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纪江:公民教员李慎之与蜀光中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95 次 更新时间:2007-06-24 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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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纪江  

一、风雨

1945年夏,李慎之先生从燕京大学毕业到自贡蜀光中学做公民课教员,任教时间很短,不过一个学期,然而对于当时学生的影响却很大。李先生晚年积极主张公民教育,多次提及这段经历,这让我在读先生文章很受震动的同时,又有一种亲切感。

2007年年初,谢韬先生在《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引起了震动和讨论。谢韬老师与李慎之老师1945年夏同在蜀光任教,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曾共事,李慎之任美国所所长和社科院副院长,谢韬曾任社科出版社副社长、研究生院副院长。近再读《怀念李慎之》(续一),有谢韬老师写的一篇纪念文章《风雨同舟六十年——历史与现实的反思》,让人不能不想到李慎之老师世纪之交的那篇雄文《风雨苍黄五十年》。谢韬老师在文中回忆了谢、李两位先生"共荣辱、同浮沉"、"心心相印、肝胆相照"的六十年,洋洋洒洒三四万言,"从历史与现实的反思,谈李慎之思想的来龙去脉",他说:"我虽然已经83岁了,但我还想把李慎之没有办完或者没有办成的事情继续办下去"。谢韬老师还提到,他原名谢以明,李先生原名李中,1945年末,他们二人在蜀光因为宣传民主与自由而被迫离开,在成都总结在蜀光的经验和教训时感到当时只图痛快,不谨慎不踏实,同时为了防止特务追捕而更改名字,他改名为谢实之(后又改名为谢韬),李中改名为李慎之。不过人的秉性难易,后来慎之不慎,韬公忘韬。

这个月,社科院正在举行建院三十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且不说作为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前史,只看社科院独立建制以来的这三十年,人物出入,学术升沉,倏烁晦明,风雨骤歇,远比这几天所见的宣传报道材料上精彩丰富,倘若哪位熟知往事的老先生能够拨冗写出来,真正是色彩斑斓,大可玩味。李慎之先生就是社科院的另一种颜色。于今虽然哲人已萎,时移事异,然黄钟犹有余响,在花家地和建国门还常能听到师友谈及这位前副院长。

丙辰春节回家,我带了套《李慎之文集》回蜀光中学。书是李慎之先生的长女李伊白赠给本校图书馆的,托我带回自流井伍家坝,同时还带了套《怀念李慎之》(续一)。李慎之先生生前没有出版文集,本书是李先生去世后由张贻先生自费印刷的,我请李伊白女士在扉页写上几句,她写道:祝蜀光中学的师生完成先父的遗愿。我把文集交给了学校后就一直想写篇文章,一方面为没有读过两篇《风雨》文章的蜀光校友介绍李慎之老师,另一方面也为关注李慎之先生公民教育思想的朋友提供些材料,断续写了很久,但是总不能终篇。

二、自贡与蜀光

这里先分别以两小段话介绍一下自贡和蜀光中学。

自贡是中外闻名的盐都,历史上曾有两次"川盐济楚",分别是太平天国和抗日战争,因此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城市用她的井盐发挥过一点作用。自贡人在四川有个外号叫做"盐贩子",刘光第、赵熙、宋育仁、吴玉章、李宗吾等是"盐贩子",近来老而弥坚的胡绩伟、谢韬等先生也是"盐贩子"。

1924年,在盐业未衰的时候,自流井盐商在炳文书院等旧式学校基础上创建了自贡初级中学,后改名蜀光中学,雷民心、王楠、李宗吾等本地教育人士对她是付出了不少心血的,但一直发展较慢。1937年,自贡各界人士包括川康盐务管理局局长缪秋杰、本地士绅欧阳尔彬、蜀光校长王楠等邀请张伯苓先生和南开接办蜀光中学。张伯苓接办蜀光后,以南开模式改造蜀光,数年后即成为一所西南知名的优良中学。南开向来重视校长和师资的遴选,南开接办以来的前三任校长都能恪尽职守,以"公能"校训训练蜀中子弟,首任校长喻传鉴毕业于南开大学,为张伯苓南开四大金刚之一,第二任校长韩叔信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也是南开的核心骨干,第三任校长陈著常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深受蔡氏"兼容并包"思想的影响,而且他们都能全身心地投入中等教育事业。《蜀光校史》中附有一份1945年6月的毕业班先生名单,由这份名单看,教员主要来自当时的名校,私立大学如南开、复旦、厦大等,公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中央、武大、浙大等,教会大学如燕大、金大、辅仁、齐鲁等,还有支那内学院、章氏国学讲习所等佛学、国学学校。当然,这是一个特殊时期,由于抗战爆发,全国知识分子漂泊西南天地间,人才济济,今日不可复得。

80年代中,李慎之曾游自贡,重返蜀光。自贡除井盐以外,还以彩灯、恐龙著称,本地号称"三绝",李慎之此行为之赋诗三首。

灯会

华严世界今宵现,贝阙珠宫出釜溪。

老去犹余豪气在,题诗欲遍水东西。

恐龙馆有感

劈开幽窟见洪荒,走陆飞潜各有疆。

生灭无常唯物竞,好从此地悟沧桑。

重返蜀光

卌年重来老刘郎,种菜栽桃事渺茫。

蛇足频添堪自笑,惜阴楼下问行藏。

前两首,"老去犹余豪气在,题诗欲遍水东西"、"生灭无常唯物竞,好从此地悟沧桑"诸句正是李慎之旧体诗一贯的风格。胡乔木曾经说李慎之的诗太"萧瑟"了,然李诗吟咏之余,其中有一股潜运难矫的"豪气",这种豪气自然流溢,即是大手笔,"老去犹余",正是中国士大夫积极入世的大关怀。社科院单纯先生席间曾言,在李先生家看到挂着一副对联,上联曰:"已知诸相皆非相",下联曰:"欲待无情还有情",单是晚辈,开玩笑对李先生说横批不妨是"慎之不慎",我觉得用"老去犹余"也不错。

第三首中提到的惜阴楼为蜀光后山腰的一个小楼,是1945届校友毕业前,也就是抗战即将胜利之际,通过放映电影《岳飞》集资捐款为母校留下的纪念建筑,冯玉祥将军题写楼名。诗中语借刘禹锡意,既曰"种菜","栽桃",自是指培育人才而言,又曰"蛇足","自笑",看来李先生对于教育有了新的看法。看过李老师的文章就可以知道,李慎之若是重登蜀光讲堂,对讲台下的菜花桃花们再讲公民课,和几十年前所讲相比,虽然不会全异,但是必然大不一样了。

三、刘克林

羡君应召天上去,胜似屠门握杀刀。

——李慎之悼刘克林

李慎之毕业去蜀光任教与三个人很有关系。第一个人是刘克林,他是蜀光校友,也是李慎之的燕大同学,和李慎之、谢韬等同为当时领导成都学运的学生领袖。第二个人是当时的蜀光校长韩叔信,也是燕大的校友。李慎之到伍家坝报到当天,韩校长就请他到家中吃饭,又让他教高初中多个年级的公民课。刘克林是蜀光高中首届高材生,到燕大后也一直和蜀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韩校长对于刘、李在成都的所为当然不会一无所知,他让李慎之这个成都学运领袖接替他主讲全校的公民课,应该是斟酌过的。第三个人是当时的川康盐务管理局局长缪秋杰。缪先生是张伯苓的好友,力主邀请张先生接办蜀光。缪氏本江苏人,李伊白女士告诉我,缪家与李家本为世交。李慎之出走蜀光前,就先悄悄把行李寄放到缪家。

再说刘克林学长。刘克林是南开接办蜀光后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因学习优异,免试保送进入西南联大,旋因不适昆明气候转学成都,入燕京大学新闻系,与李慎之、唐振常等同学。抗战中,大学纷纷内迁,可能是按当时国民政府的统一规定,教会大学如燕大、金大、齐鲁、金女大等都集中到成都华西坝,和华西协和大学在一起。燕大成立了"宪政研究会"和"马克思研究会",刘克林、李慎之都是其中的骨干,当时谢韬在金陵大学,因志向相同,这批人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这些燕大等五大学的部分青年学生联合起来在成都组织了多次活动,还成立了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青",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刘克林才华出众,曾任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是当时成都学生运动的风云人物。同学唐振常称他才思敏捷,"惊其慧而倾慕之"。唐先生在《一代报才刘克林》中回忆道,某次,学生自治会出墙报,李慎之把他反锁在自治会办公室,就留下几个四川锅盔,限时限刻完成,下午开锁,墙报编排抄写整齐,刊头图案应有俱备。李慎之晚年还对唐振常谈起这件事,用"才思敏捷,倚马成文,采写编论,无所不能"十六字称赞刘克林。

蜀光按南开模式办学,南开的传统为了保持办学独立,坚决不许政党组织公开进入学校,不过各种政治力量在私下里活动频繁,争取青年学生。当时尚未取得执政地位的共产党等左派力量在蜀光的活动非常有活力,也很有特点,前有王怀安、王冶秋,后有李慎之、谢韬等,彼此接力,没有断绝,吁求自由与民主,当时被誉为"川南民主堡垒"。刘克林1938年才进蜀光读书,1939年就秘密入党,1944年还在燕大大三的时候,刘克林等燕大、武大、重大、中大等在盆地内上学的蜀光校友牵头,利用暑假时间回到伍家坝组织了"蜀光中学夏令营",每日上午举办学术讲座或知识课程,下午体育活动,晚上团体活动。当时演讲题目有《边疆问题》、《第二战场开辟后之世界战局》、《艺术与人生》等,刘克林亲自讲《如何读报》,当时常居留自流井的吴祖光先生也应邀讲《戏剧》。韩叔信校长亲自担任夏令营营长,开学典礼上还邀请冯玉祥将军等参观营地。韩叔信校长在夏令营的油印内刊《蜀夏》创刊号上撰文《介绍蜀光夏令营》写道,开营是为了"提高本市青年的学术兴趣,从而推广公能教育","我们不是大人,我们只认为是一群较大的孩子。我们有的是一颗热烈的心,是一种愿意为人群服务的精神"。

《蜀光校史》附录中有刘克林校友在《蜀夏》创刊上的的一篇文章《目的和期望》,是卢从义校友从东锅厂档案馆缩微胶卷中抄录的。这也许于本文有些跑题,但是我觉得刘克林此文持论正大光明,文笔平易畅达,对于中学生是极好的启蒙教育,也合辙于李慎之先生晚年念兹在兹的公民教育。其文不长,全文抄录如下,可见当时大学在校生的视野和取向,也可见当时的中学夏令营做些什么。

"夏风吹过,我们本该休息。但我们这些校友却从远方回到故地,在母校的召唤之下,决心善自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本着"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精神,照自己的理想去作。

就这样,蜀光夏令营在师生们挥汗如雨的栽培之中,始业于伍家坝上。年轻的人们从四面八方集合拢来,到釜溪之滨接受知识,接受新的生活的训练,接受尽情欢笑的乐趣。

在这个时代的转换前,法西斯行将崩溃,自由和民主行将永生,全世界的人为争取作"人"的地位和保障而流血牺牲。如今,盟军在波兰、法兰西齐头并进,太平洋上塞班岛守军的全歼,促成了东条英机的崩溃,全世界是一片胜利的曙光。在这人民胜利、民主胜利中,中国青年应当更健全自己,认清环境。

这是一个大潮流,推动着人类向真理前进。仍是一句话,"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我们愿意在这个大潮流中,尽到涓滴的力量。蜀光夏令营就是我们为时代尽力的武器。在这里,一群青年在胜利的前夕,更认识环境,认识自己,"中国之命运"不系于其他,而系于青年对真理的认识与否。

因之,我们在夏令营中,有种种之工作。为了使年轻人充实学术之根底,我们设有系统的学术讲座和课程工作;为了使年轻人多锻炼体力,愉快身心,我们预备了种种体育活动和游艺节目;为了使年轻人多认识环境,了解时事,我们设有种种座谈会、辩论会,研究战局,研究民主宪政问题,以客观的眼光研究现实,分析现实。

今天,坝上草长,釜溪流长。我们希望成百的青年能在如此优美的环境中,生活愉快,学习进步,出营之后,带去强壮的体格和清晰的认识。在这里,我们先作一个乐观的期望。"

好个夏令营,将自己置身于时代转换的大潮流中,又优游于坝上草长,釜溪流长的小环境中,对中学生进行充实学术根底的训练,要求他们认识环境,认识自己,大谈自由和民主,竟然还研究民主宪政问题,如果在读中学时有这样的夏令营,我一定报名参加。比照当下的中等教育的时候,在精神境界、公民教育、社会关怀乃至学术训练等方面,不禁有望洋兴叹,恍然隔世之感。是前人陈义过高,还是后人自甘鄙薄?

刘克林在这里说得太好:"本着'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精神,照着自己的理想去作","自由和民主行将永生,全世界的人为争取作'人'的地位和保障而流血牺牲","'中国之命运'不系于其他,而系于青年对真理的认识与否","我们先作一个乐观的期望",这些很能见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也合于蜀光的校训——"尽心为公,努力争能"。

但是此后的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命运却让这个乐观的期望落空了。

刘克林后来进入《大公报》国际部,为著名记者,建国后入中宣部,多随刘少奇、周恩来等出访,60年代中,参与写作著名的"九评",文革中被诬为"刘少奇的黑笔杆子",受到迫害,刘克林"性格刚强,平生未曾受过诬罔"(唐振常语),自杀弃世。文革后始行平反,举办追悼会时,李慎之先生写了两首诗,刘自立先生(刘克林长子)在回忆父亲和纪念李慎之先生的两篇文章中两引之,兹抄录在这。

其一

莫论诗豪兼酒豪,

昔日文坛抱旌旄。

羡君应召天上去,

胜似屠门握杀刀。

其二

十年无处哭孤坟,

面对空棂揾泪痕。

青山何处觅骸骨,

可怜功狗党恩深。

刘自立先生自己是作新诗的诗人,称李先生这两首新古诗可谓 "热辣"。

四、公民课上讲个什么?

我前已说,李慎之如果重登中学讲堂,所讲和当年必然不同,我现在就做个钞书匠,老老实实抄录几段在这里。

谢韬老师在《风雨同舟六十年》中回忆他们在成都因为学运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毕业后不久各自离开成都,不久又相聚在蜀光,他写道:

我回到自贡后,改名为谢以明并去蜀光中学教书……学校按南开模式办学,张伯苓、喻传鉴、韩叔信等先后担任董事长或校长,他们都反对国民党进驻学校,主张民主办学,专家治校。教导主任陈著常毕业于北大,深受蔡元培"兼容并包"办学思想的影响,提倡科学与民主。让我十分惊喜的是:不仅李慎之来到了蜀光,还有燕大的李肇通,金大的张薇之,武大的李行夫,西南联大的曹贞固,东北大学的高耀墀等,也先后来到蜀光。我们组成一个小组,经常到我家里开会,继续评论国是……

蜀光中学的老师,每两人住一间宿舍,我和李慎之正好住一屋。李慎之教全校的"公民课",讲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李慎之借此机会,大讲"新三民主义",大讲社会发展史,宣传马列主义。我教地理和历史课,同时在音乐教室开设"大众哲学"。我们还向学生介绍鲁迅、艾思奇、周而复等进步作家及其作品,还介绍高尔基、伊林等苏联作家及其作品。学生们经常到我同李慎之的宿舍,谈论时事。我们还在进步学生中传阅中共中央和民盟、民协等组织的报刊,让学生了解各地民主运动的情况,揭露蒋介石专制独裁、镇压民主运动的真相。在我们的影响下,学生们成立了"燎原壁报社"、"学联"等社团。1945年10月19日,100名学生自发举行了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当昆明"一二·一"惨案的消息传到学校时,学生们十分愤怒,纷纷通过壁报等形式,声讨国民党的罪行。学生给吴玉章的信在《新华日报》刊登后,在自贡引起强烈反响。我们到蜀光中学半年多的时间里,学生要求民主反对专制独裁的活动,迅速在学校开展起来。这种情况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他们露出衣服下的手枪,对我们进行威胁。朋友和家人都让我们离开自贡,我和李慎之商量后,决定抢在国民党动手之前,提前出走……在蜀光中学半年多的时间里,学生们的纯真、热情,对自由和民主的向往,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慎之到晚年,还念念不忘要当一名"公民"课教员。

卢从义校友(蜀光1951级)在纪念李慎之老师的文章《公民课教师李慎之和地理课教师谢韬》回忆道:

1945年9月14日,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蜀光校园来了两位年轻教师:李中和谢以明。李老师体形高大,戴一副近视眼镜,器宇轩昂,文质彬彬;谢老师身材适中,博览群书,风度翩翩。两位老师住在我们每天都需经过的单身教师宿舍。其时我刚满12岁,念初中一年级下学期,谢老师上地理课,谈吐风趣生动,把原来枯燥无味的"豆芽学科"地理课,讲得活灵活现,使同学们爱地理,爱中华,爱祖国大好河山。李老师给我们讲公民课,他在课堂上用宏亮的声音,高昂的激情,讲公民的权力和义务,讲"五四"精神,进行科学与民主的启蒙教育。宣传现代社会所具有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等先进理念。当时抗日战争由于美国参战已胜利在望,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又出现深深的裂痕。为了争取民心,国共双方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斗争日益激烈,是民主还是独裁?这将直接决定人心的背向。此时中共的喉舌延安的《解放日报》,重庆的《新华日报》,发表了大量赞扬西方自由、民主和宪政的文章。如《一切光荣归于民主》、《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结束一党统治才有民主可言》等等。这些文章直指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和专制,从而赢得了拥护自由民主的各党派和知识分子的人心。这些言论对毕业于燕大,担任过燕大学生会主席,领导过成都学生运动的李中老师,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来是一门"不三不四"的公民课,被李老师讲得生动具体,震撼人心。如他讲到"中国的命运"时,一针见血地告诉同学们: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决非"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而是还政于民,实行民主宪政。这些讲话,学生们至今记忆犹新。两位老师还携手参加学生课外活动,1945年9月,各学生社团联合举办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活动,秉烛致哀,高唱《鲁迅先生挽歌》,朗诵先生的杂文,然后由李、谢老师主讲鲁迅的生平、作品及其精神。奇怪的是到学期末,两位老师悄然消失了,风闻说两位老师可能"涉嫌共党",走了。

李慎之先生自己在《也要推动政治改革——在<改革>杂志是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则这样说道:

千差别,万差别,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和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

要建立法治国家,一个必要的前提是人民要有充份的人权意识亦即公民意识。半个多世纪以前,我大学毕业后曾在一个中学教过半年书。校长让我包教全校高中3个年级6个班的公民课,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宣传共产主义,居然大受学生欢迎,有人因此感激我把他们引上了革命的道路。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却惭愧自己并没有做好本职工作,为中国革命胜利后的民主建设多培养一些元气。中国现在自己也承认在许多方面同先进国家有差距,在我看来,最大的差距就是人民的公民意识方面的差距。近年来我常常想,如果一个人真的还能有下一辈子,那么我下一辈子最想做的工作就是再当一辈子中学公民课教员。对我来说,这将是我报效祖国以至服务人类最理想的途径。

在后来的《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中,李慎之先生就此做了集中阐发,他在文中说道:

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一百年来变化不大,以致被称为"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第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国始终没有能培养出够格的现代化公民。没有能培养出不但能自尊而且能自律,不但能自强而且能自胜的独立、自由的个人;没有能培养出既能伸张自己的权利,也能担当自己的责任的独立、自由的个人。

公民教育所要传播的首先是宪法的知识。每一个公民第一要懂得自己在宪法中的地位,政府在宪法中的地位,自己与政府的关系。其次是法学的基本知识,再其次应该传播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的基本知识,还有像环境保护这样的基本知识。正因为是基本的,它必须是最精要的,因此可以说它不但应是中国文化的,而且应该是全人类文化的。

公民课上,李慎之先生过去讲的什么,现在要讲什么,大致就是这样。

五、蜀光校友的怀念

雄文一出争相看,传抄纸贵洛阳桥。

只要慎之精神在,有人觉就睡不好。

——李公天

李慎之老师生前和在京蜀光校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谢韬老师一起参加蜀光北京校友会的活动。2003年4月22日,李慎之先生去世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界自发的撰写了大量的纪念文章,有的先生说:"具有如此历史含量和炽热真情的纪念文集,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还没有见过",有的先生说:"他的死,就像他的一生,轰轰烈烈,成为一个文化事件"。蜀光的校友们也表达了深切的怀念。当时正值SARS肆虐京城之时,不能登门问候,4月23日蜀光中学北京校友会副会长王明思就给师母张贻和女儿李伊白致电慰问,表达了蜀光在京四百多校友的深切哀悼,校友会还给李慎之治丧委员会发去吊唁信。谢韬老师和夫人卢玉写诗与挽联悼念,曰:

哀亡友

青春有梦难圆梦,世路无情步履惊。

三岭云关穿雾雨,五湖风浪翻波行。

人生余恨不由己,时势暗哀出"左"倾。

挥毫难禁嗫嚅语,一代英华沓沓声。

挽联

六十年友谊,君才非凡,秉直言,难容当世;廿二年极右分子折磨,爱奴才不爱人才。

半世纪风云,历史教训,批极权,大得人心;三次陪三位总理出访,是国士也是兼士。

各地的蜀光校友也纷纷撰文纪念,我看到的还有李公天(1942级校友,中央党校教授)的诗《沉痛悼念李慎之老师》、卢从义的《公民课教师李慎之和地理课教师谢韬》,徐耀梅(蜀光教师,燕京大学毕生)《哭慎之学长》等。刘克林的长子刘自立写了《我的悼念——对慎之先生的一点反思》一文,我正是在这篇文章中,看到了李慎之悼念刘克林的两首辣诗。

蜀光校友现在聚会,李慎之老师的言行文章仍常常是校友们的话题。李慎之是个很着重传统礼节的人,吕宝琼校友有次和我谈起一点往事。吕校友的先生李行健是语言学家,供职于社科院语言所,语言所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先生和李慎之先生原来住在同一个楼,每次他们前去拜访吕叔湘先生,也要去看望李慎之老师。吕叔湘先生去世后,在吕先生悼念会遇到,李慎之就对她说道:你是我的学生,你不能排在我的前面,要跟在我的后面。今年5月一次北京校友会上,赵明大校友赠给我一本刘智田校友的回忆录《我的七十年》,他回忆的内容决定了这书也是自费印刷出版的,他把李慎之老师和谢韬老师的文章附在书后,说"两位老师的文章让我深受教育",附在这里"供天下有识之士共赏"。

六、范美忠试验

还有位曾在蜀光教历史的教师范美忠写了篇《也悼李慎之》,写得还不错。范美忠说,有一个北大博士曾不屑地说,《风雨苍黄五十年》有什么?北大随便一个教授都写得出来!范氏回道,北大没一个教授写得出来,因为没有他那样的勇气!

2003年初范美忠在天则经济所一次讲座上见到李慎之,范美忠后来对朋友说:李慎之哪里是个学者,简直就是一个豪杰!怪不得能被奉为中国自由主义领袖。范美忠在讲座结束还亲自上前就《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向李慎之先生表示了感谢。他当时一定不知道李慎之和他一样,曾在同一个中学当过教师,不同的是李慎之六十年前颇为成功,而范美忠今天以失败告终。范美忠在蜀光为李慎之做了一个当下的试验,试验的结果是失败。时代已变,人力如何作为,这是一个问题。

范美忠是积极地投身中学教育事业,他的"狂热"在今天难得一见,他的执着让人不能不佩服。他从北大历史系毕业时,怀着培育英才的教育理想,将蜀光作为他教育生涯的第一站。不过现在的中学教育已经完全不同,当年蜀光由南开、燕大、北大任校长,师资基本由国内一流名校毕业生组成,现在,在全国大多数普通城市的中学里,很少有名校的毕业生,以至于同事惊讶"北大的学生居然沦落到一个中学来教书",问他"我们教书是因为读到师范了没有办法,你读了北大却来教书,什么意思?"又问他:"是不是你的女朋友在这儿?"范美忠后来在他的《中学教书生涯的总结性陈词》讲,他在蜀光任教三年,最后发现,不能讲自己想讲的东西,教书仅仅成了谋生的手段,自身的教学理想受到毁灭性打击,由于自己投身中学教育的两大目的——启蒙以培养现代公民和培养大师级人物的目的不能实现,他只好怀着失望离开伍家坝。后来,有个他教过的谢姓学生写了篇《一个学生眼中的范美忠》,这个学生是当年四川文科状元,考入北大,谢状元在文中写了范美忠的密集式轰炸教育,光是看看范美忠给他们灌输的这些名字:鲁迅穆旦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艾略特穆旦谭盾叶小钢叶芝兰波波德莱尔——如果在今天,范美忠在这些名字中还会加上"李慎之"——这些对于一个中小城市的中学生,实在是高强度的洗脑。前几天,我在一次校友会上碰到谢状元,另外还有个低一届的学生,也是范美忠的学生,我问起范美忠,他们因为在满座老先生的校友会上装得一本正经的脸立刻眉飞色舞起来。谢状元在前文中说:"我对他只有感激和敬佩,这是一种最传统最纯粹的学生对老师的感激和敬佩"。现在,有多少中学教师能得到学生如此的评价呢?这样说来,范美忠作为一个中学教师,在蜀光倒也没有完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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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学校的时候,蜀光只有一个小小的图书室,现在已经升级为图书馆了,不知道书升级没有。我希望,如果有可能,《李慎之文集》这些书能够摆在阅览室,让学生们能够看看。回忆在中学的时候,中学课本和参考读物远远不能满足我的阅读需要,学校空有一个图书室,同样无书可读,实话说,这图书室里可读的书还没有那时候我家书房的多。那时候又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网络。对我而言日子过得恍兮惚兮,我估计对于我的绝大多数中学同窗来说差不多也是如此。我这阵常想,在现行体制下,如何在经济不算发达的城市继续办好一个中学?向历史传统寻求可用的资源,向学生们大力宣传之,这是可能而且应该的。毕业的校友们能够组织刘克林蜀夏之类的活动,这大概是痴人说梦。大城市的学者们常常到中小城市的中学去搞讲座,这似乎还不难行。这两年翻校史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中学曾经有这么好的历史传统,曾有这么优秀的校长、老师和学生。我写本文,就是为了向蜀光的校友们推荐这位公民课教师,因此,本文既为纪念李慎之先生而写,更为我的全体蜀光同学们而写。

蜀人钟三于京西百万庄

2007年5月31日

(写于本校纪念张伯苓接办蜀光70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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