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被用于表达对国际安全与合作事务的关注，分水岭性的重大事件是2022年年初俄乌危机演变成军事冲突。以北约成员国为代表的“全球北方”，就此开始争取不直接涉事的所有国家在外交表述乃至物资供给方面予以支持，以至于2023年俨然成了国际政治外交活动中的“全球南方年”。

近期，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一场有关中国在“全球南方”以及不断变化的国际秩序中的影响的研讨会上，一位参会高级研究员“警告”说，中国有将“全球南方”武器化的倾向，并以此为基础来对抗美国和西方。剖析类似叙事的说服力，有必要从“南方”用语的不同内涵入手。

美国左翼政治活动家卡尔·奥格尔斯比在1969年率先采用“全球南方”一词，表达其反对美国进行越南战争的立场。主流美欧智库报告认为，这是该词的起源。在奥格尔斯比的叙事中，当时的“欠发达世界”的典型反应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谋求整体性自我现代化，而“先进世界”的典型反应是在越南进行战争以及在拉美推进“谋求进步联盟”（由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1961年发起，旨在推动北美与南美经济合作）。奥格尔斯比认为，南方“不可忍受的社会秩序”是北方数个世纪谋求支配的结果，即便是经济援助，也已被证明是失败。

如今美欧主流智库的一些专家们显然不会认同奥氏对依然存在的“南北鸿沟”的归因，或者“先进世界”应尽力避免的思维和行为。与奥氏不同，将他们界定的“西方”之外的世界及其成员间的互动看成是威胁之源，却具有惯性。“‘全球南方’在被中国武器化”的说辞，显然是在将“南方”进行一种本质化或客观化：缺乏或没有内生性的情感偏好或利益追求，有待西方“启蒙”。

顺着这一思路，当一个“南方社会”认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时，它要么是机械性地被动行事，要么是被中国的主张所迷惑。其实，对“南方社会”而言，其国际经济合作的项目来源国是谁是次要的，在众多旨在缩小南北发展差距的倡议中挑选有利于自身发展的项目建议，既常见也理性。

“全球南方”的第二重意涵是相互依存。就大国与“全球南方”互动的底层逻辑而言，前西德总理勃兰特主持的南北委员会所发表的《北方和南方：争取生存的纲领》报告（1980年），对“南方”的认知在当下和未来依然是有意义的。该报告在预测经济和环境危机具有全球性的基础上，认为推动南方的发展是避免整个人类面临灾难的关键性道路之一。但报告所提建议并未被采纳。相反，以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为代表的北方，将新自由主义定性为应对之道。

而今，“相互依存”依然是南方国家谋划其与北方国家间的关系的基本理念。基于自身谋发展的需求，与所有的北方国家和其他南方国家交往，一直是南方国家的选择。对一个南方国家而言，参与一个由北方国家提出的发展倡议或政策论坛，并不意味着就接受北方的领导。同样，参与一个由南方国家发起的同类活动，不是为了彰显其与北方的不同或者对抗，所谋求的还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共同利益。

第三重意义上的“全球南方”，来自联合国系统。200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12月19日定为“南南合作日”（后改为9月12日）。联合国发展署在2004年以“塑造一个全球南方”为题发布报告，并将此名词的源头回溯到1948年联合国技术合作会议。由南南合作运动派生而出的“全球南方”，核心追求是推动南方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其主要渠道是1978年在联合国相关框架下设立的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项目（TCDC）。

TCDC的运行并没有排斥北方国家的参与，一些北方国家还在TCDC的基础上推动了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之间的合作。

第四重意义上的“全球南方”则是基于南方国家自身的视角看世界的总括。从拉美地区学者基于其发展历史而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到基于东亚“四小龙”等经济体而提出的“东亚发展模式”等等，视角独特、内容丰富，已成为世界上主要高等院校教材中的必选内容。

在南南合作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完成援建坦赞铁路、中国在孟加拉国建设达舍尔甘地污水处理厂（南亚地区目前最大的单体同功能工程）等等，是南方国家今天依然称道的举措。独立自主一直是新中国外交的核心原则，在此基础上，中国与南方国家通过双边以及在“77+1”、联合国发展机制、区域开发银行等框架下，实施了数十年不间断的国际发展合作，实绩是有目共睹的。

“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既是基于历史实绩，也体现了以民生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为着眼点的众多项目合作的连贯性。“全球南方”国家不是以任何大国为“火车头”的地缘政治列车上的货柜，相反，它们是谋求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生力军。（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