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组织有关“三大体系”建设的讨论，自有深意。应题而作，思之良久，不免使我想到十年前《田野·社会丛书》总序起首写的那段话。其大意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吸收了众多西方的理论概念，在不断吸收跟进的过程中，我们也在不断地反思前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时地听到或看到对一味模仿西方理论概念的批评，建立本土化的社会史概念理论的呼声在我们的耳畔不时响起。
“十年一觉”，中国社会史研究从“而立”之年走向“不惑”之年，在不断跟进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反思前行。犹记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中国社会史研究应运而生，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则是“从理论探讨到实际操作迈出的第一步”。近40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一进展并不仅仅表现在研究领域的拓展，而且表现在各种理论概念的多元发展。拓展、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会不时听到或看到对社会史研究的某种忧虑，或忧其“碎片”，或虑其“过时”。问题的一面是西方各种流派的理论概念传入阐释或临摹附会，一面是眼花缭乱中的模糊失真或迷失自我，这就需要我们在借鉴西方有关理论概念的过程中，提炼更加切合中国社会历史实际的理论和概念，进而推进中国社会史研究走向深化。
毫无疑问，在各色流派此起彼伏不断翻新的引进吸纳过程中，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概念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影响极大。“自下而上”“长时段”、整体史、跨学科、“问题史学”等已为研究者津津乐道而耳熟能详，然这些理论概念一旦运用到具体的中国历史研究中，总不免使人产生凿圆枘方甚或“画虎不成”之感。“以《年鉴》（Annales）杂志为中心的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们，在20世纪的历史学中占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中国社会史研究深受年鉴学派理论概念的影响，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社会史研究中的理论和实践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被忽视或重视不够的现象。笔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有许多相通之处，唯物史观在社会史研究中“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我们不能因为过去教条主义地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而漠视它的存在”。
事实上，“一个史学家可以同时是马克思和费弗尔（引者按：即年鉴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之一）的门生”。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高夫在谈到年鉴学派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就曾讲道：“在很多方面（如在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和整体观察等方面），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学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在形式上不为新史学所接受，但它仍是一种长时段的理论……把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放在首位，这与新史学重视研究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普通人也不谋而合。”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指导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的基石，同样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基石。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不仅从理论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述同样适用于中国历史，中国近代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而且催生了一批最早的社会史研究成果，“社会史”一词此时已经登上中国史坛。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就是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倡导一种全面的综合的而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这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提出的“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即有明显的脉络相承。
通前至后，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意义上审视近40年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当为社会史研究者的共同话题。笔者在此不揣浅陋，愿就此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期望可以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学科体系是“三大体系”建设的基础。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社会史即有“专史说”和“通史说”的不同意见讨论，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和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是社会史领域最早问世的两本通论性著述（两书均在1992年出版），分别代表了中国近代社会史横向和纵向的两种体系构想，也是“专史说”和“通史说”的两本代表作。尽管学科初创时期两说的讨论并没有持续下来，也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但在我看来，两说皆有其合理性。这是因为：“我们不能完全依据一门学科的对象来对该学科加以定义，但却可以凭借恰当运用于该学科的方法之性质来确定其范围”。“专史说”和“通史说”并不互相矛盾，更没有高下之分，从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来说，“通史总是社会史”；从社会史研究的范围来说，它又可以说是并非包罗一切的专门史。重要的是，乔、陈两本开拓性的中国近代社会史著述，为社会史学科体系提供了一个最初的框架，或者说划出了一个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范围，有关研究者开始认识到什么是社会史，社会史研究的是什么基本内容和问题。遗憾的是，乔、陈两著基本沿袭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近代史”划分，均受到“前80年”中国近代史的时段限制。乔著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三编的内容基本没有突破原来的时限。陈著虽以“近代中国”命题，但浓墨重彩的主要还是“前80年”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而对后30年只在末章做了简单勾勒，未及铺展开来。近些年来，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中国近代史贯通过去前80年的“近代史”和后30年的“现代史”首尾两端，110年的中国近代史不仅成为学界的共识，而且成为通行的名正言顺的二级学科，这是学科体系建设的一次重大突破，也为中国近代史，包括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其间虽有部分学者呼吁或倡导将社会史的研究延伸到中国“现代史“，也有一些专题论著在此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但完整意义上110年通论性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仍在孕育之中，这应是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体系建设过程中的一个目标追求。
尽管完整意义上通贯110年的中国近代社会史著述尚未出现，但在前此研究的基础上社会史研究毕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突出的表现就是以“社会”为旨趣的各种专题史纷纷问世登坛。眼下，社会史就像一个千姿百态争相开放的“大花圃”：政治社会史、经济社会史、军事社会史、法律社会史、环境社会史、灾害社会史、水利社会史、医疗社会史、区域社会史、乡村社会史、城市社会史、知识社会史、艺术社会史、学术社会史等等，以此命名的各种社会史林林总总，更不用说同样林林总总的或断代、或国别的各种社会史。社会史的大道上行进着各种专题社会史，说明社会史研究仍然富有活力。如果说30年前乔、陈两著为初始开展的中国社会史划出了一个基本的研究范围，那末30年来这个范围已被大为拓展，相信未来还会有进一步的拓展。问题是，在专题研究不断拓展的过程中，我们对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体系建设的思考是否有些迟滞甚或忽略？翻检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长篇“导论”，他对社会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即有高度的自觉。在他看来，社会史的知识结构应该是一个系统，这个子系统属于历史学知识系统之下，但它本身自成一个独立的知识体系。“它的形成一方面是由它的研究对象决定的，即社会史是研究探讨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它是由本身包含的知识内容决定的，这些内容是为了阐明社会及其机制的发展的历史，而这些具体知识内容之间是互为因果、互相说明、彼此依赖、合乎逻辑地、完整地成为一个体系，用来阐明这个社会整体以及它的发展的历史”。当然，乔著设计的这样一个学科体系是否科学，是否应当进一步完善，都是可以继续讨论的问题，但前辈学者这种勇于探索，追求一个完整的社会史学科体系的学术精神却是今天社会史研究者需要认真总结和反思的。
在我看来，完整意义上的通论性中国近代社会史（或曰整体社会史）和种类繁多的各种专题社会史属于社会史学科体系的两个层面。专题社会史是整体社会史产生的基础，整体社会史是各种专题社会史追求的目标。专题越来越多本来就是社会史追求“总体史”的必然趋向，专题越来越多也不必过虑其“碎片化”，怕的是碎而不通，碎而不化。重要的是，专题社会史，包括各类专题社会史之下的具体内容和问题，均应以探讨“社会的历史”为旨归，从唯物史观事物之间具有普遍的联系性的观点出发，从社会历史整体及其发展变化的整体考察和研究社会的历史，而不能将社会的历史肢解为琐碎的互不关联的东西。事实上，无论中西，从阶级、阶层、集团、婚姻、家庭、食、住、行、灾害、土匪这类传统的社会史题材，到如今通常被看作新文化史重视的“大众文化”，如仪式、象征、身体、性别、感觉、气味等新题材，眼花缭乱中不免会使人产生“碎片化”的感觉，其实都是体现大众历史的整体社会史的一部分。大众文化正是根植于社会，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存在和发展的文化，脱离社会的大众文化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整体社会史与专题社会史互为支撑并行不悖，在拓展深化各类专题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以唯物史观为统领，整合各类专题而上升为社会变迁的整体，此为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体系建设的重大课题。
学术体系是“三大体系”建设的核心，其本质是理论和方法的统一。以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为导引，就会产生不同的历史认识。毫无疑问，中国近代社会史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社会史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就是探讨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0年的“社会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的历史”。相对于之前过于强调上层的、政治的、精英的、事件的历史（所谓的政治史），社会史就是基层的、日常的、民众的、问题的“社会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实现这个社会转变的理论指导，而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社会矛盾等宏观问题，包括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有过具体的论述，这些都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具有方法论的理论指导意义。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侧重于“自下而上”的视角，并不是与“自上而下”的视角隔绝，更不是否定“自上而下”的视角的合理性。事实上，110年中国近代社会层面发生的一切变动变迁，都是在整体社会变迁的背景和环境下的变动变迁，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政治事件对社会层面的影响至深且巨，并不仅仅是“转瞬即逝的泡沫”。政治与社会并不互相排斥，而是互不可分，社会史可以丰富政治史的内容，政治史可以凸显社会史的意义，只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才能真正反映110年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变迁全貌。
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并不排斥其他一切有益的可资借鉴的理论方法。这是因为，社会史本身就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年鉴学派创立伊始，就是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交叉和融合。事实上，近40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包括各种专题社会史研究，也借鉴吸收了不少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尤其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概念和方法在我们的研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和运用。社会组织、社会集团、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流动、社会功能、社会控制、社会分化、社会变迁、“走进历史现场”“走向田野与社会”等，这些社会学、人类学概念与方法的运用都是多学科结合的尝试和努力，相信这种尝试和努力必将继续推动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在借鉴吸收相关学科理论方法，特别是在借鉴西方理论概念的过程中，“中国中心观”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影响巨大。众所周知，柯文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兴起的“中国中心观”概括为四大特征，其中之一是，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不同的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此展开区域性与地方历史的研究。近些年来国内遍地开花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无疑受到这种取向的直接影响，从华北、华南、江南、东北的大区，到省、府、州、县的行政区，甚至到更小尺度县级以下的村庄和城市社区，以不同标准划分区域的各种各色研究层出不穷、五彩缤纷。应该说，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是社会史“自下而上”学科特性所决定的一种研究取向，它对揭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提供了一个空间的视角，但区域研究中的“区域”并不是越小越好，越碎越好。与其把区域看作为一个固化的空间，倒不如把区域看作一种分析的工具和视角。关键是要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从区域社会研究的视角关注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性及其发展规律，实现多样性和统一性的结合。其实，柯文在其著作增订版的新序中就特别强调：“如果我们只着眼于小规模地区的地域性和底层社会的特殊性的研究，而不考虑通论性的问题，那么这种工作是枯燥无意义的。”
中国近代社会史话语体系的建设，愚意以为重要的是时代化。起源于法国的年鉴派是一种“带着问题去研究的史学”，年鉴派重视从现时出发来探讨历史问题，既要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又要通过现在去理解过去。在他们看来，社会史学家应该具有把史学的领域扩展到对现实社会认识的勇气，“新史学至少还应当回答我们时代所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当年，中国社会史复兴的一个现实条件就是认识国情、理解国情，当然包括正确认识历史的中国国情，那是因为如火如荼的现实社会生活为历史学提出了需要回答的现实问题，中国社会史研究就是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应运而生的学科。近些年来，以“社会“为旨趣的区域社会史、环境社会史、灾害社会史、医疗社会史等专题社会史的兴起，都是在面对现实社会、服务现实社会中浮出的新的学术增长点，都体现出了社会史学界对现实中国社会发展的关注和关怀。110年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当代史前后衔接、紧密相连，1949年后的中国，不仅解决了近代以来诸多阻碍社会发展的矛盾和问题，而且改变了中国的前途命运，实现了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转变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大转身”。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研究探讨近代以来“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譬如，自鸦片战争以来，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既已成为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实践，而这样的实践并不仅仅限于国家层面和精英阶层，广大群众基层社会也有多种多样的具体实践；社会治理方面，既有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治理方略，又有民间意义上的地方治理实践；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国家层面有过洋务、改良、革命等运动的实践，社会层面也有拒斥、观望、接受、适应、失望等种种面相；既有对西方文化的盲目追求，又有对中华优秀文化的坚持和守护；既有沿海沿江地区和城市社会的先着一步，又有内地边远地区和广大农村社会的逐步扩散。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多样性、“不平衡”性一直延续到当今社会，对这样事关现实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都可以提供具有借鉴意义的直接或间接的历史认知。
社会史研究“社会”，需要贴近“社会”，而不能远离“社会”。这个“社会”，既是历史的社会，也是现实的社会。社会史如果不同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发生联系，如果不同社会大众联系，那它就会失去社会史固有的学科特性，也就不可能有生命力。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应运而生，它的进一步发展也必须在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实践中汲取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