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一门时常要面对身份认同危机的专业学科，历史学总是要在两个层面上证明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其一是历史认知的过程，其二是历史知识的功能。后现代主义和知识社会学在前一个层面上对历史学造成过巨大冲击，公众史学则在后一个层面上要求历史学自我革新。观察世纪之交以来的趋势，学科内外的讨论越来越从“历史知识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理”转向“历史知识如何才能有益于我们的生存和生活”。来自德国美因茨大学的历史学家安德烈亚斯·罗德（Andreas R?dder）所写的《21.0 ：当代简史》（以下简称《21.0》）正是在后一个问题上证明了历史书写的价值。他试图“用历史的方法解释当代”，从而帮助人们以一种“对未来无所畏惧”的姿态前行。

《21.0》的副标题是“当代简史”。但这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当代史”（Zeitgeschichte），而是一部新颖的“当下的历史”（GeschichtederGegenwart）。联邦德国当代史研究专业化的奠基者汉斯·罗特费尔斯（HansRothfels）曾把这个领域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同时代人”所生活的时代和他们以科学方式对这个时代的处理。在这种相对化的概念中，时间上的划界就变成了当代史研究的关键问题，历史学家需要阶段性地调整“同时代人之时代”的起点。一九一七/一九一八、一九四五和一九八九/ 一九九0这些年份先后成为当代史的开端。当然，东欧剧变和两德统一是否意味着当代史书写中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仍有可争议之处。无论如何，当代史是一个以特定的时间阶段来自我定义的研究领域;与之相比，“当下的历史”则是一种完完全全的问题史学，它既不以时间顺序为主线，也不以面面俱到为目的。在借鉴马克斯·韦伯的方法将研究对象分为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不同类型后，《21.0》的核心就是探讨：“在当代，什么是新的，什么又是历史模板的再现？”所以，在时间上，这本书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起始点。它立足于当代的现象和问题，然后逐一追根溯源，“至于具体追溯到多远以前，则是取决于每一个研究对象”。

罗德先后分析了数字革命、全球经济、能源政策、气候问题、社会文化和结构变化、“祖国”、欧洲融合以及世界政治等主题。他总是先用丰富的事实去描述现象，然后指出问题，随之在对历史的回顾中分析现实与历史的相似之处和/ 或全新變化，最后给出自己的评判。他把德国作为圆心，把欧洲、大西洋两岸、所谓的西方世界和全球作为一个个同心圆，然后站在中心向外投以目光。建构当下历史的全貌、权衡考量时代精神的枝蔓、审视所有重大趋势的影响、辨析政治争论和话语背后的科学思维拟设—所有这一切对历史学家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或者如罗德自己所言，是一个“冒险”。在这场冒险中，他提出了富有洞见的观点，也难免有目光未及和偏颇之处。

二

关于数字化、世界经济和环境问题这些大主题，罗德没有着墨过多。他只是追问：技术创新改变了社会是新现象吗？生活在各个层面的加速是新现象吗？人们对新技术的恐惧、希冀、防御和适应是新现象吗？第二次全球化是第一次全球化的升级版本，还是一个新现象，抑或两者兼而有之？二00七至二00九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根本失败吗？还是一个周期性的系统性危机？气候变化是一个新话题吗？它如何变成一个深陷科学、媒体和政治之复杂网络的棘手难题？通过回望历史，罗德对上述问题给出了明确回答。但他并不是简单地以“是”或“否”作答，他总是尽力呈现出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多重性、非线性和不确定性。不过在这些领域，罗德的过人之处尚没有完全展现出来。他尚未在对“当下”的描述上提供更多创见，而只是对现状做了一些更深入的解读。

从该书的三分之一处开始，当罗德开始进入自己更专精的领域时，他就把审视和分析更好地结合在了一起，并且提出了很多富有争议但引人深思的看法。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他关于社会文化和结构变化的论述。在此，罗德使用的核心概念是“价值”。价值可以理解为普遍且基本的规范性秩序观念，它们“预先规定人们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罗德关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价值判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新的意义结构价值何在？它们又如何进一步导致更普遍的社会变化？为此，他提出了“价值转型”的观点。这种转型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某种价值本身内涵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人们对自由和平等的新理解;其二是整个价值体系的转型，主要表现在从现代价值到后现代价值的转变。不过，罗德并没有把这种转型画成一条简单清晰的直线，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新”完全取代“旧”。他分析了后现代的悖论和遗产，着重指出，后现代主义在解构了传统的秩序观念后，其本身又建构起新的秩序观念—“融合”。融合指向多元、包容、分享、平衡和整体性，但它同时也创造出新的权力结构。因为就是在融合文化中，“传统的秩序观念和生活方式已经沦为话语和规范的边缘”。以自由和多元为核心的融合文化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消费被认为是自由选择和自我建构的象征，并因此成为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自由市场经济产生财富和不平等，市场经济越有活力，不平等就越大;多元文化主义在很多社会成为常态，却对社会基本共识的形成度提出了挑战;出生率下降主要是享受更多自由的结果;对性别和家庭的态度也意味着可以在很多自由选择中平等地进行挑选。

在这部分内容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罗德的历史书写不断在与社会科学的时代诊断进行对话。他在社会学、社会哲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和传播学等领域中穿梭，当然最后总是回归历史。事实上，近十年来，“当代史家究竟是否应该、何时应该与同时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和理论为伍”这个问题，在德国的历史科学内部引发了持久的方法论之争，主要战场在德语世界最重要的当代史专业期刊《当代史季刊》上。罗德在二00九至二0一八年曾主持过德国科学基金会一个对价值转型进行历史性研究的项目。因为“价值转型”本身是一个社会科学的概念，所以这项研究成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融合的最好试验。在该项目的会议论文集《有过价值转型吗？》（Gab es den Wertewandel ？ ，2014）中，罗德明确指出，对历史学而言，社会科学研究可以扮演三种角色：“首先，它们凭借自己的提问方式和分析类型，充当着历史观察的构想起点。历史观察从来不是无前提的，它总是必然从预设出发。在这方面，它们是（方法和理论上的）参考文献。鉴于它们的历史意义和史学适用性，需要对它们进行检视。其次，它们作为经验性的数据和结论以供支配。不过，考虑到它们的形成前提、方法、意图和成果意义，历史学这方应该带着尤具批判性的谨慎和自己的专家意见去使用它们。就此而言，社会科学研究可以被视为介于史料与参考文献之间的一种独特类型，或者说是两者之间的连接。再次，社会科学作为行动者，它们的研究作为社会进程的要素，本身就是（广义上的）科学史观察的对象和史料。”

这就是罗德在《21.0》中对待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立场。首先，在理论启迪的层面上，可以看到他的“价值转型”分析—包括之后对德国形象和欧盟形象的探讨—是对以下历史学和社会科学视角和方法的整合：关注集体性表象世界和基础性秩序设想的心态史，考察公共交往中概念和表达之使用价值与内在含义变化的历史语义学（HistorischeSemantik），挖掘公共交往中多数派和少数派之权力维度与争论要素的“民意”（?ffentlicheMeinung）理论，致力于对集体认知结构之有效性和可变性加以理解的框架分析（Rahmenanalyse），还有在信念（beliefs）、态度（attitudes）和价值（values）之间进行区分的政治文化研究。在此他展现出极为出色的理论运用和综合分析能力。其次，在成果运用的层面上，罗德当然使用了很多社会科学的统计数据，但与此同时，他也清醒地意识到，民意调查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提出的问题和给定的答案选项”，“社会数据总是受到社会政治利益的影响”，所以，“怀疑是对待明确的当代诊断和自信的未来预测的恰当形式”。再次，在科学史研究的层面上，他致力于分析经验社会科学所具有的“现实界定力量”，比如社会科学的消费研究就影响了人们的自我认知和社会分类。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在社会中的传播和渗透，会以不同方式对社会秩序观念、社会行为和社会过程加以规范与控制：这就是社会科学既是审视者亦是参与者的双重身份。在对社会文化和结构变化的分析中，我们或许会反对罗德的具体观点，但不得不佩服他驾驭各种理论和材料的敏锐度和精准度。

三

在《21.0》中，罗德的另一个核心观点是：影响德国、欧洲甚至是世界发展的核心历史要素已发生转移。他只是简短地勾勒了二十世纪德国的灾祸，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大屠杀和两德分裂等，而将重点放在德国人的自我认知与外部感知的矛盾对立上，并且得出结论：“德国重新成为欧洲最强的力量。这是二十世纪德国历史真正的特别之处：克服一切困难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对德国史的这种论断还可以扩展开去：“世界大战和独裁政权的时代一如既往地影响着集体记忆。但这个时代正在失去作为理解当下之基准期的意义。相反，伴随着加速化、全球化和数字化世界的经验，出现了两个新的参考时间：释放出产生世界3.0 之力量的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和形成世界2.0 的一九一四年前之时代。”所以，“一战”爆发的一九一四年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的一九七三年就变成了二十世纪的两个关键年份。

其实，从本世纪初开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被普遍认为是二十世纪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安瑟姆·多林-曼陀菲尔（AnselmDoering-Manteuffel）和卢茨·拉斐尔（LutzRaphael）在《繁荣之后》（NachdemBoom，2008）中就指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德国历史发展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罗杰斯（DanielRodgers）在《断裂的年代》（AgeofFracture，2011）中也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转型视为美国整个社会思想文化氛围大撕裂的开端。当然，具体到究竟哪一年能够被认为是“关键之年”，学者们有不同意见。德国波茨坦当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弗兰克·伯施（FrankB?sch）就认为当今世界的起点在一九七九年（Zeitenwende1979，2019），因为伊斯兰和中国的力量都从这一年开始在全球扮演新的角色。

因此罗德观点的可探讨之处，并不在于他选取的时间节点，而是首先在于：影响集体记忆的要素与理解当下现实的要素，是否能够在“基准期”的视角下被区分甚至是对立起来？欧洲对难民危机的应对，就证明了行动者的所作所为始终受到各自民族国家之历史经验—尤其是二十世纪之历史经验—的影响：无论是对德国来说，还是对其他欧盟国家来说，都是如此。因此，当罗德指出当代发展呈现出一种“二十世纪的消失”的趋势时，或许应该在后面加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更具有争议的也许是，纳粹主义与重新崛起，究竟哪一项才是二十世纪德国史的核心特征呢？当然，随着当代史研究在“代群的节奏”中向前推进，纳粹历史在“向同时代人告别”的趋势下必然会丧失在当代史领域的核心地位。当一个时代从“当代”变为“过去”时，由于研究者在视角和立场上的代际差异，对其的描述就有可能相去甚远。这归根结底不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更进一步说，这是一个与当代史书写之目的预设密切相关的问题。回顾“二战”后联邦德国当代史研究的传统，可以看到，它的专业化首先是社会政治的产物。当东柏林在一九四六年三月成立“当代史德国研究所”时，当美占区管制委员在一九四七年明确要求德方对纳粹历史进行透彻研究时，当代史书写的任务其实是强制性地落在了联邦德国历史学家的头上。所以，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叶之前，围绕纳粹历史展开的当代史研究不是以抽离且中立的姿态安身立命的。它首先是历史学面对现实政治挑战给出的回答，它试图建构一种通过有意识地面对过去来指向未来的历史书写。

当代史的未来指向，与兰克所提倡的不用历史书写来“教育当代，嘉惠未来”的宗旨相去甚远。但这恰恰是它的独特之处。在某种意义上，当代史是一种“历史未来学”。当代史家对未来的看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未来是可期的。在此，历史空间是一种同质的、很多时候是线性的空间。第二，未来是可塑的。历史学家更强调人类的介入和行动力。第三，未来是充满风险的。这里弥漫的是一种历史悲观主义。第四，未来是开放的。历史学家强调各种趋势的共同作用和力量发挥的不确定性。罗德正是开放论的支持者。在结论中，他总结了二十一世纪早期的五件新鲜事、开始于十九世纪的五种历史模式和三种普遍趋势。或许，正是当他以这种面向未来的姿态回望二十世纪时，当他以对未来的影响来评判十九和二十世纪的各种力量时，他才会写下重新崛起是“二十世纪德国历史真正的特别之处”这样的话语。未来开放论在德国学界的当代史研究中也并不新鲜。海德堡大学的埃德加·沃尔夫卢姆（EdgarWolfrum）就支持这种观点（DieGeglückteDemokratie，2006）。有意思的是，近年来，一九六七年出生的罗德和一九六0年出生的沃尔夫卢姆逐渐变成了旗鼓相当的对手：后者的《分裂的世界》（WeltimZwiespalt，2017）和《攀登者》（DerAufsteiger，2020）同样以主题式的系统分析—而不是时间进程—来处理二十世纪世界史和德国史的问题。当然，在罗德与沃尔夫卢姆之间，不仅仅是关注“框架”的研究者与关注“记忆”的研究者之间的差别，还有基民盟（CDU）专家顾问与社民党（SPD）主席团历史委员会委员之间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