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读书时的常有一些感想，随手记下，很不成熟，谬误之处在所难免，仅供学道同仁参考之用。
01
课堂上有学生提问，什么是“以人为本”？我讲了一件200年前发生在英国的事：一群学生就要毕业了，老师把他们叫到身边，问：你们说，在漆黑的矿井里，最贵重的东西是什么？学生们齐声回答：是矿石。老师看了他们一眼，说道：错了，不是矿石，是你们的生命。
02
罗马城法院门前的广场上矗立着那座著名的正义女神石像，我们满怀崇敬地仰望着她那两千年不变的庄严面容，只见她一手执宝剑，一手持天平，双眼却被布紧紧地蒙着。雕像的背后，就是那句震撼全世界的古罗马格言：“为了正义，哪怕它天崩地裂！”
也许是专业的原因，我想起了税收法律，那“天平”，不就是税收立法的正义性么？而那“宝剑”，则必是税法的保证――国家的强制性了。对一个社会来说，正义性和强制性的均衡之处，应该就是健全的、良好的税收法治状态。
什么时候，我们的人民法院门前，也矗立起这样一座正义女神雕像？或，给我们的独角神兽的双目也蒙上一块布什么的。看来，这个问题要有我们中国的法学家和税收学家们来回答了。
03
曾创立“非官方税法学”的日本著名学者北野弘久称，他研究税收问题，从来不是站在征税权力方面，而是站在纳税人一方，在纳税人中也不是站在大企业、资本家、高收入者一方，而是站在社会中，站在经济中的弱者一方。我们的学者呢，你们经常站在哪一边？
04
学术研究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单一走向丰富，由禁锢走向自由的前提条件是自由表达、自由争辩。也这个条件具备了，中国的学术才能真正摆脱政治和权力束缚的阴影，迈向独立品格的广阔原野。可怜我们的专家学者们，就是“笼门”打开时，也只会拼命地抓住笼栏，向那原野投去惶惑的目光。
05
我们经常讲“国家的法律”，错。法律只是形式上是国家的，本质上它是人民的，是属于全体公民的。如果法律不是公民的，而仅仅是国家的，那么这个法律必定是专制的、反民主的、反法治的。而指望一个反民主、反法治的国家法律来保障公民权利，那无异于缘木求鱼。
税收何尝不是如此？
06
为什么我们有宪法而无宪政？为什么我们有税法而无纳税人意识？那是因为我们的宪法、税法的背后缺乏精神世界的依托。法律制度可以照葫芦画瓢地移植，法律制度背后的精神力量却源远流长，如弗里德曼所说：“法典背后有伟大的精神运动”。
法典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精神。我们缺少的正是那种伟大的精神。
07
增长不过是业绩，发展才是成果，而比结果更重要的，是看它能否为社会公众而非少数特权群体所分享。
08
这个季节，我仰望灰色的天空，那里应该有什么，却又什么也没有看见。对了，是大雁。不知从何时起，这美丽的动物不来我们这里了，今后，我们的孩子们只能在图书里去寻找大雁的踪迹，只能在电视里欣赏那飘动的一字或人字队形，只能看到地上有涌动的人群，再也没有大雁飞过头顶。大雁们，就这么永久性地消失在我们的视野。
我们丢失了大雁，大雁抛弃了我们。
09
上帝创世，造出鸟兽鱼虫，使之与人类相伴，于是，它们就真的把人类当作朋友，对人类的无理侵占、屠杀一再持忍让，敢怒而不敢言。从藏羚羊惨遭猎杀、大学生残害黑熊、“高跟鞋踩猫事件”，再到人类自身遭受某种病毒的威胁时毫不讲理地成批“灭杀”无辜的动物，我们从中看到了什么？
那些人类的朋友，纤弱的生命，面临的最大威胁并不是来自于大自然，而是我们这些看似文明的人类。它们的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绝望。
上帝总是要出手相救的，只是，这一次，救的不是人类，而是鸟兽。
10
征税之道，义然后取，人不厌取。
11
贫困的原因往往是人祸大于天灾，在于穷人的选择权被剥夺。其实问题很简单，穷人一旦拥有权利，社会贫困问题便不难解决了。
12
人们常说，中国需要一个能够成为权利主体的有产阶层，理由是有了钱，有了资本，才谈得上权利主张。但现在的问题是，有钱就有资格说话吗？有了钱又给了钱（纳税）还不让人说话怎么办？根本就是两回事，非得把这个当成那个的条件，这是什么思维方法？
13
台湾有个知名的乡土作家黄春明，穷的叮当响的时候，曾在乡间小路上碰上几个持刀劫匪。劫匪命令他：“想要命么？拿钱出来！”黄把皮包拿在手里，淡淡地说：“不如我们一起把钱拿出来，比比谁的钱少，赢的人把对方的钱拿走。”劫匪呆住，苦笑着收起刀子，挥手要他离开。在这个故事里，真正具有幽默雅量的不是黄春明，而是劫匪先生。因为他不但接受了黄的冷笑话，还大方地放过他，为社会少省下一具尸体，留下一个了不起的作家。
我怀疑，现在大陆是否还有这样安守“歹人本分”的劫匪。
14
是屁股决定脑袋？还是脑袋决定屁股？我的看法是，当不许、不能，也不想再用脑袋思考的时候，就只靠屁股来思考问题了。
15
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不是人为国家而生存。与纳税人平等的是国家，而不是国家的代理机构。
16
国家的利益能高于人的生命吗？能高于一切吗？如果拿这个问题去问中国人，恐怕大部分人的回答是肯定的。没听见有那么一句歌词么？“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你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
令我感到困惑的是，这世界上还有一个著名人士跟我们的观点很一致，他的名字叫希特勒。《我的奋斗》中有两句名言是这么说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国家，个人总是要死亡的，超越个人生命的是国家。”
该作何理解？请教国人。
17
如果不能做到有效地约束政府的权力，同时也就意味着不能有效地保护纳税人的权利。
18
任何漠视纳税人权益的法律终究要被纳税人所漠视。
19
有好的公民才会有好的政府，有好的政府才会有好的税收，有好的税收才会有好的纳税人。
20
人们应该明白这样的道理：没有任何看似高尚的理想，也没有任何看似诱人的利益，可以让自己放弃自由的权利。
21
“以人为本”，首要的一点，就是尊重并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每一个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哪怕是一个最“卑微”的公民的最不起眼的自由与权利。唯有做到这一点，才算得上是“权为民所用”。无论如何，我们也无法躲避哈维尔曾经提出的质问：“何处是无权者的权利？
22
污浊的空气，污浊的河流，污浊的食品，污浊的人流，我们就这洋生活在一个污浊的世界中。
但即使所有的人都喜欢污浊，我也要洗干净自己的灵魂。
23
我家附近有一条道路叫“成都道”，每天上、下午各有几个小时是普通车辆“限行”甚至“禁行”的时间，说是为了便于市府的官员们上下班。许是当官的娇贵，不能稍稍受到惊扰？这样的公安局，我看还是改改名字，叫“官安局”比较合适。
24
那晚和几位朋友一起在新东安5层的“东来顺”喝酒，席间听洪兄说某位退休官员称：“当我退下来以后，才知道自己下棋有多臭”，引起哄堂大笑。记得当时自己笑叉了气。
25
美国宪法非常简略，只有7条，加权利法案10条，也只有17条，从1787年到现在，历时118年，只进行过17次修改，每次修改只增加1条修正案。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背诵之。美国宪法用得最多的词语是“不得”。美国宪法条文共有80个“不得”和63个“应当”。这些“不得”与“应当”均指向“国家”，即“国家、国家机构、国家法律、国家工作人员”。再看中华人民共和国1982年宪法中，其中有36个“不得”、“应当”，无一指向“国家”，只有0.33个指向“国家机关”，即宪法第三十六条：“……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其余“不得”、“应当”均指向“地方、组织、团体、公民、个人”。
不妨翻翻我们的宪法，看看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不得”、“应当”，有几个，针对的是谁？
26
人的一切权利源自天赋，一切人造之物，如国家、法律、制度、规章、秩序，均在人的天赋权利之下。人的自由止于国家的不自由，人的权利之所至，就是国家的义务之所至，人的权利建立在国家的义务之上，无国家义务保障的权利必为虚假之权利。
27
现代化社会是分殊化的社会，不可能没有矛盾，不可能没有冲突，不可能没有裂痕。一个好的社会要敢于正视这些不和谐因素的客观性，有能力用完善的法律制度和道德力量调和矛盾，化解冲突，弥合裂痕。所以，未来我们能够形成和谐社会的唯一可能性却来自于那个我们并不怎么喜欢的多元化社会。
多元化不会使中国的天塌下来，相反，如果有意设置障碍，阻止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才真的有可能使我们的“天”彻底坍塌。
28
经常听到一句话：“政策是好政策，只是让下面的歪嘴和尚念坏了。”言下之意，问题出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要我看，这不是正确的说法。如果一项政策在实践过程中频频出现带有普遍的问题，那它决不能说是个好政策，甚至是个恶的政策。比如，那个已经被废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29
人之所以建立国家，是为了让国家听从人的命令，为人的需求服务。有谁见过不听人的使唤，甚至反过来教训人、使唤人、改造人的国家，而最终能给人带来福祉的国家？毫无疑问，没有。
这个已被无数人的鲜血和生命证明过的结论，还用得着我们在21世纪再去证明一次吗？国家，无论被人们粉饰得多么崇高伟大，都只是一部为人服务的机器。
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30
公民的纳税义务不必写入宪法，因为宪法是公法，而公法是用来规范国家、政府的权力的。对公民的纳税要求，有税法就够了。
如果一定要在宪法里写入税收条款，那首先也应当是对纳税人权利的规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在第五十六条规定出纳税人的义务。
31
从纳税人承受的税负来看，我们的政府可能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了，这从它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来。
32
从今往后，维持政府运作的税收必须从每一个公民的财产中直接获得，这是中国近年来发生的最大变化。重要的是，这个变化将继续下去，以致翻天覆地。
33
我们的社会里，只要有一个人感觉不到幸福，那么任何人（或组织）都没有权利说他是幸福的。
34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谁在养活中国，谁就不可能长期处于被管制和被剥夺的客体地位。
35
在一个不尊重纳税人权利的社会里，不可能造就出自觉守法的纳税人来。
36
数亿农民苦干了数十年，竟然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都没有改变无社保、无医疗保障、无养老金，无义务教育，无平等身份，无自由迁徙权利和职业选择权的局面，并且至今仍在不断地被边缘化。究竟是农民太多了，还是这个国家的农村政策有大问题？
37
肮脏的乌塘小镇，天下着黑雨，道路泥泞，仿佛空气中都弥漫着煤尘。在这街上行走，由于矿难不断，迎面走来的每个女人都可能是寡妇。她们在丈夫活着的时候，天天为随时可能降临的灾祸而提心吊胆，丈夫死了，老人孩子一担两头。街头巷尾游荡着的每一袭廉价的花衫里，都裹着一颗伤痕累累的心。
我第一次听说，矿区里流行着一种“嫁死”的规则，女人先上好节育环、买好保险单再嫁给旷工，专等着丈夫井下遇难，到时拿钱就走，另嫁他人。
矿区最可怜的，还不是女人，是男人。他们下井如同下地狱，就是能活着回来，这种“嫁死”的婚姻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幸福？
这一切都记载于迟子建的新作《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里，她曾以作家的身份到矿区乌塘镇深入生活，满怀同情地记录下那里的人和事。它们的残酷血腥和对人性黑暗面的深刻揭示，将在中国历史上写下重重的一笔，任谁也抹不掉的。
38
在冷峻有如刀锋的历史已经挑落了蒙满尘灰的现代神话30年之后，现在仍在有人不断地拣起它的残片碎屑，拼凑出新的现代神话，并且还在乐此不疲地拼凑下去。
难道我们是个酷爱神话的民族么？
39
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而对待流浪汉的态度，则可考验这个民族的良心。
40
“我是一位在苦难以外的幸运者，但是，不能止住悲恸。”一位朋友在读了我的《风中的芦苇》后说过这样一句话。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不忘。
41
善意与帮助像是一个球，当你毫不迟疑的将球抛向对你招手的人时，会有那么一天，当你在招手时，也会有个球飞到你的手中。或许，不只一个。
42
有两条船，一条船发现危险马上通报乘客，且积极组织力量排险；另一条船出现危险竭力封锁消息，且把“散布危险言论”的人统统关起来，甚至杀掉。
你乘哪条船？
43
当代的中国人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1911年武昌革命前夕，那个由清政府自己建立的资政院曾迫使清政府放弃其独立财权，并将当年清政府的财政预算核减掉了7790万两白银。要知道，纽约市仅仅是在此之前的1908年才刚刚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份对政府开支进行详细监督审查的现代预算。敢对皇权说“不”，而且这个“不”竟然还“说”成了，不能不说是这个皇权专制大帝国几千年未有的大进步，其历史意义可以说超出了当年发生的革命。
那时的中国人，竟是如此了不起，以致让我颇感意外。
44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如果失去绿色屏障的保护，人类，还有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会被宇宙无情地抹掉，毫无踪迹。
45
税收的用途是一个最直观、最客观、最准确的尺度，它使一切花言巧语都无法自圆其说。
46
美国学者孔飞力说：“我们最难以判断的，是‘盛世’在普通人的眼里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对于生活正向何种方向发生变化，是变好还是变坏，是变得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等问题的态度，同我们期待在经济发展时会发生的情况，可能大相径庭。从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商业与制造业的发展使得处于巨大压力下的农村家庭能够生存下去，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投入每个人的劳力。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当时经济的生气勃勃给我们以深刻印象；但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活生生的现实则是这种在难以预料的环境中为生存所作的挣扎奋斗。”
他说的是十八世纪的中国，但是不是感觉也像是在说现实的中国？
47
9％、10％……中国经济不可能永无止境地如此增长下去，任何经济体既有繁荣也就会有衰落。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由于各种内外部条件的约束、不确定性的增加（如不可避免的国际化），制度、政策方面的不合理因素就会提高经济停滞、萧条甚至危机的爆发释放出来。我们或许无法预计它何时发生，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它总有一天会发生。这不过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再正常不过。此外我们还知道，在发生危机的时候，与宪政民主的制度安排相比，威权体制将会充分暴露出它在应付种种社会矛盾上张力不足的弱点。印尼及拉美一些国家的政治结构面对经济危机不堪一击的拙劣表现和东亚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因及时完成国家体制的宪政转型而能够比较平稳地读过金融危机的事实，两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也早已给后进的中国提供了鲜活的经验。“市场经济就是宪政经济”，这就是结论。
可惜，到目前为止，还没见到中国在构建宪政民主这一现代民主政治的元规则上迈出实质性的步伐，也没见到它成为中国学者主流的声音。在等什么呢？等着危机爆发么？
48
虚假惯了的人，已经不懂得真实的可贵，已经不相信真实的真实，甚至还会挺身而出，主动地挑战真实、维护虚假。因为虚假已经成了这些人的思维定式，再也无法改变了。
49
中国人面对历史很像一个结巴，总是不断地重复着老掉牙的信息，比如那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几段改朝换代的宫廷把戏被我们叙说的天花乱坠，却看不出多少思想内含和真正的历史价值。我们讲别人的历史很流畅，批判别人的制度毫不留情，因为没有压力，张嘴就说，以偏概全也不要紧，错了也不必负什么责任，可一进入我们自己的语境，顿时就又变成结巴了。有时候，我们还会变成哑巴。
但也不是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当哑巴，“闭嘴”也不是人人可以享受的一种自由。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而且必须“表态”。这时候就看出当结巴的好处了：既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又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安全又保险，何乐而不为？
然而，不管是结巴还是哑巴，都是一种病态，名字叫“失语症”。其病理大约是，本来十分正常的神经中枢，在长期压抑下的局部或整体性坏死，并且不可复原。
没有自由思维和自由表达机制，何来民族自信？何来文化振兴，何来文化全球？
乐此不疲精神抖擞地集体性地选择当结巴的我们，继续结结巴巴地走向22世纪。
50
舍弃中国经济问题的政治内涵、只谈经济改革的改革，或是将此要问题升级为根本问题、试图通过解决这些次要问题来解决根本的改革，或许能收效于一时，但是它将使积累下来的问题将会更加严重，最后整个社会势必将以更为复杂的形式或更加惨重的代价来承担这种“改革”所带来的后果。这样的改革注定不能成功。
51
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问题学。学者没有对现行制度和体制歌功颂德的义务，他们工作的价值恰恰在于找出现行制度和体制存在的弊病和问题，在进行充分而尽可能求是的基础上找出克服和解决这些弊病和问题的方法。
52
在中国，从来就只有问题， 而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避开中国财政、经济问题的政治原因去探求解决那些问题的方法，无异于编织皇帝的新衣，是在制造伪理论，会使问题永远也得不到真正的解决。
53
当一个政府的税收行为还不透明的时候，税收就只能是国家维持自身运转或维护特权阶层利益的手段，与社会公平无关，与人民的权利无关。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我反对新增任何税收。不管经济学家们鼓吹得多么天花乱坠，都反对。
54
邵燕祥先生在 《想起了经济民主》一文里，曾建议各级党代会开会时，本届党委应该向大会报告党的经费收支和党产经营情况。据他自己说，没有听到回应。老先生勇气可嘉，是否知道，自己已触犯了“雷区”？
从理论上说，国土和人民，以及国家资源、公共财产和人民的私有财产，不能再像古代社会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样，可以任由执政者统统当作私产自行处置；也表明，承认了国产与党产在所有权上是有区别的，不容混淆。一方面，国家允许党产依法运作，另一方面，党组织不得超越法律支配和侵占国有资产。
我们不知道庞大的“国有资产”里的那一部分属于党产，或者党产是否包含在“国有资产”里面，更不知道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拥有了多少党产，是怎样积累起来的。人们，尤其是咱7000万党员们，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无不谨慎小心。
但有个道理无论如何不会错的：党产，不是个人隐私，不属于政团的秘密，如同一切国家、团体和私人的经济活动一样，应该也必须置于舆论监督和司法监督之下。这是一个现代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
支持邵燕祥，作为一名忠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55
汽油遇上火会燃烧，水烧到摄氏100度会沸腾，狗急了会跳墙，兔子急了会咬人，这样的道理尽人皆知。事实上，许多恶性发生的条件，是我们亲手创造的。可是，多数情况下，在我们一点一滴地“积累”事情发生异变的条件之时，自己并不清楚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
56
一个国家要是出现了财政危机，责任肯定在这个国家的政府，而且肯定是源于政府财政支出的无度。
57
如果民众没有独立思考和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制度的安排和政策的制定就会也只能在暗箱中操作，“谁官大谁说了算”。那么，人们对社会矛盾的认识便会只停留在事物的表层，解决矛盾的对策也就会局限于孤立的个别事件。于是，我们便会频频地领教什么叫作“屡禁不止”，什么叫作“愈演愈烈”。
58
独尊比焚书更可怕，因为焚书不过是把几本书扔进了火堆，独尊却可以从根本上摧毁所有的文化。中国历史上独尊儒术的结果，固然使百花凋谢，但首先是儒学自身遭到阉割。
神话了的儒学，不过是一具僵死的躯壳而已。
59
逃税是人们为对抗重税、维护自己的财产权益而产生的一种本能的行为，不合法，却可以理解。
60
一个社会如果多数人都被短期行为所裹挟，热衷于急功近利搞表面文章，那一定是陷入了某种深刻的危机，一定是意识到了前途的不美妙，一定是对未来丧失了信心。而只有对未来完全失了信心的人，才会一门心思只顾眼前、不管将来。
61
如果官员的手里掌握着资源配置的大权，而这种权力又缺乏制约和监督，那么，腐败是必然的。权利越大越腐败。因为经济学告诉我们，人都是“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符合人的本性。如果我坐到了胡长青、成克杰的位置，身边到处是机会，伸伸手就来钱，甚至不必伸手也来钱，我也会犯错误。因为我不是焦裕禄，不是孔繁森，我只是个普通人。
所以，设置游戏规则的原则，应当也必须以防范普通人的“伸手”为起点。
62
脱离纳税人义务而片面强调“应尽义务”的纳税宣传，比如那个老掉牙的口号：“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光荣义务”，除了重现与强化国人对纳税逆反心理的历史沉淀之外，什么用也没有。
纳税人不需要“光荣”，他们需要的是“权利”。
63
从纳税人的角度说，他是不是尽了太多的义务而很少享受到应有的权利，这是衡量税收是否具有掠夺性的主要标志。
64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同理，世界上也没有免费的自由。
65
不少人以为只有中国是社会主义，而且是世界上唯一的、正牌的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中国怎么搞都是社会主义，外国人怎么搞都是资本主义，其实未必就是如此。仅从社会福利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如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更像“社会主义”，只有中国，并不怎么像。
66
“百姓可以承受”的说法，目前正成为垄断性公共产品和服务涨价的理由，官员们理直气壮地说，医疗费、学费、房价、水费、电费、燃气费等的多次调价，限制在“老百姓”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于是有人这样质疑：“百姓可承受”，公共产品就可涨价？问得好！我以为还可以继续追问，“百姓可以承受”，究竟是“百姓”自己得出的结论，还是官员们替“百姓”得出的结论？如果是后者，那么谁给你们的权力可以代替人民的判断？你们的结论能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得不到人民认可的决策你们还认为是可以坚持下去吗？这些问题，官员们回答得了么？
67
言与行、说与做的分离，甚至完全相悖，构成了当代中国人最大的道德困境，至少到现在为止，还看不到我们能够摆脱这困境的迹象。
68
福利经济学里有个“帕累托改进”，简单说就是一部分人的财富可以增加，但其他人的财富不能减少。因此它有个基本原则是一定要被坚持的，这就是公平。
接下来，什么是公平？公平不是一般人理解你跟我、我跟他之间收入、财富水平的的平等，而是看起始条件，也就是竞争起点是不是平等，看起点而不是看结果。也就是说，给你机会，但是你也必须允许别人获得同样的机会。这才是真正的公平，在公平之上才谈得上效率问题。如果一个社会是个不公平的社会，它怎么可能产生效率？
所以中国人总是大谈什么效率与公平谁优先，争来争去，不过是个伪问题，永远找不到正确答案，因为那个争论不休的的问题实际上不存在。
69
我们的真话、实话，只能在私下里说，而不是在公开场合毫无顾忌毫不恐惧地说。有人在公开场合（比如开大会时）说几句真话就能获得异乎寻常的掌声，那绝对不是个正常的现象。
70
与自己的传统文化相比，当代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不能说没有一点变化，但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或仅有细微的不足道的变化。
一个人的脑袋不断变大不见得就是好事，如果他不是变得更聪明、更懂得科学。
71
我国的大、中、小学教材存在着一个通病：缺少对人性本身、人的尊严和权利、独立思考的意识和能力的内容。从来都是教育学生“信”什么，从来不告诉学生“不信”什么。这样的课本，是把原本正常的人变成奴才的好教材，却无法培养出现代意义的公民。
72
从一个社会采取何种方式解决自身出现的矛盾，选择什么手段处理内部纷争，便能大致了解它的多高的文明程度。
73
我喜欢读历史，却又怕读历史。因为，回首那一段段尘封多年的历史的时候，发现有些部分早已被强令遗忘，而另外一部分却被人一次次地提醒。结果是，我们记住的是该忘记的历史，而忘记的又是该记住的历史。
74
真正的学者，应秉持公正、中立的立场，以追求真理和正义为己任。然而，在中国的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那里，我们看不到这些品质。他们把既有的规则作为不必质疑的前提，缺少制度批判和规范性探索的思想锋芒。他们之所以屡遭非议，主要的并不是其观点的对错，而是缺乏独立的地位和意识。在公众面前，他们更像是“宫廷人”。
既然是“宫廷”的人，他们主要任务便是关注于如何为政府增加赋税收入，“提高国家财力”，探究贸易过程是否对自己的主人有利。至于如何约束政府的敛财行为，如何保护纳税人的权力，如何控制政府的预算支出等等，便难以进入他们的视野。经济学在中国，成了一门“告诉政府应当如何征税、如何运用征税权”，“向政府决策人提供建议”之类的技术性的东西。
对这种“宫廷理财学”，马克思、恩格斯都曾用非常尖刻的语言毫不客气地予以讽刺（见《资本论》卷一跋；《马恩选集》卷二，37页）。
如今的经济学家们，初衷不改，他们或进入政府当了大官，或千方百计讨好政府官员以获得更多“项目”的课题费，或毫不避讳地充当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或继续为官员或利益集团攫取公共资源出谋划策，总之，都是大忙人。这种经济学泛滥成灾的结果，用布坎南的话来说：“那些聪明的大玩家按照自己的利益操纵现行规则，众人竞相仿效的不再是圣贤，而是这些耍小聪明的人”。
问题在于，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聪明人比比皆是，智慧却越来越贫乏。
75
在一个普遍缺乏诚信和不道德的环境里，如何教育自己的学生恪守诚信和道德，一直是令我感到极为困惑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76
软弱的、愚昧的、一盘散沙的、不知“权利”为何物的国民，怎么“转变”都是奴才，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纳税人。
77
如果开会时只能听到一种声音，那就不是开会，是上课，甚至连上课也不是。
78
坦率地说，我们是一个特别善于讲假话、空话、虚话、套话，甚至胡话的民族，遗憾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我们不说这些“话”的希望。
79
税权是一种“被垄断的暴力”，它“施暴”的对象是公民的财产权。现代国家必须通过一定的人权制度安排来制约税权，防范税权的无限扩张，并制止它滑向脱离人民意志的方向。
80
思想是无罪的，对思想进行审判，像抽刀断水一样荒唐可笑。企图用威权的力量、行政甚至是法律的力量强行灌输推行某种思想，而将别的思想打进地狱的行为，才是彻头彻尾的犯罪。
只有思想自由的土地，才会有聪明才智如雨后春笋如春日花雨般地喷薄而出，思想自由的民族，才是有美好希望的有灿烂前途的民族。
81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论赋税时提出了良好税制四原则，即赋税平等、赋税确定、纳税手续方便以及征税过程的节约。这四条原则的其中任何一条都把纳税人的权力包括在内。那么，我们的税收原则是什么？
既然公共权力机构的决策关系到公民个人的利益，公民就应该有过问和参与的机会，而且参与的机会应该是平等的，不应只是少数人的特权。
8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组织专家对19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比较精细和全面的定量测算，其研究成果发表在麦迪森著《世界二百年回顾》（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一书中。研究结果表明，在GDP总量（单位：百万1990年国际美元）方面，1820年，中国199212，高居世界首位；当时西方最发达的国家英国34829，位居世界第四；居第二、三位的是印度（110982）和法国（37397）。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8.7%,比印、法、英三国共占26.5%的总和还要多，其发达程度相当于今天的美国。问题是，就是达到最富的水平，又如何呢？恐怕不会有人认为满清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皇权专制统治下的中国，民众个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毫无保障，尽管它是富有的，但却是世界上最孱弱的国家之一，这才有了后来发生的历史。
这个道理今天并没有过时。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经济目标只是它的追求之一。比起经济目标来，更重要的是公民个人的自由和发展，如不受压迫、自由迁徙、自由表达、免于恐惧、健康保障和良好的教育等等，都是个人应享有的自由。只有个人自由得到充分尊重和法律保障的国家，才是真正的强国。
83
个人的自由，平等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以国家的名义也不行。这就是公民应当享受的和必须维护的基本人权，这就是法律必须保障和保护的公民权利。践踏人权，就是与人类为敌。
84
康德说，有两个东西令他感到敬畏，一个是头顶上浩瀚的星空，一个是“我心中的道德律令”。
我们敬畏什么？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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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微观层面上，除了民众日常生活决策已经较少再受干预外，其它几乎所有的行业或领域，仍无处不在地受到来自政府权力的强力干预，这种干预甚至可以一直延伸到私人部门而不能停止，而一切民众之贫穷、社保、医保、教育和公共服务等等问题的解决过程却常常找不到政府的影子，使这些领域皆处于营养不良和救济制度严重欠缺的状况之中难以自拔。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真实写照。
结论跟西方人的差不多：中国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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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身上总是布满了伤痕，常常不得不蜷缩在某个角落，而谎言却总是能登上大雅之堂，到处招摇撞骗。这世界就是这么奇怪，事情总是反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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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思想总是诞生于逆境中、漫骂声里甚至屠刀之下，而决不可能出现在鲜花和欢呼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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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网络上流传着我在2004年说过的一句话：“道在民间”，我为此而高兴，说明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并接受了这个观念。的确如此，中国的真正的文化传统，中国人的思想精华，现今社会所有有价值的东西，统统不在“圣人”的经典里，也不在某某领导人的“重要思想”里。中国人所有珍贵的东西都在人民中间，并永久地保留在人民中间。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我们民族真正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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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善于总结自己历史上优秀的文化，而是把应该继承的文明一点点地丢失；我们不善于向外国学习，只是趸来一些鸡毛蒜皮的文明成果并把它们当作自己的成就来炫耀，而拒绝接受真正的人类共有文明。实际上，我们是踏着自己的不太光彩的历史足迹，重复着自己早已经历过的悲剧，一圈圈地兜着历史的大圈子，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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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我们怀着一颗正义的心，却总是闭着眼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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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既然是一种公共活动，它就必须符合公共道德。横征暴敛违背了公共道德，因而它不是税收，是野蛮。只不过实施这种野蛮的不是强盗，而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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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兴安城的灵渠边上有一座奉祀当年建渠有功者的“四贤祠”，明清风格的建筑，因纪念四位在灵渠修建和维修过程中的杰出先贤而得名，里面存有一些歌功颂德的石碑。奇怪的是，在这碑群里，还藏着一块《》，上刻有文字：浮加赋稅冒功累民兴安知事吕徳慎之纪念碑，中华民国五年冬月阖邑公立”。简简单单的碑文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了一位贪官的丑恶嘴脸，在这祠中与四位先贤同堂共处，其中功过，任人评说。
浮加赋税，冒功累民。
兴安知事吕德慎之纪念碑
民国五年冬月阖邑公立
这是当地人对曾这里横征暴敛搞得民不聊生的一位“县太爷”的控诉。
各种各样的纪念碑见过不少，但是，“劣政碑”却是头一次看到。
如果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甚众的河南信阳、在枪毙民主义士林昭的上海龙华机场的第三条跑道上，在兴建“豆腐渣”工程的长江堤岸边，也竖起这样一块“劣政碑”，我想，不会是毫无益处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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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征税自有其宏伟及合理的目的，但公民对这一目的的达成并不“当然”地负有法律上的义务，因为税收不是任何“单方意志”所能决定的。即使强行作出什么决定，其行为也仅具有暂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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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无代表则无税），这个经典表述揭示了税收法定主义最基本的含义，即税权归于人民。是人民选出的代表将征税权授予政府，而不是政府天生就拥有这个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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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法律根据，国家便不能课税，公民也不得被要求交纳税款。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基本法起草小组的成员，我将致力于把这一法律精神写进这部神圣的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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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不能当饭吃”，这是反对民主的一个白痴级的理由。因为历史早已证明过无数次，自由民主的制度从未制造过饥荒和“人祸”，这不是偶然的现象。无论在经济比较富足的欧美国家，还是经济比较贫困的国家，如印度、博茨瓦纳独立后的津巴布韦。也就是说，民主能当饭吃，而且还能吃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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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一个向往和获取自由的过程，然而大多数人与此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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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本身和它的运作方式各国存在差异，有它的局限性和缺陷，这本来很正常，人类就是要在民主的实践中不断完善它、发展它。但有人却据此企图把它从人类社会中抹掉。正如波兰杰出的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指出的：“托洛茨基和列宁找到的纠正办法即取消一切民主制，却比这一办法所要制止的坏事更坏，因为它堵塞了唯一能够纠正社会制度天生缺陷的一切机会。这就是人民群众的积极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
扼杀民主，随之而来的就是专制的种种罪恶，难道不是已经被人类历史反复证明过了的道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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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的政治结构历来是某个单一的政治势力占据主导地位和拥有可以支配一切的绝对优势，这样的社会即使有宪法和法律，也是某个占据绝对优势的政治势力的意志的单方面表达，而不会有真正的法治。因为在绝对意志占优势的国家里，一个至高无上的人和一个集团随时可以把他或他们的任何想法变成法律，然后他或他们就可以声称自己是“依法办事”的。
按照这个逻辑推理，希特勒也可以说是“依法”把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焚尸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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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文革”中的一切罪恶，包括对于人民基本权利的藐视和剥夺，包括对人的思想和言论的统治、禁锢与扭曲，包括任意剥夺人的自由与生命，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它作为中国人心中最黑暗最耻辱的一页载入史册。这些骇人听闻的罪恶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也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消化、消除，永远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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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克顿看来，政治生活中最可怕的局面，是“道德与宗教不分，政治与道德不分”，整个国家“只有一个立法者和一个权威”。在这位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的全部著作中，贯穿着一个春秋笔法的我们本土的史学研究中不见踪影的基本立场，即人间所能享受的所有自由――无论是宗教自由还是世俗自由，皆为权力平衡的产物，有两千年皇权专制“传统”并至今抱着“高度一致”观念不放的中国人对此可能有更深切的体会。于是，当阿克顿说“只要某个单一的明确目标成为国家的最高目的，无论该目标是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国家的安全或权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还是对某个抽象观念的支持，此时的国家走向专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10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我们不知是应该佩服这位智者的远见卓识，还是应该为我们的愚钝和孤陋寡闻而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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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只有一种思想、一个权威、一个立法者的地方，人们或许会表示服从，却不可能产生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愿望和勇气，即使他做了恶、杀了人，也不会主动承认，更不会真诚忏悔。这就像一条船，凡是登上这船的人，必须绝对听命于船长的意志，个人自由被完全剥夺。在这船上，组织高于个体，纪律高于个性，服从高于创造，倾听高于思考，弹药重于食粮。这条疯狂的船向一切敢于阻止它前进的力量开战，无论这力量是来自外部，还是内部。
大概不必再说下去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此疯狂的结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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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一书中说：“一九九七年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初读这些话心情未免惆怅，细思之却觉得先生只是说出了一个必会发生的事实。是的，我们夫妇也有一个女儿雯雯，总有一天，“我们仨”也会失散，我的书房也会空无一人，我的那些最心爱的书也会流落到知道的什么地方，我，我们每个人命中注定，都只是这世界上的一个匆匆过客。唯一让我心安、欣慰的是，我是一个以真理为家、行走于真理之道的人，是一个拥有精神家园的人。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我们仨，终是有家可归的人，冥冥之中，我们还会聚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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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大脑是用来思考的，而且只能用来思考。如果我们空长着一个万物之灵的大脑却不用，我们跟动物就没什么两样。你就是吃一辈子饭，拉一辈子屎，也还是没有任何价值。如果有人不让你思考，不要理他，因为思考是你的权力，谁也管不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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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日本大阪产业大学门口镌刻着的该校校训：“致力于培养卓越的普通人”，不禁有些感慨，我们的大学谁会把这样的话当做校训？记得学校组织校庆之类的活动时，往往会请来一批“优秀校友”坐在主席台上，挨个介绍下来，不是“部长”、“省长”、“局长”，就是“名人”、“经济学家”。其实，日常生活中绝大部分都是平平常常的普通人，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得非常卓越，为社会做出贡献，他们就不优秀吗？就没有资格坐在那个该死的主席台上吗？
衡量一个国家或者一所大学校教育是否成功的标准并不是它培养了几位总统、多少政府长官、名人，而是看它使多少国民接受了优质的高等教育，培养了多少优秀的“普通人”，这才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基本素质的根本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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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产生和传播思想的场所，而不是仅仅用来讲授现成知识的地方，这是大学与其他课堂的最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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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化的教育对人的伤害，不仅仅在于它传授了一些过时的知识或陈腐的观念，更严重的是，它在竭力摧毁人的思维功能。让人费解的是，现在从学校出来的学生，怎么会如此的惧怕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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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大学教育是其民族精神最清晰的体现和其生活方式最精确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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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6月的一天，52岁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少年中国学会发表演说，他以长者的身份，针对青少年存在的弱点提出了几点告诫。接着，28岁的归国留学生胡适登台，宣布章先生所说“都是消极的忠告”不足为诫。我在想，如今的大学里还有可能发生类似的一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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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为“批判”一词正名。批判，其实是一个中性动词，与哲学上的“扬弃”一词相近。其基本含义，是先分析而后作出理性判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谓继承，也只能在批判的基础上的继承。现在很多人空喊继承，却不见其提倡批判，这不是在继承，而是误入歧途。最可怕的是他们竟然把这些未加批判、鉴别的文化全锅端给青少年，让他们去死记硬背，还美其名曰“读经”，这就不是自己迷失的问题了，简直是在作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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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跟他（不管是谁）的意见永远一致，那就是说，你的意见是多余的。或者是另外一种可能：你怕他，以致于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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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历来无从伸张自己的意愿，更无从决定自己的命运，而只能生存在由少数人强加在自己头上的政统范式中。数千年了，竟一直未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自己表演得再精彩，只要脖子上还套着一根绳索，你就是一只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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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4年的一天深夜，一场大火烧毁了哈佛的图书馆，很多珍贵的古书绝籍被毁于一旦，让人痛心疾首。第二天这场重大事故学校上下得知，有名学生尤其面色凝重。
突发的火灾把这名普通学生推到了一个特殊的位置，逼迫他作出选择。在这之前，他违反图书馆规则，悄悄把哈佛牧师捐赠的一本书带出馆外，准备优哉游哉地阅读完后再归还。突然之间，这本书就成为哈佛捐赠的250本书中的惟一珍本。怎么办？是神鬼不知地据为己有，还是光明坦荡地承认错误？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惴惴不安的学生终于敲开了校长办公室的房间，说明理由后，郑重地将书还给学校。霍里厄克校长接下来的举动更令人吃惊，收下书表示感谢，对学生的勇气和诚实予以褒奖，然后又把他开除出校。
哈佛的理念是：让校规看守哈佛，比用其他东西看守哈佛更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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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开过一辆汽车，同行的外国朋友惊讶地回过头来：“好满的一车填鸭啊！”我愤怒了：“胡说！那是我们的一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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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老校长蔡元培说过：大学，不是大楼，不是职业技术培训机构，也不是升官发财的预备所。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
我倒是觉得，如今的大学，恰恰只是符合前三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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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的说，我们知之甚少，乐观地说，我们正在一天天地多起来。但我们还得明白一点，我们知道得越多，我们未知的领域也就越多。
“我所知道的就是我知道的很少。”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
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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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鲠生认为1927年以前的北京大学最令他怀念，这多少有点令人意外，但却在情理之中。周说，那时候的北大，教学、研究及行政管理是完全独立和自由的，没有什么人可以随意干预。大学有学府的尊严，学术有不可以物质标准计量之价值，教授、学者们有充分的自尊心，在社会上有凛然不可侵犯的权威。哦，“旧社会”的大学，跟我们想当然的那个样子竟是如此的不一样。
“旧大学”早已离我们远去，我们只能望着它的背影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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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与公民的个人自由之间，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这是一个中国人至今尚未想明白的道理。哈耶克早在60年前就指出，即使行使权力的人动机十分高尚，但他无法掌握市场活动中诸多个人根据不断变动的信息分别作出的决定，也就难以为“目标的重要性等级制定出公认的统一尺度”。于是，那些通过外力影响市场选择的行为，如政府为扩大需求而实行的盲目扩大公共支出、竭泽而渔地征收赋税以及专断的分配政策等，其后果必然是，它把大量可能的获利机会都变成权力寻租，大大减少经济活动中新创价值的机会，并窒息整个国家或民族创造性精神和活动。这不仅与个人自由不相容，而且与合理的生活秩序、社会繁荣、文明的发展逻辑统统背道而驰。因此，一切以强制力为后盾或有垄断倾向的权力都必须受到限制，包括使那些声称“一心为民造福的”的权力。
一个社会要想保持持续进步的活力，就必须向着不可预见、不可计划的未知领域开放，而要建立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就必须保证每一个公民都享有打破旧模式、创造新事物、建立新规范的自由，而要使公民确实享有上述自由，就必须建立宪政民主制度，以使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过于强大的政府权力之下，无公民自由可言，也就无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可言。这就是哈耶克“进步社会”的逻辑。
读读哈耶克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吧，它会给你所有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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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暗室，一灯即明。要是没有这一灯之明，世界就会永远淹没在沉沉的暗夜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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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要想进步，首先要鼓励人们独立思考、自由言说，允许各种“异见”存在，而不是什么保持一致、求同存异。人群中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是非常正常的事，万众异口同声，肯定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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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如果有什么必须严加禁止的，那就是公开主张专制和包藏在所谓民族主义中的法西斯思想。其他的思想和观点，都应当受到鼓励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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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从古到今都是一个“求同”的国家，据说最后要达到“世界大同”。这种制度，是历代统治者极端维护自己私利的结果。不过，人家那是皇权专制制度，维护的是自己的家天下，可以理解，问题是，现在还求那个“同”做什么？难道还在追求私利？还要维护专制皇权？既然不是，那为什么要人们统一思想？难道思想是能够统一得起来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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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长高尔基40岁，如果不是托翁身体结实、长寿，他俩相识的机率是很小的。可事实是，他们还是相会了。在谈话中，当托翁听高尔基讲完他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曲折经历后，既同情又感动，禁不住泪流满面。他说：“那样的生活足以将您变成贼，骗子或杀人犯，而您却成了一位作家。您使我无法不对那您充满敬意。”高尔基回答：“那是因为天使一直伴随着我成长。”
高尔基所说的天使，是他的母亲。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由穷人和富人组成的。穷人的贫困、穷人的死亡，对于富人来说决不是福音；穷人的孩子都成了罪犯，足以让富人的后代们丧胆；穷人过不好，这世界上终归不会有人好过。
上帝差遣天使来到人间，充当孩子们的母亲，她用自己纯洁的乳汁哺育他们，用自己博大无边的爱滋养他们，她使穷人的孩子成为有教养的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成为在富人面前不再卑躬屈膝的人。如果没有母亲，这罪恶的世界早就崩溃了。
愿我们的孩子，中国的孩子，数量庞大的穷孩子，都能从自己的母亲身上发现天使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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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一颗星，黑夜便被战胜，因为，黑夜现出了原形；真理代表着光明，只要有一点缝隙，就能照亮整个大地，因为大地渴望着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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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2004年十年之间，我国有770万家个体户在人间“蒸发”，这应该视作一场不曾为人们所关注的巨大灾难，它的后果将逐渐体现出来，同时也证明着政府的那些调整贫富分化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败。令人扼腕的是，这一群体已丧失了获取所得的机会，他们中的一个比例有可能加入贫困者的行列。
自找麻烦，宏观调控可不是这么个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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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选举权就只能是消费者的牢骚，而不是政治选民的意见。牢骚的结果仍然是结果的不公正和不平等，消费者除了继续接受，无其他选择。
127
中央往上“收权”，不过是政府间权力的转移，它只能约束地方政府不为“害”，而无法促使地方政府真正履行为民众服务的职能。
128
“改革”无任何神圣意义可言，它不过是一个中性词，是政府在面临危机时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其正面含义，要靠给人民带来的福祉来获取。
129
在中国历史上，自由从来就是权势者的专利，而普通百姓总是处于被欺压、被侵犯的地位而不得翻身，且找不到任何伸冤的门坎。忧愤日复一日地聚积，只有在兵荒马乱、社会失控的时候才释放出来。仿佛突然之间，暴民成批地涌现出来，复仇的火焰迅速燃烧，辉煌的大厦迅速坍塌。
130
理想的法治状态应该是：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和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关系，没有人可以置于法律之上，也没有人不受法律的保护。
131
淤泥里可以开出圣洁的莲花，黑暗里能孕育出希望的光明，但谎言里却不可能诞生出真实。
132
1970年，在工人体育场10万人的“打倒”声里，遇罗克被宣判死刑。他是那个时代许许多多因言获罪、或死罪的无辜者之一。惊人的历史悲剧留给后人的教训是，公开持不同甚至反对意见和立场不应是罪，而是人的一种自由和权利。
133
没有人可以剥夺我们内在的自由和尊严，除非我们自己甘愿放弃。
134
也许，当国民自由独立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说出什么刚被发现的伟大真理，有时甚至不过像那个真诚的小孩一样，说了一句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实话而已，或者就像赵高指鹿为马的时候，站出来说那根本就不是马，而是鹿，也是大实话。但这却是对权威的挑战，是对话语权垄断的挑战。那些满腹经纶的先生，那些吃官家饭说官家话的专家们，当社会需要他们在公共问题上表现出自己的良知和立场的时候，又有几个敢于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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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表达并不能够保证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不会发生悲剧，但是，起码可以保证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不会步调一致整体性地陷入悲剧，且难以自拔。
（第一部分完）
注：本文部分内容以《税语》为题发表于《市民》杂志2006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