比较视野中发掘问题、深化研究。
第二，在学术话语构建阶段，中国学界一方面逐渐增强了研究“一带一路”的区域国别问题意识，另一方面越来越重视探究“一带一路”的立学之路，由此形成两路并进的学术态势，表明中国“一带一路”研究走出政策话语解读阶段，开启了构建学术话语的新阶段。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3周年、5周年和8周年之际，中央分别于2016年8月17日、2018年8月27日以及2021年11月19日召开了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2017年5月14日和2019年4月25日，中国政府又在北京举行了第一届和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9年9月27日，中国发布了《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围绕“中国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中国推动建设什么样的世界”“发展起来的中国如何与世界相处”等问题，系统介绍了中国的发展成就、发展道路、发展走向，深入阐述了“中国与世界关系”，以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了解和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五次有关“一带一路”的重要会议上均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世界怎么了”的时代之问，阐明“我们怎么办”的“中国路径”，强调消除中外“互信赤字”的至关重要性，为中国学界深化研究“一带一路”提供了思想依循与行动方向，尤其增强了问题研究意识。《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的发布，又为中外学者重释“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提供了现实依据，激发了中国学界探讨“一带一路”立学之路的学术自信。
近年来，中国学界跨学科聚力探讨“一带一路”的“立学”之路。2019年8月，习总书记呼吁敦煌学要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讲话，成为中国学界跨学科研究“一带一路”的新动力。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一带一路”新实践的丰富程度与中国理论学术的实际阐释力并不匹配，中国学界的问题意识日益增强，且集中探讨如下几个主要问题：一是借用古代丝绸之路历史符号的“一带一路”，探讨如何通过多主体、多介质等方式向国际社会传播和发掘其所蕴含的普适性价值和世界性意义，以构建一套西方可以接受的知识体系；二是有关“一带一路”国际传播与国际认知研究确证了中外仍存话语鸿沟，探讨如何“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⑧来扭转因“中国国际学术话语缺位与乏力”所致“一带一路”国际学术前沿“中国失语”的窘境；三是因我国学术领域的话语不够充分，使得“一带一路”国际话语缺乏综合的理论支撑⑨来助力中外“一带一路”国际学术对话。这些研究从概念、理论和问题等不同维度，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一带一路”学科话语体系构建的立学要义，在立足“一带一路”新实践中逐渐释放出阐释潜力。
第三，在话语权建设阶段，中国学界面临如何使用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来构建“一带一路”学术话语体系，以扭转“一带一路”国际学术前沿“美欧领跑与中国失语”的现实窘境。
习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性与讲好“一带一路”故事的战略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这些都成为中国学界研究讲好“一带一路”故事的理论遵循与努力方向。目前中国学界主要从四个维度展开探讨：一是宏观维度，如“一带一路”的全球传播叙事、如何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提升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等；二是话语维度，如“一带一路”术语国际传播实为政治概念跨语应用与传播的过程，⑩有关“一带一路”术语国际传播与接受状况的国别研究确证了中外仍存话语鸿沟，需要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来提升“一带一路”术语国际影响力；三是认同维度，如研究推进“一带一路”的国际认同和“民心相通”；四是学术传播维度，聚焦“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效果和话语权提升路径。上述几类研究从概念、理论、问题等不同维度，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一带一路”学科话语体系构建这一立学要义。这表明中国“一带一路”研究已经完成了与政策话语的剥离，已进入用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展开全新叙事的学术新阶段。
综上，中国倡建“一带一路”十年来，大体历经从政策宣示到共建实践再到讲好故事的三个主要阶段，引发中国“一带一路”研究也呈现出由政策解读到学术话语阐释再到话语权建设的三个阶段性特征。不过，与中国政府层面共建“一带一路”政策体系的逐步完善相比，中国的“一带一路”研究仍然呈现出碎片化特点。不同学科和不同理论路径皆从自身视角出发，其概念、路径、论证、主题等仍缺乏系统性，这表明中国学界尚未形成“一带一路”研究合力。这阻碍了中外“一带一路”的学科对接与学术对话，也不利于学界形成强大力量以建构与中国的“一带一路”首倡国地位相称的学术话语权，以抵御西方学界对“一带一路”的扭曲。
三、中国学界尚未形成“一带一路”研究合力的究因分析
造成中国学界尚未形成“一带一路”研究合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研究的主体、客体、方式三个维度切入分析后，集中体现为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历史上，中西方学界从以碎片化方式研究丝绸之路到以碎片化思路研究“一带一路”，使得中国学界没有处理好固本与创新的关系，造成“一带一路”由“谁来研究”这一事关研究主体的问题并不清晰。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列强在军事入侵中国的同时，也展开了文化殖民掠夺，作为多元文明汇集之地的西域自然难逃浩劫。同时，在文化殖民利益驱使下，“西方列强在西域探险问题上，也如同在争夺海外殖民地和海外市场中一样，始终都勾心斗角，互相倾轧”，(11)丝路西域地段“变成了盗宝者的乐园。俄国的科兹洛夫、奥布鲁切夫、克里门茨，德国的德兰、范莱考克，英国的斯坦因，瑞典的斯文·赫定，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桔瑞超、吉川小一郎，美国的华尔纳”等，以“探险、考察、游历”为名，“到处发掘、盗取地下文物，剥取石窟壁画”。(12)其中，斯坦因所盗文物数量最多，伯希和盗走了最有价值的文物，并成为西方学界起步探究“中国与世界古代丝路关系”的最初佐证。
但是，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应辩证地看待起步于西域探险研究的丝路学创建者：既要严厉谴责其劫掠和盗窃我国文物文献的行为，也要介绍和吸取其中的研究成果。(13)其中，李希霍芬在西域语境中首次界定了“丝绸之路”概念并衍生而成了丝路学，且与西方汉学家所主导的东方学、敦煌学、西域学等，形成了一体多面性，在中外丝路学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欧洲汉学家在“西方中心论”阐释框架下对丝路展开总体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形成西方化与全球性两类丝路学话语体系，并造就了欧洲学派的西方化特征；美国汉学家在“地缘政治博弈论”阐释框架下展开丝路总体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形成政治化与学术化两类丝路学话语体系，并造就了美国学派的政治化特征。欧、美这两派不同的研究特征，对除中国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丝路学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塑造力，丝路学一体多面性带给中国丝路学派的最大影响是碎片化。
中国丝路学源自西北舆地学。自1927年中国丝路学先驱黄文弼等参加中瑞西北科考活动起，形成北京大学四代学人坚守丝路研究的传统。黄文弼、向达将考古引入丝路研究，引发后来许多沿此进路的研究，包括宿白于2012年编写的《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林梅村于2006年编写的《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等。中国丝路学历经中西交通史研究到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再到中外关系史研究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直至1979年季羡林发现“国际显学丝绸之路学”后，于1983年创建学会机制，并于1997年展开“立学”大讨论。2009年王炳华、周菁葆、韩康信等推出《丝绸之路研究丛书》20册并定义“丝路学”等，由此形成研究丝路与建构“丝路学”双轨并举的学术生态。但是，中国的丝路学有明显的碎片化特征。中国学者抢救式研究中国境内丝路地段的历史与现实，形成了敦煌学、吐鲁番学、龟兹学、西域学、郑和学、喀什噶尔学、长安学等学派分支。中国丝路学派的碎片化，与欧洲学派的西方化、美国学派的政治化共同构成全球丝路学“三化现象”，且在美欧把控丝路学术话语权的百年变迁中处于“失语”窘境，结果造成“美欧领跑与中国失语”的全球“一带一路”国际学术现状。
总结起来，造成中国丝路学派碎片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三点：一是“对李希霍芬的分歧性认知，体现了中国精英对西方丝路学者爱恨交加的复杂的民族主义情感，且形成了避谈丝路学的一种集体潜意识”；二是“‘中瑞西北科考团’在动乱中开启了中外丝路学术合作的新模式，但却在日本侵华的严酷背景下被迫中断并诞生了中国丝路学这个‘早产儿’”；三是“受斯坦因、伯希和等‘盗墓贼’所致‘学术殖民创伤情结’的影响，中国学者抢救式研究中国境内丝路地段的历史与现实，进而形成了分支学派发展活跃的学术现状”，(14)并存在学派分支间既彼此区分又相互渗透、既聚焦丝路特定发展阶段又得兼顾丝路整体历史、既聚焦丝路特定问题又得兼顾丝路宏观维度，既想独立研究丝路某一领域又得兼顾丝路相关主要领域等方面的冲突，表明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难以有机结合。
但是，从斯文·赫定到黄文弼直至弗兰科潘，中国学派与欧美主导的全球丝路学实际上共享了统一的“丝路学认知区间”。在世界著名丝路学家布尔努瓦看来：“研究丝路史，几乎可以说是研究整部世界史，既涉及欧亚大陆，也涉及北非和东非。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瓷器和茶叶的外销以及鹰洋(墨西哥银圆)流入中国，那么它还可以包括美洲大陆。它在时间上已持续了近25个世纪。”(15)故她的《丝绸之路》一书“对丝绸之路沿途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重点研究的是丝路的历史宏观和丝绸贸易史”，《丝绸之路两千年》一书“从赛里斯国讲到了汉唐丝绸之路，从元代的草原丝路讲到明清间的海上丝路的诞生，最后讲到西方探险家们的东来”。这两部著作从宏观到微观、从全球因丝绸贸易而联通到中外因丝路联通而共处，成为真正学术性的、具有严谨限定意义的丝路学专著，
引发全球学者借丝路观文明的治学积极性。确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倡的那样：“丝绸之路是对话之路”。1990～1995年间教科文组织发起了“对话之路：丝绸之路综合研究”框架下的五次丝路国际考察，包括西安到喀什的沙漠丝绸之路(1990年)、威尼斯到大阪的海上丝绸之路(1990/1991年)、中亚草原丝绸之路(1991年)、蒙古阿尔泰游牧丝绸之路(1992年)，以及尼泊尔的佛教丝绸之路(1995年)，为探讨丝路申遗的可能性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借丝路观文明提供了新的研究佐证。
丝路多元文明共处之道是关乎人类历史、现实及未来的密钥，这是中外丝路学家的研究范畴，也形成了大历史思维下中外丝路学家共建的统一的认知区间，且被季羡林等中国学者切实感受并共享了这一“丝路学认知区间”，可惜尚未完成丝路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有机结合，使得丝路学分支学科异常活跃但却因缺乏联动性而以碎片化发展态势坚守至今。
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的核心思想，就是立足丝路来总结历史经验、着力现实合作、着眼人类未来的大历史观的“中国方案”，势必要求中外学界跨学科展开“丝路学认知空间”的交流、碰撞后逐渐形成共识，故应尽快扭转中国从碎片化研究丝绸之路到碎片化研究“一带一路”的研究惯性：既要借鉴美欧日等丝路学术大国基于大历史观思维下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研究丝路的理论与方法，也要发掘中国丝路学派专题性研究成果中的宏观性意义，处理好固本与创新的关系，更要正视丝路学术大国舆论围剿“一带一路”的学术挑战，助力中国丝路学派尽快摆脱碎片化研究惯性的牵绊，打破学科壁垒、形成学术跟进的合力，多主体、全方位研究“一带一路”，切实落实习总书记要敦煌学服务于“一带一路”的殷切希望，最终打消究竟“谁来研究”“一带一路”这一研究主体不清的疑惑。
第二，从丝路学核心议题阐释到“一带一路”核心思想研究，中国学界没有完成现实问题向学术问题的转化，结果造成了“一带一路”该“研究什么”这一研究客体不明的疑惑。
如果说，中外丝路学家在借丝路观文明的研究范畴内形成了“丝路学认知区间”的话，那么中外丝路学家在丝路场域探究人类文明兴衰奥秘时难以绕开“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这一问题。如马苏第在《黄金草原》中描述了“所有国家的商人都通过陆路和海路携带各种商品云集而来”(16)入华交往的盛况，生动诠释了形成中国与世界丝路关系的最初样貌。此外，从李希霍芬于1877年《中国》巨著中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到2015年弗兰科潘在《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肯定中国“一带一路”是谋求“人类未来”之举，折射出丝路学家上百年聚力丝路学核心议题研究的学术传统。其中，斯文·赫定毕生探究“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不仅框定了丝路学核心议题研究传统，还肯定了中外丝路历史关系中的中国贡献，强调了现实中新疆在复兴丝绸之路中的重要性，以及预言了中国政府复兴丝路之举定会“对人类有所贡献”与“为自己树起一座丰碑”的可期前景。而且，斯文·赫定对黄文弼等中国学者的影响意义更是不同凡响，尤其是参与了中瑞西北科考活动的黄文弼，被斯文·赫定赞誉为“博大的学者”，其丝路考察已超越考古学而涉及丝路学核心议题研究范畴，标志着中国学者起步研究“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的新阶段。
习总书记强调“了解历史、尊重历史才能更好把握当下”并“更好走向未来”，(17)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思考“中国与世界关系”和“一带一路”核心思想，可以得出如下认识：“丝路精神”是塑造“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的历史优势与现实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深化“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的现实动力与未来愿景；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则是重塑“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的伟大新实践。为此，《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宣示重估“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中国立场及对外政策：重申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俄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欧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大国外交方针；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以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引领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通过构建中非、中阿、中拉等“命运共同体”，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关系。(18)
但是，在目前围绕“一带一路”的大国话语博弈中，美西方蓄意污名化中国。在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看来，美西方采取如此消极立场的原因在于“中国被简化成了中共，西方看不到中国的历史与文明”，“在2000年至2016年甚至更长一段时期，人们试图了解中国，对中国历史和文明的兴趣日益浓厚。而现在，人们几乎只关注1949年之后的中国历史，绵延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在他们眼里已经消失了。中国被简化为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又被等同于苏联共产党。”在“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出现了严重的倒退”之际，“最重要而且迄今为止最困难的问题是，西方根本不了解中国为何不同，以及到底哪里不同”，故要“想办法向西方公众解释中国，教给他们有关中国的知识”，“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和语调，凝聚共识，展开对话”。(19)
习总书记指出，“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20)从某种意义上讲，“丝绸之路在更深的层次上提出的是一个中国文明如何起源、从何而来的大问题。中外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从它的发端、演进到成熟的全过程进行了规模空前的田野考古，对现今尚在的遗址、遗存的文物给予了充分的保存、修复和研究，终于弄清了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文明是一个至少在一两万年前甚至一二百万年前，就已独立形成的生态环境……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丝绸之路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东西方的经济交流，更重要的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与交流，这种关系才是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所在，也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文明传播的重大命题。”(21)亦即，丝绸之路不仅为研究人类文明交往提供了“场域”，还为探究“中国与世界关系”提供了“思路”。丝路腹地的西域则因“多民族色彩浓厚，加之宗教文化的丰富性，使之成为近代以来西方学界争相关注的重要对象”，(22)并成为创建丝路学的“产床”，且逐渐形成如下影响：丝路学家探究丝路学核心议题的研究历程伴生了丝路学家认知中国的心路历程，丝路学家涉华认知又不同程度地影响其所在国的涉华民意与对华政策。因此，唯有促成中外丝路学家共研“一带一路”，才能促成中外丝路学界共研“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这一核心议题，才有可能优化西方知识精英涉华认知，助力形成良好的涉华民意与友好的对华政策。
但是，目前中国学界尚未完成从丝路学核心议题阐释到“一带一路”核心思想研究的研究重点转化，这造成“一带一路”该“研究什么”这一研究客体不明的疑惑。故应将“一带一路”纳入丝路学核心议题阐释框架下展开全方位、多层级、成体系的研究，尤其要立足于丝路精神价值认同基础上开展三方面转化：以包容互鉴的文明交往理念研究“一带一路”沿线“民心相通”的历史基础与经验、“心联通”的现实挑战与机遇，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未来诉求与动力，以阐明“中国与世界古今文明关系”；以互利共赢的国际关系理念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形成“天然伙伴关系”的历史基础与经验、构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现实挑战与机遇，以及打造“一带一路”朋友圈的未来诉求与动力，以阐明“中国与世界古今国际关系”；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研究“一带一路”沿线难题治理的历史基础与经验、难题治理的现实挑战与机遇，以及全球化进程中难题治理的未来诉求与动力，以阐明“中国与世界古今治理关系”。通过丰富概念、修正理论实现以上三方面的议题转化，助力构建包容性的丝路学核心议题阐释体系，切实为丝路学由西方化向全球性蜕变发挥“中国作用”，使“中国倡议”完成世界性表达。
第三，中国学界没有形成包容性的“一带一路”阐释策略，结果造成了“一带一路”应“如何研究”这一研究方法无效的问题。
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可被总结为如下几个观点。其一，一些研究认为当前不少“一带一路”研究“止步于‘复述’政府文件的论述，忽略了对这一战略进行‘学术’的思考”，特别是忽略了对“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历史、‘中国特色’文化政治”历史与理论关联的深入阐发。(23)其二，“一带一路”虽“成为世界认知和认同中国价值观的重要议题”，但却出现了“公众、媒体和精英的舆论场分化”，一些学者因此建议“加强智库合作和智库外交，积极回应负面评价，主动传播研究成果，影响精英阶层”。(24)其三，有研究注意到沿线国家一些媒体对“一带一路”存在“重经济、轻文化”的认知误区并“定位于经济乐观与政治悲观的”话语两极。(25)其四，一些人倡导“重建丝绸之路在东西方学术交流中的话语意义”，(26)即“回到‘丝路’的文化记忆和历史传统中探讨‘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路径”，(27)以扭转中国长期以来国际学术话语的“断层”和“失语”现状。(28)其五，一些人主张，受“西方话语霸权对中国的抹黑、部分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质疑以及中国自身相对孱弱的国际话语权等因素”(29)所致，“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有共识，更有区域差异、国别差异、群体差异、时代差异”，“有影响力的个人尤其是知名学者、专家在推广‘一带一路’倡议、理性分析‘一带一路’进程中的成绩与问题、创造新的‘一带一路’知识和话语等方面无疑是重要力量”。(30)其六，有研究指出，“一带一路”的“国内视野相对分散且缺乏与外部的交流互动，经常呈现自说自话的情况”，“而境外视野表现出认知匮乏且理解缺位，缺乏能体现实践性的质性研究”。(31)
习总书记于2019年8月亲赴敦煌研究院考察并确立了推动敦煌文化研究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的大方向，认为“敦煌学是当今一门国际性显学”，故要“努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要在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中“努力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以“引导支持各国学者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32)习总书记的此次重要讲话，为中国学界研究“一带一路”指明了方向：明确大历史观的研究思维、对标国际显学开展中外共研、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中打造学术高地、在中外双向交流合作中掌握话语权、在中外共研丝路文明共处奥秘中传播“中国倡议”。
此后，中国学界加快了协同共研“一带一路”的新探索，力求“完善和增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国际话语的时代性、通约性(普适性)和包容性，努力把‘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话语转换为世界话语”(33)，以及通过“基于丝路学视角的‘一带一路’学术话语研究”(34)来传播“一带一路”的本质与意义，探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历史符号的“一带一路”，如何在“多主体、多介质和多方式地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发掘其所“蕴含的普适性价值和世界性意义”(35)，力求构建“一套西方可以接受的知识体系来支撑”(36)的包容性话语体系，避免中国作为首倡国落入“中心主义的叙事方式”而“对其他国家产生压制感”(37)。“一带一路”已“推动丝绸之路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此新阶段，“丝路学不仅包含对古丝绸之路的研究，而且也应包括对近现代的新丝绸之路，特别是当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同时，“20世纪80年代后兴起的一些热门学科，如藏学、敦煌学、吐鲁番学、西夏学、蒙古学、边疆学等，也将丝绸之路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其理论和方法也将引入丝路学研究，促进丝路学的发展和创新”(38)，助力形成中外共研“一带一路”的良好学术生态。
事实上，阐释“一带一路”是一个系统工程。应以习总书记在中央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讲话精神为理论依循与行动指南，尽快形成包容性阐释策略，以消除中国学界存在的“一带一路”应“如何研究”这一研究方法不灵的疑惑。敦煌学的引领学界、丝路学的美欧再盛以及代表丝路学未来的“一带一路”学蓄势发轫等，均表明中外学界对“一带一路”的积极态度与切实努力，这也使中外学者在统一的话语体系内开展学术对话成为可能。故应发掘敦煌学的显学影响力、重构丝路学话语体系、激发“一带一路”学的现实动力，构建包容性研究“一带一路”的阐释策略，助力中外在重释“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中开展学术对话，在价值沟通与增信释疑中实现共建“一带一路”的“心联通”。
综上，中国研究“一带一路”呈现碎片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仍未澄清“谁来研究”“研究什么”“怎么研究”三大疑惑，但习总书记敦煌讲话为中国学界解惑答疑并擘画方向，中国学界正努力探索，以加快形成研究“一带一路”的学术合力，助力提升“一带一路”首倡国学术话语权。
四、提升“一带一路”学术话语权的中国路径选择
2023年是践行党的二十大报告“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恰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目前，中国已与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已成为深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公共产品与国际合作平台。但是，“一带一路”话语权建设已成为制约其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因此，提升中国研究“一带一路”学术话语权成为核心要义，应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努力：
首先，应确立研究“一带一路”的新理念。丝路学研究与“一带一路”研究有何关联性？中外上百年共研丝绸之路的学术传统，可否带动形成中外共研“一带一路”的新态势？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引发全球丝路研究热，但由欧美学派的西方化与政治化所致的话语霸权、中国学派的碎片化所致的学科壁垒使得中外上百年共研丝绸之路的学术传统，难以带动形成中外共研“一带一路”的新态势。
因此，应确立研究“一带一路”的三个新理念：一是立足于重塑“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的“一带一路”新实践，确立将“一带一路”纳入丝路学视阈研究的新理念，在聚焦“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这一丝路学核心议题研究中凿通中外“丝路认知区间”，在中外共研丝绸之路中夯实“丝路精神”的价值认知基础，以及在研究共商共建共享的多边主义治理理念及其实践中形成中外共研“一带一路”的新态势；二是立足于“一带一路”国际学术前沿“美欧领跑与中国失语”的背景，确立跨学科研究“一带一路”的新理念，在发掘敦煌学作为丝路学基石的显学潜力中切实回应敦煌学如何服务于“一带一路”的现实诉求，在“全国一盘棋”的大局观中统筹京甘陕新沪等丝路学研究重镇的学术资源，并在聚合基础学科、应用学科、新兴学科、冷门绝学于“一带一路”研究中形成学术合力；三是立足于美欧上百年把控了丝路学话语权的叙事基础，确立构建“一带一路”包容性话语体系的新理念，在重估“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的新现实中厘清包容性话语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在非西方国家“去西方化”理论重构与丝路沿线国家原创性话语发掘中修正丝路学的霸权话语体系，以及在消解美欧丝路学霸权话语影响、统合中国丝路学碎片化叙事中构建“一带一路”包容性话语体系，助力形成由西方化向全球性蜕变的丝路学话语体系。这三方面共同构成中国研究“一带一路”的新理念，成为提升其学术话语权的行动指南。
其次，应提升阐释“一带一路”的新能力。丝路学话语权与“一带一路”学术话语权有何关联性？“一带一路”首倡国话语权建设中学术话语权的重大学术与现实意义何在？研究发现，美欧学派将“一带一路”纳入丝路学视阈展开研究，体现了其欲将把控丝绸之路研究话语权向把控“一带一路”研究话语权演进的霸权学术本质，且为美西方对华霸权政治提供了学理支撑，使得“一带一路”国际学术前沿的话语权博弈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主阵地。
因此，在“一带一路”首倡国话语权建设中，学术话语权提升具有重大学术与现实意义。应加强阐释“一带一路”的三种能力建设：一是在理论建构方面，“一带一路”是中国外交传统理念及其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从郑和“宣德化、柔远人”的丝路外交，到新中国成立后“睦邻友好”的人民外交，再到近年来“亲诚惠容”的大国外交，其中蕴含由包容型人文观、互惠型经济观及合作型安全观所构成的“丝路精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结伴不结盟的新中国外交理念，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等，这些都需要在理论高度上予以系统总结和提炼，形成“中国视角”的理论分析和判断；二是在实证研究方面，应对丝路外交、人民外交、大国外交的同构性做案例研究，对“海丝”与“陆丝”的异同做案例研究，对朝贡制度与睦邻友好政策的关联性做断代研究，以及对中巴经济走廊、中欧班列、中哈吉丝路申遗、中蒙俄经济走廊等一批“一带一路”示范性项目做案例分析，旨在对中国外交理念与实践做溯源性与多学科的实证研究，为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提供历史经验与现实佐证；三是在对策建言方面，应在扎实的政策研究基础上对“一带一路”共建中所面临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风险做评估、提对策，从政策实施、项目合作、风险评估到有效应对等全方位解读“一带一路”，以回应如何将“一带一路”建成深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公共产品与国际合作新平台这一重大现实命题。这三方面共同构成中国研究“一带一路”新能力建设的要义，成为提升其学术话语权的重要抓手。
最后，应探寻阐明“一带一路”的新策略。丝路学涉华认知功能与“一带一路”的全球认知现状有何关联性？中国丝路学振兴对破解美西方对华认知战这一新挑战的意义何在？研究发现，美欧日丝路学术大国学界研究“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的学术历程实为其涉华认知历程，且通过著书立说与建言献策两种途径，能够影响所在国的对华政策和涉华民意，可能产生正面与负面两类后果。只有了解了共建“一带一路”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丝路学研究动态，才能摸清其知识精英的基本涉华认知，进而评估这些学者影响所在国涉华民意与对华政策的现状，了解全球“一带一路”学术动态、涉华认知现状、对华政策环境等三项联动性指数，为优化“一带一路”软环境提供了有力佐证。但是，“一带一路”的全球认知难以摆脱美欧日丝路学术大国的牵制，且受制于大国战略博弈的霸权干涉，围绕“一带一路”的大国认知战将是提升中国“一带一路”研究话语权的最大阻力。
因此，应从三方面探寻阐明“一带一路”的新策略：一是应精细化研究丝路腹地与中国新疆周边地区与国家。因为共享丝路的历史能在创建今天的信任、合作和贸易形式上发挥重要促进作用，“西域治理”之于当下的全球治理命题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意义，涉疆议题既是美欧丝路学派持久关注的议题，也是美西方政客和媒体炒作“中国威胁论”的抓手。中国学者应对集“一带一路”核心区、示范区、风险区于一体的中国新疆周边地区与国家展开丝路学视阈下的精细化研究，以抓住阐明“一带一路”的难点；二是应联动性地研究“丝路天然伙伴”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上千年的丝路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促成了“地通、路联、人交往”的“丝路天然伙伴”关系，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关系的历史资源与现实动力，使中国结伴不结盟的外交思想在国际体系转型中彰显出建设性作用。中国学者应对“丝路天然伙伴”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展开丝路学视阈下的联动性研究，以抓住阐明“一带一路”的关键；三是应持续地构建丝路学术共同体以催生中外共研“一带一路”新态势。自1877年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引发世界各地学者持续研究丝绸之路上百年，且通过西域探险与研究、丝路跨境调研与考古，以及丝路跨国联合申遗等，已然形成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区性教科文组织—丝路沿线国家文旅组织”所组成的三层级丝路学术共同体机制体系。中国学者应立足已有机制体系基础持续性构建丝路学术共同体，使中外学者在统一的话语体系内开展学术对话成为可能。这三方面共同构成中国阐明“一带一路”的新策略，成为提升其学术话语权的破局关键。
注释：
①王文：《“西方神话”走下神坛，“一带一路”如何重塑国人的世界观》，http://ihl.cankaoxiaoxi.com/2017/0619/2132444.shtml。
②相关成果包括：刘迎胜：《丝绸之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赵声良等：《丝绸之路与敦煌文化丛书》，江苏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马丽蓉：《丝路学研究：基于中国人文外交的阐释框架》，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马丽蓉：《丝路学研究·国别和区域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王义桅：《“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王义桅：《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王义桅：《“一带一路”：中国崛起的天下担当》，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王灵桂主编：《国外智库看“一带一路”》，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赵可金：《“一带一路”：从愿景到行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赵磊：《“一带一路”：中国的文明型崛起》，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冯并：《“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曹卫东主编：《外国人眼中的“一带一路”》，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王辉、贾文娟主编：《国外媒体看“一带一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刘卫东等：《“一带一路”战略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翟岜、王继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指数报告(2017)》，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③王文：《从全球思想价值链角度看“一带一路”研究情况》，http://www.cssn.cn/qygbx/202301/t20230124_5584319.shtml。
④同上。
⑤傅莹：《国际战略智库期待“转型革命”》，《人民日报》2015年4月15日，第5版。
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⑦《国外智库如何看亚投行、TPP及一带一路》，http://world.people.co..cn/n1/2016/0630/c1002-28511909.html。
⑧陈亦琳、李艳玲：《构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中国政治话语传播研讨会综述》，《红旗文稿》2014年第1期，第27页。
⑨丁一：《提升“一带一路”国际话语权的路径研究》，《对外传播》2019年第9期，第28页。
⑩时闻、刘润泽、魏向清：《政治话语跨文化传播中的“术语滤网”效应与术语翻译策略反思——以“一带一路”话语传播为例》，《中国外语》2019年第1期，第79～88页。
(11)耿昇：《伯希和西域探险与中国文物的外流》，《世界汉学》2005年第1期，第98页。
(12)[英]彼得·霍普科克著，杨汉章译：《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13)耿昇：《伯希和西域探险与中国文物的外流》，《世界汉学》2005年第1期，第17页。
(14)马丽蓉：《全球丝路学派比较研究》，《新丝路学刊》2017年第2期，第151页。
(15)耿昇：《法国学者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1期，第2页。
(16)[古阿拉伯]马苏第著，耿昇译：《黄金草原》，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164页。
(17)《习近平在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的演讲》，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6/23/c_1119094900.htm。
(1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http://www.xinhuanet.com/2019-09/27/c_1125047331.htm。
(19)马丁·雅克：《中国被简化成了中共，西方看不到中国的历史与文明》，https://www.guancha.cn/Ma-Ding-YaKe/2021_12_20_619141.shtml。
(20)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925/c1024-25729181.html。
(21)沈福伟：《丝绸之路与丝路学研究》，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09-12/30/nw.D110000gmrb_20091230_2-12.htm。
(22)马建春等：《法文译史巨擘耿昇先生西域史译著的贡献》，《暨南史学》2020年第1期，第257页。
(23)冯妮、王大可：《历史与比较视野下的“一带一路”——评邹磊著〈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经济学〉》，《江南论坛》2017年第8期，第57页。
(24)周亭、程南昌：《全球多语种媒体视野中的“一带一路”传播研究》，《国际传播》2017年第5期，第15页。
(25)甄巍然、刘洪亮：《“民心相通”：基于文化交往的共同体图景——“一带一路”中文化认同的困境与破解》，《出版发行研究》2018年第3期，第8页。
(26)姚慧：《重建丝绸之路在东西方学术交流中的话语意义——〈美国民俗学刊〉“中国和内亚活形态史诗”专号述评》，《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第23页。
(27)赵永华、刘娟：《文化认同视角下“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路径选择》，《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12期，第80页。
(28)王祯、李包庚：《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问题探论》，《理论导刊》2019年第6期，第57页；汪晖、臧小佳：《走进“一带一路”：跨体系的文明交汇与历史叙述——汪晖教授访谈》，《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52页。
(29)王祯、李包庚：《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问题探论》，《理论导刊》2019年第6期，第55页。
(30)钟新、令倩：《从塑“强国”形象到讲“好国”故事：“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重点转向》，《新闻与写作》2019年第7期，第11页。
(31)李唐波：《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当今世界跨文化传播的启示》，载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编：《中国传媒大学第八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9年10月。
(32)习近平：《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0-01/31/c_1125497461.htm。
(33)刘文波：《新时代提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塑造力的进展与路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5期，第158～159页。
(34)马丽蓉：《基于丝路学视角的“一带一路”学术话语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62页。
(35)胡开宝、韩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英译在英美印等国的传播与接受》，《外语教学》2020年第4期，第86页。
(36)郑永年：《中国正在面临西方的知识围堵》，https://www.guancha.cn/ZhengYongNian/2021_06_05_593256_s.shtml。
(37)张旺斌：《推进“一带一路”国际认同的路径探析》，《前线》2021年第3期，第10页。
(38)周伟洲：《中国丝路学理论与方法刍议》，《西域研究》2021年第1期，第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