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期的帝国主义时代，欧洲国家重新编排本国的世界认知体系，以争夺殖民地瓜分世界，新兴殖民国家德意志帝国也不例外。在德国，随着知识社会的兴起，对殖民地的认知被纳入帝国政治动员的链条中，催生出以殖民地区为对象的“区域研究”。

一

殖民帝国的世界认知体系建构是在一个国际性的殖民活动网络中完成的。不过，当殖民帝国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不断深化与殖民地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时，其在认识论上却开始将自己与“世界其他地区”远远隔离开来。这种变化一方面表现在欧洲世界对构筑全面世界认知的态度上：原本其认为对非欧洲世界的知识获取需要建立在“合作搜集”的基础之上，此时则视之为欧洲世界“独力发现”的结果。18世纪中叶开始，从欧洲出发前往世界各地的探险航行不计其数。除了各种利益诉求外，这些活动也代表着一种想法：整个世界的知识要通过全面的搜集来整理。德国区域研究的先驱人物亚历山大·冯·洪堡曾前往拉丁美洲、美国和中亚进行研究。从他和其他欧洲旅行者的大量报告中可以看出，直至19世纪初，他们仍在一定程度上努力标注知识的当地来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者的贡献逐渐被忽略和掩盖。许多欧洲旅行者将自己塑造成孤独的英雄，把从当地获得的知识完全作为自己的“发现”。

另一方面，在帝国主义时代，认为欧洲与非欧洲世界之间似乎存在根本性差异的观点，在学术话语中变得越来越普遍。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指出：“18世纪的欧洲将自己与亚洲进行比较，而19世纪的欧洲则认为自己无可比拟。”正如在历史书写中，启蒙运动时期对非欧洲文化满怀兴趣的书写旨趣逐渐消失，哥廷根学派系统的历史知识取向被否定，德国史家兰克重新将中国和印度排除在其撰写的《世界史》之外。

19世纪中期，欧洲与非欧洲之间的分离作为一种社会认知结构逐渐固化。关于欧洲世界的知识被视为专业学术，关于非欧洲世界的知识则被视为实践经验。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这些在19世纪完成大学专业建制的人文社会科学，其研究对象只限于欧洲。而关于非欧洲世界的知识则存在于传教士学校、商业培训中心、地理协会和特定的殖民地官员培训机构中（比如1806年英国在海利伯里创办的东印度学院）。参与该领域知识生产的群体主要由传教士、商人、地理和殖民协会成员以及政治官员等组成。

然而，这种知识布局无法满足殖民浪潮所带来的社会知识需求。19世纪后期，殖民地对宗主国的社会政治意义不断增强，殖民地的数量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成为帝国实力比较的重要指标。原本零散的、社会各领域自发产生的对非欧洲世界的认知，无法系统解释新发现的殖民地社会，无法满足转型后的殖民统治的需要。在此语境下，各个殖民国家几乎同时产生了将殖民地认知系统化的尝试。

二

从理念上看，关于殖民地认知的系统化方案诞生于19世纪德国社会之科学化的语境。“社会之科学化”是指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它的主要表现之一是国家治理者和社会大众都相信，具有专业性的学术知识能够解决社会难题，为社会发展提供指导。在这一认知下，面对殖民领地的大规模扩张和日益增长的治理需求，德国政府开始成为殖民地知识收集的首要发起者和资助者。它要将原本社会领域中经验性的、私人化的殖民地认知，转变为能在实际殖民统治中大规模运用的系统知识。

于是，从运作上看，这条系统化之路就表现为一种模式：德国政府先论证关于殖民地认知系统化的必要性，随之推进其在学术建制上的发展。1884—1885年，德国先后宣布在西南和东部非洲的部分地区建立殖民地，并且占领了太平洋的许多岛屿。1885年，德意志帝国议会批准发放蒸汽轮船补贴，以支持私人蒸汽轮船开往东亚和澳大利亚。1886年，在俾斯麦的建议下，帝国议会就是否建立一个东方语言机构展开讨论。支持者坚持认为，倘若德国人能够高质量地掌握非欧洲国家语言，那么德国的海外贸易必定能够大幅度增长，而国内的工业化进程也会随之大大加快。

1887年，东方语言学院在柏林大学成立，其最初目标是为殖民活动培养翻译人才。1891年，“德国殖民委员会”成立，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决定殖民地学术考察任务并分配研究经费。1898年，“德国农业、贸易和工商业殖民学校”在黑森州北部小镇维岑豪森建立。1900年，汉堡“航海病和热带病研究所”成立。此时关于殖民地的认知，囊括语言、地理、动植物和卫生等诸多方面，但是它们并不完全被纳入以大学学科为基础的专业知识生产。

伴随着殖民活动的迅猛发展，德国的反殖民情绪也达到高潮。20世纪初，德国对殖民地的残酷统治引发殖民地人民的激烈反抗，以镇压德属西南非洲赫雷罗人起义为代表的残酷事件不断在德国国内媒体上曝光，德国社会称之为“殖民丑闻”。为了回应政治公共领域的批评，1907年，时任帝国殖民事务局局长的德恩伯格发表演说，反对以往用“破坏性手段”进行殖民，提倡用“各领域先进的理论和应用科学”进行“现代殖民”。

次年，汉堡殖民学院成立，其旨在将关于殖民地认知的所有内容整合成一个跨学科的培训计划，1913年时任职的教授和讲师多达67人。与此同时，在其他机构中，对殖民地认知的区域性整合也不断加强。比如在东方语言学院中，原本的非洲课程主要集中在斯瓦希里语、班图语等语言学领域。而随着非洲殖民地之重要性的增长，课程扩展至宗教、历史、地理、法律和经济等领域。这种整体性的非洲研究为德国政府、德国殖民地驻军和贸易公司在非洲的各种活动提供实际支持。正是在区域研究的理念下——当时还没有“区域研究”这一学术名词——德国形成了在中央教育机构中集中培训特定地区殖民管理者的模式。

由此可见，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期德国的区域研究就是对殖民地的整合性考察与分析。殖民帝国以各种方式所获取的“来自殖民地的知识”，在本土通过处理与加工被纳入欧洲人的世界认知体系，最终变成殖民统治所需要的“关于殖民地的知识”。在殖民区域研究的课程内容中，除了理论知识与实用知识外，还充斥着当时典型的欧洲优越幻想下所形成的种族主义和价值等级思想。这种区域研究服务于德意志帝国的殖民活动，而非人类整体世界认知的理性建构。当时在“区域研究”思想下所产生的不是真正可信赖的学问，而是一种将欧洲与“非欧洲”在知识体系中分割开来从而维护殖民统治的认知工具。

（作者：范丁梁，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