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重大理念的提出，开辟了民主新路，不仅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更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丰富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于现实的真理性不等于真理的现实性，以及“话语权”的作用机制，探寻比较视野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阐释逻辑，对中国民主话语权的提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阐释要突出民主的内涵性，超越“选举民主观”的狭隘性；突出民主的主体性，超越“自由民主观”的抽象性；突出民主的实效性，超越“形式主义民主”的低效性，不断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优势与制度优势。当前，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提升中国民主国际话语权，要坚持话语“软实力”以物质“硬实力”为基础，以多种方式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认同，持续增强话语权构建的主动性，让中国“民主自信”更加坚定。
关键词：比较视野 全过程人民民主 话语阐释 民主话语权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并围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作出全面部署、提出明确要求。民主作为上层建筑，是由一定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其服务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充分证明了当代中国民主制度和民主实践的有效性，但长期以来民主叙事明显落后于实践发展也是事实。针对这种“滞后性”，习近平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作为新时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取得的创新性、标志性成果，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提出和这条民主新路的开创，不仅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更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丰富作出了重大贡献。探寻比较视野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阐释与中国民主话语权提升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实践路径，正是解决这种民主叙事相对于民主实践的“滞后性”的有益尝试。
一、比较视野下加强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阐释的重要意义
民主话语权是指一个国家的民主理论、民主制度、民主实践在国际范围内占据舆论主导权，深受国际社会认可，并能够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他国民主实践。当前，“话语权”竞争已成为国家之间的主要竞争之一，构成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一个国家能否成功在国际舞台上塑造民主话语权，既取决于怎么做，也要看怎么说，因为现实的真理性不等于真理的现实性，理论构建和话语阐释是思想展现真理性力量不可或缺的环节。在“言必称民主”的今天，没有哪个主权国家和政治人物会站在民主的对立面，而都是力图把自己塑造为民主的“代言人”。因此，民主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当前国际话语权争夺的焦点。由于美西方国家在现代化发展上的先发优势，以及其强大的思想传播力和影响力，长期以来民主概念的定义权、民主实践的阐释权、民主状况的评判权被美西方国家把持，并形成了显著的民主话语霸权。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提出，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的新概括，也是对西方民主话语霸权的回应与超越，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现实的真理性不等于真理的现实性
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各种概念、术语，是我们的思维活动得以展开的工具，正如农业生产活动需要农业工具，工业生产活动需要工业工具，思维活动同样需要思维分析工具。而不同的思维分析工具，即不同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理论学说将围绕人们头脑这个阵地展开激烈争夺，表现为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话语权之争。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深刻阐释了思想观念与物质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即思想武器必须通过掌握人民群众，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才能实现从精神力量向物质力量的转换。因此，实践是实现理论掌握群众的中间环节，实践不仅包含物质实践，也包含话语实践，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需要通过物质实践来检验，也需要通过话语实践来彰显，而话语实践就是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建设。
历史反复证明，变革性的实践往往呼唤全新的理论概括和话语表达。一方面，随着实践主体创造的成就越多、具备的能力越强、形成的影响越大，就越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则是实践中的新变化新情况需要理论阐释、话语表达，存在一个占领思想阵地的问题。因此，现实的真理性不等于真理的现实性是指主体在实践当中发生了创造性变革，产生了举世瞩目的实践成就，即拥有了“现实的真理性”，但如果不对实践中的变化进行积极阐释，构建具有原创性的话语体系，那么实践成就可能会被否定，事实可能会被扭曲，结果就是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和认识却无法掌握群众头脑，丧失了“真理的现实性”。正如习近平强调的：“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理论创新不会自动出现，思想阵地也无法自动占领，积极有为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建设举措至关重要。因此，随着全过程人民民主这条民主新路的开创，当代中国民主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进一步形成民主的国际话语权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实践成就不会自动转化为话语权优势，需要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优势与制度优势进行更加积极、有效的话语阐释。
（二）话语权的竞争
“话语权”如今已成为国家影响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就认为：“国家的发展必然与话语方式的形成相融合，话语方式建构性地塑造了国家权力。”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重要反作用。人类生活的世界是由物质世界与观念世界共同构成的，前者决定后者，后者也在塑造前者，人类实践活动的经验需要用话语来总结，而一切经验性知识的传播又需要通过话语来实现。因此，话语构建了观念的世界，也深刻影响和塑造着物质的世界。
话语的实质就是“把词语作为构成表达体系的一种特殊组合方式、理论姿态和思想立场”，话语的背后是权力关系，表现为“话语交往中的核心概念和关键词的定义权、解释权、主导权以及实际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话语交往中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在现实生活中，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尤其是一定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是“话语即权力”的生动体现。马克思曾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一定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根本转变，而不同的意识形态正是由不同的核心话语构成思想观念体系。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曾提出：“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在现实政治博弈中，意识形态渗透相比于其他手段，可以用更小的代价获得更大的战略成果，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这也正是美西方国家钟情于意识形态输出的原因所在。
在话语权竞争中，有自己的思想、理论和话语体系是重中之重。只要采用了一定的话语方式，就会不知不觉地接受这种话语方式内含的价值取向和思维习惯，民主话语更是要对一定民主制度、民主道路实施“护卫”功能。因此，构成一定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词汇和基本话语结构应当是稳定的。话语颠覆带来的结果就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颠覆，甚至是制度颠覆。通过消解、颠覆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进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是美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西化”“分化”的重要方式。
回顾历史，近代以来美西方国家依靠其硬实力优势，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塑造规则，形成了“制度话语权”，在此基础上再用非常学术化的方式论证其民主制度的“普世性”“合理性”和“优越性”，形成关于民主的研究范式和分析框架，打造“学术话语权”。在制度话语权和学术话语权的共同作用下，美西方国家在构建民主话语权方面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使非西方国家的思想界自动地维护符合其利益的“民主制度”和“民主观念”。因此，一个国家民主话语权的形成既有其赖以维系的硬实力基础，又是一个主动塑造的过程。探寻比较视野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阐释逻辑及中国民主话语权提升策略，是突破西方民主话语的渗透和“围剿”，摆脱当代中国民主发展事业在国际舞台“失语”“挨骂”的境地，为新时代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思想护卫”功能的重要举措。
二、比较视野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阐释逻辑
从历史来看，西方民主话语权的塑造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制并存的时代背景下，围绕如何对社会主义去民主化，如何掩盖资本主义民主的阶级性，并充分诠释其制度及意识形态的优越性等问题而展开的历史过程。具体方式，包括解构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民主观，用形式民主观取代实质民主观，改造“合法性概念”，激活“选举授权合法性”的观念，将选举作为衡量政治合法性的标准，将竞争性多党制、选举制、议会制等原本属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中的内容，转化为民主的一般标准，以“民主=选举=合法性”的话语阐释逻辑实现了三者之间的逻辑闭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提出和这条民主新路的开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全新历史方位，主动顺应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积极回应人民对民主政治的新要求新期待，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而形成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人民性”“过程性”“实践性”既彰显了民主政治应有的一般特征，又体现了比较视野下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民主的主体性、内涵性、实效性等方面具备的理论特质与制度优势，更是揭示当代西方民主的逻辑悖论和实践困境的关键着力点。
（一）突出民主的内涵性，超越“选举民主观”的狭隘性
民主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但其核心含义始终是指人民的统治，是人民当家作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经历了一个明显“窄化”和“简化”的过程，即原本丰富的民主内涵被不断裁减，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多种民主形式日益淡化。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对民主作出了一个定义：“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立法与行政的——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就是一种为达到政治决定而作出的制度安排。塞缪尔·亨廷顿则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争论的一方是那些决定根据起源或目的来界定民主的古典派，另一方是由坚持民主的程序性定义的理论家所组成的熊彼特阵营。到20世纪70年代，这场争论才以熊彼特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正是基于熊彼特对民主定义的成功改造，“选举民主观”大行其道，把民主视为通过选举产生和选择政治精英来实现政治决定的过程。由此，是否存在竞争性的选举制度，就成为区分民主与非民主的标准。将民主等同于选举，构建选举民主观，是战后西方式民主的显著特征。美西方国家在塑造民主话语权的过程中，正是把“竞争性选举”作为民主制度的“标配”，突出选举民主观的代表性、普世性，强化了“选举民主=真正民主”的思维定式。但实践证明，“选举民主观”的狭隘性限制了民主的发展空间，严重削弱了民主内涵的丰富性。
习近平指出：“古今中外的实践都表明，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通过依法选举、让人民的代表来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是十分重要的，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民主政治是一种参与政治，过程性是其内在要求，人民应当真实、有效地参与其中。毛泽东曾指出：“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阐释，要着力体现民主内涵的丰富性，以丰富的民主实践形式和民主过程超越“选举民主观”的狭隘性。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民主不仅仅是依靠简单“票决”就能充分实现的政治形式，而是需要丰富的内容和过程来予以支撑的。美西方国家在构建民主话语权的过程中，以“选举民主观”作为舆论工具，大力宣扬民主选举，尤其是竞争性选举制度对于民主的唯一性、排他性意义，再配合激活“合法性”概念，强化“选举授权合法性”的观念，最终形成“现代政治就是合法性政治，选举民主满足政治合法性，而西方式民主正是选举民主”的话语阐释逻辑，使西方民主话语在对外传播和推广中具有很强的迷惑性。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不仅是民主主体的广泛性，即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更是民主内容的全面性，即不仅包含民主选举，更包含民主监督、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等各方面内容；以及民主权利的真实性，即把人民的民主权利落实到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等各个环节。而“过程”强调的是当代中国民主实践的动态性与过程性，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是实践探索的成果，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强调过程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重视选举民主，更重视协商民主，把民主作为在根本利益一致情况下实现合作治理的过程，强调共建共治共享。由于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利益，而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党可以专注于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长远规划和战略布局。这样，党的领导就成为中国民主实践“过程性”的根本保障。
与此同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阐释要重点把握“政治合法性”问题。民主话语在近代以来人类政治活动领域的“高歌猛进”，与其满足现代政治的合法性需要之间密切相关。但“政治合法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从“君权神授”到“天赋人权”，从“主权在君”到“主权在民”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对于现代政治而言，执政者的合法性地位应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如合历史性、合人民性、合法律性、合道德性、合程序性、合绩效性等，选举只是其中之一。如果仅把是否有竞争性的选举作为合法性的唯一标准，是对现代政治实践内涵与价值追求的严重窄化。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阐释要突出民主的内涵性，以丰富完整的实践体系和实践内涵，超越“选举民主观”的狭隘性，尤其是揭穿所谓“选举授权合法性”观念的视野局限，形成既体现民主政治一般规律，又充分彰显当代中国民主理论与实践特色的阐释逻辑，为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权的构建筑牢话语内核。
（二）突出民主的主体性，超越“自由民主观”的抽象性
民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马克思曾指出：“民主是什么呢？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问题就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态和国家制度，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植根于特定的经济基础并为它服务。因此，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从权利归属来看，它始终是属于一部分人的权利；从制度形态来看，则有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两种制度形态的差别。美西方国家在塑造民主话语权的过程中，有意忽略了民主的阶级性，刻意掩盖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本质属性，对民主进行抽象化阐释。其中最核心、最关键的举措就是完成了“话语置换”，即把资本主义民主表述为自由主义民主，简称“自由民主”。通过替换民主的前缀，淡化“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这样原本体现鲜明阶级性的传统表述，企图掩盖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本质，淡化和模糊其阶级属性，用抽象的“自由”占据道义制高点，以此来赢得人心。在“话语置换”的基础上，通过把社会主义描述为“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威权政治”“专制主义”“极权政治”等，实现对民主的去社会主义化，最终塑造了今天美国“民主灯塔”的形象。可见，“自由民主观”在西方民主话语权的构建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抽象性是当代西方自由民主观的鲜明特征和内在属性。通过有意淡化民主的具体内容和阶级属性，将其描述为在横向地域维度和纵向历史维度无差别适用的“普世价值”。对民主的抽象化、普世化阐释，究其实质是企图以抽象的价值原则取代具体的民主内容，以占领道德制高点的方式霸占话语权。民主的具体内容是否合理，是可以用实践来检验的，也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是否真正实现，是可以检验和衡量的。但当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权利被抽象的价值原则取代时，民主就会成为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实践检验就会被有意忽略。因此，当“谁的民主”和“民主为谁”这些根本问题被有意忽略，民主的阶级性就会被掩盖在“普世价值”的虚伪口号中，民主的有效性就会在抽象价值原则所占据的道义制高点掩护下回避实践的检验，这是美西方国家构建民主话语权的另一关键举措。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曾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群众史观在当代中国的生动实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性是其最为鲜明的特征。习近平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决不能依据地位、财富、关系分配政治权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是简单的政治口号，而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指出：“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国家治理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的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人民对自身利益的实现和发展上来。”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和“一切依靠人民”的统一，人民既是民主活动的实践主体，即民主过程的实践者、民主手段的创新者、民主道路的开拓者；也是民主成果的分享主体，即民主权利的享受者、民主成果的受益者、民主优劣的评判者。通过把民主的价值之锚回归至人民当家作主，在话语阐释中突出民主的主体性，让人民成为民主优劣的评判主体，让实践检验成为民主优劣的评判方式，以民主主体的“广泛性”、民主参与的“全域性”、民主权利的“真实性”，超越“自由民主观”的抽象言说和道德想象。
（三）突出民主的实效性，超越“形式主义民主”的低效性
习近平指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实践第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转化为一系列科学的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就深刻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特征与要求，重视真实、有效的民主实践，着力把丰富完善的民主实践体系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统筹民主发展与国家治理能力，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视实践性，突出实效性的重要表现。西方国家在对外推广自身民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时，忽略了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将原本需要严格约束性条件的“竞争性选举”制度随意复制、推广，结果导致治理失效、国家失能的现象比比皆是，更有甚者出现了族群冲突、“街头政治”的惨剧。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效性”优势集中体现在民主过程的真实性和民主结果的有效性。真实的民主是指民主过程由人民直接参与，人民构成了民主实践的主体，在民主参与中有真实的体验感；有效的民主是指民主结果的管用和有效，民主能够切实解决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人民成为民主成果的分享主体，在民主参与中有真实的获得感。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阐释，应立足当代中国民主实践的实效性优势进行重点阐释，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对比当代西方民主实践的低效性。并且应着重阐释美西方国家所推动的“民主化浪潮”，虽然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带去了所谓的“民主形式”，使之具备了观念上的“好制度”，但观念上的“好制度”并不等于实践中的“好表现”。应当是实践中的“好表现”带来观念上的“好制度”，西方民主话语的这一逻辑悖论亟待扭转。
总之，民主需要有一定的形式，但形式是服务于内容的。如果形式超过了内容，甚至凌驾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之上，就会导致党派利益、意识形态之争凌驾于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之上，民主实践就将陷入政党纷争和“否决政治”的恶性循环中。习近平指出：“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当代西方民主实践的一大弊端，就是以民主形式取代了民主内容，以程序民主代替了实质民主，导致民主实践的“空壳化”，走向“没有治理的民主”。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所彰显和突出的民主实效性，与当前西方民主实践中的治理失效和国家失能形成了鲜明对比，是对治理型民主和效率型民主的有益探索，是以政党治理超越政党纷争，以国家治理现代化超越“否决政治”的成功典范。因此，要深入总结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经验，系统提炼相关标识性概念，把当代中国民主实践的效能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为进一步提升当代中国民主话语权提供有力支撑。
三、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提升中国民主话语权的展望
今天的国际社会进入了一个“言必称民主”的时代，民主获得了无可置疑的话语霸权地位，似乎没有哪个国家、政党、政治领导人敢于公开跟“民主”唱反调，不管是否真正践行人民当家作主，都渴望自身成为民主的代言人。面对这样的历史潮流，构建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维护自身利益要求、反映文明文化特色的民主话语体系，并掌握民主话语权，彰显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战略意义。应当说，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对西方民主话语霸权的批判中实现的。当然，这种批判是对民主话语霸权的批判，并不是对民主多样性的否定。由于现实的真理性并不等于真理的现实性，思想唯有通过话语实践，才能在现实中展现其真理性力量。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提升中国民主话语权，既是新时代伟大斗争中的“软实力”较量，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的彰显，将是一项伟大而长期的事业。
（一）话语“软实力”要以物质“硬实力”为基础
恩格斯曾指出，“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这一形象的比喻指明了社会意识、思想观念与经济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和相对独立性，强调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并不是一个简单、被动的过程，而是一个能动、复杂的过程，突出了上层建筑的能动性。尽管社会意识属于上层建筑，但其相对独立性并不能否定经济基础在长远和根本意义上的决定性作用。话语权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因此话语“软实力”要以物质“硬实力”为基础，脱离“硬实力”支撑的“软实力”只能是“空中楼阁”。为什么今天所流行的民主理论大多来自英美国家，为什么西方的民主话语一度被奉为金科玉律，因为社会科学是对特定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发展经验的理论化抽象和总结，而经验事实又反复证明，只有成功者和胜利者的经验才会被人们所追捧和热议，所以阐述早发现代化国家的经验，尤其是英美经验的话语体系就具备了显著的话语权优势。在这种优势地位的背后，其现代化的成功经历是国际话语权形成的基础性和前提性条件，如果忘记了这一点，话语权建设将会舍本逐末。
民主作为上层建筑，无论是思想形态，还是制度形态，从根本上讲是由特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其服务的。因此，代表特定经济基础的民主制度与民主话语，能否在国际社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关键看其在助推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军事实力等“硬实力”指标上的表现。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冷战后美西方国家正是凭借强大的硬实力，为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实践及其评判标准，设置了一套代表其自身利益的话语体系和标准体系，严重挤压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民主发展的话语空间，使其长期处于“失语”和“失声”的状态。因此，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升中国民主国际话语权，也要坚持以硬实力为基础，把话语权筑牢在实实在在的经济发展优势、国家治理优势和社会稳定优势之上。
（二）以多种形式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认同
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不存在所谓的“价值中立”，在现实中始终是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美西方国家在塑造民主话语权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手段和方式就是有意遮蔽民主的意识形态性，以打造学术话语权的方式实现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目标。具体而言，又包含两种操作路径，其一是以“学术话语权”消解他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其二是以“学术话语权”获取自身“意识形态话语权”。前者通过鼓吹价值中立，主张对非西方国家的民主观念进行去意识形态化，却有意忽略不同实践背景下产生的民主观念所具备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后者则是把原本包含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自由主义民主观念，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制度，包装为具有理论逻辑的话语体系，用非常学术化的方式控制非西方国家的学术界和思想界，让非西方国家的思想界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中自觉接受和认同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民主观念和民主制度。在现实中二者相互配合，协同推进，是当代西方民主话语权塑造的秘密所在。
在意识形态领域这样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以学术话语权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关键，在于不断推进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化。正如长期以来许多西方学者都是在用一种非常学术化的形式进行政治宣传，而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却把这种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传播当成了学术，并以此作为衡量政治发展水平的标准，这个过程就是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化。通过刻意对民主话语进行非意识形态化阐释，强化其学术色彩，西方民主理论的社会科学属性不断增强，开始成为政治学教科书中约定俗成的“标准答案”，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对全世界知识分子的“洗脑”。
如果说不断推进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化是美西方国家打造民主话语权的关键手段，那么“商品化”则是进一步的升级，是以文化影响力彰显意识形态影响力的更为深层次的战略布局。不同的文化中包含着不同的价值观念，而价值观念之争正是意识形态之争的核心。习近平曾指出，“价值观念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影响力。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今天的世界，文化既是阳春白雪，更是刀光剑影。好莱坞的“碟片”、英特尔的“芯片”、麦当劳的“薯片”就是美国推进意识形态商品化的鲜活案例，以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出现，塑造“美国英雄=世界警察”“美国货=好货”的潜意识，通过植入西方价值符号的商品进行隐蔽渗透，达到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价值观传播效果。因此，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提升当代中国民主话语权，所面对的不仅是西方世界，更是一个西方化的世界，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各种文化商品，许多都包含着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印迹与色彩。
习近平指出：“支撑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没有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就没有话语权。”总结比较视野下话语权建设的历史经验，展望前方的奋斗道路，以多种方式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认同，如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吸引力、供给力、竞争力，打造具有意识形态内容的优秀作品，都是提升当代中国民主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举措。应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学术影响力、思想引领力、理论说服力，采取多样化、多元化的形式讲好当代中国民主故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话语体系，为更好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升当代中国民主话语权奠定坚实的理论和话语基础。
（三）增强话语权构建的主动性，让中国“民主自信”更加坚定
美西方国家在塑造民主话语霸权的过程中，强调自身发展经验的“普世性”，忽略民族性、地区性的差异，是仅仅把自身作为民主发展的主体，而忽略和否定他者主体性的表现。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升中国民主国际话语权，就是增强制度自信、文化自强的过程。但自信自强并不等于自负，应当秉持民主发展的多元主体理念，坚持各个国家都可以且应当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满足自身发展要求的民主制度、民主道路，在民主问题上坚持平等对话沟通，以科学真理之优势、治理效能之优势、发展水平之优势赢得当之无愧的优势话语权地位。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然要回答如何对待中西民主话语差异的问题，应当既不否认要破除对西方民主话语的迷失，打破其“一统天下、唯我独尊”的霸权地位，也不否认其中的合理成分并加以融合。例如，权力的制约、权力运行的阳光化和公开化、法治化建设等，这些合理成分值得借鉴融合，但是不能照抄照搬，应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面对不同国家的不同民主制度、民主道路，应以相互尊重、平等沟通的方式进行对话和交流，在推动国际民主事业的共建、共治、共享中，不断强化当代中国民主话语的阐释力、说服力、渗透力，真正彰显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让中国“民主自信”更加坚定。
“名非天造，必从其实。”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一个国家要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民主话语权，除了应尊重话语权生成的一般规律外，还应增强话语权构建的主动性，以全方位、多领域、专业化的战略举措，打造民主话语权建设的“组合拳”。例如，面对美西方国家针对“民主”“人权”等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行非议和责难，仅仅采取一种防守型的态度和回应性的方式是远远不够的，在民主话语的互动中应增强议题设置的主动权。近年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中国的民主》、外交部发布《美国民主情况》、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发布《十问美国民主》、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发布《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与探索——民主自由人权的中国实践》等，这些都是增强中国民主话语权构建主动性的有益尝试。前行道路上，应继续深入总结当代中国民主理论与实践的优势，敢于主动阐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成绩与成果，并勇于以专业、客观的视角直击当下西方民主的逻辑悖论与实践困境，主动打破美西方国家对民主话语权的垄断，从而开辟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和提升中国民主话语权的新境界。
作者：杨雨林，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教研部讲师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9期
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构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优势话语权的基本经验研究”（22CDJ008）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