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口普查局不久前公布的2021年人口报告数据显示，与2020年相比，美国人口增加39.27万人，增幅仅为0.1%。这是自190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开始年度人口统计以来，美国人口增长率的最低数字。国际移民减少、生育率下降以及疫情导致死亡率上升等，被美国官方归结为人口增长趋缓的主要原因。但上述原因本身是美国长期人口结构发展趋势的结果，而非新冠疫情带来的新现象。

早在21世纪初，美国国内就有声音认为，美国人口结构正在经历“从几乎是白色婴儿潮文化到全球化多民族国家的转型”。这一人口结构转型是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产业空心化、高科技产业和生产自动化等共同作用的产物。处于全球化中心的美国经历了经济的结构性变化，这决定了它前所未有地需要引进大量移民，进而客观上使美国人口的种族与族裔多样性进入加速多元化进程。

也就是说，美国长期以来人口增长的动能主要来自少数族裔和移民。例如拉美裔在过去几十年里是美国人口增长的主要群体，而墨西哥是这一时期美国最大的移民群体来源国。那么，为何这一动能在近年趋于萎缩呢？因为该动能本身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各主要族裔群体的生育率就已全线下滑，美国“土生人口”特别是欧洲裔白人人口增长乏力。为了解决人口萎缩问题，就需要有“外国出生人口”群体也就是移民的持续增长，并且极大依赖少数族裔保持高生育率。

值得思考的是，虽然除了亚裔以外的各少数族裔生育率整体上高于欧洲裔白人，但近年来美国各少数族裔的生育率也呈下降趋势。那么，美国“土生人口”增长乏力的原因是什么？除了经济结构这一基础性原因，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萧条、严峻的就业形势和日益恶化的劳资失衡等压抑了美国年轻人的生育愿望，美国社会政策的高度市场化导向和年轻人所信奉的社会思潮也是重要因素。

从社会政策导向来看，高度市场化的公共服务和“济贫”色彩浓厚的社会福利政策不利于鼓励生育。美国迄今没有建立起普惠性社会保障体系，企业没有法定义务为其员工提供带薪产假，职业女性只能将带薪假全部用在生育期，并且通过购买保险来降低育儿成本。政府提供的“妇幼营养补贴”等仅限于无收入或低收入家庭，而这些家庭主要是少数族裔，大部分欧洲裔白人无法从中获益。加上与生育相关的社会服务高度市场化，例如托育和教育费用高昂，美国育龄妇女不得不在生育与工作之间进行抉择。

从社会思潮来看，美国年轻一代深受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等思潮影响，传统家庭观念日趋淡化，自愿选择“丁克”或主张性少数群体（LGBTQ）权利的比重逐年升高，对亚裔、西班牙裔、非洲裔等移民的二代和三代的观念产生同化作用。这些社会思潮也是造成美国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美国欧洲裔白人的人口占比急剧下降导致保守派群体危机感上升，近年来“反移民”思潮的社会影响力持续膨胀，正在极大改变美国这个移民国家的移民政策。

随着“婴儿潮”一代进入退休年龄，美国将迎来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土生人口”相比，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外国出生人口”群体中更为突出。这就为“反移民”思潮支持者提供了重要依据，他们认为占据美国移民绝对主体的“链式移民”不但消耗联邦财政资源，还有半数以上移民家庭依赖联邦和各地福利项目。

这股“反移民”思潮更深刻的根源在于传统欧洲裔白人的主体族裔优势地位受到冲击，因而带来严重危机感。从单一族群的对比来看，到2060年，欧洲裔白人在美国人口中的占比预计仅为三成多，并将于2044年从多数族群变成“主要的少数族群”，美国将进入没有任一族群超过总人口半数的多元人口结构。这也是当前美国种族矛盾和文化冲突再兴的原因，一些坚持传统文化认同的美国人为此颇感担心，认为20世纪末以来大量涌入的新移民将造成未来美国“在语言和精神上的分裂”。

其实何止“在语言和精神上的分裂”？在新冠疫情中暴露出来的不同种族和阶层之间的健康不平等性，让美国社会各维度的“分裂”都在趋于恶化。2020年，西班牙裔、亚裔和非洲裔群体的生育率下滑幅度甚至高过欧洲裔白人群体，就是疫情下健康不平等性恶化的副产品。但这一副产品显然并未平息“白人的愤怒”。

“白人的愤怒”引发新一轮“谁才是美国人”的身份认同辩论，背后是两党从各自党派利益出发，围绕人口结构和分布的变化绘制地方选举和总统选举的“人口政治版图”。“白人的愤怒”已经极大改变美国的政治图景，两党极化与社会分裂陷入恶性循环，右翼民粹主义群体炒作的“反全球化”“反移民”和“反社会福利泛滥”议题与此紧密相关。为了确保共和党的选举利益，北卡罗来纳州和得克萨斯州由共和党主导的立法机构重新绘制了选举地图，事实上剥夺了少数族裔社区的选举权……

美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静悄悄的巨变”。它带给美国政治和美国社会的，是前所未有的深刻挑战。(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