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领域的范围越大，构成越繁多复杂，界定和理解中的困难和分歧就越多。所谓“国别和区域研究”就是这种情况。对此概念的理解和界定应当具备充足的学理和学术史的基础，也必须超越现行学术体制的局限性。
这个概念可以有一个宽泛的指涉：在民族国家时代和现代学术专业化时代中，一个国家的人文社会知识体系中关于本国范围以外的世界的部分，是针对各种意义上的“他者”的一种知识生产和知识组织形式。
当今世界上最强大和完备的对外研究体系产生和存在于美国，美国的对外研究体系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性范本。在我国开始大力推进“区域和国别研究”之前，相关学术领域和学科要素当然并非不存在。1949年以后的学科体系中，我们有以“外国”“世界”“国际”命名的一些学科组织建制，比如“外国语言文学”“外国哲学”“世界历史”“世界经济”“国际政治”，还有“国际问题研究”等。
那么，今天为什么还要用“区域和国别研究”的概念和组织框架来推进、重组和更新那些以往已经存在的学科领域和知识要素呢？在中国今天方兴未艾的“国别和区域研究”运动中，应如何求取比较自觉、充实的认知，赋予它比较合理、清晰的学理依据，进而求得合理的组织方式和行动策略呢？
首先对语汇做一些解释和澄清是必要的，名正才能言顺，理通而事立。语汇关系到对研究的对象、单位和议题的看法，关系到潮流、方向。
中国官方正式采用的“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直接英文对译是“country and area (regional) studies”。这在国际上并不通行，甚至可能给人有点怪异的感觉。
纳入“国别”二字，当然是基于我们的习惯和传统。中国以往的对外研究组织中比较突出国别向度，特别是大国研究分量很重，现在又要提倡对一些小国的专门研究，这里面的考虑可以理解。而且我们的“区域”一般都理解为国家之上的地理空间范畴，与“国别”没有语义上的重合。
但是，英文的“area”或者“region”从区域研究在美国发端时就涵盖了国家之上、国家和次国家的地理和文化空间单位，所以，如果把“区域和国别研究”对译为“area and country studies”，则有构词法上的语义重复问题。
从美国和世界范围看，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出现过不同用语，包括“area studies” “regional studies” “foreign area and language studies” “area study” “world area studies” “foreign area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area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等等，因时代变化而有变化，并因不同机构和个人而各有不同，如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高校在其正式组织和课程体系中仍沿用regional studies。但相当长时期内最常见的还是“area studies”。
正如后面还要谈到的，区域研究运动在智识和组织上的要旨在于其包容性和沟通性，而这正反映在近几十年来一个明显趋势之中，即越来越多地使用“area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和 “international studies”。这反映了学术界对战后形成的“传统”区域研究格局的局限性的一种反思和矫正，即鉴于原有的区域研究单位（尤其是民族国家）经常过于封闭僵硬，对各种“跨越边界”的事物重视不足，需要以“国际”（international）一词对旧式区域研究的智识和组织议程加以更新和替代。
在“国际”之外，很多新的学术研究项目和机构也经常采用“跨地区” （interregional）、“跨国” （transnational）、“跨文化” （transcultural）、“全球” （global）、“比较” （comparative）的形容词标签，就反映这种共识和趋势。
这种趋势，用美国社会科学的领袖人物之一卡尔霍恩的话来说，就是重视和凸显跨越各种边界的“联系” （connections），而避免让研究的地区单位成为封闭自足的“容器” （containers）。
其中有学者也不看好“国际”这个词，认为它让人联想到传统和狭窄意义上的“国际关系” （international relations），隐含民族国家 （nation，nation-state）本位的意味。但是，完美的术语标签经常难以求得，特别是对这样一种规模庞大、构成复杂的学术复合体来说。“国际”一词能够也应该予以拓展性的理解，去包容各种跨越边界的对象和议题。这个词可以被认为包容性最强，也是得到制度性认可最多的一个。
权威的《国际社会和行为科学百科全书》中多个相关词条均采“地区和国际研究”一词。可以认为，“区域研究”是一种在战后前几十年间流通的传统形式；而“区域和国际研究”则代表国际上广泛承认的更新的智识和组织理念，其中，反映出来的基本动向也是我们必须重视和跟从的。
不同机构和研究议程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理念和取向选取不同名称，但用以指称一种国际性的知识综合体时，或者用于全国范围内乃至于一些高校的综合性的、旨在发挥包容和沟通功能的学术规划和组织框架，“区域和国际研究”显然是更合理和可取的。
这个名称算得上兼具准确性和包容性。
比如，美国区域研究初创时，国际关系学、外交史倾向于被排除在外；但在如今“区域和国际研究”的格局下，这两个领域都成为当然的组成部分。
中国当前的国别和区域研究运动中，国际关系学科格外积极。有了“国际”这个词，不仅国际关系学，而且存在于各学科的研究中外关系和外部世界的各种交往和关系的领域，都可以名正言顺地被整合进来。中国学科和学术领域的孤立和分割情况尤其严重，而国别和区域研究的一大价值，就在于对原有学术体制中所有涉及外部世界的领域和因素予以动员、协调和整合。
而且，我们也许不应该像西方那些过于热衷于“全球化”的人那么忌讳“民族国家”的概念，因为民族国家仍然是最重要的枢纽制度，我们今天仍然处于民族国家的时代。
本文节选自《区域和国际研究：关于历史和“原理”的思考——牛可副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