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朱德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党、国家、军队重要岗位上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决策，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各项建设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朱德明确提出：“要看到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建成社会主义，我们要找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建设的中心是经济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对发展生产给予了更多思考。1950年3月，他在全国劳动局长会议及邮政电信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目前最大的事情就是要发展生产”。朱德强调：“建设的中心是经济建设，其他一切工作都应当为这个中心任务服务。”

朱德思考生产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出发点始终紧密联系人民。他强调：“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增进人民的福利。”“如果不靠发展经济建设来改善人民的生活，就等于取消了社会主义”。

朱德多次提出要适当改革经济管理体制。1955年12月，朱德在谈话中指出：“现在中央一切都包了，整个社会不能发展，不能发挥下面的积极性。”1957年1月5日，朱德在谈话中指出，“地方工业如果不下放，以后地方上什么事情都找中央解决。只有下放，中央才不会当‘怨户’”，“地方财政一定要划分出来，否则，地方上年年当‘长工’，没有积极性”。朱德还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考察广西情况，他在报告中指出：“条条各行其道，块块无权干涉，因此，必须给地方以应有的权力。”1957年4月，朱德再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汇报到湖北、广西、广东、云南、四川、陕西等省、自治区考察的情况时指出，“体制问题的中心问题是财政问题，应下决心把财权下放”，“财权下放之后，地方上就有胆量来办更多的事”。朱德认为，为了更好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财政、计划、工业、贸易等方面的权力都应该逐步下放，使地方有机动之权。

如何改革过于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朱德提出了三点主张：一是逐级建立财政体制。要逐步建立中央、省、县、乡四级财政，各自都有独立性。“财权不仅要下放到省市，而且还应当考虑下放到县，逐步把三级财政（中央、省市和县）建立起来，将来再视条件逐步下放到乡，以建立四级财政。”二是适当提高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把大部分的地方工业交由地方管理，规定上交适当利润，既可以扩大再生产，又可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三是发展商品流通，开放自由市场。朱德深入思考了计划和市场两者的关系，“自由市场是农民的需要，开放自由市场利多弊少。既然开放，就必然有两个市场，两种价格”，“应在统一领导下把市场搞得活一些，以便促进生产和流通。改变过去那种不统则乱、一统就死的状况，不宜各地强求一律”。

朱德提出的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思考和探索，虽然没有得到全部实现，但这些思考极富勇气，很有创见，体现了朱德思想认识的前瞻性和全局性。

“利用国际上的有利条件和形势”

新中国成立前，朱德就认为我们不仅“要同苏联及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还要同日本、美国做生意”，要把我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内外交流’”。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主张要独立自主地“利用国际上的有利条件和形势，来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他认为，“只强调自己制造，不要进口，这不是先进思想，而是保守思想，应当克服”。

朱德还深入思考了发展对外贸易的具体措施。他提出，“在发展国际贸易上，我们的胃口应该大一些”，要“以进养出”“以出带进”，“争取多出口，多进口，逐步地做到大出大进”。关于改革外贸体制，朱德指出，“要给地方一定的机动性，鼓励他们多生产、多出口”。

朱德还较早地提出发展国际旅游事业。1957年8月14日，朱德对李先念说：“要把所有的招待所、疗养地和风景区的房子都收归公家所有，充分地利用起来，成立国际旅行社，发展旅游事业，外国人也可以来旅游，这是一笔很大的收入。”8月30日，他在和城市服务部部长杨易辰谈话时说：“旅店事业要搞好，把旅店、招待所办成国际旅行社，接待外国人，可以赚外国人的钱。”

“要让农民富裕起来”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朱德尤其重视农民的致富问题。他指出：“要让农民富裕起来，只有农民富裕了，整个国民经济才能活跃起来。”当时有些人担心农民富裕后会成为富农，会发展资本主义，会出现阶级分化。朱德坦率地反驳：“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集体和国家手中。群众的生活应该是越富越好。”

朱德强调的让农民富裕起来，“不是少数人富，而是集体富，家家富，人人富，共同富裕”。对于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他提出了三点思考：一是提高农产品价格，降低工业品价格。二是允许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同时存在。他认为只要农民不从事违法经营，他们的个体生产是允许的。他还建议，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也要重视多种经济作物的经营。三是实行按劳分配，让农民有生产自主权。

朱德关于让农民富裕起来、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改革正是从农村起步的。

“要掌握最新技术成就”

朱德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巨大作用。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指出，“要把这样的国家建设好，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的科学知识远远不够”。1949年6月，朱德在出席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会议筹备会成立大会上指出，“中国要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科学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1955年底至1956年4月，朱德率团出访欧洲，他强烈地感受到“现在我们需要的就是技术。要尽快学习最新技术”，“要掌握最新技术成就，才能使我国的经济迅速地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回国后，他就所见所闻所感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报告，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重要意见：“需要考虑怎样把最大的力量集中到和平生产方面……现在世界正处在工业技术革新中，必须运用世界最新科技成就，提高技术，对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

朱德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强调必须积极培养人才。1950年，他在全国机械工业会议上指出：“我们的技术人员这样少，这样缺乏，假若再使用不当，不能让他们很好地工作，贡献力量给国家，则对我们的工业建设将是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1951年，他在全国纺织工业代表会议上又强调：“决心为人民服务，有技术知识和业务知识的知识分子，是国家重要的财富。”

朱德有过两次重要讲话，可以看作是他对“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探索的总结。一次是1965年底他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过去我们是学苏联的经验，现在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另一次是1966年初他提出的：“革命就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跟不上也不行。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人们都没看见，不把社会主义搞出个样子，大家还是不明确。生产搞好了，人也摆平了，生活也改善了，弄虚作假没有了，大家对社会主义就有信心了。”朱德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和探索，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一部分，也是党和人民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一部分。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朱德研究处副处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