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历史与现实的问题是新时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崭新课题。本文基于习近平关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论述，借助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所蕴含的方法论，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共同价值、可交往性和新时代的价值凸显等方面，来讨论中华文化对人类共同价值的贡献，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思考，梳理其历史演进，分析其现实的状况。从价值属性角度探讨中华文化所具有的价值规范性和普遍性，从内容本质属性分析其人类的共同性，然后通过可交往的共享性，分析中华文化的时间绵延与空间延展之交往逻辑，阐述中华文化价值的人类共享之历史性与可能性，最后从新时代的新格局与新趋势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类共同价值的凸显。
一、习近平关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和文明交往互鉴的重要论述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他创造性地概括出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即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和突出的和平性。习近平对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理论概括，具有重要的世界观、方法论意义，对深入研究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历史与现实具有指导意义。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永不间断；创新性意味着它随时空而创新，具有进取精神和无畏品格，具有强大的时代生命力；统一性表明强大的凝聚力和共同精神信念；包容性意味着中华文明的交往性和开放性；和平性意味着主张和平、合作与发展，注重世界秩序与规则的维护，看重全球文明交流互鉴，不搞文化霸权。这些特性的概括深刻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特性，指明了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广泛的传播力、影响力。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这清晰地表明，中华文明决不闭门造车、孤芳自赏，不搞所谓的“党同伐异”、零和博弈，而是尊重多样、分享差异、“和而不同”，坚持文明对话与互鉴，从而具有世界的交往性和人类的普遍性。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绵延一万余年，为人类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在漫长历史的创造、积淀、传承与发展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了诸多的人类共同价值。这些共同价值既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构成民族的心灵共同体，又对其他文化族群产生激发效果，回应人类共同的关切。在新时代，这些共同价值在人类生存与发展中显得尤其重要，也愈加显著。2015年9月，习近平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首次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2022年10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在论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习近平强调：“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这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人类的共同价值，这些价值不仅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而且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构建。
习近平颇为重视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论探索。他提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此论断具有深厚的理论性、历史性和实践性。他对文明交流互鉴的认识涉及对文明和文化的本体论的追问。文明的多彩性、平等性、包容性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前提和动力。人类文明是多彩的，如同阳光有七种颜色，如《孟子·滕文公上》所云“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又如陈寿《三国志》所云“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人类文明丰富多彩的事实为人们提供了文明互鉴的价值。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蕴含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因为它具有文明的多彩性、平等性和包容性，具有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前提和动力，彰显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规律，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习近平认为：“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论述涉及中华文化跨文化交往的历史事实，也融入其自身丰富而生动的世界文化体验。他说，汉代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和119年两次出使西域，向西域传播了中华文化；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的活跃期，促进了中华文化远播世界。其中有冲突、矛盾、疑惑、拒绝，但更多的是学习、消化、融合、创新。在习近平看来，“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他从世界文明体系中，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高度，从全球文明的视野理解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鲜明的理论性、思想性和政治性。
中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其积淀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也是人类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含了精神文化价值的普遍性和世界性，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奠定了重要基础。习近平关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概括以及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论述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历史与现实的讨论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属性命题
一般而言，价值是事物对人类主体的对象性关系，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辩证统一。一旦价值形成，就具有规范性和普遍性，从而对人类群体产生影响。以此而论，中华文化具有价值属性，它与人类构成了功用性的对象关系。从本质上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三种主要的人类共同的功用性价值关系。
第一，以求真为根本的认知性价值。追求认知性的真理是人类共同的价值。人类要存在与发展，必须不断探究宇宙、社会、人生的真理。卢卡奇指出：“人本身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他致力于对这个世界摆脱开各种人的眼光而按其原来的面貌尽可能正确地加以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真理性探索与追求，真理之精神是追求根本、根源、始基的精神。《周易》乾坤二卦是追问天与地之根本，探究宇宙自然之基，“元”则是大、是始、是原。《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道德经》第一章追问道之本性：“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佛经注重“救拔生死根本”，直达“真如”，“解如来真实义”，“了佛真实性”。《文心雕龙》第一篇是《原道》，追问文之始源，“文之德”与“天地并生”，“肇自太极”。刘勰对文学本性的探索则是探树木之根本、水波之源泉，如其《序志》所言“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王国维《人间词话》探寻词之本，寻出境界概念，曰：“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可以说，认知性追求相关论述，在中华文化文献中俯拾皆是，既有仰观俯察也有普遍必然之理。求真的内涵包含了人对宇宙自然的实践与观察，人类社会群体的真相以及个体内在性情之真诚。这些认知性价值，蕴含着丰富的智慧，适用于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的生存。
第二，以良善为目的的伦理政治价值。人是社会的、群体的动物，人与人的关系构成伦理道德规范，形成权力分配关系，因而伦理政治是人类共同关注的核心命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追求良善为目的，是人类共同追求和向往的目标。可以说，追求美好生活是共同的价值导向。中华文化蕴含的伦理政治是良善。儒家伦理道德所追求的“仁、义、礼、信”奠定了良善的重要基础，这些道德价值调节个体的欲望与理性，也规范个体与他者的人伦关系，还关乎着君王的“民本”的政治基础。中庸之道、和而不同、文质彬彬，是实践理性的，是个体生存之道、处事之道、治国之道。老子所谓“无为而治”“上善若水”，释家所宣称的“慈悲”“怜悯”“平等正觉”“善恶之道”等，皆注重善之品格。中国文学从本性上都是追求良善、规避邪恶的，从不同时空以不同路径探索美好生活的可能性。这些崇尚良善的伦理政治价值无疑是人类的共同价值。
第三，以自由为理想的审美文化精神，体现无用之大用。人类的存在往往受到现实的物质性、功利性、有限性的束缚，因而始终追求具有多种可能的自由境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追求愉悦的、丰富的自由精神，形成了具有审美性的文化形态，构建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对人类的精神文化价值的探索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华文化注重游之自由性与美之陶醉，追求愉悦之心性，为人类共同的审美价值做出了贡献。《论语》载孔子游艺之雅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述而》）老子“致虚极，守静笃”；庄子则尚“逍遥游”，“解衣盘礴”，“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庄子·养生主》）。佛家注重“清净”“空寂”“妙悟”，如神秀之“心如明镜台”，慧能之“心为明镜台”。又如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的“气韵生动”，陶渊明的“心远地自偏”，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提出的“神与物游”，严羽《沧浪诗话》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叶燮《原诗》所谓“冥漠恍惚之境”。中国文学艺术对虚实相生、情境交融、意蕴幽微的意境的创造既形成了中华美学的独特性精神，又具有人类共同的审美价值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蕴含人类共同价值，是因为它不仅具有人类追求的认知、伦理政治和审美自由精神等价值属性，而且逻辑地、历史地参与人类共同价值的构建。这种构建基于中华文化的可交往性及其带来的开放性、包容性。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可交往性逻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价值共享的可交往性逻辑。中华文化不故步自封，也不夜郎自大，而是蕴含着交往对话的诸多可能性，其话语不是独白，而是考虑他者，具有主体间性的对话性。站在他者的角度进行思考，对自身的促进与提高，是中华文化交往性的关键点。不论是人与宇宙自然的往来，还是人与人的交往，抑或人对自身的反省，皆透视出可交往性的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具有逻辑方法论的意义，世界文学的形成是基于普遍的交往性，类似于康德关于美的可传达性的理解。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一定程度上发展起来，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交通与交往形成了从民族性向世界性延伸的内在逻辑：“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按照这种逻辑方法论，中华文化由于其可交往性而形成人类的共同价值。儒家思想最重“仁”，此字则是个体与他者之交往性的凝聚。许慎《说文解字》说：“仁，亲也。从人二。”作为会意字的“仁”则是表达两人或多人之间的“密至”。段玉裁注曰：“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以相人耦为敬也。”“独则无耦，耦则相亲。”
《论语》记载了孔子所看重的主体间交往的思想，尤其表现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基本的交往准则。儒家之礼蕴含着交往性，“礼尚往来”成为常识，“好客”“尚友”则是自古有之，寻觅知音、拥有朋友，是人生之乐。孔孟明确表达了这些思想。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孟子告诉万章说：“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中华文化的交往性使人之心智开阔，心在交往中被打开。《尚书·尧典》载，虞舜命夔典乐，以诗乐教胄子，以“诗言志”打开长子之心胸，使“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宋明理学则达到心之大，“不私其身”，“无我而后大”。中华文化的话语在指向性方面多具有时空的世界性与逻辑的周全性，诸如“天”“地”“人”“一切大众”“诸天人民”“普天之下”“四海之内”“大同”“世界”“千古”“万世”“周易”“无不周遍”“广宣流布”。汉译佛经有所谓法音普及无边界，诸天各共，“无数之众，悉共大会”。这种开放的话语指向性与交往之诚信（言而有信）、平等性，使中华文化具有广泛的对话性和普遍的交往性。
正是内含可交往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形成一个独特的文化体系与空间，既能够吸纳异质的文化元素，又能够面向他者，为他者提供共享的可能性，保持自身的生命力与文化韧性。它在空间上形成了四层文化共享圈：一是中华民族内部的汉语言文化圈，二是中国多民族凝聚的中华文化圈，三是以中国为中心向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辐射的亚洲汉文化圈，四是融入全球共享的世界性的文化共享圈。因此，从逻辑上看，可交往性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人类共同的价值得以可能。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往的历史轨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久不衰，持续充满活力，形成了可交往性的历史轨迹。中华文化从起源伊始到当代不断实现其交往性与共同性，以各种方式和路径获得他者的理解与共享，在对话中创新，成为异域文化思想的激发元素与呼应者。可以说，一部中华文化史，就是一部中华文化与异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是一部逐步把自身价值演化为人类共同价值的历史。
《穆天子传》载周穆王（约前1026—约前922）周游列国，遇见西王母，彼此酬答，相互分享，彼此馈赠，美美与共。“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之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自汉张骞凿空、丝绸之路形成，中华文化与西域文化交流频繁。在唐代，普遍的交往构建使中华文化成为人类文化价值的共同理想。日本学者遍照金刚所编撰的《文镜秘府论》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空海深修汉文，深究《论语》，学《毛诗》《尚书》，受六朝至唐诗文及诗论之熏陶，后又随使入唐，寻道求法，承持慧果高僧衣钵，深度介入汉文学活动，这些跨文化的研习与交往奠定了《文镜秘府论》编撰的基础。以编撰中国早期诗论为主的著作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成果。卢盛江指出，《文镜秘府论》是日本汉诗学的第一部著述，深深地融入日本文化之中，其千年来一直在日本流传，对日本文学与文化自然有着重要影响。它本身就成为日本汉诗学的重要著作。《文镜秘府论》在日本编撰和流传的过程，实际上是《文镜秘府论》诗学和声韵学日本化的过程。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借海上丝绸之路打造了崭新的中西文化交通、交流、交往路径，随着西学东渐之路，中华文化逆向西方传播，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理性思想的价值认同。法国启蒙运动主将之一伏尔泰把中华文化置于人类历史文化的共同价值坐标之中。受传教士对中华文化的翻译、研究与传播的影响，伏尔泰高度认同孔子的儒家思想，其《风俗论》从人类理智的层面肯定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与悠久性，在艾田蒲看来，这意味着“世界历史始于中国史”。伏尔泰指出，中国人“完善了伦理学，伦理学是首要的科学”。可以说，在清康熙、乾隆时代，在18世纪的欧洲，儒家思想融入欧洲启蒙运动的唯物主义与理性文化之中。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传教士、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深谙中华文化之精髓，致力于译介中华典籍。其《易经》翻译在西方影响深远，《易经》被认为“毫无疑问是世界文学（文献）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其象征符号智慧在印度和欧洲也占据重要地位，其道论可以被视为荣格意义的人类原型，“不论其假设是否能适用于所有特殊情况，但是其基本概念包含着真理”。卫德明（Hellmut Wilhelm）在其父翻译的《易经》第三版《序言》中谈及的观点具有启发意义：“目睹父亲《易经》的翻译重新面世，我异常兴奋，又颇为自傲。它得到广泛而持续的接受，这确证了父亲的坚定信念，他呼吁传播这种信念：当《易经》得到不仅中国特有的而且人类普遍的条件检验时，不仅得到中国特有的而且人类普遍的心智发展过程检验时，《易经》在中国思想史和思想系统中的巨大意义就会涌现。”
在19世纪末以及整个20世纪，西方现代性受到普遍质疑，欧洲文化遭遇严重危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西方文化视野，成为西方文化摆脱困境的有效选择。卫礼贤指出：“中国智慧成为现代欧洲的拯救者。”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都成为“拯救者”。不论是德国的海德格尔对老庄、禅宗的对话，还是捷克新马克思主义者斯维塔克（Ivan Svitak）受庄周梦蝶论的激发，或者美国的马斯洛对道家文化的非目的性、非动机性的吸收，这些皆透视出中华文化的独特性与普遍性，这些跨文化阐释拓展了中华文化的人类价值普遍性。斯维塔克的代表著作《人及其世界》直接引用了《庄子·齐物论》庄周梦蝶的故事：“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他论述说：“倘若马克思苏醒过来，依据他死后所建构的形象来界定他自己，那么他会发现自己处于庄周同样的情形。马克思，像2000年前的中国哲学家一样，会掌握悖论的真理问题。他会借助于现实的悖逆和悖论来掌握，因为他天赋极高，对世界中的自我和自我中的世界有清晰而精确的意识。”匈牙利著名汉学家德盖伊在20世纪60年代的著作《中国3—6世纪文体论：刘勰诗体论》中借助于中西文论、美学的跨文化阐释从而发现了刘勰文学思想的普遍价值：“刘勰不仅是中国文学理论最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更准确地说——是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奠基者，他把它提升到科学的高度。”
五、中华传统文化的人类共同价值性在新时代的凸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层面具有人类的普遍的适应性、规范性与理想性，其以可交往性的逻辑与历史演化，不断从民族性向世界性进行现实的演化。这种情形长期被遮蔽、被误解，甚至被贬低。在新时代，中华文化的人类共同性价值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这可以从阐释、媒介大众化与文明互鉴三个方面来审视。
第一，深入阐释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价值。价值是物与主体之间的利益性关系，阐释是把作为对象的中华文化和当代的阐释主体联系起来，构成一种有关意义的物我对话。因此，深入系统地阐释中华文化，意义之泉不断喷涌而出，传统在当代获得伽达默尔所谓的新视域（horizon），这样中华文化因现代性转换而获得人类价值的普遍性。对中华文化的阐释，绵延数千年。随着文献不断出土与整理、文献愈加准确之考辨、意义多样性与复杂性的阐释延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已经积淀成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符号系统。这个系统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不断演化为人类的共同价值，赋予人类生存与发展以启示意义。
第二，数字传媒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众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助于现代大众传媒进入普通人的生活空间。在新时代，媒介高度数字化、网络化，高密集的信息容量、瞬间便捷的速度以及数字化的生存推动中华文化的存在方式与交往模式从物质性媒介向数字化传媒嬗变。因而传统的文化信息和文化价值无处不在，如盐溶于水，渗入日常生活，演化为当代生活实践的有机元素。借助于媒介传播的强大力量，中华文化的交往性被前所未有地实现，既彰显中华文化在新时代的生机活力，又获得人们普遍的价值认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传媒化不仅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而且是对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譬如2018年故宫博物院与凤凰卫视联合出品的《清明上河图3.0》，把北宋画家张择端创作的物态的绘画精品转换为虚拟的沉浸式体验空间，激活并延伸了作品的审美体验。据报道，展演坐落于故宫较为中心的地带箭亭广场，展馆占地约1600平方米，以高科技4D球幕体验、360度环绕的全息立体空间还原长卷风貌。整个展演由《清明上河图》巨幅多媒体长卷、孙羊店沉浸剧场、虹桥球幕影院三个展厅，以及一个北宋人文体验空间组成，多维度、最大化地营造观展的沉浸感和互动性。从内容上看，30多位画师历时两年，全手工描线勾勒，814个人物、大小船只、车马树木等，线描稿超十万张，再一帧一帧串联重叠制作，“保证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动作的神韵不被丢失，最大限度还原画作的质感与美感”。《清明上河图》从水墨绢本的皇家私藏到东北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馆藏，从高清版视觉化呈现到3D的动态展现，再到新时代融媒体与跨媒介的4D沉浸式体验，其审美价值借助于媒介技术不断延伸与拓展，从而更有效地实现其审美性的价值共享。可以说，由于数字媒介化，这幅“神品”之作大放光彩，成为当代精神领域的公共财产。
第三，文明互鉴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共同性。在新时代，文明互鉴的理念与实践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在深入而直接的交流互鉴中愈加清晰。随着跨文化交往的频繁与深入，文化冲突、偏见与误解向文化共享转变，中华文化的价值得到众多文化族群的理解，从而实现从价值特殊性向价值普遍性与共同性转化。中华文化的跨文化阐释是文明互鉴的有效方式，是实现价值理解与认同的重要路径之一。其多语种的翻译同时是多文化的解释，其异域的研究阐释则是文化价值的开放与对话，其在世界文化系统之间的接受体验，则是文化价值的分享。在新时代，这些跨文化阐释更为突出，也更具有系统性和世界性。中华文化的价值共同性形成了跨文化的阐释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又激活中华文化的价值魅力。中华文化借助于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政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通过国际中文教育、人际传播、互联网、翻译阐释等有效方式，深入接触异域文化系统，在彼此越来越直接的交流互鉴中展现人类心智的共同性与普遍性的独特贡献，在跨文化阐释中形成价值理解与价值共享的精神共同体。西方著名哲学家与美学家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参与中国学术交流、中西文明对话，与中国学者面对面进行论辩，考察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以及四川具有儒家文化特征的武侯祠、蕴含中国佛教文化的峨眉山、彰显道家精神的青城山、突出古蜀文明的三星堆、金沙博物馆等文化景观。这些跨文化的交流互鉴深化了她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同，推动其从以往的审美想象与文化误解到现实学术共同体的转化，以使她能够在真实的中华文化中找到“在家感”。
综上所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精神与智慧的体现，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它蕴含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基础在于其价值内涵的人类共同性和价值指向的可交往性。这在历史上得到具体的确证，具有漫长的历史轨迹和广阔的空间维度。在新时代，文明互鉴更为深入广泛、多元共生、理性智慧、平等互惠，中华文化所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也愈加显著，也更广泛地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认同。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原文刊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2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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