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国近代社会史复兴四十多年来，成绩令人瞩目。与此同时，日益突出的新老问题，比如近代社会史的贯通性问题、思想理论缺失问题、宏观研究不足问题、区域的代表性问题、脱离时代中心话题的问题，以及过度恋慕地方文献的问题等，正在成为困囿社会史继续前进的桎梏，应当引起学界重视。当前社会史处在与时代同步伐的关键节点上，从事近代社会史的学人十分有必要秉持“长时段”“总体史”和“整体史”的史观，重新审视这些问题，思考探索近代社会史研究再出发的诸种可能性。
关键词：近代社会史 长时段 总体史 区域史 整体史
作者简介：行龙，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李全平，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伴随改革开放的步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已经走过四十多年的历程。社会史兴起伊始，曾有学者热情洋溢地言道：“蓓蕾初现的社会史之花，必将以自己绚丽多彩的独特风貌，盛开于万紫千红的学术园林。”站在40年后的今天，回顾40年来的历程，这一美好预言无疑已成为现实。被誉为异军突起之新兴力量的社会史，已蔚然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最富活力、最具创新意义、开拓空间最为广阔的研究领域。社会史日渐增多的专门史和新方向，持续强劲地从理论视野和方法论层面丰富着近代史研究。在社会史与时代同步伐的每个关键节点，诸多学者就社会史的论著、专题、走势及存在问题等进行总结梳理和反思展望，不同理论认知的交锋碰撞不时掀起高潮，呈现极度活跃的学术局面。不过，随着热烈非凡的社会史专题研究的兴盛和新领域的迅速开拓，社会史发展中存在的深层问题、面临的挑战和制约的瓶颈也日渐令人忧思。本文立足新起点，就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再出发必须面对的几个大问题进行再探讨。
一、通前至后：近代史与近代社会史
历史分期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反映历史发展规律。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或曰中国近代史起止的界定曾经是学界争论甚久的焦点问题，经历了几代学者的反复认识和探索。虽然1947年范文澜出版《中国近代史》（华北新华书店），已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840—1919年）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都划作近代中国的历史时期，但当时并没有成为学界普遍通行的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中国近代史在中共党史和革命史叙事中均有绝对的占比优势，因而近代史研究格外受到官方和史学界的重视，对近代史的分期自然是无法绕开的学术议题。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首以阶级斗争为准，探讨近代史之线索，提出“近代”和“现代”的分期，引发史学界大讨论。胡绳的观点最终在讨论中成为主流性意见，此后学界往往把1919年以后的历史称作中国现代史，把1840年到1919年的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近代史又分别以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置诸首尾二端。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改革开放后关于近代史分期的争鸣仍在持续，而且到21世纪初已有不少近代史著作打破了这一时限，但一直迟至2011年，国务院颁布的学科目录才首次将1949年以来的中国史称为中国现代史，将过去所谓的“中国现代史”（1919—1949年）划入近代史范畴。至此，中国近代史才获得较为完整贯通的概念。
对漫长的大历史进行分段和分期在研究中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历史是迁流不居的连续体，任何时段的划分都是对变动时代的切割，终都避免不了人为因素，都会有局限性。梁启超就曾言：历史本不可分，“因为总史不易研究，才分为若干时代”。年鉴学派创始人布洛赫也说：“从古到今的历史本来不能割断，只是因为一个人的生命过于短暂而历史的范围过广，所以才需要断代研究，但不论是哪一段历史的研究都不能画地为牢，闭关自守，而必须看到别的时代，上下古今互通声气，因为唯一真实的历史是通史。”而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还有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种历史时段的划设一旦成为通行的基本标准，就会对现实的研究造成有形和无形的规制作用，因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无论是在它们之间的承接、暂时的连续性，抑或承接过程中所引起的割裂，总之各个时期构成了思考的本质客体”。更为要害的是，“时期”的划分往往还会把研究者的视野拘囿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一定区划中，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形成限制。这一学术现象和规律在中国近代社会史四十多年的研究脉络中体现得非常真切，已成为一个亟需突破的问题。
复兴以来的近代社会史一直深受“80年”时段的限定。首当其冲的就是通史性专著的贯通性受限，如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和陈旭麓所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这两部经典著作基本沿袭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近代史”划分。陈著使用的“近代中国”之概念，虽然意指1840年至1949年的时期，但书中浓墨重彩加以论述的主要还是“前80年”的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过程，而对近代的“后30年”仅在末章做了简要勾勒，未及铺展开来。即就龚书铎先生主编的八卷本《中国社会通史》来说，今天看来亦是狭义上的“通史”，鲜少涉及1919年以后的社会内容研究。除开通史，其他各种专题性的社会史研究，举凡人口、性别、群体、生计、生活、生态、环境、心态、灾荒、秘密社会等大都自觉不自觉地以1919年为界标，无意中以这个年份为藩篱，从观念上进行了设藩划限，甚而割为鸿沟。此外，近代社会史各种论著提出问题、关注问题、思考问题的进路和理路都深受这一规定的影响，甚至对同一历史人物的书写也在1919年前后出现判若两端的叙事格调，对同一历史现象的铺述呈现突兀骤变的历史底色，不少本应放长视野深究的论题到此都习惯性地戛然而止或割为两截，形成人为阻断。而1919年以后所谓的“现代史”则要么缺乏社会史的视角，要么畏于把研究视线越过“五四”之前进行贯通性地认识，从而严重制约了研究的纵深发展。
历史时期的划分往往以政治事件发生的时刻为标志，无论是1919年还是1949年，均强调人们赋予这些时期的政治意义与价值，凸显政治事件的重要标识作用。如今，“110年的近代史”已成共识，对于以“事件”编纂为中心的政治史而言，更多地是观察视野上的改变，80年也好，110年也罢，根本上不足以造成“拉筋扯骨”般的深层延变，因此就政治史来说，中国近代史的贯通性基本得到解决。但社会史与之所不同的是，重大历史事件和政治突变的时间节点对社会史而言常常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转折点，难以构成清晰而确定的分水岭，它不像清史、民国史这种断代为史的相对固定，而是随着岁月流转，后浪推前浪，其相关的转变往往此前已发生，此后仍在延续。社会史更关注“结构”，更关注“长时段”，更关注“局势”，更关注“底层”，更关注“连续性”，布罗代尔将之喻为“节奏平缓的潜流”，具有隐而不显却连绵不断的特征。从这一认识出发，近代社会史显然已不能停留于“80年”的研究对象，也不能把前后两截简单拼合。那么近代社会史如何划分时段？如何从社会史的立场和角度理解近代中国，如何在“110年”甚至更宽阔的时段框架内实现贯通？如何写出高水准的“110年”的中国近代社会史通史专著？业已论定的专题和形成的大量研究成果如何在一个新的整体中接续“后30年”，等等，这都成了摆在社会史诸同仁面前的重要课题，甚至一些原有的论证过程和学术结论恐怕还要做“伤筋动骨”般的扩异。
中国近代史虽只110年，却是各种新事物如潮涌现和各种激变簇聚的时代，是古今中西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碰撞、交错和融合的阶段，发生事变的环节性年份远比以往的朝代多，所牵动的社会层面的结构、制度、思想、交际、生活等诸方面的快速转型、急剧变迁和深层变革，又具有潜在性、附着性、内在性和多绪性的特征。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有置放于数千年中国大历史的变局中,置放于110年近代中国、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进行分析和比较,从具体历史环节和研究对象的全过程考察其来龙去脉，才能避免以人为划分的历史时段机械地对历史过程进行肢解和误解的做法,从而得到整体性历史的客观评价。一项社会史的专题往往经过多个朝代、穿越几次重大政治变革之后，才能透析出深藏在后的社会规律。例如近代社会史领域曾备受关注的人口、婚姻、绅士、宗族等诸多专题，无不是在“长时段”的视野中才更显其学术价值和史学启益。因此不仅是1919年，即就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也不能成为困囿近代社会史新的绝对界限。
比如近年来笔者倡导的“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这段历史虽是近代史，但又跨到现代史；既与历史中国迥然相异,又与现实中国密切相连。鉴于集体化时代的这种特殊性，我们就主张将集体化时代的分期界定为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推行互助组到20世纪80年代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结束这一时段。这一界定就是努力突破固有政治事件划设，从集体化时代本身理出分期线索的一种思考和实践。当然对包含在集体化时代之内的具体历史现象进行研究时，仍然要根据具体问题放宽视野考量，而不拘泥于一定的时间框架。比如有学者将集体化时代的农田水利建设放置在农户、国家和古今中外这样一个“前后上下内外”的坐标系中，从多维多重比较考察，得出了较为新颖的结论。另如，近年来有学者呼吁将社会史研究引入当代史，现在的学科目录也正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或曰当代史研究划列出来，还有学者对当代社会史的理论方法进行了系统阐释。笔者以为，研究中亦不能把全部视线局限于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历史，还必须根据研究的问题和选定的专题来具体划定时段，尤其对共和国孕育时期的历史应给予足够关注，甚至有些问题还需要追溯到更远。只有在历史前后联系贯通的基础上进行思考，才能正确把握与理解问题。
总之，科学的历史分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历史，近代社会史的研究亦不例外。我们所谓“通前至后”、突破原有历史分期，并非要抛弃分期研究的方法而囫囵吞枣，也不是另觅一个其他事件奉为新的划设标准。站在社会史的角度，历史时期的划分不应从外部或主观上找个界段来框设历史，而应符合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存在形式。正如勒高夫所言：“将历史时间切割成各个时期是有必要的。但是这种切割不是简单的按年代进行，它应该也体现出过渡、转折的理念，甚至要突出前一时期的社会、价值同后一时期的不同。”所以我们主张，近代社会史应在“长时段”的学术关照下根据选定的专题和关注的问题因地制宜地划取历史分期，扩展研究视野，突出分期的开放性和整体性，重视社会历史过程的延续性和贯通性。
二、新旧之间：社会史与总体史
社会史兴起于对传统史学特别是传统政治史的反思乃至反叛之背景中，是以革新猛将的姿态面世，故而“新与旧”始终是社会史研究中的基本问题。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史就是在史学界猛烈抨击“旧史学”的形势中发轫的。最为学界称道的就是梁启超在《中国之旧史学》一文中对传统史学“四弊”“二病”“三恶果”的抨击。梁氏史学的重点，一为求历史之“公理公例”，二为去“君史”而开“民史”，此两点主张加上梁氏个人在学术上的巨大影响力，客观上开了中国社会史之先河，使古老历史的“三世”说脱离了“治乱兴衰”的僵化公式。稍后的二三十年代，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入和国内日渐高涨的革命形势与摆脱“民族危机”之需，一场波及面较广的社会史大论战，直接揭开了中国宏观社会性质的大讨论。这场大论战不仅形成了《新生命》杂志和《新思潮》杂志两方阵地，还产生了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涌现出一批极富学术价值的著作成果。当时虽没有形成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史，但也首次使“宏观社会形态史”跃为历史研究的主流，成为推动史学革新的重要力量，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史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当时的“五朵金花”，大都与之脉络相承，密不可分。
社会史的复兴同样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的氛围中以新的面孔出现并快速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史学从政治笼罩中突围出去的学术努力,使得社会史备受关注。社会史麾下的人口史、妇女史、秘密社会史、社会生活史、家族史、风俗史、灾荒史等论著不断问世，给人无比兴奋和新奇的感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得力于跨学科渗透与多元化理论以及西方中国学的影响，社会史经历了由社会学到历史人类学再到各种“中层理论”的视角转换，在研究课题、研究领域、研究视域与研究方法上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这期间，杨念群、孙江、王笛等学者倡导的“新社会史”问世，并相继出版了名为“新社会史”的系列论文集，2007年又创办《新史学》辑刊，至今已出版11卷。可以说，“新社会史”与“新史学”在整合多学科资源、拓展史学叙述空间、展示多学科视野下不同历史叙述与研究进路的可能性方面居功较大，其他研究还难出其右。社会史中另一支至今方兴未艾的学术潮流即为“社会文化史”或曰“新文化史”，主要由刘志琴、李长莉、左玉河、梁景和等学者倡导实践，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首都师范大学均有明确冠以“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向或研究单位。
与此同时，大量新的专题研究在社会史旗下集中涌现，出现了日常生活史、生态史、环境史、心态史、概念史、个体生命史、心性史、心灵史、医疗史、身体史，等等。社会史研究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生命力，这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毋庸争辩的事实。但回顾复兴以来的整个过程，无论是“新社会史”“新史学”，还是“社会文化史”，抑或“新文化史”，其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主导趋势就是持续不断地“求新”，大幅度开拓新领地，多学科结缘出新，学科外延不断扩新，各种冠以“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名义的论著、译著和选题蜂蝶而来，所取得的成就自然是不容忽视的。但在这一过程中，本土社会史理论和“总体史”的缺失以及研究专题的琐碎也日益成为新时期社会史研究中的通病。
事实上，总体史理论体系的建构曾经是先辈社会史学者孜孜以求的学术关照。1986年，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召开当年，乔志强先生即发表《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理论模式》，初步阐明自己的理论模式，继而主编出版《中国近代社会史》，在学术界首次对社会史的研究对象、知识结构和方法进行系统论述，从人口、家庭、家族、社区、阶层到物质和精神生活乃至社会教养、社会控制等各个方面，建构起极具涵纳性和统括力的理论阐释框架，由此也奠定了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学术道统。经过几代人的开拓，该中心形成了区域社会史、人口资源环境史、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等较为稳定的研究方向。与此同时，学术界另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体系就是陈旭麓先生的“新陈代谢”说，主张从社会历史发展的纵向过程来思考和探索，代表作即《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陈著将史与论融为一体，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等不同侧面，词采生动地阐发了近代社会在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下迂回曲折、动态演变的规律。可以说，这两本书分别代表了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横向与纵向的两种体系构想，也是迄今为止中国社会史学界从“总体史”着眼，集中阐述和构建研究框架与理论体系的一次最为完整的学术实践，堪称总体社会史理论的奠基之作。
然而时至今日，近代专题社会史比比皆是，研究近代社会史题目的学者在数量上倍增，各个方向和选题纷扰多姿，大量的地方性民间文献得以挖掘和整理出版，但从总体史理论高度和方法论角度进行深入探究的论著和学者并未增多，新的方法、概念没有在宏观社会史理论体系的高度上进行整合，社会史自身的理论自觉自省以及学科体系建构已被不少研究者所忘却，研究专题的多样化和整体理论的苍白并存。再者，中国近代本身是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这种变动性又使研究者极易形成“进步”观而产生惯性化预设，误以为选择研究专题和视角，只要是新的就是好的、变的就是好的。这种情况下，在西方各种概念和理论，特别是后现代与后殖民理论鱼贯而入的情况下，不少学者由于缺乏本土理论的关照，只能囫囵接纳和疲惫追索，甚至未加消化就划定领域、树起了学旗。一种理论观点和研究范式未等稳定下来、未及深厚积淀就被新的主张所代替，新旧之间的快速翻转几成“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局面，走上一条表面“求新”“求精”“求前沿”，实则是迷失方向的“不归路”。
当然，以上所举述“总体史”理论缺位的问题，也不仅仅出现在中国社会史学界。西方的社会史理论范式也出现了类似问题，而且时间上还早于中国。西方社会史在年鉴学派之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同样处于居无定准的流变之中，缺乏明确的理论轮廓和宏观关照。有学者曾概括道：“此前的史学方法常识大多正在从我们周围趋于瓦解，许多相沿已久的历史解释包括最为牢固确立的那些历史解释正在受到修订乃至实质上的矫正，甚或干脆被彻底抛弃，为其他解释所取代。”这种趋势之急骤，使国外有历史学家慨叹：“一个幽灵，短期主义的幽灵，正困扰着我们这个时代”，故而呼吁当代历史学家要有宽阔的视野和考察大问题的雄心。从西方社会发展实际看，这样的史学认知转变根本上是现代社会的危机所造成的。西方社会史复兴时期，其赖以运作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就是在西方现代社会中孕生，这些概念本身也是西方现代世界观的基本构成要素，所以现代社会危机注定会引发社会史既有范式的瓦解，新文化史也好，后现代主义思潮也罢，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西方现代社会的危机促使研究者意识到，社会史曾经的那些概念以及支撑它们的有关理论，都并非是现实世界的唯一解释，而是一些具有特定历史的形式，此前的社会史家之所以没有感知，是因为他们本身就生活在现代世界之中。
中国虽没有形成类似于西方的现代社会危机或后现代社会之型变，但中国社会史在同西方交流互动的过程中，深受西方理论影响。准确地说，既有西方社会史发展映射下的烙痕，也有中国社会史内在理路的演进。就中国社会史自身发展而言，无论是复兴初期的乔志强先生还是陈旭麓先生以及其他老一辈社会史学者，他们具备扎实的传统史学功底，均有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的理论背景，且在构建社会史理论体系时又是肇端于摆脱传统精英政治史观，故而所建构的理论体系必然是立基于底层的一种客观论的社会史理论，这种理论自然更倾向从政治精英个人之外去寻找相对独立的具有社会实体性质的结构体系（以乔先生为代表）或运变机制（以陈先生为代表）。后来二位先生的理论体系被概括为“三大板块说”，这在当时也曾以“社会史过分社会学”化的问题引发争论。但这样一种宏观理论图式，恰恰使得社会史学者有足够的理据去撰写触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总体史（total history）。
当时的问题不是总体史缺位，而是总体史太过宏观抽象和生硬板结以致消融了个体，生在其中的历史大众之个人能动性和主观意义，惯以被诠释为这种“总体史”因果机制中的“果”，对个人把握和认识结构甚至改造结构的主动施为，虽亦名之曰“能动性”或“反作用”，但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却对此几近不计。比如“阶级”作为一个经济社会的主打概念，后来在研究中国革命史和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的诸多中外学者均意识到，虽然客观经济社会结构奠立了“阶级”赖以成立的基础，但是，这一结构及基础还不足以直接引发阶级对立甚至革命运动；只有当一定阶级中的具体人群在主观意识上认识到“阶级”，体验到“阶级”的存在，并产生了强烈而真切的“阶级感”之后，“阶级”才会发生作用，“阶级意识”才会出现，并成为建构和阐释历史的重要因素。这也是中共土改过程中反复进行政治动员、不断唤醒阶级意识的原因。也就是说，在结构和事件之间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有待进一步打通的“中间地带”，正是这个“中间地带”连接着社会与个人，否则就会出现“空对空”的局面。事实上，后来兴起的各种社会史专题研究及其所依附的种种社会理论，从根本上也就是因应了填补宏大社会结构与个人行动意义之间的逻辑缺环而产生的。因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中国社会史，关注焦点开始从社会结构的“社会学理路”转向文化实践，理论方法上则渐渐转向人类学、文化学、日常生活理论等领域去寻求方法、主题和概念，遂出现了历史人类学、社会文化史、日常生活史以及诸多分支学科。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社会史的多元化展示了此前未被重视的历史细节,丰富充实了社会史的研究。当然，这一局面的出现，也是社会史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使然。
但若失去“总体史”的理论自觉，无限沉溺于主观意义世界和生活细节本身，社会史研究同样不能揭示社会历史真相，甚至会深陷迷惘，最终丧失自主反思和判断的能力。事实上，在社会史复兴不久，就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不应提倡宏观理论体系研究，“不宜过多考虑构建体系和框架”。如果说当时的情形是抱着“不可不说亦不可多说”的实用心理而提出的权宜性策略，那么现在不少新一代年轻学者将老一辈社会史家努力建构的理论框架体系视为“老土落后”的旧思维，反而趋之若鹜地追求所谓的“新视角”“新方法”“新领域”和“新理论”，甚至仅仅是“新口号”，则难免在热闹非凡之后沦为无根之萍。不少研究成果因过度突出“细微”“语境”和“深描”等，以致陷入无限显微的迷津，曾经被社会史奉为原教旨的“长时段”和“总体史”等，某种程度上已成为空洞说辞，缺乏具体研究实践的支撑。在近年来新兴的社会史研究领域中，这一问题已经凸显为制约社会史发展的关键所在，社会史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均遭受不同程度的侵蚀，对培养新一代社会史后继者也十分不利。
所以，并非新的便理应被追仰，也绝非旧的便必定被鄙弃，“新与旧”很多时候不过是研究者头脑中的执念，过多的偏狭就会扼杀史学本真。我们主张中国近代社会史在新时期要回归结构、意义和事件三位一体的“总体史”。结构(structure)既包含长时段视野下一定的历史时期，也包含一定历史时段内和一定空间范围中的经济、政治、地理、环境等具有坚实“内核”的要素，以及不同要素在更大时空范围的交融路径和机制。同时，结构也不是固化或静态的，甚或机械肢解后的几个板块，而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经过了人类个体或群体认知、体验与改造并赋予其特定意义（meaning）关联的结构及其过程，且所关联的意义和事件本身也是结构的组成部分。历史结构与个体不是纯然二分的主客观领域，前者不能完全决定后者，后者也非前者的附生品，研究中更不能将以前的二分图式翻转过来而再一味提高文化领域或人的意向性的自主性，但社会史中的个体必须是有肌体、有心灵、有情感、有意志、有时空和意义维度的人及其周遭活生生的生活世界。事件（event）则是凝聚了个体和结构及具体情境的历史片段。总体史是三者交揉契合而成的历史织体。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总体史”是研究过程中的一种全景理论视域，并非囊括一切经验史研究的“全部史”（all history）。
以这样一种总体史的理论视野重新看取近代中国，近代社会史复兴以来所形成的阶级、国家、人口、民族、革命，乃至更加细化的婚姻、结社、团体、乡绅、宗族、风俗、教化、灾荒等概念体系和专题领域，不仅都没有过时，反而要在更广阔的总体事实中去加以扩展深化，努力触碰历史全貌。可以说，研究中具备了这种总体史的理论视野，无论从特定的结构，还是从行动意义抑或具体的历史事件入手，均能启动其相邻部分而进入或至少是接近总体史。例如，以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等学者为代表的“华南学派”，从宗族、仪式、族群认同等方面切入,思考和展现华南地区在历史上逐步纳入国家进程的复杂形态和种种关系，就是通过历史剖面中的几个环节打开了认识总体历史景象的一种研究路径。近年来，山西大学的社会史研究团队坚持从山西现实问题出发,以人口资源环境尤其是“水利社会”和“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为突破口，认识山西在整个近现代史中的地位，挖掘“山西的中国史”和“中国的山西史”，思考区域社会的可能性和不同类型，以此推出“田野·社会”系列丛书，迄今已出版3辑共12本。我们所倡导的“走向田野与社会”的方法，正是要在总体史的理论视野中努力打通历史与现实、文献与实物，乃至社会与政治、结构与过程之间的分野，从而得到对历史总体的认知。而华南学者所提倡的“走进历史现场”，包括杨念群所倡导的“感觉主义”及“在地化”研究，虽然结合了南北不同地域的特点，但恐怕意欲均在于此。
三、大小之间：整体史与区域史
“把历史内容还给历史”是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复兴之初学界同仁的共愿，也是化解“史学危机”的形势所需。但中国是一个泱泱大国，悠久历史绵延数千年，辽阔疆域纵横万余里，期间还经历了数度较大规模的分分合合，是一个融聚了多种文化与多个族群、兼具多种地域特色的整体。史学如何从社会史的高度去研究把握这样一个整体，更进一步讲，“还给历史”的“内容”究竟应该是什么？恐怕首要的也是可行的，只能是长期被忽略的“下层史”，而这些在大历史中“失语”的“历史”又大多沉积于具体的区域，所以社会史必须到区域中挖掘历史。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人文社会科学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推动了区域史的兴起。比如费孝通先生提出著名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就极大地启发了历史学家对史学服务地方的思考，当时中国社会科学的“六五”和“七五”规划均重点对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做了部署，首批就有广东、福建、江南苏松杭嘉湖及西北地区，这些都客观上推动了历史学的区域转向。
从国际社会史的整体趋势看，法国年鉴学派本身具有区域史研究的传统，布罗代尔关于地中海的研究、勒华拉杜里关于蒙塔尤的研究，至今已被中外史家奉为区域史经典之作，富于开创性意义。另外，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海外中国社会史研究在反思后殖民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过程中，开始集中关注中国省级以下行政区划中的历史，以更为微观的理论模型和分析工具精致探讨了一些此前未被关注的历史内容，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和启发，所产生的成果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海外中国学”著作的成批译介而传播到中国，对中国社会史的区域转向形成巨大影响，诸如施坚雅的“市场区域理论”、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柯文的“中国中心观”、黄宗智的“小农经济内卷化”等理论视角和概念体系，都曾在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界热极一时。这一时期，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传入中国，由政治学而社会学再到历史学，渐次波及社会史领域，学者们将该理论中“国家与社会”及“公共领域”的分析框架运用到近代社会史研究中，也产生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史论著。所以，社会史研究迈向区域史具有学术和现实的双重必然性。
1994年，中国社会史第五届年会暨“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国际学术会议召开，标志着区域社会史的兴起，此后社会史历次学术研讨会主题多集中在区域研究方面。因应形势所需，中山大学、山西大学、安徽大学等相继成立了区域史研究机构，大批区域史的专著集中出版，相关理论和方法问题不断跟进研讨。尽管学界对区域史的质疑和争议一直存在，尤其对区域的划分标准、区域史的代表性问题和区域史研究中“画地为牢”“自言自语”与“碎片化”的现象，颇有异词。但时至今日，区域史在可供深入细致地研究方面还有着无可替代的优越性，区域史中地方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潜力依然巨大，区域史仍然是社会史中最具活力和魅力的一个研究领域，依旧焕发着持续长久的影响力。社会史研究的再出发需要冷静思考存在的问题，根本上是要处理好区域史与整体史的关系。近几年经过诸多学者对此反复思考、探索和争鸣，学界不仅深化了对区域史的理论认识，也澄清了区域史研究中的一些概念和实践上的模糊认识。
就中国社会史来说，缺少“区域”的“整体史”虽不至于成为学术认识上无法打开的“黑箱”，但也无可避免地会产生大而化之的空洞之论。所以，整体史必然取径于区域史，直接从整体出发最容易陷入绝对抽象的云端，造成空疏学风。但另一方面，如果以为对整体进行分解，把整体分解为部分，把整体史分解为区域史，甚至再把区域分解为更小的“区域”，直至分到自认为适宜的程度就能认识整体史，那么研究的“区域单元”就会无限细分下去，又走入还原论的误区，故研究中要时刻保持整体史大于区域史之和的警醒。
区域必有边界且边界必从整体中切划，但由于中国实行郡县制具有几千年的历史，加之近代以来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又建立起了“中央—地方”的行政区划。所以研究者极易将“整体史—区域史”同“朝廷—州府”或“中央—地方”形成对应图式，把“区域史”等同于“地方史”，造成区域史成了通史的“地方化”或中国历史区域化投影的“地方版”。当然，区域史同地方史并非根本对立，地方行政区也并非不能作为社会史的空间界域，研究中也没有必要刻意去避开国家行政区划而专寻自然疆界。问题在于，这种“类对化”的处理方法，无形中将整体史和区域史编织进“高与低”的级序，进而把“高层整体史”还原为“基层区域史”，然后层层降解，直到找到自己所意欲研究的“地方”而确定“区域”，这显然是有问题的，至少造成两个负面影响。一是将研究者的主要精力导向了对地方性资料的发现与整理和对先前少被人关注的地方性知识的描述上面，学理贡献较为有限。二是脱离了论题与区域间的可适性分析，甚至有人拿到一个主题未假思索就放到一个地方区划中去开展研究，造成研究主题的重复化、同质化和平面化。
区域取自整体，其意义赖于整体。单纯的区域视角会把本来连续的区域空间按照某种学术需要或规范进行条块化分割，虽然产生了所谓的“区域史研究”，但终不可避免地陷入“鸡零狗碎”的局面。所以，离开了区域，就没有整体；离开了整体，区域也就失去了意义。近代史上我们熟知的那些大事件，诸如鸦片战争、“五四运动”、辛亥革命等，正是因为放在了整个近代历史进程中，从整体史中进行定位才凸显出其重大意义，而这些“重大意义”一旦脱离整体统御就会失去根据。相反，有了整体史的关照，即使研究对象小到“秧歌”“叫魂”“斗鸡”“庙会”，都不会流于琐屑。正因此，笔者一直主张区域史研究中的“碎化”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碎而不精”和“碎而不化”。
近年来，学界出现了“回归整体史”的呼声，这是在反思既有研究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出现的正确学术主张。但回归整体史不能用直接否弃区域史的方式回到“从前”；或者用整体史代替区域史，走向另一个极端。站在中国近代社会史的角度，整体史当然首先是“中国”的历史，既包括中国几千年历史映照下的近代百余年之时间维度，也包括以中国为疆界的广袤空间维度，但研究中也不能将此框定为近代社会整体史的全部涵义。就像区域史不等于地方史一样，整体史也不等于“全国史”。我们主张，回归整体史要更加辩证地处理区域和整体的关系，在理论视野、学术职志和地方文献使用等方面多途并进。
区域不是“密不透风”的时空间隔，整体史不仅包含着区域史，还包含着区域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机制与规律的历史。中国近代史上，虽然不同区域的景观、地貌、方位及生态环境的多样性自古就进入了先人头脑，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中，成为区域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各个区域间的差异性在近代频仍的军阀战乱、政治动荡、文化碰撞，以及由生存空间竞争或策略性选择而引发的人口流动或群体互动等过程中被迅速关联整合起来，区域主体间性的问题空前彰显。可以说，一部近代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国内部各区域及其与世界他域反复互动、采借和交流日益强化的历史，这是近代史区别于古代史极为鲜明的一大特征，而近代区域社会史在揭示后者方面明显还很薄弱。以往关于近代区域社会研究的思维范式，往往强调从完整地理单元的空间分布中找寻共同的社会文化特质，侧重区域内的经济状况、社会制度、宗教信仰、民俗习惯、迁徙模式和区域内普遍存在的联系互动等，较少把不同区域与更大范围内的人类活动放到一起进行考察研究，甚至研究者为争得区域研究上的“合法身份”而有意对所研究区域进行“核心化”和“界域化”的论证，无形中凸显了区域的闭合性，加深了区域史研究中的学术隔阂。
区域和整体并非截然对立的两个范畴，没有绝对的区域，也没有绝对的整体。区域是整体的区域，而区域本身又是个整体。所谓的“整体史”既是包含“区域”的“整体”，也是“整体的”区域，兼备二义。所以回归整体史，“近代区域社会”这一理论概念十分有必要在一个整体性的时空范畴内，从联系和互动的建构论视角进一步延展其指称更大规模地域范围的能指性，需要跳出区域看区域、区域内外看区域、区域之间看区域，从只注重区域社会文化特质的传统区域研究视角，向构建跨越区域普遍联系和动态演变的研究视野过渡，找寻使其成为一个跨区域研究对象的多层次历史文化的累积，捕捉跨区域、跨族群、跨文化乃至跨国界的历史进程与可比要素，进行纵向与横向的比较，建立多线和立体的研究视域，不断丰富跨地域社会生成与演进的连续性和相关性。这方面，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者已较早进行了自觉的“走出区域研究”之反思。国内社会史学界也做了相关探索，如行龙、杨念群主编的《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赵世瑜的《大河上下——10世纪以来的北方城乡与民众生活》和《长城内外——社会史视野下的制度、族群与区域开发》等，均可视为代表成果。但总体来说，跨区域的视野还不够宏阔，理论还有待深化，还没有形成主流性学术旨趣，还需要更多的成果支撑。
区域社会史风靡史界的数十年间，区域性的档案、文献和资料，诸如日记、碑刻、契约、族谱、志书、账本、书信、报刊、口述资料等大量地被挖掘整理，成批地出版出来，史料价值珍贵，备受瞩目。这几年，运用地方性文献或曰民间文书开展区域史研究蔚然成风，推动区域社会史研究不断迈向深入。但这其中也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在历史文献的阅取和史料的使用方面，研究者仿佛刻意避开传统史学文献而使用民间文献，将民间文献直接等同于“第一手资料”，无限放大其证史作用和意义，甚至形成对民间文献的“自然崇拜”现象，恋慕于地方性文献的堆积和单纯史实的叙述。二是不少新一代学者在对传统史学文献的熟稔、掌握与运用能力远远不足的情况下，就径直对地方文献进行“阐释”和“发微”，由于缺乏同传统历史文献的互相印证，所释读出的史识生硬而孤僻，出现“孤芳自赏”和难以交流的现象。因此，回归整体史，不能仅仅满足于区域事件的梳理和区域个案的增加，应更加注重从地方性文献中提取出有关整体史的普遍性知识，从区域史研究中引申出具有更大范围的准适性和概括力、能够同其他专门史进行有效对话的解释框架与理论关怀，在文献解读和叙事安排上体现更深刻的总体史脉络与深层思想逻辑，从而增进历史认识的深度。
区域史中田野调查的方法目前在近代社会史研究中已广泛应用开来。“走向田野与社会”是一个发现史料、找到问题、感知历史的综合学术历程。近年来，国内不少研究机构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注重史料建设，搜集到完整集中、数量庞大的基层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对于理解过去和中国的将来，推进区域史研究的纵深发展，越来越显示出不可替代的价值。但笔者以为，史料的占有和掌握固然会带来研究上的便利性和优先性，某种程度上也是学术地位的象征。但在回归整体史的趋势下，还必须摒弃“挟资料以自重”的心态，要积极推动这些基层资料和民间文献在不同学科和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运用现代技术等多种手段推动资料实现共享，让更多的研究者能够通过不同资料进行分析比较，开展学术研究，以不同区域性文献资料的共享共用，凝练出更为宏观的社会史论题，以共享促进整体史的回归。可喜的是，近年来，各研究机构在加大史料搜集的同时，已努力将所据有的资料整理编辑公开出版，并在档案资料数字化和数据库平台建设上下了很大功夫，影响力和实际成效也日益显现出来。
回归整体史，要有回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职志。重视对历史进程中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是中国社会史的优良传统。20世纪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就是社会史运用唯物史观自觉回答中国现实问题的一次重大尝试，为当时中国革命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历史依据。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现代化建设和城乡演变进程，国内出现亟待解决的环境、资源和卫生健康等问题，社会史应运而生的环境史、灾荒史、医疗史、乡村史和城市史等，有力地回应了时代突出问题，并引领中国史学走向了多元开放。当前，在全球化速度数倍于近代中西方交流进程的背景下，中国正在经历更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诸如“民族复兴”“一带一路”“国家和全球治理”“中国经验”等重大主题，即使诸如生态文明、健康中国、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中观性的国家战略，均会给繁荣中国近代社会史提供更为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空间，需要我们在区域的基础上更大地拓宽研究视野。正如布洛赫所言：“只有那些小心谨慎地囿于地形学范围的研究才能够为最终结果提供必要条件，但它很少能提出重大问题。而要提出重大问题，就必须具有更为广阔的视野，绝不能让基本特点消失在次要内容的混沌体中。”另外，我们必须注意到，目前不少区域史研究偏向富于象征意义的史料与论题，沉溺于分析史料、问题以及有关表述是如何被建构的，这种避开明确指出文本之外的现实问题、畏于与重大问题迎面撞车的研究心态，极易使区域史研究脱离时代的中心话题而被边缘化。因此，再出发的社会史，不仅要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和价值创造，而且要关注他们所生存于其中的世界和塑造了他们生活的大历史，要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出对接当今社会的一些关键问题。
总之，与时代和国运同步伐，四十多年的社会史取得了骄人成绩，社会史的人才队伍不断扩大，研究阵营不断巩固，发展势头持续向好。站在40年成就的顶峰，我们有理由相信，风华正茂的中国社会史一定能够顺应时代，突破问题，再创辉煌，以更加宽广的视野和自我革命的魄力，展现出更加强劲的潜力和美好的前景。
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