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关键词研究以探询概念、术语、范畴、命题等语词所承载的历史语义和文化语境为旨趣。与既有的哲学或美学概念、术语、范畴、命题研究范式有所不同，文论关键词研究于概念的本质属性之外，还留意词语的边缘意涵；为突破术语的单一学科限制，而面向词语所根植的整体文化；由范畴的普遍性与抽象性出发，寻绎词语背后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更注重命题提出与确立的思维过程，而不只是接受与阐发命题判断的结果。通过对词语非本质意涵、跨学科属性、具象化形态和思想史语境的观照，关键词研究正以其特有的旨趣、视角与方法，为新时期的中国文论研究开拓出新的进路。
关 键 词：关键词研究 中国文论 历史语义 方法论
按照现代意义上的关键词研究开创者雷蒙·威廉斯所言，关键词指的是“某些情境及诠释里重要且相关的词”与“某些思想领域中意味深长且具指示性的词”①。作为语言中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音义结合体，词可突破单一文本、作者、学派乃至时空的限制，承载思想与观念，呈现历史语义背后的文化与社会信息。自1995年汪晖在《读书》发表书评《关键词与文化变迁》介绍该研究方法以来，尤其是2005年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译介出版之后，国内的关键词研究以“文论讲座：概念与术语”(后更名为“西方文论关键词”)、“中国文化元典关键词研究”“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美学与艺术学关键词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关键词及当代意义研究”等形式，深度参与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与文明交流互鉴等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可以说，关键词研究作为一种新兴范式，已融入中国学术的现代化、国际化、本土化进程之中。
以学术史观之，现代意义上的关键词研究一面接续了哲学与美学概念、术语、范畴、命题研究的传统，一面又将不可定义性、高度语境化和跨学科视野等新质融入其中②。在中国文论研究领域，关键词与古代诗文评中的“解字”与“释名”传统、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创立期的概念清理、新时期以来中国美学与文论范畴研究，以及方兴未艾的命题研究彼此交会，通常不作细致区分。但是，用关键词的方法研究中国文论，其实涉及古代训诂传统的现代通变(传统与当下)、西方文化关键词研究的中国实践(本土与外来)、从文化关键词到文论关键词的场域转换(理论与实践)等不同理论资源的整合。而且严格地讲，以探询历史语义和文化语境为旨趣的关键词研究具备相当自觉的方法论意识。所以，在国内关键词研究年届而立之际，有必要辨析这一新兴范式与传统的概念、术语、范畴、命题研究之同异及互补关系，既为标记中国文论关键词研究一路前行的轨迹，更为探索其继续进发的方向。
一、非本质意涵：从概念研究到关键词研究
概念是学科建立的基础。早在中国文学学科现代化之初，有关“文”“文学”“文学批评”等基本概念的辨析与“言志”“载道”“神气”等传统概念的梳理，就见诸讲义、教材、论文或著作之中。此后，受到中国哲学史先行研究与西方文论译介的影响，概念研究一度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热点。1957年，张岱年提出“假如想正确地了解中国古典哲学的内容，就必须先了解中国古典哲学中基本概念或主要范畴的意义”③，并率先展开对宇宙观中“气”“太虚”“天”“道、天道”“太极”“理”“神”“体用、质用、本体、实体”等基本概念的研究。1963年，本着“我们心中想到的是……理论问题的澄清，而这只能在哲学的(即概念的)基础上得到解决”④之认识，美国文论家雷内·韦勒克在《批评的概念》中考察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形式与结构”“巴罗克”“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概念。受此中西学术思潮影响，中国文论概念研究的成果大量出现。例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王达津对“体气”“体性”“态度”“姿态”等形象思维概念的集中考察，田福安论“含蓄”概念，李炳海论“文质”概念，等等。近年来，旷新年《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概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系统梳理了“文学”“人的文学”“人民文学”“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典型”“形象思维”“文艺反映论”“文艺与政治”等11个核心概念，余来明《“文学”概念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则聚焦于“文学”这一概念的古今演绎与中西涵化，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体系之建立等论题。
作为人类思维的基本单位，概念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上升，并通过内涵和外延的相互制约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与之相应，概念研究致力于发掘本质属性，从而以精准之内涵与明确之外延，达成概念辨析(如雷内·韦勒克《批评的概念》)、体系梳理(如李怡主编《词语的历史与思想的嬗变——追问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概念》)、历史考察(如余来明《“文学”概念史》)等目标。在《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自序》中，张岱年先生认为“概念是表示事物类别的思想格式，而范畴则指基本的普遍性的概念，即表示事物的基本类型的思想格式”⑤。除了交待写作缘起与整体构想，张先生还用了三段文字说明不予探讨的四个方面。它们包括：(一)“这里着重论述其中意义比较深奥难解、歧义较多的，至于意义浅显易懂的名词术语就略而不论了”，(二)“还有一些名词，出现于明清时代，到现代已成为常用的概念范畴，但在明代以前的哲学著作很少见到，如‘关系’一词，虽是一个重要范畴，却非古典哲学中的基本概念，所以不列为专条”，(三)“本书讲论汉字古义，以西周以来‘约定俗成’的通义为主，不作字源学的探索”，(四)“本书以论述古典哲学中起主导作用的概念范畴为限，对于佛教、道教(有别于道家)以及科学技术(如天文、算学、医学之类)、文学艺术(如诗词、绘画、音乐等)中的名词术语，以其不属于中国古典哲学的主流，而且我个人对于这些名词术语研究不够，除必须涉及者外，大都置而不论”⑥。可以说，张岱年先生的概念研究聚焦哲学概念义的“基本”“主导”“主流”等方面，而非日常、异质、另类等边缘情况。
纯粹的概念研究，会受到学科范围、理论性、主流性的限制，剔除细枝末叶而防止旁逸斜出。关键词视角的引入，可用类似辑佚与拾遗的方式弥补概念研究所忽视的边缘与差异部分。由此，字源学的探索，宗教、科技与文艺的补充，日常用法的佐证，将以一种跨学科的视野和文化通识，呈现词语在历史中的复义性，进而支撑概念本身的理论性或抽象性。例如，《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的“势”有“形势”(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相对位置)、“趋势”(由此等相对位置而引起的变化趋向)、“权势”(统治者具有管束、压制被统治者的权力)三义。但除此主流或本质属性以外，关键词研究还可将视线延伸至兵法、书法、绘画、文学之中(涂光社《因动成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关注盆栽与园艺布置、山川起伏、历史演进趋势乃至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视为“势”的形象化表达(余莲《势：中国的效力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从而多方位呈现经典与日常、历史与当下、理论抽象与情感表达中的“势”。
正因如此，我们在后续的中国文学及文论概念研究成果，如《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概念》的绪论和《“文学”概念史》的结语中，均能发现作为方法论资源的雷蒙·威廉斯及其文化关键词研究。前者称自己“采用了类似勒内·威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和雷蒙·威廉斯《关键词》的描述方式，对这些概念进行梳理”⑦。后者在引述雷蒙·威廉斯对关键词研究的相关论说后，总结路径为：“当研究者将概念、术语词义的形成与迁衍置于其生成的历史文化情境中加以考察时，透过语义的窗口，剖析概念生成、发展的时代性因素，就可以从有异于传统史学的视角获得对概念背后历史文化意涵的理解。”⑧据此而言，近年来的中国文论概念研究已注意到汲取关键词研究法的优长，不惟考察重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而且以历史语义学为方法，关注文论概念的创生与迁衍，涉及新旧词义的断裂，包括感情色彩的翻转等边缘性意涵。
二、跨学科属性：从术语研究到关键词研究
术语是具有严格界定的学科专用语。具体到文学学科的术语研究，早期引领风气的代表性成果当属199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欧美文学术语词典》。该书系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词典》(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1981)第四版的中译本，以短文的形式梳理了从“荒诞派文学”(Absurd，Literature of the)到“机智、幽默和滑稽”(Wit，Humor，and the Comic)等术语之定义及其发展与流变。大致在同一时期，英美学界诸如此类的文学及文论术语研究成果还有：《文学批评术语》(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Frank Lentricchia，Thomas McLaughlin，ed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文学术语与文学理论词典》(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and Literary Theory，J.A.Guddon，Claire Preston，eds.，Penguin Group Incorporated，2000)、《简明牛津文学术语词典》(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Chris Baldick，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等等。受此影响，国内学者还将术语研究引入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领域，如王先霈、王又平主编《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即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和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以外，系统梳理了“文”“品”“知音”“穿凿附会”“摘句”“考证”“六观”“文从字顺”等106个古代文论术语。
语言性、思维性、知识性和文化性构成了术语的四重属性。从形式上看，术语是凝练后的词或短语，是为了适应特定领域内交流需要而进行的语言规范与界定。这一过程又与思维活动相关，因而是特定群体思维语词化的结果。作为语义的载体，术语还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它与学科挂钩，常被用作传达专门领域内相关理论和经验的工具。当然，除了语言、思维和知识属性，“术语(主要是人文、社会科学术语)还具有文化属性，因为它是体现和传承民族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⑨。
这里需要辨别术语的知识属性与文化属性。当术语强调知识属性时，与之相关的“专科”或“专门”便会成为确保知识准确且成体系的必要限定。前述《欧美文学术语词典》与《文学批评术语词典》及其修订版《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均着眼于此。例如《欧美文学术语词典》对“十四行诗”(Sonnet)的解释，开篇便是经典的“××是××”形式：“十四行诗是只有一个‘诗节’(stanza)的抒情诗。全诗共十四行，每行五个轻重格音步，按照复杂的韵脚格式联成。”⑩《文学批评术语词典》在《前言》中亦曾表明编撰宗旨：“我们所要弄清的确切涵义，主要指两项：该术语创立者给定的涵义和其后流行演变中新产生的有广泛影响且具权威性的涵义。”(11)这就有可能导致研究对象的“术语化”，使得研究成果沦为单一的学科术语汇编。换言之，文学术语研究毕竟局限于特定的学科领域，在专业深度与精确度上有余，却在多学科、跨学科乃至超学科的广度上有所不足。倘若只是将“气”视为艺术活动中的术语，关注作家才性、气质以及作品风格之“气”，便会忽视气象、中医、哲学等学科领域中“天气”“病气”“元气”诸说与前述“体气”“文气”的内在关联。
为弥补这一不足，可在文学专业术语研究之中引入关键词的通识视野。雷蒙·威廉斯称关键词“很明显不是属于专门学科领域的专门词汇”，其内涵相较于术语更为广泛——“包含了(一)日常用法中激烈的、难懂的、具说服力的语词，及(二)从专门的、特别的情境衍生出的极普遍语词——用来描述范围较大的思想领域及经验领域”(12)。立足于文学术语的知识属性，又不忘其文化属性，方可在“入乎其内”的专业保障下“出乎其外”，聚焦并诠释“由中华民族主体所创造或构建，凝聚、浓缩了中华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词或短语形式固化的概念和文化核心词”(13)——相对于纯粹的知识性术语，这类观照更贴近关键词研究的宗旨。当然，“术语化”的作用亦不容忽视，它是知识由学科、专业进入文化通识的中间环节。面对内蕴丰富的中国文学，先行的发掘、筛选、整理与诠释，可为关键词研究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和质疑探询的文本依据。正如《关键词》一书致力超越学者或教育委员会的定义却离不开《牛津大辞典》的参照那样，对文学关键词进行术语层面的考察，将有助于构建知识普及、学术对话与思想传播的平台。那么，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凸显文学术语的文化属性，使其保留自身的历史文化基因，保留从专业性通往通识性的能力?
一方面，文学术语的发掘、筛选、整理与诠释需要在文化层面拓展视域。比如“气”的气象学、中医学、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学等专业性梳理，已勾勒出语义的主要脉络。而在特定学科之外，“气”还可以是更普遍意义上的呼吸(气息)、气味、精神状态(气节、气魄)乃至口语中的欺压(受气)和发怒(气恼)，这些同样是文学术语不可忽视的组成要素。它们能调动起接受者的切身体验，借助“知言养气”与呼吸吐纳、“骨气端翔”与气节操守、“气盛言宜”与胸中之气的鼓荡等类比，可有效增强古典文学术语的当下感染力。另一方面，过于局限或专业的术语抑或概念，不可称为文学关键词。比如扬雄《法言》逸文中论圣人文章奥妙所在的“幽深谓之元，理微谓之妙，数博谓之包，辞约谓之要，章成谓之文”(《渊鉴类函·文章》引)，因影响力有限，只能视作使用者个人的创造或定义，而恐怕不可称为关键词。
这也是文学术语研究时所应明确的去取标准，即文学术语层面的发掘、筛选、整理与诠释只是手段，如何解读词语背后的思维方式、言说智慧、人文精神以及核心价值才是关键词研究目的之所在。据此而言，术语研究与关键词研究之间也并非界限分明。例如，《外国文学》2002年第1期到2005年第6期开设的“文论讲座：概念与术语”专栏，在2010年恢复后，便更名为“西方文论关键词”，其中的部分刊文结集为两卷《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2017)。
三、具象化形态：从范畴研究到关键词研究
与概念相较，范畴更为抽象，是“高于和大于一般概念、反映事物规律和本质属性的基本概念”(14)。例如亚里士多德《范畴篇》的十范畴，即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势、所有、主动、被动等最基本概念之“总和”。相应地，“文学批评范畴自然是人们在揭示文学特征及与之相关各方面联系过程中得到的理论成果，是文学本质规律的具体展开形态和表现形式”(15)。如果说概念是认知思维的最基本单位，术语是学科化的静态称名，那么范畴便是超越前两者的“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名言”与“关于一类对象的综合性名言”。(16)在有关范畴的种种论说中，“理论”与“普遍”是两个要点。因其作为理论的凝结点，范畴被视为思维框架上的纽结；又因其具备不囿于学科、学说的普遍性，“范畴可以成为不同思想体系建立的基本概念或基本用辞”(17)。
与概念、术语、命题等形式相较，中国美学与文论范畴研究的相关成果最为丰富。它们不仅呈现为辞典(如成复旺主编《中国美学范畴辞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丛书(如蔡钟翔、邓光东主编《中国美学范畴丛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2006)、专著(如胡建次《归趣难求——中国古代文论“趣”范畴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等多种样态，还细化出发生史探源(如李建中主编《中国古代文论范畴发生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断代史研究(如詹福瑞《中古文学理论范畴》，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中外比较(如周建萍《中日古典审美范畴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等多种面向。不唯如此，在众多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范畴研究领域还孕育出党圣元《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研究方法论管见》(《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汪涌豪《范畴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及其修订版《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等有关“研究之研究”的方法论著作。
在具体的语义分析层面，范畴研究视词语为“思维的纽结”，主张以词语为抓手，实现思想、观念、理论的有序化。正因如此，范畴研究并不囿于微观的语义分析，还在中观与宏观层面关注范畴的主干、序位、层级、分布、组合、联动、结构、体系等问题。党圣元曾以“生生不已”概括范畴的衍生性：“一个核心范畴往往可以派生出一系列子范畴，子范畴再导引出下一级范畴，范畴衍生概念，概念派生命题，生生不已，乃至无穷。”(18)这一衍生体系以“文原论、文体论、功用价值论、作家主体论、创作论、作品论、风格论、批评鉴赏论、通变论(包括发展论、文学史观)”为范畴群落，以“道”“中和”“通变”“气”“兴”“象”“神”“意”“味”“韵”“趣”为范畴群的轴心。按照汪涌豪的归纳，范畴的序位由上到下依次为元范畴、上位范畴(又称种范畴、母范畴)、下位范畴(又称子范畴、后序范畴)，而下位范畴又包括前位范畴与后位范畴(19)。在此基础上，汪涌豪还筛选出“道”“气”“兴”“象”“和”等五个元范畴，认为“这五个元范畴的自身含指、相互关系及其提携起的诸多名言、命题的牵衍整合，已大体勾勒出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及理论批评的基本框架，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范畴体系的基本结构”(20)。成复旺在《中国美学范畴辞典·引论》中，还将中国美学范畴体系的“主干”图示化为主体之“心”与客体之“物”因“感”而“合”汇聚为“品”(21)。以上“主轴”“序位”“框架”“结构”“主干”种种不同说法的背后，隐含了借道范畴这一枢纽、绾结来寻绎中国传统文化及文论之条理、秩序与体系的共同诉求。这既是整理与研究传统文化资源的必经步骤，更是国内学者在西方文论归纳法、逻辑性、条理化、终极追问等冲击下的集体回应。
作为现代意义上中国文论研究的“聚焦点与突破口”，范畴研究有力推动了文献整理、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这一点毋庸置疑。随着古代文论研究的深入发展，范畴研究对体系及其主轴、序位的持续关注，也会导致研究对象的集中化与片面化、研究成果的预设化与同质化等问题，甚至“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乃至“只见主干不见枝杈”，这同样无须讳言。之所以这么说，主要基于以下两点原因。
一方面，如果说古代文论是对古代文学创作、鉴赏与批评实践经验表述的“提纯”，那么范畴作为构成理论的基本概念，便是“提纯的提纯”——它同纷繁复杂的史实至少隔了两层。关于此点，较早从事范畴研究的党圣元对所研究的对象及其方法保持了必要的反省：
批评作为一种意识，其包容面要宽泛得多，范畴、命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些由多样具体而至愈益抽象的批评观念一起构成了一时期批评的总貌，其间又有错综交融，在解释时也必有其不可脱落的关联性。只是找出若干有范畴形式的概念来说明一时期、一阶段的批评，不仅会忽略那些隐含在大量批评实践中的、抽象化程度看来不太高的批评观念或批评意识，同时也必然会导致研究上的片面性、随意性。(22)
另一方面，无论是从中国文论中提炼出若干元范畴或主要范畴进行整体概说，还是以范畴的形式围绕作家、作品、流派、思潮、文体、时代等展开专题研究，都会不可避免地融入研究者的建构性认知，从而或多或少地遮蔽论说对象在历史语境中的客观性与完整度。例如中国美学和传统文化的“体气”范畴，张皓先生将其归纳为四点：一、“表示创作的乡土地域特色”(如“齐气”“燕赵之气”)；二、“表示创作所体现出的性别刚柔的特色”(如“丈夫气”“脂粉气”)；三、“表示不同的社会类别的不同生活习气在创作中的体现”(如“蔬笋气”“头巾气”)；四、“表示作家的风格个性所体现的作品的审美特征”(如“逸气”“豪气”)(23)。上述四点概括非常清晰，但除此以外，“体气”还至少包括而不限于标识年龄的“稚气”“朝气”“壮气”“暮气”，折射心境的“怒气”“哀气”“怨气”“悲慨气”，等等。范畴研究有理论聚焦的优势，也会因百密一疏而面临失焦的风险，其实很难找出一个兼顾各方面的，无滥竽之嫌、亦无遗珠之憾的理论体系。
作为“思维的纽结”，范畴研究以主干、序位、层级、分布、组合、联动、结构、体系等编织理论之网，在“网取”抽象化程度高、理论性意味强的语词的同时，也遗漏了零散的、自然的观念或意识。且不说这“网”的细密程度可能因人而异，即便是再精密，有时也未必就能完全覆盖目标。与纯粹的范畴研究不同，关键词作为“词语的钥匙”侧重于“开启”而非“网住”——词语犹如开启门锁的钥匙，指向门后广阔的历史文化空间。因之，前述研究对象的集中化与片面化、研究成果的预设化与同质化，很可能将不再成为问题。
2008年，范畴研究先行者汪涌豪在一篇访谈中倡导：“以一种‘整合的历史观’，由器物而制度而精神，由语言而习尚而信仰，在社会结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等诸端联通的前提下，在全部历史与全部现实的关系中，对古人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概念、范畴作出全面的网取，从而使之既契合古人的初心和本意，又呈现文心的本质，以及古代文学批评丰富生动的原始景观，这才是对自己文化本位的坚守。在此过程中，只要能达成这样的目的，不管东学西学，都可为我所用。”(24)以“文化与社会”为面向的关键词研究，其可取之处正在于总体视角与跨学科论域对传统范畴研究的补益。兼具“它山之石”与“本土之玉”双重属性的关键词研究，能够而且正在为范畴研究所用。
四、思想史语境：从命题研究到关键词研究
如果说范畴研究一度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热点，那么成果较少的命题研究则是潜在的生长点。相较于前者研究多样态、多面向的不断推进，后者在整体概论、方法探索与个别研究等方面有诸多开拓空间。
由于文论命题独特的性质、功能与价值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命题研究在方法论层面一度没有同范畴研究严格区分开来。例如，王英志于1991年和1992年发表的“清人诗学概念、命题阐释”系列论文，逐一阐释“以诗证心”“词非诗余”“胸襟为诗之基”“我手写我口”“立品为归”“文要养气，诗要洗心”“即景会心”“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等命题。这一系列研究对“命题”与“范畴(包括概念、术语)”在方法论层面并未做细致的区分，而是将前述诸命题研究与“灵机”“刚笔、柔笔”“品格之格与体格之格”“典与凿”“中与边”“天趣、生趣、别趣”“奇与平”等概念、术语或范畴的阐释穿插进行。在多数研究者看来，范畴与命题似乎并不需要严格的界分。对于此点，显著的例证有二。一是《中国美学范畴辞典》。编选者在《例言》中声明：“选目限于中国美学的理论范畴、理论概念，兼及少量重要命题。其余如人名、书名以及体制、技法、流派等方面的一般名词术语概不收录。”(25)照此理解，命题接近范畴，与一般名词术语不同。二是蔡钟翔、邓光东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丛书》。若说丛书中《美在自然》《原创在气》《因动成势》可以理解为书名以命题的形式概括所论之范畴，那么《心物感应与情景交融》《文质彬彬》所论主题便是命题而不只是范畴了。《辞典》与《丛书》均系具有典范意义与较大影响的范畴研究，两者对命题与范畴的连用能够说明问题。
随着范畴研究的不断深入，部分学者的关注点开始由范畴延伸到命题。例如，汤一介依据“形文”“声文”“情文”而论及“画外之景”“弦外之音”“言外之意”三个命题(26)。又如浙江省美学学会组织编写的《中华美学命题概论》(上海三联书店，2016)，分章论说从“观物取象”“易象惟先”到“依法中度”“一画万画”等36个命题，是《美学范畴概论》(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1)的姐妹篇。但正如吴建民指出的那样，“‘命题’概念的偶尔使用并不意味着自觉的专门研究”(27)。或者说，命题研究虽受到范畴研究的影响与带动，但毕竟不同于范畴研究，而自有其学术宗旨与研究方法。有鉴于此，吴建民《中国古代文论命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在解读文论经典命题“发愤著书”、画论经典命题“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经典文论著作《文心雕龙》创建的命题(如“政化贵文”“情见乎辞”)、经典文论家韩愈与苏轼创建的命题(如“不平则鸣”“诗中有画”)，以及《老子》《周易》哲学命题(如“无为而无不为”“立象尽意”)之文论义的基础上，还尝试说明古代文论命题的性质、特点、功能及其与范畴之区别。
命题一般指由范畴构成的判断语句。按照这一对命题与范畴的辨析，“二者性质上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句子’或‘短语’，而后者是‘概念’”(28)。两个字构成的命题与两字范畴特别容易混淆，分析其间是否包含判断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法。比如袁枚《续诗品》有“著我”一品云：“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著我。”“著我”本系“作诗应著(显现)我(自我)”的缩略表述，属于动宾式的判断。从这种意义讲，“著我”是命题，有异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雄浑”“冲淡”“沉着”等范畴。
近年来，张晶发表多篇论文倡导从范畴到命题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范式转换，认为“美学命题是陈述的客观性和价值的取向性的双重属性的合体”(29)。命题的要义是陈述与判断，相应地，命题研究的题中之义除了判断的结果(“是什么”)，还应包括判断的缘起(“为什么”)、推导的过程(“如何”)和产生的效果(“怎么样”)。方兴未艾的命题研究，往往停留在说明“是什么”的阶段，只有少数个案解析会在开头或结尾谈到“为什么”或“怎么样”，至于命题得以成立的最关键环节“如何”则几乎不会涉及。在已有的命题研究基础上，引入关键词考察词语“何以关键”的视角，将有助于克服只关注静态判断结果的不足，从而整体观照命题提出、确立、接受的全过程。这一动态的思想史回溯包括三项主要内容：
一是命题提出时的针对者。文论命题内含判断，或是旧观念的反拨，如“诗缘情”是对“诗言志”的补充，“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是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纠正；或为新现象的概括，如戏曲兴而有“立主脑”，欲主张新小说而有“熏浸刺提”；抑或是衡鉴诸说的概括之论，如“文质彬彬”“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等等。一言以蔽之曰：命题之判断，皆有为而作也。
二是命题的推导过程。即分析该命题究竟源于归纳，演绎，还是类推?它们如何在同时期相近或相反命题的竞争中胜出，又如何在此后不断扩充新义而产生持续影响。举“献诗陈志”这一“诗言志”命题的分命题为例说明之。言及“献诗陈志”，后人多引《国语·周语》所载邵公之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那么，为何是“诗”而非同时期的其他文体(如瞽献之“曲”、史献之“书”、师之“箴”、瞍之“赋”，等等)为文论所记忆呢?或者说，“诗”如何在同类文体中胜出，成为士人的最佳选择?这是命题研究需要解答的。
三是命题的接受情况。某一命题自提出以后面临了哪些争议，又达成了哪些共识，有哪些经典性的论者与论著在何种程度上增补、限制、修正了该命题的判断，都是追问的对象。例如，在“诗可以怨”命题接受史上，两汉之际的屈原评价之争便是绕不开的关口，经过刘安、司马迁、班固、王逸等人的彼此辩难，“能否怨”“如何怨与不怨”等问题得到澄清，“主文谲谏”“怨而不怒”与“发愤抒情”“发愤著书”等内涵得到强化。
由此，结合命题的构成形式，理想的研究应包括文字学意义上的命题题眼考察、文化学意义上的命题语境还原，然后才是文学与文论意义上近义命题与反义命题的勾连。
题眼在逻辑学中被称为命题的“主项”与“谓项”。如“诗言志”之“志”、“诗可以怨”之“怨”、“得意而忘言”之“忘”，以及“观物取象”中的“观”与“象”、“大音希声”中的“音”与“声”，它们在命题及其判断中也起到定位与导向的作用。
语境包括文本小语境与文化大语境。先看文本语境。前面提到的司马迁“发愤著书”两现于《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由于前者为朋友间的坦诚交谈，充满了悲怨之怒和绝望之情，这就有异于后者在公开场合下有所克制的愤懑与郁结。(30)再说文化语境。陆机《文赋》曾言“诗缘情而绮靡”“藻思绮合，清丽芊眠”，这“绮靡”“绮合”连及当时的“至若文者，惟须绮毂纷披”(《金楼子·立言》)之“绮毂”喻文，其背后是魏晋六朝文人以丝织品为贵，进而以锦绣之形象和质感譬喻文章之美的历史文化语境。
近义命题与反义命题圈定了正题的论域。此即汪涌豪所言，“既重视正题的阐明，又注意反题的存在，进而照见合题的意义，才能使一个对象菁华毕出，一个研究题无剩义”(31)。例如“言尽意”与“言不尽意”、“发乎情止乎礼义”与“文章且须放荡”、“文章乃经国大业”与“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文如其人”与“文不如其人”、“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等，唯有俪比通观方得全解。
在学术史视野中，“进路”既是一路前行的轨迹，更是继续进发的方向。就轨迹而言，传统概念、术语、范畴、命题研究之学术方法及相应的旨趣、原则、焦点与规范不同，使得以词汇为基本单位的中国文论研究成果多元互补；就方向而论，新兴的关键词范式又可通过对非本质意涵、跨学科属性、具象化形态和思想史语境的关注，为前述四种研究的深入拓展提供继续进发的动力。《文心雕龙·通变》赞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32)其斯之谓矣!
注释：
①(12)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9、27页。
②李建中：《元典关键词研究的中国范式》，《河北学刊》2020年第2期。
③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与演变》，《哲学研究》1957年第2期。
④雷内·韦勒克：《批评的概念》，张金言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⑤⑥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华书局2017年版，《自序》第2、3-4页。
⑦旷新年：《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概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4页。
⑧余来明：《“文学”概念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61页。
⑨叶其松：《术语研究关键词》，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0页。
⑩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朱金鹏、朱荔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33页。
(11)王先霈、王又平主编：《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13)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编委会编：《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第1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14)蔡钟翔、涂光社、汪涌豪：《范畴研究三人谈》，《文学遗产》2001年第1期。
(15)(16)(19)(20)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7、377-379、463页。
(17)成中英：《中国哲学范畴问题初探》，《中国哲学范畴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18)党圣元：《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
(21)(25)成复旺主编：《中国美学范畴辞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7页。
(22)党圣元：《返本与开新：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阐释》，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4页。
(23)张皓：《中国美学范畴与传统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1-62页。
(24)(31)汪涌豪、马兆杰：《志在与古人结心——汪涌豪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8年第7期。
(26)汤一介：《“命题”的意义——浅说中国文学艺术理论的某些“命题”》，《文艺争鸣》2010年第2期。
(27)(28)吴建民：《中国古代文论命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3、13页。
(29)张晶：《从范畴到命题——从文艺美学回望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文学遗产》2021年第2期。
(30)李建中：《汉字批评：文论阐释的中国路径》，《江汉论坛》2017年第5期。
(3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