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在人们热切的企盼中已经到来。作为政治学研究者，自然要思考：进入新世纪，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将会如何？我认为，这将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中国社会发展对于政治学的需要程度；二是人们对于政治学学科价值的理解与重视程度；三是政治学本身以其研究成果对于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三者缺一不可。在这方面，已经过去的50年是可以给予我们一些启示的。
新中国建立后，崭新的政治发展正需要政治学作出相应的贡献。然而，由于对政治学理解的偏误等原因，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政治学在中国被忽视、被取消了很长一个时期。这就无从言说政治学对社会需求的满足问题，更谈不上政治学的发展前景了。改革开放伊始，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发展的启动呼唤着政治学的理论支持。邓小平同志及时地提出了政治学等学科“需要赶快补课”的任务，表明党和国家对政治学学科价值的理解与重视。此后的20年中，重新恢复了的政治学在“满足社会需求”方面作出了不少贡献（如：关于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主张，关于国家职能的分析，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见解等）。这样，政治学在中国逐渐取得了自己的学科地位，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为在新世纪的新发展构筑了平台。总之，50年的事实从正负两方面告诉我们，前述的“三个因素”决定着政治学的发展状况。
以此来思考21世纪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前景，笔者有这样几点看法。首先，正如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新年贺词》中指出的，进入新世纪，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其中，“现代化建设”是核心任务，它需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那么，不难预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步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迟早也会加大力度，迈出新的步伐；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政治领域也必然会有新的发展。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现代化”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不只是意味着经济的发展，而是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整个社会的全面现代化。这里自然也包含着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离开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我们就不可能在21世纪中叶成为基本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概言之，无论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还是从现代化的涵义看，进入新世纪，要完成“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就不能不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而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必定会遇到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发挥政治学的学科优势，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出科学的回答。这就为21世纪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因素--社会需求。
其次，自从邓小平提出政治学“赶快补课”的观点后，社会上（首先是学术界、知识界）对于政治学一无所知的人在减少，相反，开始了解、认同、重视政治学学科价值的人在逐渐增多。至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对政治学研究人才及其研究成果的重视，那是众所周知的。尽管政治学存在的必要性不时受到某些怀疑，但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有所发展。这说明了，社会对于这一学科的价值认定已经难以逆转，政治学在中国的学科地位已经难以动摇。可以确信，随着整个社会日益趋于理性，日益重视科学，在新世纪里，政治学的学科价值一定会被更多的人们所认同。这就为21世纪政治学在中国发展提供了环境因素--学科认同。
最后，重要的问题是，政治学“能否”以及“如何”不断奉献高水准的研究成果，以满足社会发展对本学科的要求。关于“能否”，我想可以作肯定的回答。虽然，政治学研究还面临着不少困难，但经过20年的艰辛努力，“补课”任务毕竟已大致完成，学科基础亦已初步奠定，尤其可贵的是，一支以中青年为主的研究队伍已基本形成。他们有志于深入开展政治学研究，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推动21世纪中国社会政治发展作出贡献。关于“如何”，我想主要从两方面来作答。一是研究重心，二是研究方法。
所谓“研究重心”，就是说，21世纪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应当面向中国社会，着重研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政治发展、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类现实问题。当然，这不是一概排斥政治学的基础研究，也不是一概排斥对于古代中国政治与外国政治的研究，而是强调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对现实中国政治的研究上。其实，即使是基础研究，或者是对古代、对外国的研究，其最终的落脚点也应当是有助于对现实中国政治的研究，有助于推进中国政治的发展。只有这样来把握研究重心并确定其他方面研究的落脚点，21世纪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需求。
在新世纪，对现实中国政治的研究是可以从许多不同视角切入的。
1.从“民主政治”的视角切入，研究民主、政党与法治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的总目标，说到底，都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种民主政治的“中国特色”究竟应当体现在哪些方面？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如何既能适合国情，又反过来能促进某些国情因素（如经济、文化、公民意识）的进步？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如何既能顺应世界民主潮流，又能保持自己的特色与优势？中国民主政治如何既能汲取各国民主发展中的有益因素，又不照搬别国的民主模式？如何不断培植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动力，不断克服相应阻力与干扰因素？如何形成党内民主、国家民主与社会民主的良性互动关系？如何切实发挥人大制度在国家民主方面的特有功效？如何扩大公民参与，为各种利益群体提供顺畅的利益表达机制？如何进一步完善基层民主，增强民主政治对于人民群众的吸引力、感召力？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
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离不开政党的作用。在中国，历史地形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发挥着有效的功能，但也遇到了一系列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诸如，如何准确把握“领导”与“执政”的实际涵义？如何不断汲取维护领导与执政地位的民意基础？如何更有效地实现领导与执政，避免重大失误？如何切实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有效地清除执政党队伍中的腐败因素？如何保障执政党真正做到“三个代表”？如何理解执政党与参政党“政治自由，组织独立，法律面前平等”的实际涵义？如何按照“十六字方针”，切实实施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互相监督”？如何准确把握各民主党派“参政”的含义、途径，并提高其实效？等等。
民主政治同时必定是法治政治，离开法治的民主与离开民主的法治均背离现代政治发展的目标。那末，法治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法治与“权利”、“权力”的关系是什么？“依法治国”可否具体化为“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镇、村）”，乃至“依法治路”、“依法治水”等？“法治”或“依法治国”的重点是否在于“依法治权”、“依法治官”、“依法行政”？凡此种种问题，也都应继续研究。还有，如何在理论上与实践中处理好“人民民主”与“党的领导”以及“法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极为重大，也是相当现实的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2.从“公共权力”的视角切入，研究公共权力的根源、结构、域界、运作及控制等。一般来说，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公共权力。结合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看，有关公共权力的问题也确是一个非常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这里，涉及到公权的根源（权源）：如何切实理解“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如何将这一理解贯穿到对于各种公权的认识和实际运作之中？如何认识各级人大所掌握的“国家权力”（含立法权等）、各级政府所掌握的“行政权”以及各级法院、检察院所掌握的“司法权”都根源于、受托于人民？如何理解执政党的“执政权”、“领导权”以及参政党的“参政权”也均根源于、来自于人民？如何普遍推行并切实完善作为权力委托行为的各类民主选举？
①涉及到公权的结构：中国现行的国家权力结构在横向上是否可用“议行合一”来表达？这一表述与“民主集中制”是何种关系？统观国家权力、党的政治领导权以及基层群众自治权等，应如何从宏观上归纳中国全部公共权力的结构形态？这一结构的特征、特点、优势、弱点何在？②涉及到公权的域界：如何合理地理解与把握国家、政府、社会、政党以及中央、地方的各自权力域界（范围）？如何根据合理的权力域界，设置合理的权力载体--政治机构与社团？③涉及到公权的运作：如何使一切公权依法（或按章）规范地运作？如何确定与追究公权非规范运作的责任？如何补救公权非规范运作所导致的后果？④涉及到公权的控制：如何认识“不受监督的权力必定走向腐败”的终极动因？如何从当前严重的腐败现象中总结公权控制方面的教训？如何评价与完善现有的各类监督机制？如何在控制公权方面寻找真正有效的对策？
3.从“政治发展”的视角切入，研究政治发展、政治改革、政治稳定及其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关于政治发展：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是何关系？政治发展是否也可视为“硬道理”？政治发展可不可预设类似经济发展那样的“三大步”战略？鉴于中国各地区间发展极不平衡，可否在政治发展方面采取“梯度”推进方式？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如何评价20余年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效？邓小平指出的中国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是否仍然存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关键是否仍如党中央与邓小平曾强调指出的那样，是“党政（职能）分开”？如何按照中共十五大确定的方针，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完成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各项任务？21世纪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有哪些新的突破、新的成果？
关于政治稳定：“政治稳定”的实际涵义是什么？如何判定政治的“稳定”与“不稳定”？政治稳定能否理解为总的政治局面（政权、政局）的基本稳定？如何正确理解“稳定压倒一切”？通过何种途径才能达到与维护动态的、持久的、真正的政治稳定？
关于政治发展、政治改革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政治发展是否应当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而推进，或曰，以政治改革促进政治发展？如何尽可能地避免政治改革因触及权力与利益的调整而引发的某些不稳定因素？如何利用基本稳定的政治局面，既积极又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从而促进政治发展，促进民主政治的完善，为政治稳定提供坚实的基础？政治学应当研究这些问题。
4.从“政治制度化”的视角切入，研究政治制度及其与政治文化、政治运作之关系。“政治制度化”通常作为现代政治的重要特征之一。其程度也往往被认为是衡定政治发展（或政治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值得研究的是：50余年来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显示了怎样的轨迹？遵循着哪些规律？为21世纪中国政治制度化提供了何种启示？未来中国政治制度化的突破口当在何处？如何处理好“法内制度”与“法外制度”的关系？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化是什么关系？如何克服传统文化对政治制度化的负面影响？如何培植适应与促进政治制度化的公民文化？政治制度化与政治运作是何种关系？如何使政治制度化不是流于文本，而能体现在政治运作之中？如何有效地避免政治运作偏离与扭曲政治制度？等等。
5.从“政治生态”的视角切入，研究中国政治与中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之关系。政治与任何事物一样，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着，而总是处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之中。政治学应当研究：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利益格局与社会结构的调整，对中国政治发展将产生何种影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政治发展如何适应并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与发展？中国政治现代化如何适应并促进整个社会现代化？在中国，究竟应当让经济先行，再拉动政治，还是政治与经济同步发展，互相配合？所谓“同步”的涵义又应如何把握？政治学还应当研究：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存在着何种互动关系？如何避免“恶性互动”而实现“良性互动”？经济全球化以及中国“入世”将对中国政治带来何种影响？世界异质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以及世界高科技发展的大趋势将对中国政治构成何种影响？在种种影响面前，如何做到存利除弊，为中国政治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对中国政治研究的切入点自然不止上述五个。须知，“21世纪”长达百年，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新的切入点必定会或显或隐地产生。我们只要毋忘使命，牢记“研究重心”，就不难发现各种新的切入点。
所谓“研究方法”，就是说，21世纪中国政治研究应当坚持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继续吸收与借鉴当代科学研究的新方法。诸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比较研究法、公民心理分析法、政治计量法、生态分析法、地缘政治分析法、制度研究法、过程研究法、行为分析法、政策分析法、结构-功能分析法、角色分析法、精英分析法、博弈论等等。借鉴外来的研究方法应与本土的方法论创新相结合，防止食洋不化，生搬硬套。同时，应提倡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结合，互补互通，相得益彰。
近十余年间，我国一些政治学者分别采用制度研究法与过程研究法对中国政治开展了研究。在笔者看来，这两种方法各有特点，各有所长。简单地将制度研究法归结为“照本宣科图解宪法、法律”，“不考察实际政治活动”；而将过程研究法归结为“在大量实证材料的基础上，对现实的政治活动进行描述与归纳”，进而得出贬前者褒后者的结论，是不恰当的。
注重制度研究，是古代近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一种常用方法，而在运用中确实存在脱离实际、囿于文本的倾向。因此，从20世纪中叶起，便受到行为主义的猛烈抨击，从而使经验主义研究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然而，经验主义研究的局限性也逐渐暴露出来。于是，制度研究在西方重新被人们所重视。后来，二者各自作了相应的调整，出现并驾齐驱、相互融合的趋势。
在中国，一些政治学者出版的有关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著述中，涉及到宪法、法律关于“应该是什么”的制度安排。我认为是必要的。因为，当今世界各国虽然没有完全不折不扣地按宪法、法律条文规定的政治制度行事的，但毕竟不能脱离一定的宪政框架与制度背景。中国也不例外。因此，研究宪法、法律，进而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对于研究中国政治来讲是一条必不可少的途径。事实上，中国政治制度研究者并没有对宪法、法律采取“图解”的方法，而是注重深入阐释宪法、法律所规定的政治制度究竟是什么，与国外一些政治制度相比，具有何种特点，以及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而非那样的政治制度。同时，还注重将宪法、法律规定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结合起来研究，总结制度运作中取得的成功经验，探究某些制度在实践中未能充分发挥功能的原因、教训，指出一些具体制度所存在的弊端及其改革思路。诚然，制度研究应当防止流于对“应当是什么”的描述。然而，过程研究也应当防止流于对“事实是什么”的描述。如果过程研究真的仅仅满足于指出实际政治中存在的各种失范现象，那么对于推进中国政治发展也不会有多大裨益。从此意义上讲，在“图解”现实与“图解”宪法之中很难判断孰高孰低。
笔者认为，对于一些学者着重中国政治制度研究，另一些学者着重中国政治过程研究，两者从不同视角、不同方法研究中国政治，都是值得肯定与鼓励的。前者的逻辑应当是：借助比较分析、历史分析等具体方法，重点阐释中国政治制度本身，再结合对现实中国政治的考察，作出关于改革、完善中国政治制度（体制）的思考，以推进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制度化。后者的逻辑应当是：也注意到法定的中国政治制度，但通过收集与分析大量实证材料，重点对现实的政治活动加以描述与归纳，进而对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制度化问题提出己见。事实上，两者都在力图克服“纯制度研究”与“纯过程研究”的弱点，都在保持自己的侧重点及其特色的前提下，努力吸取另一种方法的长处，为中国政治研究，为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制度化作贡献。据此，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不同方法的互补互融，对于中国政治研究十分必要。
总之，确保“重心”，选准视角；注重方法，兼收并用，中国政治研究在新世纪会有新进展、新的生命力、新的发展前景。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