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需要加强安全风险预警的重要方面。当今世界正处在变乱交织的动荡变革期，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增多，对于重大风险预警的需要也更加迫切。积极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诸多重大挑战，有效推进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是理论工作者的责任。南京审计大学赵欢春教授出版的《社会转型期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9月版），立足时代变迁和社会演变，探讨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预警问题，既有深入的学理思考，也有生动的现实观照；既关注宏大叙事，又关心日常生活，是科学认识当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问题的有益探索。

（一）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

实践表明，当代社会面临的重大风险常常牵涉面广、危害性大，还具有某些难以完全预测的偶发性。就当下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而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等各个方面存在的重大风险问题，在意识形态领域都可能有所反映和体现，成为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深层次根源。同时，意识形态安全作为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又反映国家安全的根本属性和安全诉求。作者紧紧围绕“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把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放到当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历史方位中考察，凸显其在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的世界意义；把这一重大主题研究放到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坐标中进行演绎，表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责任和未来担当。

（二）体现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

树立大历史观，才能从时代大潮和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发展规律，提出有效应对的战略策略。该书从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实际出发，提出了“社会转型期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非传统转向’”这一创新性的学术观点，继而建构了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研究的唯物史观基础。不仅深刻解读了预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时代内涵，创新性提出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新视角——风险预警；而且通过准确把握意识形态安全聚焦当代中国——风险预警研究的缘起，揭示了从“后工业时代”到“社会转型”到“意识形态转型”再到“预警安全观的时代呼唤”链条式的风险预警的演绎逻辑。该书兼具理论感染力和现实说服力，是这一研究领域守正创新的力作。

（三）追求学理性和政治性相契合

该书剖析了意识形态安全、国家安全和国家治理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导向，提出了一些有较强解释力的新判断，如：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的精神内核，就像血液一样渗透在国家的整个肌体之中，规定着国家的本质属性，导引着国家的行动方向，并外化和显现为国家的形象。就国家的整体构架而言，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系统的灵魂，具有异质免疫、政治导向、经济规制等功能，促进了国家有机体的健康运行。在具体策略层面，该书提出了“占领制高点”“抓住切入点”“夯实着力点”“找准突破点”等方法和路径，以学术讲政治，为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主动权提供政策依据。

（四）促使知识性和价值性相融合

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源于思想，争于人心，斗于舆论，立于制度，隐于量变，显于政治”。该书立足我国实际，融合了国际安全研究的趋势和主流方法，论述了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研究的四个范畴、五种动力变量以及机制耦合的分析方法；论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时间结构、空间结构和意识结构。这种“板块式”“结构化”的研究思路力图把知识性和价值性统一在真理的叙述体系中。这就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西方同类研究中知识和价值的二元论倾向。知识绝非“价值中立”，价值绝不偏离真理。在拓展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知识内涵，最大限度实现对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认知的整体性把握的同时，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诉求，为科学把握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了分析工具。

（五）推动科学性和实践性相结合

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起源于思想，积累于量变，然而一旦引爆，就是“亡党亡国”。这种由不易觉察的量变引发的颠覆性质变，往往出乎意料，来得突然。这样的风险一经出现，就会让人瞠目结舌，不知所措，正所谓“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所以风险预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就显得极为重要。该书创建了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的“三维结构模型”“风险判定模型”“风险预警演练模型”等具有实践意义的操作范式，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的体制机制，使得“科学性”和“实践性”得以较好地统一。

当然，作为一个前沿且复杂的重大课题，该书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就该著作而言，问题如何更精准，论证如何更充分，理论概括如何更到位，还可以进一步打磨。作者提出的不少思想观点还需要进一步推敲和科学论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作者：侯惠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