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伏羲是古史传说中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伏羲文化不仅包括伏羲人物形象、事迹，还包括伏羲所代表的时代所产生的多种文化的总称。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显示，伏羲文化呈片状主要分布于甘肃、陕西、河北、河南、山东、四川、新疆、台湾等地，其根本渊源蕴藏于悠久的历史记忆和史前文化中，并作为一个庞大的集合体为后世文化所继承和发扬。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对伏羲文化进行溯源研究，有利于将其创造性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推动以其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心理基础、创造社会条件、提供实现手段，从而更加有效地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关键词；伏羲文化 文化记忆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溯源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伏羲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是时代要求，更是文化传承创新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中华民族起源文化之一，伏羲文化始终是史学家、文学家以及人类学家的重点研究课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先生就对诸多洪水神话中的伏羲形象以及社会民俗中的伏羲元素等进行梳理，为后期伏羲文化的研究开启先河。20世纪80年代，不同领域的专家持续对伏羲文化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并将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新视角融入其中，研究内容更加细致化、明确化，对伏羲传说、民间所形成的伏羲信仰等内容的研究产生了更深层次、多元化的研究理论与成果。进入新世纪以来，研究者开始逐渐关注中华民族的起源文化并在原有研究基础上进行溯源与探究。研究重心逐渐转向中华文明起源、三皇五帝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从这一视角而言，伏羲文化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极高的现实研究价值。目前的研究成果中绝大多数都是从史学角度出发，以相关文献作为其支撑材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传承性。如早到春秋时期，就有文献资料对“伏羲”进行相关的记载，在后期史学典籍中伏羲的历史地位更是有所上升，史学研究者依据伏羲个人贡献对其地位等进行了新的界定。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三皇五帝的内容时曾对伏羲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但对于人物是否真实存在仍有争议。伏羲文化在被创造、流传、继承与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特色与风格，逐渐形成自身的文化体系。伏羲最初源于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本质上是中华民族的先民根据现实情况集体创作的。在相关的神话传说中内容会有所变化但其基本内核是相对稳定的，即神话传说在文学的外表下隐含历史真相。
一、历史性探究：伏羲形象的来源及影响
伏羲形象常出现在各民族神话传说中，但究其本质，“伏羲”的形象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同时，其形象也并非是单薄孤立的，而在存在过程中呈现出一定的连续性和复杂性。伏羲的历史贡献涉及领域广泛，例如发明八卦、革新婚姻制度等多个方面，这些历史贡献时间跨度较长，对后世影响深远。从史学角度出发对伏羲的人物形象进行探究，则不难发现伏羲形象最初出现在民间的神话传说中，并以女娲兄长的形象进入大众的视野。伏羲与女娲由原本的血缘亲属关系转变为婚姻关系，也充分反映在人类发展历程中所存在的血缘婚姻关系中。这种婚姻形式最早出现在人类早期的母系社会，即新石器时代早期。此外，传说“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的风俗，充分反映出在当时群婚制逐渐没落、对偶婚制兴起的社会风俗以及社会现象，与父系氏族社会中的社会现象相吻合。此外，伏羲形象对于后世的神话传说创作以及人类起源的探索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传统神话学体系中，伏羲本身就带有一定的神性意味。其人面蛇身的外形一定程度上借鉴了现实生活中蛇的元素，将现实与神话相融合，充分反映了原始先民的内心期许。同时，这一具体形象在其流传过程中逐渐抽象成为部落中的某些单一元素或指代符号，承载起更为丰富广阔的文化内涵。这种由具体形象抽象化之后承载着更多的文化内涵的图像即为图腾。伏羲形象抽象化为图腾之后对部落之间关系的团结性做出巨大贡献。
（一）洪水神话中伏羲形象及故事情节
洪水神话是一个世界性的神话主题，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区域文化之中。伏羲形象的原型可以追溯到我国的洪水神话中。在神话体系构建过程中，洪水神话与人类的重生神话逐渐交叉重合。同时，中国神话体系中也常用一些虚构的神人填补原始社会中的空白，“伏羲、女娲和女娲以下至无怀氏的古帝王名号，与《庄子·胠箧》所举，大体相同，或者便是本于《庄子》”，可见伏羲形象在神话体系中源头较为遥远。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对于洪水神话和创世神话进行思考：“我们分析多数的洪水遗民故事，发现其中心母题总不外：（一）兄妹之父与雷公斗争，（二）雷公发洪水，（三）全人类中惟兄妹二人得救，（四）二人结为夫妇，（五）遗传人类”。因此，以洪水神话为基础去考察人类起源也可以看出二者关系相当密切。在不同版本的洪水神话中，伏羲、女娲兄妹二人受到了石龟、石狮等动物的帮助或借助葫芦作为重要求生工具。神话故事中的狮、龟助人的行为是原始社会中动物崇拜思想的表现，一定程度上承载着原始先民内心的崇拜与敬畏。而将“葫芦”这一意象作为洪水来临之际二人逃生的工具除了其本身所具备的容纳物品的属性以外，其外形也具有独特内涵。葫芦的外形与女性的子宫形状相似，而洪水中逃生的伏羲、女娲兄妹躲在葫芦中暗指婴儿蜷缩于母体之中，二人走出葫芦则象征着母体生育，伏羲与女娲借助葫芦从洪水中逃生，则意味着人类经历灾难后的新生。闻一多先生将“洪水神话”解释为“洪水造人故事”，此处的“造人”有人类再生、重生之意，因此伏羲在神话体系中是人类始祖的形象。“这是原始智慧的宝藏，原始生活经验的结晶，举凡与民族全体生戚相关，而足以加强他们团结意识的记忆，如人种来源、天灾经验、与夫民族仇恨等等，都被象征式地糅合在这里”。伏羲神话中除了在天灾中求生的故事情节以外，“重生”的元素对后世社会以及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其顽强自救、勇于反抗的精神内核深深铭刻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中。伏羲洪水神话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与教育功能，其人种来源的神话内容有利于增强民族团结意识，凝聚文化共识，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
“狭义的神话故事是‘神圣的叙事’，但在流传的过程中，神话往往会和民间故事相结合，衍生出许多相关的传说”。相传，伏羲诞生于成纪，即现在的甘肃天水，主要活跃于豫东南、鲁南及皖北地区。纵观伏羲的整体形象，主要与天气、气候、阴阳八卦密切相关。洪水神话中伏羲与女娲通过葫芦逃生，将兄妹关系转变为配偶关系，结合后繁衍出以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为先祖的民族。“汉族和诸多民族共同把盘古、伏羲、女娲、黄帝、炎帝等认为是自己的祖先，就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生动体现……我们承认神和神话传说对古代各族人民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都有着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广泛流传于各民族之中的神话传说被当做历史看待之后，更是一股无与伦比的精神力量……”。此外，伏羲根据天地之间的阴阳转化，创建八卦，将事物之间的关系蕴藏于八个外形简单却内涵丰富的符号之中。同时，通过模仿蜘蛛结网发明了渔猎工具，进一步提升了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易·系辞传》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可见广大先民认为伏羲在多个方面贡献巨大，为后期产生崇拜心理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人首蛇身形象的溯源及发展
在中国传统神话体系中的洪水文化往往通过发生洪水灾难的故事情节向读者传达人类的起源，伏羲原型即来自我国的洪水神话之中。但在史学角度纵观过去的文献材料，可见伏羲的名称通常又被写作宓羲、庖牺、包牺、伏戏、牺皇、皇羲、伏牺、宓牺等，这种不同的名称一定程度上也充分表明文化的传承性。伏羲曾见于《易·系辞下传》《管子·封禅篇》《大宗师篇》《胠箧篇》《缮性篇》《田子方篇》《尸子·君治篇》《荀子·成相篇》《楚辞·大招》《战国策·赵策二》。在以上的文献典籍中，伏羲都是以女娲兄长的身份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之中。《路史后纪》二注引《风俗通》中载：“女娲，伏希（羲）之妹也”，是目前为止成书年份较早的能佐证伏羲身份的资料。中国传统洪水神话体系中，伏羲与女娲作为最后的人类幸存者为人类的繁衍而结合，而这一神话始终是作为“人类从何而来”的答案流传于世。因此，在后续的神话发展过程中，伏羲多与女娲同时出现。
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也有所介绍：“夫妇说见于记载最晚，因此在学者心目中也最可怀疑。直至近世，一些画像被发现和研究后，这说才稍得确定”。现阶段已经被广大历史学家、文学家所认可的汉代画像砖等材料中的伏羲形象是人面蛇身的超自然形体。伏羲形象曾见于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中的：“伏羲鳞身，女娲蛇躯”。而《鲁灵光殿赋》所描绘的是灵光殿中的壁画内容，虽然属于文学创作的产物，但其原型具有一定的真实性。根据《鲁灵光殿赋》的内容可见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将人面蛇身的伏羲、女娲的形象纳入现实生活的应用中了。“人面蛇身”的超自然形体形象具有相当古早的渊源，在早期的文献材料中都有所涉及。《山海经·海内经》载：“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维。人主得而飨食之，伯天下”。可见郭璞认为《山海经·海内经》中所描述的延维形象实际上是委蛇的形象，委蛇人首蛇身、衣紫衣的特点与画像砖中伏羲的形象基本吻合，而在《伏羲考》中，闻一多先生也提出延维或委蛇即为伏羲的形象的结论。
上文中提到，伏羲在我国神话体系中具有人文始祖的地位。同时“蛇”元素本身就具有神秘性，与我国早期本土宗教的多种元素紧密结合后形成图腾图案。广义而言，图腾通常是指原始先民将现实生活中的植物、动物视作保护神的形象，其本质是将崇拜对象人格化。图腾崇拜应用于氏族部落之中更强调其中的血缘、亲属关系，人面蛇身的超自然形象是原始先民在其原本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的表现。在创作过程中，蛇除了具备“无足却能上山入水”和强大的捕食能力等自然属性之外，也逐渐具备了起死回生、操控水势等神性色彩。在此双重属性的作用下，“蛇”元素图腾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延伸出其他的图腾图案，即在蛇的形象基础上结合其他动物形象创造出了新的动物形象——龙。龙的主干部分和基础元素都是“蛇”。“这表明在当初那众图腾单位林立的时代，内中以蛇图腾为最强大，众图腾的合并与融合，便是这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许多弱小单位的结果”，蛇被认为是中华民族龙图腾的前身，就是所谓“龙蛇同源”说。……闻一多先生认为龙是现实生活中没有的动物，经过民间艺术家的想象和创造，延伸出来的形象，是艺术的升华。它以蛇为主体，嫁接了禽的脚、马的毛、鬣的尾、狗的爪、鱼的鳞和须组合而成，蛇图腾充分借鉴了鹿、马、狗等其他图腾的元素形成了龙的形象，实现了图腾合并。
从历史性的视角对伏羲进行探究可以看出伏羲形象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其形象由神话故事逐渐融合至现实生活以及社会民俗之中，最终形成具有特殊含义的抽象图像符号。这种图腾符号的演变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凝聚社会共识。同时，“蛇”元素等图腾被先民赋予了神力，进而衍生出了承载图腾力量的人，即巫。这种由图腾衍生出的巫文化也成为了民俗文化的重要源泉，为后世文学创作者提供了灵感与素材。
（三）中华根性思维下的伏羲文化探究
伏羲时代处于中华文明的启蒙时期，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伏羲氏族主要产生于西部渭水流域，在其发展壮大过程中与东部氏族碰撞、融合，进而大大提升了部落的生产力水平。伏羲首创八卦，这一点在先秦时期的《易》、汉朝的相关著作乃至明清时期都是一致认可的。《史记·太史公自序》载：“余闻先人曰：伏羲至纯厚，做易八卦”。八卦文化的创作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原始先民精神境界上质的突破，对原始社会乃至当下社会的精神、文化发展都具有独特意义。“对立统一的阴阳八卦思想，构成了中华民族认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独特模式，对中国传统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是伏羲被誉为‘人文始祖’”。伏羲所创八卦参合依仗天地变化之术，发挥各卦阴阳相克的本性，将阴阳变化、社会发展、生产水平等多个要素融入其中，探索出一套尽览物性、穷探天理的理论体系。《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说明伏羲时代以龙的名字任命官职，形成了最初的制度文化，为后世封建时期社会制度的确立提供借鉴。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认为伏羲氏族在发展过程中接纳融合了其他部落的文化与图腾符号，进而形成了“龙”的形象。这一图腾形象在史前时期的文物中也有所应用，例如仰韶文化的陶器上绘有原始的龙纹，此外，三门峡虢国墓地的陪葬品中曾出土鱼尾龙纹的饰品（如图1），可见早期的龙形文化对后世影响深远。
二、实证性研究：考古学视角下的伏羲文化
伏羲作为中国神话中的创世神之一，在我国拥有广泛的信仰基础。同时，伏羲形象是中国农耕时期的产物，具有悠久的历史传承性。伏羲文化作为华夏文化重要代表文化之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方面意义重大。现阶段，与伏羲相关的考古资料日益丰富，为当下乃至后期的伏羲文化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伏羲时代根据传说和史料记载，与大地湾三、四期（仰韶文化中、晚期）所反映出的历史时代、社会阶段、活动地域和文化面貌相一致” 马步真：《伏羲文化在远古遗存中的印证》，《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在已经被发掘的考古材料中有大量与伏羲有关的石刻和绢画，其形象细节之处有所不同，但整体特征基本一致。从考古类型学的角度出发，其研究对象一般是人类生产的各种器物，而这种器物的内容与风格通常都会受到当时的社会环境、意识形态、生产能力与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一定时期呈现出相应的稳定性。但在长期的历史文化变迁中也会形成自身的特色，进而在不同区域形成相应的地域特色。在史前时期，伏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受当时的生存环境影响巨大，伏羲、女娲形象中的元素也承载着当时原始先民内心的渴望与期许。
（一）史前时期伏羲文化的发展
在史前时期人类意识尚未完全觉醒，仍处于相对蒙昧的阶段，“人类从何而来”仍然是其思考的主要问题。因此，广大先民在前期伏羲女娲洪水神话以及始祖神话的基础上衍生出了生殖崇拜等社会心理，并将这一心理融入现实生活中。在天水师赵村第六期文化遗址中曾出土带有明显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类型风格的人面彩陶罐一件，罐形大口短颈，腹部成圆形，腹部下端向内曲收。陶罐整体被饰以黑彩，腹部绘有明显的三角锯齿纹和较为完整的网格纹，颈部绘有较为细致的弦纹。陶罐中心有女性人像，眉毛细长向下弯曲，梳有发髻，两侧垂有头发，同时在人像下的圆圈内绘有变体蛙纹（如图2）。“蛙”在原始社会中被认为是一种繁殖能力很强的动物，又因其隆起的腹部与孕妇很像，通常被视作是对女性繁殖能力的崇拜。诸多研究表明，蛙纹作为母系氏族社会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在其由繁到简的发展历程中，充分展现了原始社会中的生殖崇拜现象。在洪水频发的原始社会，蛙作为一种两栖动物，能够较为轻松地适应陆地、水域两种生存环境，且繁殖能力较强，与原始先民期盼多多繁衍后代的期许相契合。此外，“蛙”又与“娲”谐音，形成了民间广为推崇的共识。这种生殖崇拜是早期文化发展历程中对伏羲氏族神话的进一步发展的表现之一。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与发展，黄河流域的彩陶文化逐渐衰微，人类逐渐步入青铜时代。在青铜器上也可以看到伏羲人面蛇身的形象，换言之，伏羲形象在这一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大批文物，其中包含5个长方体漆箱。一个漆箱上一端绘有两条反方向相缠绕的蛇的形象，两条蛇均为人面蛇身且绘有五爪状的尾巴。在蛇的两边绘有对称的日、月、星辰以及树木（如图3）。这些元素与《山海经》中沟通天地的巨树“扶桑”或“建木”的形象相吻合，相互缠绕的人面蛇身形象与《山海经》中的女娲伏羲形象相印证，雍际春等学者认为这也是伏羲形象在战国时期仍有所应用的证据。
可见伏羲文化内涵有所发展，其内容逐渐丰富，同时，伏羲人面蛇身的形象也被应用于现实中。除上文所提及的以外，河南光山春秋时期黄君孟夫妇墓中曾出土蛇形玉饰，其雕工精致复杂为世人惊叹。“两件玉饰均做侧面的人首蛇身状，正反面的纹饰略有差别，一件为两面阴线刻，另一件一面呈阴线刻，从外形上看这对玉饰应为一男一女的形象，此件玉饰与中国传统的‘伏羲鳞身，女娲蛇躯’之阴阳说相吻合”（如图4）。这说明，伏羲文化早期发展时期涉及范围相对广阔，其外形相对稳定，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和历史内涵。
总的来说，伏羲文化经过史前至先秦时期的发展，其文化内涵逐渐稳定，伏羲人物形象更加具象化。从前期的考古发现中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伏羲文化带有明显的神话色彩，与《山海经》中的内容基本可以相互印证。将伏羲文化进行梳理对其进行溯源研究是探究新时代中国考古学新课题的必然之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从考古学视角对伏羲文化进行溯源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探寻中华文明的源头提供实物证据，为新时代伏羲文化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指明方向。
（二）伏羲文化的历史地位
伏羲文化并非是单纯的伏羲人物形象的汇总，而是伏羲时代所产生的龙文化、玉文化、观天文化、姓氏文化、渔猎文化、太极八卦文化、原始文字与数字文化的总称。这种纵向跨度较长、横向内容不断更新发展的伏羲文化是维系中华民族众志成城的精神纽带，成为民族传统、民族感情、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伏羲文化的历史地位是基于其历时年代、活动地域及其人文传承三个基本要素进而得出的历史性结论。
首先，伏羲文化本身就是一个相对庞杂的文化集合体，因此具有较长的时间跨度。对伏羲文化的具体内容进行详细分析，则会发现伏羲文化初期兄妹结合繁衍人类，这种血缘关系的结合通常出现在新石器时期早期，是一种族内血缘姻亲关系。据相关文献记载，伏羲对于婚姻制度提出了“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的制度，将原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姻亲关系转变成为对偶婚制。所谓对偶婚制是指原始社会中相对稳定的配偶、婚姻关系，通常出现在父系氏族社会之中。这种婚姻制度的变化恰恰证明了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过程。此外，原始先民将女娲推崇为“高禖之神”，可见民间对于婚姻制度以及婚姻关系确立的重视。伏羲绘制八卦、建立历法并形成最原始、最基础的政治文化框架，已然初见文明的曙光，通常被认为是新石器晚期的文化成果。这种较为漫长的时间跨度，一定程度上表明其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同时也为后续文明的创造与发展提供不竭的源泉。
其次，从伏羲的活动地域角度探究伏羲文化。相传伏羲出生于成纪，而“成纪”这一地名也频繁地出现在中国古代神话体系中，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相传伏羲母华胥怀孕十二年而生伏羲，古人以十二年为一纪，由是其诞生地被称为成纪。关于汉成纪县治所，研究者多认为在今甘肃静宁县南、秦安县北的葫芦河支流南河（古名成纪水）谷地”。文献中记载的成纪地区与现实地理位置难免有所变化，“据史家研究，古成纪地区包括区域很广，而中心在今天水市。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八年（447）成纪县废，北周在东汉显亲侯国故土又重建成纪，地在今秦安县北的阳兀川（即显亲川），唐、五代因之；北宋初年，成纪又移治秦州即今天水市秦州区。直至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裁撤，故有‘显亲成纪’、‘秦州成纪’的说法”。总的来说，无论成纪的地理位置如何变迁、移动，其核心位置都是在今天水市的地理范围之内。因此，可以推知伏羲文化起源与甘肃天水地区密不可分。伏羲氏族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壮大，其文化发展范围也从渭水流域向东延伸，同时与黄河两岸的其他文化相融合。清马骕《绎史》引荣氏开山图载：“伏羲生成纪，徙陈仓”，“陈仓”即为现陕西宝鸡地区。同时，在河南周口市淮阳区的太昊陵，据说是伏羲定都及定居的地方，被称为“天下第一皇朝祖圣地”。《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云：“任、宿、须句、颛臾，凤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任、宿、须句、颛臾均在现在的山东省，可见在山东地区已然有了与伏羲同宗同源的凤姓氏族部落，从这一角度而言也可将其视作伏羲文化的分支。总的来看，伏羲文化发展范围的总体趋势是由甘肃天水东向陕西，再至河南、山东，最后再向南北进行扩散与发展。从这一角度而言，伏羲文化发展、流传的地域轨迹与《中国史学入门》中顾颉刚先生的观点相一致：“黄河中下游一带地方，土质好，雨量好，气候好。所以，有的古老氏族部落从西边沿着黄河向东部发展，发展到了山西、河南、河北、山东这些地区”。伏羲氏族迁徙以及伏羲文化传播对周边地区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也留有遗迹。例如，陕西临潼的女娲陵、女娲庙，山东峰山的伏羲庙、微山的太昊陵等等。河南、云南、山东、四川等多个地方曾出土伏羲女娲形象的画像砖，这些文物也以图像的方式向世人传达伏羲文化并与相关的神话传说相互印证（出土文物中的伏羲女娲形象如图5-图7 所示）。
我国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源地，衍生出多元化、不同类型的原始文化。多种文化汇聚于中华文化的海洋之中，逐渐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族群文化，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在此过程中，冲击力较强的文化向其他文化渗透的同时吸收了其他文化中的优秀特质，这种文化之间的交汇、交流有利于增强文化的凝聚力。总体而言，伏羲文化的传播方向主要有向东、向西、向南三条路径。伏羲文化在自西向东的流传发展过程中，与东方的大汶口文化相融合。由于伏羲传说时代在少昊之前，且如前文所言，东、西文化交汇中西方文化占了上风，故伏羲被纳入东方文化体系时，其位势理应在少昊之上，于是他便被尊称为太昊。又由于伏羲族以龙为图腾，正合乎以龙象征东方的古老的“四灵”说，故太昊遂成为能缘建木登天下地的东方之天神。伏羲文化在自西向东的流传过程中充分借鉴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在保留自身文化核心内容的前提下融合多元的文化元素，增强其文化内涵。作为中华民族始祖文化之一，伏羲所创文化在流传过程中演绎出更有价值的文化遗产。“以泰山为中心的海岱地区以两昊（少昊、太昊）为代表的部落集团同时西进和北上。这两大集团在古黄河中下游、燕山南北、河济之间斗争与融合的结果，从而形成了夏、商、周三族，又通过夏、商、西周千余年的进一步发展，三族融合形成了华夏民族的雏形；进而经过春秋、战国的大融合，并吸收了众多新的民族成份和文化因素，形成华夏民族，即汉族的前身”。广大文学学者以及历史学者充分借鉴伏羲文化中的文化元素、文化形成过程，对原本的文化体系进行拓展、丰富，充分彰显伏羲文化磅礴的文化生命力。
伏羲文化向西发展与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相结合，一路向西部推进，直至新疆地区。上世纪至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曾于晋唐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一批手持规、矩，人首蛇身，尾部相互缠绕的男女图像。1928年黄文弼先生曾将此类图像与山东地区所发掘的汉代伏羲女娲图进行对比，认为二者所描绘的都是上古神话中的伏羲女娲，也就是说，新疆吐鲁番地区与山东地区的伏羲文化都源于甘肃地区，同时也是甘肃地区伏羲文化的变形与发展的产物。吐鲁番地区的伏羲女娲图大都是绘制于绢或麻布之上，基本构图相对统一，遵循统一的规制。该地区发现的伏羲女娲图与上文中所列举的甘肃省、湖南省、山东省所出土的伏羲女娲图中的人物特点基本一致，图像中的人物尾部相交，人首上方绘有太阳图案，交尾下方绘有月亮图案。但新疆地区发掘的伏羲女娲图与伏羲文化发源地发掘的伏羲女娲图相比新增了点或圆的纹饰，部分图像上的点或圆由短墨线连接，呈现出的图案与许多已经在学界承认的中国古代星宿图案相吻合（如图8所示）。这种新增的星象元素一定程度上与当时汉代先民伏羲女娲引魂升天的观念相互印证，为早期伏羲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
伏羲文化传播方向除了向东向西以外，也有一部分向南传播发展，途经湖南湖北直至台湾地区。这种向南进行传播与发展除了体现在帛书等文物上以外，主要体现在信仰祭祀方面，即伏羲祭祀仪式的相似性上。伏羲文化中相关的神话故事主要是通过文字、口头叙述的方式进行传播，进而形成浓厚的伏羲文化信仰氛围，其中以伏羲为始祖神、文化神这一独特的保护神形象最为典型。在封建时期普通民众遇到任何问题都会向伏羲寻求帮助，并举办相应的祭祀仪式表达对伏羲的崇拜与尊敬，这种祭祀活动保留至今，在受伏羲文化影响较大的省份仍有所保留。自1988年以来除2008年、2009年受地震影响以外，甘肃省坚持举办公祭活动，公祭伏羲大典也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成为甘肃省独具特色的文化品牌。2014年海峡两岸首次共祭人文始祖，将伏羲文化作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增进了两岸人民的文化认同感。2020年6月22日甘肃省天水市与台湾省新北市同时举办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年的公祭大典以‘弘扬伏羲文化、传承中华文明’为宗旨，以‘同根同祖、中华共祭’为两岸共祭主题”。这种公祭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弘扬中华伏羲文化，讲好伏羲故事，推陈出新充分发挥文化的纽带作用与桥梁作用。
（三）新时代背景下伏羲文化的当代价值
伏羲作为原始时期的思考者与发明创造者，其所创作的伏羲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代表性与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伏羲从生产生活方式到文化思想再到社会婚俗都予以创新，这些创新在民间广为流传，同时也与民俗相融合，逐渐深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即使在新时代的当下也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从历史研究角度而言，越来越多的夏商周等时期的遗址被广大史学家所发现并进行研究，“而20世纪50年代末在天水境内发现的大地湾文化遗址，与有关相传伏羲氏族的传说故事及史料记载有着种种吻合，成为最终揭开中华文明本源之谜的有利条件”。以伏羲文化为切入点对中国古史进行进一步研究，将历史遗址、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相结合，通过学科交叉推进史学研究，进一步推动该领域进行新的研究与探索。从文化层面而言，伏羲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之一，同时也是我国重要的文化资源。将原本产生于史前时期的伏羲文化与当下的文化发展环境相结合，以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对其进行推广，充分发挥文化力量。“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在文化元素丰富多彩的今天，社会主流意识受到冲击，因此，大力弘扬伏羲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与深远的现实意义。
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从来不是僵化的，因此在文化发展节奏较快的当下社会重现伏羲文化，构建整体文化发展范式迫在眉睫。伏羲文化的内容在重构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地进行传承，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时代要求的框架下进行优化。对于文化的重构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微小事件，而是一个内容相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要从新的深度、广度以及高度对伏羲文化进行研究。此外，应当营造适合伏羲文化发展的文化发展市场与文化社会。“文化社会意指与市场经济中以利益交往为纽带形成的市民社会相对应的，以对文化有所认知、理解和践行的社会”。文化社会与文化发展市场的构建有利于广大群众积极接受以伏羲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本土文化，营造良好的文化发展氛围，进而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
三、认同感探索：伏羲形象所承载的文化意义
从纵向视角而言，伏羲距今大约7000余年，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居于重要地位，因此，通常意义上广大史学研究者都是将伏羲文化视为中华文化的起源进行进一步研究。“现代史学界对文明起源标志的讨论是由西方考古学家按照西方的考古实践首先提出来的，近百年来中国学术界从学科分类到理论建构，依据的基本上都是西方的理论，所以学术界对文明起源标准的讨论就存在两个明显不足：一是忽视了中国古典学术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二是考古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大多局限于考古发掘，而考古发掘本身就是对历史上偶然堆积的物质文化的偶然发现”。对伏羲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发掘其文化意义，将史前文明与现实实践相结合，为伏羲文化注入时代血液，进而焕发新的光彩。伏羲文化最常见于伏羲女娲的洪水神话，同时以人面蛇身的形象出现于大众的视野之中。这种神话形象与社会民俗相结合，对后续文化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一）以伏羲女娲为主人公的洪水神话的影响
以伏羲女娲为主人公的洪水神话始终关注人类命运，于自然灾害母题的基础上探究人类的起源问题，同时在此内容基础上也可以探究原始先民当时的思维线索。伏羲女娲的洪水神话分布较为零星、范围较广，呈点状分散于我国各个省份。“基于不同文化土壤的各民族人类起源神话包含了人们的价值取向、行动标准和道德风俗等民族意识内容，它必然对后世文化心理、思维方式以及行为习惯等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对以伏羲女娲为主人公的洪水神话进行研究有利于深度把握华夏民族古今之间的民族意识的差异与变化，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演变。“汉族地区流传的伏羲女娲兄妹婚神话，是华夏民族血缘婚的遗存”。在神话故事中，由于人类言行不慎得罪了神灵，雷公降洪水以惩罚人间。人类虽遭遇毁灭性的打击，但尚有遗民存于人间，即伏羲女娲兄妹，在神灵的指示下结合成为夫妻实现了人类的延续。在这种神话中，人类对其本源进行拷问与思考，使得其精神世界由混沌、愚昧走向文明初醒的状态，最终实现人类文明质的飞跃。
（二）伏羲文化的文化特性
“伏羲传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民族精神的孕育和锤炼、国民性格的塑造与定位等方面均有独特的功能和价值”。伏羲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璀璨的明珠，在其形成过程中也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性。第一，伏羲文化具有明显的历史传承性，“伏羲神话传说产生于先秦，其‘三皇’之首的地位确立于秦汉，特别自唐至清千余年时间里，他在国家祀典里更占有稳固的地位”，由此可见将伏羲文化向前追溯，则具有悠久的历史。“《通志》卷一《三皇纪第一》引《春秋世谱》云：‘华胥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女娲。’而汉代石刻画与砖画，恒有人面蛇身之伏羲女娲交尾像”。“《文选》王文考《鲁灵光殿赋》亦云：‘伏羲鳞身，女娲蛇躯’，知女娲兄妹结婚之说由来亦古矣”。同时，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神话故事体系中皆有伏羲女娲神话的流传，其内容更接近原始神话中的伏羲兄妹乘葫芦于洪水之中逃脱的情节。第二，具有显著的民族性，即中华民族所独有。伏羲人面蛇身的形象在发展流传过程中演变成龙的形象，而龙图腾也恰恰是伏羲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图像。龙图腾在中华民族文化中通常都作为至高权力的象征，在封建社会时期被广泛应用于军队旗帜之上，作为凝魂聚气的重要载体。同时，伏羲女娲的神话故事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神话流传于今，向外界讲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虽然情节各有不同但均大同小异，这也是民族性的另一方面。这种向外的文化表述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使得伏羲文化不再是某一单一民族的文化财富，而是逐渐成为各民族之间重要的文化纽带。第三，具有相对稳定性，即在对于中华文明发展内容与方向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伏羲文化中的龙图腾起初是部落崇拜的图像，适用范围相对狭窄，但后期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共有的民族象征。这种文化发展的相对稳定性并非在发展过程中一成不变，而是在时代发展背景下，在保持核心内容的同时广泛吸纳新的内容增强自身文化生命力。伏羲文化本体的变异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并不断推陈出新。
（三）伏羲文化与文明肇启的关联性
从伏羲所创造出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产物来看，伏羲先民们以更为文明的方式去拓展其所需要的生存空间。首先伏羲发明结绳织网的方式去捕鱼狩猎，扭转了当时以现存食物维持生存的落后局面；其次发明了钻木取火的方式，使得先民获得独立获取保存火种的能力，从而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时代开始采用新的生活方式；此外，伏羲发展农业文明，圈养野生动物、发展畜牧农业、发明彩色陶器，形成了一定范围的原始先民聚集区。“在创建中华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又创建中华精神文明成果，诸如始创八卦和文字、定姓氏、起物名、制嫁娶、造历度、气候图、方位图和原始货币，尝百药、制九针，建立社会管理制度，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许多新矛盾、新问题，发明琴曲歌舞，始创武术和龙文化等”。
伏羲文化自甘肃天水市向东、向南发展，其文化发展轨迹较长，各部落、朝代对伏羲文化均有所继承和发展。伏羲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主要体现在后世对伏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方面。“伏羲文化的传承有多种形式，诸如：传说、演绎、口述、记述、研究、开发、利用、继承、宣传、祭典、复制等”。炎黄文化即是对伏羲文化进行继承与创新后的文化产物。史书记载，伏羲曾做八卦。炎帝神农氏在此基础上对于原有的八卦进行创新，将八卦每两卦一重，第一次演绎为六十四卦。又因神农氏号连山氏，于是便将象征山的艮卦作为首卦，又因为是在夏朝流传甚广，故称“夏道连连”，后人取名为《连山易》。后期轩辕黄帝对八卦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一改以艮卦作为首卦，将坤卦为首卦，因在殷商时期广为流传，因此被后人成为《归藏易》。除了八卦文化的变形，炎帝神农氏与轩辕黄帝对于伏羲精神进行弘扬、发展，为伏羲文化走向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炎帝神农氏在伏羲创造医学的基础上继续研究，留下了“神农尝百草滋味”的佳话传说。此外，炎帝神农氏在伏羲组建原始社会的基础上积攒了更多的管理社会的宝贵经验。“《淮南子·主术篇》中总结了炎帝‘怀仁诚之心’治理社会的做法：‘昔者神农之治天下，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养民以公，其民朴重端悫。不忿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是故威厉而不杀，弄错而不用，法省而不烦。’‘其地南至交址，北到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当此之时，法宽刑缓囹圄空虚，而天下一俗，莫怀奸心’”。在这种农业社会文明的创造以及医学方面的进一步研究都是由伏羲开始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的新的文明成果。
（四）伏羲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伏羲文化几乎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源头之一。其厚重的文化底蕴流传于民间，藏于山川河流之间，浓缩于龙图腾、龙韵汇集的龙城之内，隐现于彩陶的线条纹饰之中。无论是史前考古还是文献研究，伏羲文化始终向外传播中华文化的基本信息，表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其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不仅能充分调动文化精神的内在动力，激发更多的文学创作者、史学研究者从中发掘营养，同时充分运用文化的外推力，充分利用文化根基，为伏羲文化注入新的文化外推力。
伏羲文化遗迹主要集中于甘肃、河南境内。相传伏羲诞生于天水地区，最终葬于河南淮阳太昊陵，两地地理跨度较大，具有明显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痕迹。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对伏羲文化进行溯源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明确伏羲文化从何而来、发展过程以及文明成果，从而增强自身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在当前的时代要求下应充分利用辩证思维对伏羲文化进行保护与开发，发挥其中华文化的逻辑起点作用，引领广大人民群众深入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宏观视角审视伏羲文化，要求广大考古工作者要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加深历史认识，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进行分析、探讨和总结伏羲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在研究过程中要系统梳理、深入挖掘伏羲文化遗产所包含的信息密码，让其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见证者；要从伏羲文化遗产中深入解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形成过程，不断增进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凝聚发展力量。特别要充分阐释伏羲文化的民族认同感，以高度的文化自觉面对伏羲文化，以此促进各区域文化的沟通与交流。伏羲文化不仅仅是中华文化厚重性的典型代表，同时也是海外中华儿女广泛认同的文化元素。“文化是人们的记忆，不同地域或群体的文化就构成那一特定地域群体的集体记忆”。因此，伏羲文化能够将集体记忆转换成强大的文化力量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添砖加瓦。“弘扬伏羲文化精神，就是对文明和进步的礼赞，对劳动和创造的肯定，对无私奉献者的感恩，这与我们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培育民族精神，建设富强和谐国家的时代精神是相一致的，也无疑会对提高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激发爱国主义情怀起到积极的作用”。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要充分调动跨学科的知识技术做好伏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科学阐释伏羲文化及其背后的社会政治意义，讲好伏羲文化的本体故事、关联故事、学术故事，取得传播实效，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同时，更应当强化伏羲文化在变迁中的文化记忆功能，使得伏羲文化彰显其经久不衰的文化魅力，实现伏羲文化的可持续传承发展，在历史文化的舞台上焕发新时代的光彩。
综上，伏羲文化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和源，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民族始祖伏羲以其过人的智慧为中华文明肇启做出了巨大贡献，其所创造的八卦、渔猎、文字符号以及社会管理的基础框架向外传达出破旧立新的创新精神以及莫大的勇气，而这种精神对于当下文化传承发展富有启迪和借鉴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挖掘伏羲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当代价值，不断推动伏羲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原文发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