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不考虑能源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它也是人类生存、生活舒适和出行的一种基础性需求。然而，大多数人对能源可获取的敏感性是不同的。对于许多生活在发达地区的人们来说，获取像电能、汽油和其他的石油产品这些二次能源是基本生存条件。直接的关切点就是 这些能源产品和服务价格的波动会影响生活的便捷和舒适。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尤其是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们来说，像柴火、木炭、粪便、秸秆和煤这样的传统生物能源仍然是生存的必需品，主要被用来烹饪而不是交通运输（Brew-Hammond,2010）。能源阶梯反映了随着国家和个人收入的提升及生活质量的提高，作为烹饪所需的能源供给也随之变化。家庭收入由低到高，所使用的能源依次为：作物秸秆和动物粪便，柴火和木炭，煤，煤油、液化气和沼气，天然气，电。

作为一种物品，能源能够通过许多种渠道获取。全世界最常用的能源是普遍能够获取的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尤其像石油和天然气。有许多种能源被用来发电，包括化石能源（石油、天然气和煤）、水能、核能、有机物能、风能、太阳能和潮汐能等天然或人工能源。能源传输技术的提高，使电力的供应能够从遥远和人口稀少的电源地传输到人口和工业聚集的消费区（Schobert,2014:49-81）。能源供需平衡之间的频繁变化引起全球能源贸易比例的变化。非贸易或者尚未进行贸易的地区和能源，蕴藏着解决能源挑战的办法和机会。再者，公众以及学界对能源挑战的关注，常与世界上能源产地所发生的价格波动或者战争等重大事件紧密相连而起伏不定。

超越地缘战略的能源安全分析

在国际事务的研究中，能源作为安全状态的参照点由来已久。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能源安全的概念才与军队的能源供应紧密地联系起来。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印度尼西亚、中东、高加索和罗马尼亚这些产油区的争夺战，凸显了石油供应在军事上的重要性（Yergin,1991;Kaldoretal.,2007）。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石油的重要性得到了各个国家的确认。发达国家对石油产品的依赖不断增强，不仅军事和交通而且食品生产、医疗、制造业、热力和电力等行业都依赖于石油。对于一些国家来说，也意味着从国外获取石油变得至关重要。然而，同时出现的去殖民化使得发达国家与他们之前所属殖民地的能源贸易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与此相应，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军事实力上也越来越依赖于石油收益。

于是，在以主权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中，能源安全最突出的政治性问题就是保护石油的供应。而其中最主要的威胁来自于像石油输出国家1973年禁止石油出口那样的恶意行为。从地缘战略分析来看，在冷战几十年的“长期和平”中，作为一个国家大战略的一部分，“石油武器”时常被使用。用同样的分析可以看到，后冷战时代在全球能源版图中的零和竞争也继续上演，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对能源需求的预期所引起（Katusa,2014）。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非传统安全思维开始凸显。这为思考如何保障能源安全带来了新的视角，本文将要讲述的就是这个问题。

关于能源安全的学术视角

能源供应的每个阶段，都可能会引起整个工业和商业链（涉及能源的提取、生产、运输和使用等方面）的利益竞争，甚至时常导致冲突的发生，同时带来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影响。基于这样的原因，关于能源供应所引起的全球性竞争、冲突和合作已经并将持续成为学术研究和政策审议的关注点。学术对话在两大流派内广泛地展开，一派采用地缘政治的视角，另一派则采用非传统安全的视角。

地缘政治视角下的能源安全。石油、天然气和其他的能源资源在全球的自然分布状态并不受民族国家和地缘政治边界以及工业需求的影响。石油和天然气因此对于生产出口国和进口国来说都成为了战略性资源。理论上，出口国选择依赖石油、天然气或者是电力资源来换取有价值的外汇；而进口国则想要有一个可靠的和负担得起的能源供应渠道以确保支撑他们的社会、军队正常运转以及促进经济增长。

考虑到石油和天然气对出口和进口国所具有的价值，不管在公开的冲突或是和平的竞争中，这些能源资源往往都在政治博弈中被当作筹码。生产者可以利用它们作为谈判的筹码，而消费者则试图降低它们的价值。石油和天然气的战略价值还取决于各个国家尤其是强国，在他们与其他国家进行往来时，他们的目的绝不仅限于获取这些资源。在测算影响国际事务发展方向的实力、威望和影响力时，石油和天然气远远超出了它们自身作为资源的价值（Yergin,1991,2012）。

地缘政治的视角一直以来主导着国际能源动态的研究，再衍生到关涉军事利益的研判，关于能源的地缘政治思维仍然非常具有吸引力。同时，从上个世纪以来，政府主导所建立起的生产和消费国的关系已逐步成为转变所有国际关系的支柱（Wengeretal.,2009）。这样的趋势使得能源成为一种主权性商品而被关注，进而将其与国家安全关联起来。

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能源安全。随着“人的安全”概念的逐渐深入，作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源问题也越来越引起学者的注意。目前 大家公认一个团体或是个人得到能源服务毫无疑义是“人的安全”中“免于匮乏的自由”维度中的一个方面，有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得到能源服务应该被看作是一项基本的人权（BradbrookandGardam,2006）。

在非传统安全的视角下，脆弱性概念（指的是在将一个国家的能源安全进行概念化时，要将反对能源依赖和能源主导作为目标）更加适合于处理有关国际能源获取的持续性焦虑。所有的国家，不管大小，在全球能源运动中都具有其脆弱性，区别只在于脆弱的程度和范围不同（Zha,2013:7-8）。

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例。发生剧烈波动是这些工业固有的特征，因为它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每一个地区都找到扩大需求和供应的策略及合适的价格（MitchellandMitchell,2014:42）。用于贸易的油气通过两种形式运出国境，一种是用桶子装着未经加工或提炼的产品运出去，另一种是直接加工成工业产品运出去（Wagner,2010）。由于有些石油被出口到一个国家，然后又被加工成工业产品或原料出口到另一个国家，因此一个国家的石油进口不应该被看成另一个国家在石油进口可获取性的净减损。

国家间的竞争确实存在，然而，英明的政策不是要让一个国家远离包括能源在内的世界贸易波动性的影响。相反，要了解一个国家在世界能源体系中的地位，必须从了解社会动态开始（Caballero-Anthonyetal.,2012a,2012b）。通过关注与追寻能源供应相关的个人和团体的利益，就能找到使一个社会经受住来自能源市场所固有的周期性震动影响的路径和方法。

简而言之，非传统安全路径指出能源是超越传统所关注的国家间零和博弈的一个动力。毕竟，研究国际事务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通过将各种行为体从担忧他者不良意图所固有的忧虑中解放出来，从而为应对不确定性做出积极贡献。

能源安全的维度

能源安全概念在习惯和理解上的不同，反映了研究者们关于这个问题在机构及专业利益上的竞争。科学家和工程师将能源安全看成是能源研究与开发、创新与技术转变系统的一项职能。相似地，发明者、大型能源公司、商人、消费者和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将会从他们各自的利益出发来看待这个问题。同样，作为政治家和外交家，他们在看待能源问题时，会将当下和将来可能的一系列更广泛的因素纳入考虑，这些因素包括可获取性、可支付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能源安全至少有五个可确定的维度：供应的安全、需求的安全、可获取的安全、可支付的安全和可持续的安全。非传统安全路径将会以可支付性和可持续性这两个维度作为思考的切入点，因为这两者都包含了寻求能源在生产和使用方面的安全，同时又没有忽视其他相关方面。

供应的安全。从全球范围看，进入国际市场的能源供应量是灵活的，这取决于经济、财政和其他因素。能源工业，与其他满足人的需求和工业需求所必须的商品一样，都是逐利前行。就此而论，一个能源进口国只有当其从国外采购的能源被保证是足量和不间断时，这个国家才会感到是安全的。从外交事务的总体视角来看，减少对外能源供应的依赖，尤其是在化石能源上，是提升能源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良好路径。古典安全学派认为，能源的依赖程度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指示器（Hakes,2008;Wengeretal.,2009）。

与供应安全相关的原则是“多样化”，即通过在多个国家和油气产区进行投资来拓展一个国家（或公司）的能源供应渠道。能源工厂在地缘上的分散性不仅提高了整体的可靠性，而且使得整个分布网络在应对突发事件、系统损坏和国际冲击时更安全和更易恢复。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同样适用于其他能源资源的开发。

从非传统安全的视角看，能源供应总量的增加和贸易与投资系统的稳定性，作为反对国家资助某些特定资源的供应，被认为是帮助在不可预期的供应短缺时减轻来自消费者福利方面的压力。相似地，在跨国投资争端中根据条约所做出的仲裁被强制符合一个更强大的公司或者国家的意愿（Cameron,2010）。

需求的安全。与能源供应相比，能源需求相对来说更加固定。由于资源供应的多样性，从政府依赖能源收益的角度看，一个稳定的出口市场被视为保障安全的重要途径。例如，随着亚洲在国际能源消费市场上地位的攀升，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一些中东石油出口国已经明显地改变了原来的地缘战略中立，来寻求与亚洲国家建立起相互依赖关系，尤其是与中国和日本（Davidson,2010:21-32）建立依赖关系。包括北美和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国际立法和常规协定被更有利于地区能源贸易的协定所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六章中的能源特别条例和欧盟领导人在其成员国之间建立起共同能源市场就是例证（Bartonetal.,2004）。

从石油或天然气公司层面看，包含“照付不议”条款的长期合同可以被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在最大程度上将彼此固定在相互依赖的情形中（Namikawa,2003）。如此，寻求需求的安全便可不必与寻求供应的安全相互矛盾。

从非传统安全的视角看，能源获取正被考虑到一个国家总需求之中，通过家庭日常能源的可获取性，尤其是那些城市贫困家庭和乡村家庭的可获取性来衡量（Hailu,2012）。能源获取的评估包括尤其是当地在内的整个能源系统，通过减少电力供应网的花费来减少由于日常化石燃料的燃烧所带来的污染，在保证能源需求的过程中保护环境（VanVlietetal.,2012）。

可获取的安全。对全球范围化石能源尤其是石油的可获取性进行评估，是能源安全评估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石油峰值”的幽灵开始出现。这个理论预测世界石油产量将不可避免地从峰值一直下降，因为石油储量正在逐渐衰竭。然而，对于我们是否已经消费掉全球所蕴含的石油的大部分这一观点仍然是具有争议的。此外 一些分析家相信，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会发现更多的石油，即便没有，它也会有替代品（Smil,2010;Aleklett,2012）。

目前被探索到或者被开发利用的其他能源资源可以改变可获取性预算这些能源资源包括水能、核能，以及太阳能、风能这样的可再生能源。然而，在多大程度上采用哪种新能源资源是由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可行性来决定的（Simon,2007）。

从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视角来看，即使违背了能源可获取状态的相对静态的背景，提高在家庭、工业和交通方面消费的效能，也能够提升能源的可获取性（Mclean-Conner,2009）。事实上，效能在社区、国家和国际层面的能源政策中已经是一项重要的构成要素。

然而，可获取性的概念不能被错误地理解为越多、越便宜就是越好的。能源生产、传输和使用中的安全应该被考虑进来，同时还需要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应对气候的变化。

可支付的安全。从传统安全的路径来看可支付性时，优先倾向于需要花费的能源进口而不是能带来经济效益的能源出口；然而非传统安全的路径则在应对花费变化时更多地考虑家庭和社区的福利。

从非传统安全观点的理想角度说，人人应该享有平等、能支付和稳定的能源服务。并且实际上有更多的家庭能够支付超出他们最基本的能源需求。然而，“能源贫困”一直存在着，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Halffetal.,2014）。当能源价格迅速上涨时，贫困者获取能源的途径会受到更剧烈的影响。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平等的获取能源的途径也是造成贫困的原因，也间接引起了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这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国家在确保获取的平等上负有最基本的责任。国际社会能够通过定向发展援助和实行最佳实践模型来改善这种情况。

可持续的安全。可持续性的概念根植于“平衡当前的资源消费和后代的资源需求”的观念中。正如世界著名的《布伦特兰德报告》所述 只有当我们具备了“满足当前需求的同时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方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WorldCommissiononEnvironmentandDevelopment,1987:11）。

随着数十年来国际社会致力于应对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可持续性已经成为资源消费和能源供应中的一个关键性观念。然而有关具体责任的协议尚不明确。这个现象在气候变化的谈判中重复出现，发展中国家认为是发达国家在进行工业化的过程中污染了大气，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并为正处于追赶阶段的国家提供财政援助（Dadwal,2009）。

从《布伦特兰德报告》发表开始及其之前，追求可持续性已经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有学术和商业倡议的形式还有国际条约、政府政策、公司、家庭和个人层面的行为方式的改变。然而，在追求能源安全时用可持续性作为一项指标也存在着争议。例如，水力压裂使得提取之前没法获取的石油和天然气成为可能，但是它对环境的影响使这项新技术是否值得肯定有待商榷（Grooks,2014;Gold,2014）。

除了可持续性这个问题，传统安全视角和非传统安全视角的分歧稍有缓和。传统安全路径聚焦于民族国家在技术和服务上所处的相对竞争地位，然而非传统安全路径仍然将竞争看成是一个健康的方式，因为整个人类从可持续性能源消费的成就中获益。

能源不安全对人的安全影响的考查价格的波动。从人的安全的视角看 能源价格的波动对群体和个体产生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能源价格与个人满足基本能源需求的能力相关联，并且影响着他们的家庭收入和商品与服务的相对价格。石油价格的上涨直接影响着粮食的价格。当石油的价格上涨，肥料的价格也随之上涨。更高的燃料和电力花费，对灌溉系统、农业设备（包括拖拉机、收割机和打谷机等此类农用机械）和渔船都产生了影响。商业运输费用的上涨，引起农业产品配给的费用也随之上涨，从而导致粮食价格的上涨（Songstadetal.,2014）。

能源贫困。能源贫困可从不同的层次显现出来。为了减少能源上的花费，一些贫困者放弃煤油和液化气改用煤和柴火，后者的高污染使他们的健康受到威胁（Caballero-Anthonyetal.,2012a）。同样，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许多低收入家庭还没能用上电。在农村地区，由于居住的分散和较低的能源需求将他们纳入到电力供应网通常是不划算的。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努力地在不通电或者电力供应易间断和不稳定的农村部署采用太阳能和小水电系统这样的可再生能源。

能源的开发。新的能源资源的开发同样会对人的安全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例如，生物能源的出现伴随着对谷物需求的增加，如果它需要建设小规模农场和雇用低技能的贫困农村工人，这可能会给农村地区的发展和脱贫提供一次机会（Guruswamy,2015）。但是，为了满足生物能源对谷物的需求而进行农业扩张所引起的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消极后果不容忽视。

对能源安全的政策回应

持续不断的跨越主权边界的石油、天然气以及电力贸易是引发能源安全焦虑的一个直接和关键因素。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一段时间里 世界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发展轨迹曾被扩展和破坏，随之出现了不完善的新均势。在将来，任何向“常态”的回归同样也是暂时性的本性回归（Clayton,2015）。

同时，化石燃料蕴藏量丰富或者贫乏的国家同样需要面对能源需求上升的短期性问题，及如何减轻石油、天然气供应量波动和气候变化影响的长期性问题。因此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的能源政策是不断变化的。对任何国家来说，发展替代能源资源同时具有经济、社会及环境方面的利与弊，牢记这点也是有益的。一个理想的方向是将尽可能多形式的已经投入生产的能源纳入一个国家可管理的能源结构中。

可再生能源。从1970年代开始，开发非化石能源开始成为一个全球性重要议题，一定程度上是由当时阿拉伯石油禁运造成的石油短缺所激发。近些年，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注成为另一个动因。

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加热和发电、风能、有机物能、水能和地热能等，已确认可以被商业化，从而成为一个国家能源结构中的一部分。另一些可再生能源来自于海水温度变化、海浪、潮汐和生物废弃物，这些受到地域的限制，并且商业化的可能性低。

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的规模由相对价格、财政刺激和其他形式的政府支持来决定，同样还受到消费者喜好的影响。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数据2012年全球初级能源供应中可再生能源占比近13.2%。2013年可再生能源在全球发电总量中占比将近22%，相比2012年增长了5个百分点（IEA,n.d.）。

此外，可再生能源并非是毫无争议的。这有一个将生物质转变为热能和电能的生物能发电例子。尽管用于发电的物质已经从第一代以玉米和大豆那样的粮食作物为主转变成了第二代以麻风树等非粮食作物为主，并且开始转向以海藻为典型的第三代发电物质，但是与之相关的道德和环境问题仍不容忽视。

在大规模的草地和自然、半自然生态系统中种植谷物，会引发生物能生产和粮食安全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将草地转变成为纤维素乙醇生产基地，或者改种甘蔗和棕油树，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后果。生物能的生产会导致主食价格的上涨。此外，跨国公司和大地主可能会史无前例地掌握大量的土地，从而侵占小农户的固有土地，并影响到他们的生活（Gomieroetal.,2010）。巴西和中国这些国家，仍然在寻求一种发展生物能时可实现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平衡的途径（Koizumi,2014）。

水电也存在着争议，在这方面中国尤其突出。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大坝、水电站和最大的水电工程。尽管一直遭受国际批评，中国在国内外的水电投资中都很积极，包括在湄公河流域投资（Zha,2015）。在世界其他的一些发展中地区，他们的情况则十分不同。例如在刚果河流域，由于考虑到环境或生态问题、社会影响和经济水平，使得此河一直得不到开发利用从而无法解决流域内外人们的能源短缺问题（Showers,2009）。

核能。核能必然属于一种化石能源。根据科学定义，因为它消耗了不可再生的天然燃料，所以它不属于可再生能源。然而，只要有适当的管理、警戒和巩固安全性能，核能发电站运转时间能够超过所预设的30～40年的寿命（Cacuci,2010）。因此，一些发展中的亚洲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和泰国，核能被包含在它们的能源计划中（WorldNuclearAssociation,2013）。

安全问题仍然是影响一个国家核能发展进程的一项关键因素。然而，放弃发展核电是不明智的，因为它是能够替代化石燃料的清洁能源，并且能够帮助提升一个国家在波动不定的世界能源市场中的自治能力。

提高能源效率。“能源效率”作为一项政策倡议提供了一次双赢的机会。通过有效的能源保护政策，一个国家不仅能够减少能源花费和减少能源使用所引起的不良结果，例如损害人体健康、改变气候，还能实现限制能源进口国的外交政策目标。

提升能源效率的机会确实是无限的，包括个人和公共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在能源保护和效率提升方面的政策刺激和成就，自然属于国家层面。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提升能源效率和重视能源短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技术上的投入在提升能源效率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在能源生产和能源使用上的技术进步，能够增加供应量和降低价格，从而帮助低收入国家向贫困地区和乡村社区供电。在过去的十年中，能源消费增长最快的亚太地区国家政府逐渐认识到，将提升效率作为一个重要的合作领域是有利可图的（Thomsonetal.,2011）。

结论

化石燃料仍然非常重要，但是消费的效率和寻求替代能源资源在应对能源安全问题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处理国际能源竞争的目标应该不再是以损害其他国家利益来确保一些国家获取能源。在寻求新的契机时，所有的国家必须学会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生存。

当前的能源安全已不仅仅要从国家层面考虑供应的安全，同时还涉及到人的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影响或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非传统安全的路径在鼓励关注自己主权范围内的办法和机会的同时，还鼓励以国际合作的方式来加强个体和集体的利益。总之，无论能源安全怎样定义，能源安全的寻求是一个挑战与机遇相互交织的多层面的网络，而不是简单划一的理性化过程。（注释略）■

首发于《人民论坛 学术前沿》2016年11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