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陶瓷文化源远流长。陶瓷的烧制、使用和品鉴的一系列用语，深入渗透到中国文论的建构当中，深远地影响中国文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

中国有悠久的陶瓷文化，有考古实物证明，也有早期文献依据。河姆渡出土距今约7000年的陶埙，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陶瓷乐器。（戴微著《中国音乐文化简史》）这样，东汉马融《长笛赋》描述上古音乐盛况，所谓“暴辛为埙。”就不再是文学性的虚构，而是历史真实场景的回响。《周礼·春官》：“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其中“土”就是陶制乐器。郑玄注曰：“埙，烧土为之，大如雁卵。”《说文解字》：“壎，乐器也。以土为之，六孔，字亦作‘埙’。”《风俗通·声音篇》：“埙，烧土也。围五寸半，长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为六孔。”早期的音乐一般用于祭祀等国之大典，《礼记·郊特牲》所谓：“器用陶匏，尚礼然也。”郑玄注：“此谓太古之礼器也。”所以，陶瓷很早就成为重要的礼乐之器。基于诗乐不分的文化背景，我们可以说，陶瓷很早就参与中国文学话语的建构。陶瓷除了运用于祭祀大典等重要场合，也作为日常用品逐渐广泛使用。《周礼·考工》：“陶人为甗。”甗，是一种用于蒸煮的日用陶器，说明陶器又广泛地使用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上至国家大典，下到日常生活，都有陶瓷的身影，陶瓷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符号。人们从各自的角度领悟到不同的文论思想。

富于哲思的人从陶瓷领悟到抽象的哲理。《道德经》十一章：“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陈鼓应注云：“埏，和。埴，土，即和陶土做成饮食的器皿。”（陈鼓应著《老子注译及评介》）老子从陶瓷领悟到无用之用的辩证哲理。《荀子·性恶篇》：“陶人埏埴而为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夫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则瓦埴岂陶人之性也哉？”荀子由陶人制器，他想到的是人要不断通过学习去除本性之恶。

制作陶器，首先要有一个模型。《论衡·物势》：“今夫陶冶者，初埏埴作器，必模范为形，以土曰型，以金曰熔，以木曰模，以竹曰范，四者一物而材异也。”由陶瓷的这个生产环节，人们想到文学要学习前人，要以经典为范式。刘勰所谓“熔钧六经。”（《文心雕龙·原道篇》）“设谟以位理。”（《文心雕龙·情采篇》）“熔范所拟。”（《文心雕龙·定势篇》）“熔铸经典之范。”（《文心雕龙·风骨篇》）其中“熔钧”“谟”（同“模”）“熔范”“熔铸”等词语就是来源于陶瓷设模制器的生产用语。

文学创作，要求作家在动笔之前，排除一切世俗的干扰，凝神静气。这样，作家的思维才能“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陆机《文赋》）。刘勰说：“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文心雕龙·神思篇》）“陶钧”本指生产陶瓷的转轮，这里比喻作文思维活动。

文学作品从构思到完成，要不断地打磨，就像陶泥初坯要经过晾晒、打磨、烧制一样。刘勰说：“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文心雕龙·宗经篇》）其中“极”字宋本御览六百八引作“埏”字，杨明照认为，御览本是。“作‘埏’，始能与下句之匠字相俪。老子第十一章：‘埏埴以为器。’河上公注：‘埏，和也。埴，土也。和土以为饮食之器。’荀子性恶篇：‘故陶人埏埴而为器。’”杨明照所说极是，“埏”原本就是泥瓦匠的生产活动用词。类似的还有“陶铸”一词，刘勰说：“陶铸性情，功在上哲。”（《文心雕龙·征圣篇》）“陶铸”本意即烧制陶瓷，如《庄子·逍遥游》：“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刘勰用来比喻文学去伪存真的复杂过程。这样，一个生产活动的日常用语自然到文论话语的建构之中。比如清代陈元辅说：“用典之法，须于平日多读书上博闻强识，融会贯通，将古人陈迹几经陶铸，千椎百炼而出之。”（《枕山楼课儿诗话》）也是这一话语转换的用例。

不同的作家，由于生活环境和社会阅历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创作个性。刘勰说：“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文心雕龙·体性篇》）《颜氏家训·慕贤》：“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两段文字都用“陶染”一词。这就好比制作陶器，同样的陶土甚至同样的初坯，经过不同的陶工就会形成品质不同的陶器。元人《诗家一指》：“犹陶家营器，本陶一土，而等差非一。然有古型今制之别，精朴粗窳之殊，贵各有体用型制之似尔。诗则诗矣，而名制非一。”正是以陶喻文的生动言说。

从“陶钧文思”到“陶铸性情”，再到“陶然所凝”，陶瓷生产制作的一系列用语成了中国文学从构思、创作到鉴赏的文论话语。中国文论的陶瓷叙事，说明中国文论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鲜明特点。

（作者：吴中胜，系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