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初，康熙皇帝设立了以“肄武绥蕃”为目的的皇家狩猎场——木兰围场。木兰围场的设立，带来了清代以后当地的首批定居者——围场驻防八旗兵丁。木兰秋狝期间，皇家宗室、各部院官员、蒙古各部的王公贵族、少数民族首领等各民族成员汇聚于此，以政治因素为主导，加速了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方面的交往互动。作为清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域，木兰围场在这一阶段得到一定开发，清廷通过木兰围场完成了对北部边疆的战略布局，进而为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奠定基础。清代晚期，经过三次开放围荒，招民垦殖，木兰围场周边的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等民族进入木兰围场，开始了更大范围更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
关键词：清代 木兰围场 木兰秋狝 社会变迁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历史上，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辽阔的疆域，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共同性不断增加，形成了包容性和吸纳力更强的中华民族。2023年5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强调“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阐释和宣传教育……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新时代故事，宣传好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历史书写关乎人们的历史记忆，关乎人们正确历史观的形成，因此，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的科学阐释和宣传教育至关重要。2021年8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召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在参观承德博物馆《望长城内外——清盛世民族团结实录》展览时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木兰围场是清代皇帝处理北部边疆民族事务、建设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场域，在这里发生了很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凝结了当时统治者民族事务治理的智慧，是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宝贵历史财富。
一、清初“木兰围场”设置与八旗官兵进驻
清代以前，木兰围场一带属于战略要地，是北方少数民族南进的前沿，是中原王朝沟通关外的咽喉。历史上，燕、秦曾在这一带修筑长城以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进攻。元代以后，这里为蒙古人游牧地。清代，康熙皇帝在此设置木兰围场。深入分析，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康熙皇帝在平定“三藩之乱”过程中发现八旗将士承平日久、耽于游乐、武力衰微，希望找一个合适的场所对八旗将士进行军事练兵，以备不时之需。正如《清圣祖实录》记载“今天下太平，海内无事，然兵可百年不用，而不可一日无备”；二是，清廷大军南下平定三藩京师空防的情况下，漠南蒙古察哈尔部亲王布尔尼兄弟意外叛乱，“塞外蒙古多与中国抗衡，自汉、唐、宋至明，历代俱被其害，”康熙皇帝认为北方民族历来是中央王朝的边患，希望寻找一个合适的场所，加强与北方民族的沟通与交流，巡视与扬威北方边塞。木兰围场的地理方位位于北京与蒙古之间，恰好成为与北方民族交流沟通的合适场所。
（一）清初设置“木兰围场”
康熙二十年（1681），清朝设立了以“肄武绥蕃”为目的的皇家狩猎场——木兰围场。据清代《钦定热河志》记载“国语谓哨鹿曰木兰，围场为哨鹿所，故以得名。地在蒙古各部落中。周一千三百余里，南北二百余里，东西三百余里。”当初木兰围场的区域包括现在河北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围场县”）的全部区域、河北隆化县部分区域、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县部分区域及内蒙古多伦县部分区域。当年，康熙皇帝亲临围场勘察，并定下了“习武木兰”的祖宗家法。从此，习武木兰、北巡秋狝遂成为定制。康熙十六年（1677）至六十一年（1722），康熙皇帝共出塞北巡56次，其中举行木兰秋狝45次。雍正皇帝在位期间，未举办过木兰秋狝，但多次传谕王公大臣“骑射武备，乃祖宗家法”，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后序》中曾写到“是以皇考十三年之间虽未举行此典，常面谕曰‘后世子孙当遵皇考所行。习武木兰，勿忘家法’”。乾隆六年（1741）至乾隆六十年（1795），乾隆皇帝共秋狝木兰40次。
清代木兰围场的木兰秋狝活动聚集了大量随行人员、王公大臣和少数民族首领，他们在木兰围场的活动时间主要为每年的7月至9月，其余时间木兰围场由八旗官兵看护。清朝皇帝在围场围猎过程中，留下许多诗句，并将这些御制诗文勒石立碑。仅围场县现存清代碑记七通，分别为《入崖口有作》诗碑（碑文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书写）、《于木兰作》诗碑、《古长城说》碑（碑文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书写）、《虎神枪记》碑（碑文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书写）、《永安湃围场殪虎》诗碑、《永安莽喀》诗碑（碑文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书写）、《木兰记》碑（碑文用汉、满两种文字书写），这些碑文记述了当时清朝皇帝与各民族王公贵族木兰秋狝的故事，展现了清朝皇帝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智慧，其多民族文字的书写方式是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象征。
（二）围场驻防八旗官兵进驻
设立木兰围场后，为加强管理，清廷于康熙年间在此设立了驻防八旗。据《钦定热河志》记载，围场官制为：“总管一员，康熙四十五年设，秩四品，乾隆十八年改为三品；左右翼长各一员，乾隆十八年设，秩四品；章京八员，康熙四十五年设，秩六品，乾隆十八年改五品；骁骑校八员，乾隆十八年设，秩六品”，此外，还记载“凡围场驻防官兵，八旗满洲蒙古兵丁八百名，康熙四十五年设一百一名，雍正十二年增设九十名，乾隆十八年增六百九名，由八旗都统于八旗满洲蒙古兵丁内挑取”。由此可见，到乾隆十八年（1753），木兰围场已有满族、蒙古兵丁800人。据《承德府志》记载，至嘉庆十八年（1813），围场总管所辖官56员，分别是“三品总管一员，四品翼长二员，五品章京八员，六品骁骑校八员，世袭恩骑尉一员，笔帖式四员，委署骁骑校十六员，领催十六名”，有满洲蒙古兵共1000人，“满洲兵四百十五名，蒙古兵五百八十五名”。有研究者指出“到光绪年间，护围八旗兵丁总数已达到一千六百九十九名”。八旗兵丁全部为男性，从流传下来的家谱和当时八旗兵丁的履历牌可以推测很多成年兵丁在此成家，生儿育女。
派驻到木兰围场的八旗兵丁的驻地叫营房，木兰围场周边共设八旗营房，分设在木兰围场边缘的八个方位，每个营房下设五个卡伦，卡伦相当于现代的哨所，共四十个卡伦，拨为卡伦下设的临时哨所，营房、卡伦、拨分别为木兰围场八旗兵丁的驻防之所。时至今日，围场县仍有营房、卡伦、旧拨、新拨、小拨等地名。根据《钦定热河志》、《围场厅志》的记载和实地勘查，八旗营房的驻地分布如下图表所示。
表1 驻围八旗营房分布表
清廷对木兰围场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规定“卡伦以内，蒙古民人毋得阑入，其盗牲畜者，分别治罪，该管官处分，如系蒙古，交扎萨克嚴行约束”。由此可见，在大多数的时间里，木兰围场是“蒙古民人毋得阑入”的禁地。
为保证八旗兵丁在木兰围场的生活，朝廷规定“每兵一名给地一顷二十亩”，而对于分布在“地冷霜早”、“难以耕种”区域的“镶黄、正黄、正红三旗兵丁”，“每名改给乳牛三头，每三十头各给犍牛一，羊三十”。可见，当时朝廷考虑到了八旗不同营房之间生产环境存在较大差异，在适合农业生产的营房给予八旗兵丁土地，在不适合农业种植的营房给予牛羊，满足了当时八旗兵丁的生产生活需要，为他们长期定居此地提供了物质生产条件，也在围场周边形成了南农北牧的布局。
元朝、明朝的几百年间该区域一直都是蒙古人的游牧地，清初，该区域成为“蒙古民人毋得阑入”的皇家狩猎场，木兰围场的驻防八旗兵丁成为此时该区域的首批定居者，事实上，当今围场县满族、蒙古族的先民很多就是这一阶段守护木兰围场的驻防八旗兵丁。
围场县东北三义永乡营房村原为木兰围场镶黄旗营房驻地，在这个村子调研过程中，满族镶黄旗郎姓老人讲述了自己祖先来到此地的经历：
我的老祖宗是翰林院的榜眼，老家是沈阳的，乾隆年间挣下了（汗马功劳），在京城封官，成天吃喝，啥也不干，让皇帝下放到围场来，给皇帝看围来。
同时，老人展示了三卷封诰和四块祖辈的履历牌。（见图2、图3、图4）老人讲述，原来这样的封诰家里共有8卷，各种原因现在只剩下3卷了。经与相关专业人士请教，比对封诰中的汉文部分和满文部分，得知三卷封诰都是雍正元年的，分别是雍正皇帝授予盛京属下的开元城守卫加一级雅图的父母和妻子的。四块履历牌依次记录为“满洲镶黄旗**佐领下闲散**，家中二十五口，三分钱粮，印务处效力一年，现年三十一岁；满洲镶黄旗福鼎佐领下闲散德色楞额，家中八口，一分钱粮，现年二十五岁；满洲镶黄旗福鼎佐领下闲散图克坦，家中二口，无钱粮，现年十八岁；满洲镶黄旗岱德恩佐领下闲散达崇阿，家中十口，一分钱粮，围内效力二年，擒贼十次，现年二十三岁”。另外，据围场县档案资料显示，20世纪80年代政府相关部门在新地乡营房村（木兰围场正白旗营房）做调查，也发现了类似的封诰。
这一事实恰恰印证了历史的记录，围场驻防的八旗兵丁因看护木兰围场的需要而来到此地，同时，由于清廷为其提供了生产生活资料，他们在此地开始了长期的生活，其后人一直到今天还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清代最早派驻围场八旗兵丁的时间是康熙四十五年（1706），从最早来到这片土地上的八旗兵丁计算，至今他们已经在此地繁衍生息300余年。即使历史已经走到了今天，这些文物依然诉说着数百年前满族蒙古族先辈来到木兰围场时的情景，讲述着围场满族蒙古族的历史和文化。
木兰围场最初为政治性目的而设立，清朝皇帝数百年经略木兰围场的过程，就是巩固北部边疆，开发漠南、漠北和漠西蒙古的过程，清廷通过木兰围场完成了对北部边疆的战略布局，进而为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奠定基础。与此同时，木兰围场的设立，带来了清代以后的首批定居者——围场驻防八旗兵丁，促进了这一区域甚至更大范围内地区的开发和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二、“木兰秋狝”期间的民族互动与文化交流
行围期间，清朝皇帝通过筵宴、封赐、赏罚、省亲等多种方式行怀远之略，增强与北方民族的沟通与交流，在反对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行围期间有宗室、各部院官员、蒙古各部的王公贵族、少数民族首领等各民族成员随行，以政治因素为主导，加速了各民族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木兰围场成为清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域。
（一）精神凝聚
清朝皇帝在木兰围场处理关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重大事件，奠定国家疆域，凝聚人心力量。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皇帝北巡塞外，在围场北部的库尔奇勒河行宫正式批准了勘定中俄两国东部边界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康熙二十九年（1690），准噶尔蒙古首领噶尔丹统帅大军追杀喀尔喀部，逼近距离京师三百余公里的乌兰布统，康熙皇帝御驾亲征，驻波罗河屯行宫（现河北隆化县）指挥乌兰布统之战，战场上清军士气高昂，大败噶尔丹主力部队，国舅佟国纲战死沙场，战争以噶尔丹撤退告终。康熙三十年（1691），康熙皇帝北巡至多伦诺尔，会同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车臣汗、扎萨克图汗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多伦会盟”。在庆祝乌兰布统之战胜利的同时，康熙皇帝决定修建汇宗寺，并对喀尔喀蒙古进行盟旗制度改革，使得长期割据纷争的漠北蒙古统一在清朝中央政权之下。至此，清朝实现了“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的战略布局，加强了对北方边境的统治。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在木兰围场伊绵峪接见了从伏尔加河流域东归的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一行，并用蒙古语与其交谈。木兰围场作为清代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政治活动场所，见证了清代肄武绥藩、巩固北方边防的重大历史事件，为奠定清代疆域版图、加强各民族人心归聚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满蒙联姻
木兰秋狝活动带动了清朝皇室在这一区域的满蒙联姻和各民族生活上的互动，大大促进了民族交融。为了回报喀喇沁部对设立木兰围场的支持与配合，奖励喀喇沁部扎什对清廷的忠心，康熙三十一年（1692），康熙皇帝将他的五女儿端静公主嫁给喀喇沁部扎什之子噶尔藏。此后，清帝又不断地将皇家格格指嫁给该部领主扎萨克王公及其子孙，其目的是进一步进行笼络，使其更好地配合秋狝大典这一重要活动，管理好围场。多伦会盟之后，清帝又把联姻的地理范围由漠南蒙古拓展到漠北、西套蒙古。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皇帝将女儿恪靖公主嫁至漠北喀尔喀蒙古。出嫁这两个地区蒙古的皇家之女共45名，其中嫁至漠北蒙古者30名、嫁至西套蒙古者15名。康熙、雍正、乾隆三朝106年间，是满蒙联姻最频繁、人次最多的时期。这106年中，满蒙联姻273次，嫁与蒙古的皇家女246人，娶蒙古女27人。此外，清代满蒙联姻政策之下，大批满蒙汉人户作为陪嫁人户，随同“公主”入蒙，这一群体，在蒙古地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作用尤为显著。满蒙之间的姻亲往来，从政治性指婚引申发展了满蒙贵族之间的自行结亲，促进了满、蒙、汉等民族的血缘交融。此外，满蒙联姻带动满、蒙、汉等民族上层之间的接触交往、姻亲往来，带动了不同民族的流动和迁徙，促进了各民族生活上的互动，联姻主体作为文化携带者将本民族文化和生产生活智慧带到联姻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三）经济互动
“围场周围地区的农业开发，早在清初于喜峰口、古北口外设立内务府及上三旗官庄，并于康熙初将口外土地拨与旗下设立庄田时便开始了”，官庄和庄田的设立需要口内的汉人劳动力，于是大批口内汉人流动至此。与此同时，木兰围场周边的喀喇沁等部也招募口内汉人农民耕种土地。《清高宗实录》记载“康熙年间，喀喇沁札萨克等地方宽广，每招募民人春令出口种地，冬则遣回，于是蒙古贪得租之利，容留外来民人，迄今多至数万”，体现了民人进入蒙地与蒙汉之间的经济往来。随着木兰秋狝成为定制，每年的木兰秋狝活动进一步带动了木兰围场周边的开发，农业生产和商业经营活动日益增加，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互动。一方面，尽管朝廷明令禁止进入木兰围场，但民间依然存在私垦翻界的现象。“本是贤王游牧地，非牟农父力耕田。却因流寓增于昔，私垦翻多占界边。”上述乾隆皇帝的诗文充分说明了木兰围场周边的私垦越界现象，说明早在乾隆年间，“阑入”木兰围场盗兽、采柴、占边垦荒者已大量出现。与此同时，木兰围场周边的商业也开始发展，“至嘉庆年间，木兰围场界外，不仅存在耕地，而且北栅外还出现了以收购和出售围场牲兽产品、木植为主的商铺”。
（四）文化交流
木兰秋狝活动本身汇聚了大量满、蒙、汉等各民族随行人员，期间的“塞宴四事”等活动促进了文化交流。康熙二十二年（1683）规定，每年行围“派兵一万二千名，分为三班，一次行猎播兵四千”，并令宗室及各部院官员随从。分班随围的还有青海蒙古、喀尔喀蒙古、内扎萨克四十九旗王宫贵族、察哈尔八旗的蒙古官兵。乾隆之时，从猎蒙古王公多至百余旗。此外，杭州、江宁、西安、荆州、天津、黑龙江等地每年也派一定数量的满汉驻防官兵参加随围活动。木兰秋狝持续百余年，每年历时几个月，为各民族文化交流提供平台。木兰秋狝期间，举办民族传统体育和文艺表演。特别是秋狝大典礼成之后，地方蒙古王公为尽地主之谊为皇帝举办极具蒙古风情的表演活动：诈马、什榜、相扑、教駣，称为“塞宴四事”。诈马就是赛马，为蒙古幼童骑乘参加的赛马比赛。什榜为蒙古乐名，演奏队伍庞大，演奏人数有九十余人，演奏乐器有笳、管、筝、琶、弦、阮、火不思等。相扑，又名“摔跤”，满语叫“布库”，蒙古语叫“布克”，是满、蒙两族男子都喜欢的运动。教駣，指蒙古王公子弟驯服未经驯过的烈性生马。这些活动极具民族特色，在增加娱乐性的同时，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
《钦定热河志》记载，乾隆皇帝曾下谕旨传谕诸王大臣及官兵“行围讲武所以习劳军士，绥驭群藩，实我圣朝万年家法”。木兰秋狝为皇家行为，具有深刻的政治目的。通过这一活动，加强了对这一区域的治理，促进了当地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
三、清末“开围放垦”与多民族汇聚
清代，依据当时朝廷的规定，“蒙古民人毋得阑入”木兰围场。清代乾隆年间之后，木兰围场周边从事农业、商业的人员越来越多。随着秋狝礼废，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成为开围放垦的一股重要力量。清代晚期，政策开始松动，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开围放垦进程。
（一）清末“木兰围场”开放围荒
清朝咸丰以后，“清廷为应付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和人口压力，被迫采取了围场放垦和口外移民的政策，由政府指定划出某些地段，招民开垦，发给地照，政府收取压荒银和地租”。
同治二年（1863）为木兰围场开放围荒之始。这一年，经热河都统瑞麟上奏“请开垦围场闲地……以济兵食”，清廷允准。与此同时，逐渐有领荒者进入木兰围场开垦荒地，开垦的主要是围场红桩以外的四周边荒。同治八年（1869），领荒者逐渐侵占了正围，致使木兰围场有半数以上处于展放状态。清廷严令将擅入正围之人驱捕净尽，并缉拿严办，遭到民众千方百计地抵制，史称“腾围风波”。
从同治八年（1869）开始的“腾围风波”到光绪六年（1880）告一段落，此后20年，围场的放垦处于停止状态。据记载，到光绪六年（1880），木兰围场“有原佃分佃七百一十余户”，为“为内地乏食游民远来佣趁”。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在各种压力之下，允许木兰围场全部开围放垦。
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木兰围场的开围放垦和汉人的进入经历了几十年的博弈。在清政府的政策松动下最初有汉人进入，之后随着汉人入围愈发深入，朝廷开始驱捕汉人，即所谓的“腾围风波”，之后20年内禁止放垦，直到20世纪初，木兰围场全部开围放垦，汉人大批进入。围场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恰恰出现在木兰围场全部开放围荒之后的几年，据《围场厅志》记载，从光绪三十年（1904）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围场的人口户数从6351户增长到12908户，人口从38427人增长到75728人，人口数量增加近一倍，这一时期涌入木兰围场的主要为汉族，多为“直隶、山东、山西人民出口耕种谋食者”。与此同时，围场周边的满族、蒙古族，直隶、赤峰等地的回族，东北地区的朝鲜族也开始涌入木兰围场。
（二）多民族涌入木兰围场
自1863年起，清廷经过三次开放围荒，招民垦殖，满族、蒙古族、汉族等人口骤增，这一阶段的各民族汇聚为当代这一区域的民族构成奠定基础。至民国元年（1912），仅该区域就有人口22378户，77585人。
1. 满族
如前所述，康熙四十五年（1706），朝廷派满族、蒙古族八旗兵沿围驻守，总人数为101人。之后，在48年的时间内，先后派驻进入围场的满族、蒙古族八旗兵，人数达到800人，到光绪年间，驻围八旗兵丁总数达到1699人，这些人大多居住在围场周围的营房或卡伦。
据县志记载，最早来这里建营房的满族人有八个姓氏，分别为：傅、孙、佟、舒、赵、关、王、吴八家，此后，又有一些满族兵丁被派驻过来，这些人成为建围后进入该区域最早的人。据《围场文史资料》（第九辑）记载“新地乡营房村佟家的祖上曾任正白旗防御，新拨乡旧拨村那家祖上曾任正蓝旗防御，城子乡桃山村敖家祖上曾任正红旗骁骑校”。木兰围场开围放垦之后，看护木兰围场的满蒙八旗官兵除左右翼长二人外全部就地转业为民。此外，清末开放围荒后，陆续有东北邻近省份的满族来此地开荒种地，还有一些外地的满族来投亲靠友。
2. 蒙古族
清代设立木兰围场之前，蒙古族曾在此处长期游牧达三四百年。在围场县城西偏北37公里有一座寺庙遗址，从遗址中出土的陶、瓷器和砖瓦等物判断，为元代建筑，因此也称为元代白塔，足以证明这里留下了蒙古族人的生活痕迹。清代设立木兰围场之后，蒙古族迁出，木兰围场成为专供皇家木兰秋狝的大猎场。
康熙四十五年（1706），清朝派八旗兵护围，蒙古族八旗兵随之进入围场各营区，其中镶白、正红、镶蓝蒙古族人员相对多一些，这是蒙古族人从建皇围后迁入围场的开始，那时多是察哈尔蒙古人。如前文所述，到嘉庆十八年（1813年），驻围八旗兵丁中有蒙古兵585名。由于木兰围场北部和西部多为蒙古旗地，开放围荒后，陆续有蒙古族从周边北部、东部、西部涌入木兰围场开荒种地。此外，还有投亲、官事、婚嫁而来，蒙古族开始在此地集聚。
3. 汉族
汉族大规模进入围场始于清廷开放围荒以后，这些汉族分为三部分，一部分为山东、河北等省份的逃荒户来此种地或是充当佣工，另一部分为赤峰、凌源、青龙等周围省份的富裕户来此买地，还有一部分为河北、山西、河南等省份来此经商人员。以围场县为例，县内汉族人口大量增加，发生在1905年至1908年，三年时间人口纯增36475人，其中绝大部分是汉族人。在与围场县一位汉族老人交谈过程中，他讲述了自己的祖先来到该地的过程：
我们老家山东的，是我太爷的时候，挑着两只筐，一头挑着点行李衣服什么的，一头挑着我爷爷，领着我太奶奶，这么来的，从山东济南济阳这么一步步走来的。
至今，县境内叫“窝铺”、“伙房”的地名很多，这些地名反映出当时来此谋生的汉族群众聚居的情况。此外，叫“*家店”、“**永”的地名也很多，集中体现出汉族群众来此经商的情况。比如，四合永这个地名来源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派道台何昭然到围场放围垦地时，有三家地主在此挂地立庄，同年，此三家地主与另一家地主合伙经商，四家地主分别为刘氏、杨氏、张氏、何氏，其商号为“四合永”，这一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围场县类似的地名还有很多，如“育太和”、“广发永”都是商号名，后沿用至今。
4. 回族
有研究者认为元初伊斯兰教即传入围场，“但由于当时的时局动荡不安，穆斯林也未形成一定规模的定居点”。回族定居围场开始于1863年，当时木兰围场开围放垦，有少数回族迁入围场谋生，最初居住在克勒沟街和海苏湾村。光绪六年（1880），克勒沟街为粮捕厅衙署，后改称粮捕府，这一行政中心位置对回族到此地谋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经了解，海苏湾村在清咸丰年间修建了清真寺，清真寺的建立为回族人口的聚集提供了便利。在海苏湾村调研过程中，一位70多岁的回族老人向我们介绍到：
为了讨生活，我的祖辈就来到了海苏湾村，我也是在这里出生的。
1877-1878年间，中原爆发了大灾荒，大批灾民涌入关外地区，恰逢围场地区开围放垦，有土地可以耕种，因此，来自沧州、廊坊的回族群众到此种地谋生。光绪三十二年（1906），建锥子山镇，锥子山镇的发展规模逐渐超越了克勒沟镇，陆续有来自承德、赤峰的回族群众来此经商。据了解，围场镇（锥子山）清真寺始建于1876年，城镇规模的发展和清真寺的建立，吸引了更多来此经商和谋生的回族。由此可见，清代回族进入围场，一部分为躲避灾荒来此地讨生活的农民，另一部分是城镇规模扩大而吸引来此地经商的商人。
5. 朝鲜族
朝鲜人迁入中国始于17世纪早期，此后，陆续有朝鲜移民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从事采参、伐木、狩猎、捕鱼、垦荒、割草等行业。木兰围场开放围荒之后，在围场周边地区谋生的朝鲜人，涌入围场，加入到了垦殖的行列。落户围场的朝鲜族主流是19世纪末从朝鲜半岛北部移民中国东北的朝鲜灾民及其后裔。其流入的方位大体是三个方面：一是从东北流移热河的朝阳、赤峰、承德等地的朝鲜灾民及其后裔，围场垦殖时率先进入围场。二是从内蒙古的通辽等地直接移入围场参与垦殖的朝鲜移民及其后裔。三是从辽东半岛加入开围垦殖行列的朝鲜移民及其后裔。
英国人C·拉塞尔于1903年开展了从北京到齐齐哈尔的游历，根据游历写成的书籍《从北京到齐齐哈尔的旅行》中记载，“围场中有着马车碾压出的良好的辙印，人们已在更广阔的土地上开垦和定居”，“地图中和人们传说中南北绵亘近200公里的围场仅16公里左右就出现了定居者的身影”。清代晚期，当初“蒙古民人毋得阑入”的清代皇室木兰围场涌入了周边省份甚至更远省份的开发者，满族、蒙古族、汉族、 回族、朝鲜族纷纷涌入围场，这也奠定了今天这一地区的民族构成格局。
四、木兰围场开围放垦后各民族的交往互动
随着木兰围场开围放垦，满族、蒙古族、汉族、回族、朝鲜族等民族涌入这一场域，开始了长期、持续的交往互动过程。
（一）完善建制
清代晚期，木兰围场的社会功能发生重大变化，从具有极强政治功能的皇家狩猎场变为招民垦殖的农业开发新区。迫于生计需要，不少周边贫民和直（隶）鲁（山东）流民涌入木兰围场谋生。木兰围场功能的变化使到此地承领荒地和经商的人员日益增多，建立地方行政机构的客观条件日益成熟。光绪三年（1877），清廷设立围场粮捕同知及司狱，署名曰粮捕厅（亦称围场厅），成为清代围场第一个正式守土治民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粮捕厅为抚民厅，划归直隶管辖，与当时的张家口、多伦诺尔、独石口并称为口北四厅。
设立抚民厅之后，围场又设立了巡警局、自治局、官钱局、电报局、邮政局、土药局、西围裁判局、练军马队营房等机构，完善行政机构，加强地区管理，为人口、信息、资源的流动提供便利。根据围场开发的时间早晚，当时围场全厅分旧围和新围两部分：旧围共有7个牌、17个乡，442个村；新围分东围和西围两部分，东围有2个牌、3个乡，西围有1个牌、5个乡。旧围开发较早，涌入人口较多，形成诸多村落。新围开发较晚，“领地各户多就本地户地内搭窝铺暂住或一二号地住一户或三四号地住一户”，“大户并全家来围者为数甚少，居处星散不成村落亦无庄名”。光绪二十九年（1903），围场设立高等小学堂、模范小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围场周边四乡共设小学堂27处。这一阶段，完善了厅治机构，形成了村落，木兰围场作为厅治机构已初具规模。城镇功能不断完善，在满足各民族涌入者生活需要的同时，为进一步吸纳接收更多的涌入人口做好准备。
（二）空间嵌入
各民族涌入木兰围场之后，共同生活在围场这一空间场域，开始了物理空间的嵌入，为各民族的交往互动奠定基础。
1. 历史上八旗官兵主要分布于八旗营房及周边区域
清代护围的八旗兵丁主要驻守在木兰围场周边的八旗营房、卡伦和拨等区域。有记录以来最早来到木兰围场护围的八旗兵丁及其后代在围场已经生活300余年，最晚派来木兰围场护围的八旗兵丁及其后代在当地也生活了100多年。这些八旗人相对固定地生活在护围的区域，同时随着社会变迁，也在发生着流动，他们的空间分布格局在保持稳定性的基础上也在不断发生变化。FSY是围场县三义永乡人，镶黄旗，满族富察氏后代，他对自己的家族历史比较关注，对自己的家族发展脉络和家族成员的流动情况进行了梳理。
我们老家三义永有一个小山村叫营房，历史上是镶黄旗营房，现在居住着富察氏、那拉氏、马佳氏、钮祜禄氏、瓜尔佳氏等满族的后人们，现在姓富、那、马、郎和关。过去我们村有“三那两富马半坡，山根底下狼（郎）一窝”的说法，就是我们村里老那家有三大支，我们富家有两大支，老马家生活在半山坡那块，老郎家基本都住在山根底下那片。
我的高祖叫隆达色，在京城的正式官衔为“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高祖下有两位曾祖，分别是德志和德恩。曾祖德志跟随康熙皇帝保驾出口外驻守热河都统府听差大人衙门，代统兵。曾祖德恩在隆化唐三营建正蓝旗营房、白旗关家营。第三代祖宗富天喜率八旗兵来到现在的围场县三义永乡营房村，设堂关帝庙，操练旗兵。镶黄旗营房建立是康熙四十九年（1710），至今300多年了。
听长辈讲，营房镶黄旗富察氏分五大支，营房两支，旧拨水晶宫（现新拨乡旧拨村）两支，西坝底（现姜家店庙子沟村）一支。这五处主要分布在县域东北角，也就是原来镶黄旗营房及其下面的卡伦和拨子的区域。这五处居住的富察氏人口有近千人。县城南部的南山嘴乡，还有部分富察氏宗亲，这部分人可能是从隆化唐大营石片分支出去的，和我们营房镶黄旗富察氏应该是同祖同宗。
上述案例讲述了一个满族家族来到木兰围场的历史及其不同支系在该地的分布和流动，动态呈现了清代以后该区域最早的定居者进入、分布及流动的情况，从他们分布的区域看，主要集中于驻围八旗营房、卡伦等区域。
2.以汉族为主的人群大量涌入，促进各民族交错杂居
光绪三十年（1904），木兰围场全部开围放垦，“近而关内远而山东之民”为了生活的需要如洪水般涌入木兰围场。汉族人来到之后，有的买地种地，有的成为佃农，还有的经商。巨大的体量、谋求生计的需要，使得他们迅速占据了木兰围场大部分区域，并且成为人数最多的民族，即便是之前的定居者满族、蒙古族所在的营房和卡伦等区域，同样涌入了大批的汉族人。木兰围场出现了汉族、满族、蒙古族等民族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也开启了清代以来这一区域民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
这一阶段，满族、蒙古族主要聚居于八旗营房及其周边区域，汉族遍布几乎所有区域，回族于清末在锥子山（现围场县县城）和海苏湾（现杨家湾海苏湾村）修建了两座清真寺，围清真寺而居。满族、蒙古族、汉族、回族在此地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空间分布格局。
（三）经济互动
各民族涌入、开发木兰围场的过程，就是各民族经济互动的过程，在这一互动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互动形式。
1. 建立了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民族交往形式
最先进入木兰围场的八旗官兵拥有土地，占有土地多者需要雇佣一部分民人耕种，移民进入木兰围场之后恰恰需要通过租种土地进行物质生产活动，在此基础上，占有土地的八旗官兵与需要土地的移民建立起了雇佣关系，在这种关系基础上进行着民族之间的交往。1893年，俄国蒙古学家波兹德涅耶夫在内蒙古地区旅行考察，来到热河，途经木兰围场官地村（现围场县南山嘴乡官地村），记录下了当时这个村子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护围八旗官兵与农户之间经济交往情况。他讲到：
官地是一座军屯，这里共有五十六户人家，其中将近五十户是镶蓝旗兵士的家庭。他们的任务是守卫皇帝的围场。由于现在皇帝已不再打猎，对野兽的守护就放松得多了。兵士们更多的是护卫森林中多年的古树，防止人们对森林的砍伐，这些森林全都在山上。至于谷地，现在已不再受到护卫了，因为这些属于旗人的土地一部分已由兵士们垦为耕地，另一部分已租给普通农民，所收的资金上缴北京。官地的地租是每亩耕地收小麦一斗。在官地，除了兵士和农户，没有其他的居民；而且尽管这是个比较大的村子，村里却连一家店铺也没有，而车马大店倒是有二十几家。
这段记述反映了当时八旗官兵身份的变化及其与农户之间的雇佣关系，同时该村二十余家车马客店的存在也反映了这一区域在沟通蒙古高原与中原之间经贸往来所发挥的连接作用。在围场县调研时，笔者在曾经的镶黄旗营房（三义永乡营房村）采访到一位满族镶黄旗后人，对于清末民初自己家族占有土地的情况，他还有着清晰的记忆：
听祖上说，我们老郎家在此跑马占地，占了很多地，从上面那个营子，我们营子还有下面那个营子据说都是我们祖上的土地。隔壁张家湾乡和我同龄的人都说，张家湾乡上十顷和下十顷原来都是人家老郎家的地。后来，汉族来了，我们把地租给他们种，我们收租粮。
上述论述充分说明当时的民族交往是基于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之上的，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多的是一种不平等的交往。由于剥削关系的存在，农民与占有土地的地主阶级之间会发生许多矛盾冲突，农民中既有汉族，也有无地的满族、蒙古族或回族，而地主阶级既有当时占有土地的驻围八旗官兵，也有后来到此占地立庄的汉族地主，这也充分说明了阶级具有超民族性。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断，“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这一特点从当时流传下来的社会民谣中也可窥见一二。
皇家的土地皇家的天，皇家的园林皇家的山，
……
八旗看围卡伦驻，发财都是花翎官，
……
贵族跑马来占圈，占了一岭又一岭，霸了一川又一川。
穷人垦荒尽牛力，缺吃少住又无穿。
两伊河水流不尽，一围佃户泪不干。
上述民谣充分反映了当时贵族跑马占地的情况和佃农的清苦生活，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体现了当时建立在阶级压迫基础上的经济交往。即便存在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发展生产的需要还是将不同民族凝聚到了当地，在当时的生产关系中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
2. 经济往来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
在各民族经济交往过程中，除了存在剥削现象外，发生在各民族之间的商品上的交换与买卖、经济上的依赖与协作、生产经营上的互惠互利等积极正向的经济往来增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互动。在当时的生产经营结构中，农业是主要产业，以农业为依托，发展起了烧锅等手工业，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也随之发展起来。据《围场厅志》记载，当时政府收取的杂税中，包括酒捐、盐捐、罂粟等项，其中，酒捐处记载“大小烧户现有十五家”。集市是反映村镇经贸往来的重要指标。据《围场厅志》记载，“本街五十日集市、银窝沟四九日集市、朝阳湾子三八日集市、晁家地一六日集市、三道川二七日集市、太平地二七日集市、四道川一六日集市”，这些区域主要分布于木兰围场东南部地区，说明这些区域的人口进入较早，经济交易活动更加频繁。
由于当时农业是主要产业，所以各民族人口中有很多人从事农业生产。除此之外，汉族人口最多，从事农业、工商业的都有，满族有一部分做官的，其余的大部分人从事农业生产，蒙古族从事畜牧业和与蒙古地区的商贸往来的比较多，回族经营畜牧业和商业的比较普遍。目前，围场县的地名中仍有一些叫作烧锅、粉坊、油坊、挂面铺、牛圈、马圈、靛把营子、砖瓦窑、王家炉的地方，是当时各民族生产生活情况的生动写照。各民族劳动者被嵌入到当时的生产关系之中，不同行业的劳动者之间形成了一定的依赖和协作，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互动。
（四）社会交往
随着当地建制的完善，越来越多的各民族人口不断涌入。各民族空间互嵌、经济互动，随之而来社会交往更加频繁，文化交流日益深入。
1. 多民族汇入丰富社会关系网络
满蒙八旗官兵最初进入木兰围场是朝廷指派的，因护围需要进入木兰围场。八旗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将当时的满蒙官兵凝聚起来，当时多是旗人内部通婚，形成了关系较为亲密的初级网络。清朝晚期，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等民族涌入木兰围场，汉族与回族大多是因为生活所迫或经商需要，因业缘关系涌入，满族和蒙古族有的是投亲靠友、有的是因为生活在木兰围场周边看到或听说木兰围场开发能够带来更好的生活，因血缘、地缘的原因进入。
MWC是围场县回族中的老人，对回族刚刚进入木兰围场时的社会关系网络，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实际上，我们县的回族就是几大户，有承德的孔家，赤峰的张家，沧州献县的李家、马家、哈家，廊坊大厂的何家、李家，山东白家店白家，他们大多是清朝晚期或民国时期过来的，山东、沧州、廊坊的回民是逃荒过来的，赤峰、承德的回民是过来经商的。都是先过来一波，然后把老家的亲戚或老乡也带来。
回民来到这里之后，有的种地，还有一些人开糕点铺、开驼店、开客栈、开饭店、开杂货铺，经商的占有很大的比例。老人留下一句话，“回民两把刀，一把卖牛羊，一把卖切糕”，也说明了老一辈回民以商业为主，文化程度普遍不高。
回族来到木兰围场，最初的社会网络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家庭、血缘、族缘为基础的初级网络，一种是以买卖经营需要为基础的次级网络。
清末，定居下来的垦荒者将这里的耕种、生活情况反馈给家乡的亲戚和同乡，亲戚和同乡跟随拓荒者的脚步源源不断地流入，因此在当时形成了以河北东部唐山玉田一带为代表的老乡组织“京东帮”，以承德为代表的老乡组织“承德帮”，以东北赤峰为代表的老乡组织“赤峰帮”，这些同乡会作为当时一些民族的重要社会网络，为他们增加情感慰藉、提供社会支持、促进发展生产发挥重要作用。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大，围场成为北方经贸发展的重镇，手工业、工商业迅速发展，形成了商会等行业协会，各民族之间的社会联系进一步增强，社会网络更加密实。
2. 民族通婚拓展社会关系网络
通婚是将他人纳入自己社会网络的重要途径，木兰围场开围放垦后多民族的汇入促使不同民族进入同一空间场域，增加了彼此交流互动的机会，随之民族之间的通婚现象开始增多，尤其是汉族、满族、蒙古族三个民族之间的通婚现象比较常见。笔者在围场县东北三义永乡调研了解到，清末以后，从周边区域婚嫁至此的蒙古族女性较多，民间的满蒙通婚比较普遍。据当地满族老人介绍，由于距离较近，风俗习惯相似，祖上本村的满族与近邻赤峰蒙古族通婚的现象非常普遍。
我是满族镶黄旗，今年93了，我的姥姥家就在离这30多里地的赤峰，姥姥家是蒙古族，我妈在建国前就嫁到了这个营子，我知道的，我们这个营子建国前就有一些赤峰那边的蒙古族妇女嫁过来。
通过民族通婚，在当地形成了很多多民族大家庭，各民族的社会关系网络不断拓展。
3. 各民族文化交流日益深入
由于涌入木兰围场的人口大多来自直隶、山东、山西等省份，作为文化的携带者，他们将这些区域的风俗习惯带到了木兰围场。与此同时，在这片新的区域，为了不同人群之间交往的需要，发展出新的交往形式，诞生了新的风俗习惯。围场的风俗习惯很多与京畿地区相似，“围场之风土民俗有与京畿从同者亦有各异者，虽边塞，与燕蓟只隔长城，固为畿辅首善之区渐摩”。尤其体现在节庆文化方面，“元宵之灯、端午之角泰、中元之盂兰、中秋之拜月、重九之登高、除夕之爆竹，皆与直隶无异”。共同的节庆文化，促进了不同人群之间的文化交流。此外，由于当地居民“皆本属异地聚居之缘故，往往斟酌土宜，各顺人情之便”。人们为了交往的需要，也在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交往形式。据记载，“每年正月间，各村有饮酒礼，彼此轮流邀集诸父老饮宴，谓之，会年茶”。这种“会年茶”的形式，促进了村里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随着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在围场，各民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共同体。
五、结语
木兰围场见证了清代由盛转衰的整个历史过程，其自身也从红极一时的皇家狩猎禁地开始了大规模的开发利用。康雍乾时期的木兰围场见证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清廷通过政治力量带动了皇室、王公大臣、少数民族首领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凝聚。木兰围场开围放垦后，驻围八旗官兵就地转业为民，与此同时，周边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等民族不断涌入，促进了各民族在社会层面的交往交流交融。木兰围场的社会变迁是当时国内外时势、清廷权力弱化、上层行政力量和下层民间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木兰围场的社会变迁过程，就是不同民族的交往互动过程，就是这一区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过程。
原文发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