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者有共性，有共同点，都是在做培养人、培养青年人的工作，要把人培养成有人格、有道德、有知识、有能力的人；不同的地方是，佛学院教育，还要注重僧格的培养，菩提心的培养。

实际上，就僧格培养而言，与人格培养多有相通之处，此诚如太虚大师所言“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而如果就知识与能力培养而言，佛学院教育与大学教育的相通之处则更多。

知识的积累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类的思维发展也有其规律性，因此，作为比较成熟的大学教育，不论在课程设置，还是在教学方法上，都有一定的科学性合理性，都有许多可供借鉴的地方。例如，现在的佛学院，就生源说，大陆与台湾可能有些差别，台湾佛学院的学生，可能多数有大学本科学历，而大陆的佛学院，则绝大部分是中学生，其中相当部分是初中生。因此，佛学院应该根据学生的文化水平和知识结构，按文化层次的高低和思维发展的规律，进行合理课程设置。对那些仅是初中文化程度的学生，高中阶段的课程是不能不补的。可以先设预科班，花几年时间把高中阶段的课程补上；对于那些高中毕业生，亦不宜一入学就开设许多佛教原典课，研读佛典是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和理论训练的，其中包括古汉语、逻辑学、中外历史乃至中外哲学史，想跳过这些必要的知识准备和理论训练，直接去研读《华严经》、《成唯识论》，其结果只能是欲速不达，甚至适得其反。再如现在不少佛学院班开设了研究生班，这些研究生中虽然也有一些比较突出的，但也有一些学生，还不太会写学术论文，因为他们没有经过必要的写作训练。在这一点上，高校的研究生教育也有一些值得佛学院研究生教育借鉴的地方。

总之，作为体现人类知识积累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佛学院教育，与高中、大学教育，是有许多共性的，是有许多共通的东西。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出世学与世间学之间也不是互为楚汉、相互悬隔的，而往往是相通互融，可以相互发明的。历史上的乃至现、当代许多高僧大德，往往不仅精通三藏，而且饱读世间学。虽然由于时代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不一定按部就班地从初中读到大学，但他们通过自学或其它途径和方式所读的世间学，远远超出大学课程的范围，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世间学常常成为出世间学的基础，读过《弘明集》、《广弘明集》的人都可以看到，当时的许多高僧大德，他们对世间学的精通及运用的熟练程度，往往令人叹为观止。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方法问题，或者说教学方法问题。现在的大学教育，虽然也强调知识的积累，但更注重能力的培养，这里面有一个方法问题，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现在佛学院教育与大学教育存在着某些差别的。

有些佛学院的有些课程的教学，常常表现为这样一个模式，即上课记笔记，下课抄笔记，考试背笔记。至于笔记中东西，学生究竟理解了多少，就很难说了。这种模式的教学效果充其量是让学生记住了一些知识性的东西，如果加上食而不化，就容易导致“守指忘月”的偏弊。实际上，知识性的东西，甚至包括佛典上的经句，单纯的死记硬背，非但无所补益，有时甚至会是缘木求鱼，这是历史上许多高僧大德所明确反对的，中国佛教史上自竺道生开始就十分提倡“得意忘象”、“入理言息”，许多禅宗大德更明确主张“因指得月”，应该说，这是对待佛教经典(包括研习佛教经典)较正确的方法，而要做到这一点，大学教育中那种开放式教学、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的方法是值得借鉴的。

这里碰到一个问题，如果佛学院也采用近似于大学教育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会否影响作为佛学院特色与个性的僧格的提升和“菩提心”的培养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所谓“僧格”，应该不纯粹是个信仰问题。信仰越虔诚，不一定代表僧格越高。当然，如果没有信仰，已经不是佛教徒了，也无从谈“僧格”。现在的问题是，佛学院所面对的是那些已经信仰了佛教的年轻人，佛学院教育的任务是如何让这些年轻人的信仰逐渐由模糊变成清晰，由盲目变成自觉。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懂得佛教，把握佛教的基本精神。

佛教区别于其它宗教的一个重要地方，是佛教不纯靠信仰，而强调“智慧”，注重“慧解脱”。什么是佛教智慧呢？佛教最大的智慧就是明白宇宙人生的实相，明了世上没有创世主，没有造物主，大至宇宙、人生，小至芥子、微尘，都是一个缘起缘灭的过程。释迦牟尼因明白了缘起的道理而觉悟成佛，佛陀是最高僧格的代表，学佛的最高目标就是要成为象释迦牟尼那样大明白人。当然“仰止唯佛陀”，成佛只是最高的目标，不是每一个学佛的人都能了脱生死，洞察人生。但是佛学院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与目标，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明白人，明白事理、道理，明白佛教的义理、真理，以释迦牟尼为楷模，时时、处处、事事都能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比常人、凡人、俗人更加超脱一些，更处污泥而不染，既在红尘浪里，更在孤峰顶上，这就是禅宗所说的“当下即是”，“当下超越”，也是现代佛教所需要的“僧格”和“菩提心”。而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要理解和把握佛教的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