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李书磊于2007年（时任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培训部主任）接受《21世纪》采访全文。
一、 文化有什么用
《21世纪》：作为文化学者，也作为十七大代表，你怎么评价十七大报告中的文化部分？
李书磊：我认为应给予高度评价。党的十七大报告突出论述文化，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用“大发展大繁荣”、“新高潮”这些醒目的、不寻常的词汇来号召文化建设，表达了党发展文化的迫切愿望。这中间包含着对文化发展滞后性的清醒认识，对激烈国际文化竞争的强烈感知，对人民文化需求与文化权利的深切关怀。用这么大的决心来建设文化，也表现了党执政理念的健全与成熟。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仅要对经济、政治、社会负责，也要对文化负责，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繁荣负责。保护文化，延续斯文，责无旁贷。
《21世纪》：现在社会上都在谈文化，文化到底有什么意义？
李书磊：相对于物质满足，文化是一种精神力量；相对于当下问题，文化是一种诉诸长远、诉诸千秋万代的视野与情怀。一个人的人生要有意义，得有文化；一个国家、一个政权要想传诸久远，也得有文化。文化赋予个人、社会生活更丰富的内容、更高的境界，也赋予国家、民族更高的觉悟、更高的文明水准、更强的思想与情感认同，使其不败。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从历史上看，没有文化、毁坏文化的政权也都是小朝廷，不数世而亡。没有文化会使人的行为低劣化、恶性化、具有很强的破坏性，社会难以维系。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也是人、人类的本质属性，也是人的目的，我们常说的精神极大提高、人的本质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状态。所以卢卡契说人类不仅要获得经济解放，而且最终要从经济中解放出来。“获得经济解放”，就是摆脱贫困走向极大的富裕，“从经济中解放出来”，就是在物质上不断富裕的基础上摆脱物对人的统治，达到很高的文化境界。
《21世纪》：很受启发，但还是觉得有点抽象，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到底是怎样起作用的？
李书磊：文化既是一种精神体系，又是一种社会功能体系，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的功能可以粗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给人提供终极关怀、灵魂归宿，同时在日常处境特别是在痛苦与困境中安慰人的感情，给人以精神支撑与精神满足。这可以称之谓“安心”。二是给人的行为提供价值标准、道德规范，使人在荣辱善恶中有所趋避，使社会气氛与评价对人有所激励、有所塑造、有所制约。这可以称之谓“立身”。如果一个社会文化贫乏、薄弱，文化应有的功能就会残缺，不仅人的心灵会空虚、生活会丧失意义感，社会还会失序、混乱。
《21世纪》：我转达一个有点质疑的问题。现代社会大家都把过好日子当成最高目标，各国政府也都通过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来保持稳定，文化真像你们文化学者说的那么重要吗？
李书磊：我恰恰从现代社会的状况中看到了文化的格外重要。一是生活好了，人们摆脱了贫困时代对物质的过分贪欲，有余情，也有余力去享受文化了，文化消费的欲望只会旺盛起来而不会萎缩下去。
二是现代社会的处境给人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与心理紧张，更需要文化来抚慰。农业社会人处在大自然之中，与自然相处会自然地放松人的精神、使人心理健康，而我们现在生活在人工化的城市环境中，对文化的依赖性更强了，很多精神困境都只能通过文化生活来纾解。现代生活、城市生活中竞争的激烈、变化的剧烈、工作强度的增大都会给人带来心理问题，像焦虑症、抑郁症这类心理疾患会增多，只有凭借强大的精神文化力量、凭借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才能自我疗治。从这个意义上看，发展文化也是一种特殊的人道主义。
三是仅靠经济发展、物质满足不足以维系社会稳定。与传统农业社会人们的有限需求不同，现代工商社会唤起的、依靠的是人们的无限欲求，好了还要再好，永难餍足，“边吃肉、边骂娘”将成为常态。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社会的文化纽带与文化凝聚，没有公众对政府的文化认同，没有一以贯之的道统来收拾人心，稳定是很难的。而且现代经济的高风险性会带来一些突如其来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如果没有公众对主流价值的信仰，没有对社会、国家的情感与道德认可，后果也很难想象。现代社会没有文化体系行吗？
二、 文化建设要“目中有人”
《21世纪》：你对十七大报告文化论述体会最深的是什么？
李书磊：报告的文化论述“目中有人”。报告提出“要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要“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要“培养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并且有具体的制度设计：“设立国家荣誉制度，表彰有杰出贡献的文化工作者。”这就抓住了文化生长的规律。文化繁荣的根本是人物辈出，是要有很壮大的文化队伍，要有成批的优秀文化人尤其是大文化人。“事”也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人”。这也算是一种“以人为本”吧。
《21世纪》：为什么你这么重视这个问题？
李书磊：文化的创造与传播有自己的梯次结构，像马克思、孔子、李白、鲁迅这样伟大的文化英雄是文化真正的支撑。还有各时代、各民族众多的文化巨人。人民的智慧、时代的活力、传统的精华会突然秉赋于某些个人，在融汇的基础上形成个性化的辉煌创造。这是文化史的常态。大文化人、文化大家为文化创制作范，把文化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象征与偶像，并成为后代常读常新的经典。有这样的人物我们才能说文化繁荣了，而不是统计出了多少本书、演了多少场戏。
《21世纪》：这是不是要求太高了？
李书磊：就我们灿烂的民族文化传统来说，就我们今天可接触的丰富文化资源来说，就我们蓬勃开放的社会氛围来说，我看也不算高。当然我们不能作计划说要出多少大家，像1958年计划出多少名郭沫若一样。当然文化大家的出现有其不可捉摸的造化，有可遇不可求的某种神秘性，但我们总是知道怎样的环境、怎样的条件更有利于文化人的成长，至少能努力创造这样的环境与条件。我们至少可以用种种手段鼓励、扶植有才华的文化人。当年梅贻琦先生说“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何尝不懂得出大师不像盖大楼那样简单，但他更懂得怎样着手，怎样延揽成批的才俊使其相生相长，怎样奖掖后学使其脱颖而出。由于文化天才的珍贵难得，由于文化创造力的敏感脆弱，我们对文化人要特别爱惜与爱护，要保持经常的沟通与支持。古人所说的要珍惜“读书种子”，就是这个意思。
《21世纪》：你认为该如何营造有利于文化人成长的环境？
李书磊：首先是文化、学术机构要克服行政化、官僚化的习气。比如大学，不能有官气、衙门气，要有更多的学院气氛，要以学术的价值为价值，以教授的需要为需要。学者、知识分子当然也是世俗职业者，但其职业、其身份来源于古代的圣贤传统、僧侣传统，是具有某种神圣性的，应受到足够的尊重。当年清华大学学生给校长罗家伦开列几大罪状，第一条就是“视教授如雇员”。从“人事关系”上说，教授当然是校长的雇员，但校长又不能简单地把教授当成雇员，这就是学院的逻辑。听吉林大学的老校友说，吉大当年的校长匡亚明看见一个教授在教务处门前等候教务处长，就把教务处的牌子摘掉让处长写检查来领，他认为职员不应该让教授等候。当然教授也要修身养德，但这是第二位的问题，第一位的是让教授充分发挥、自由发挥。
同时，今天的大学还要去除过多的企业化色彩，不能什么都量化考核，不能把管理的网织得太密、弦绷得太紧，要让教授有从容之心。
《21世纪》：十七大报告中说要鼓励学者发挥思想库作用，你认为这有什么意义？
李书磊：意义很大。且不说学者的参与有利于政府的科学决策，有利于摆脱决策中的部门利益，仅就此事对学者的益处而言，也是非常明显的。参与决策咨询有助于学者获得问题，强化问题意识，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从来就是思想、学术创新最大动力。参与决策咨询还会使学者有更多的机会走进田野、了解社会的实际状况、了解政府机构的实际运转，获得第一手的材料，使学术有坚实的基础。这都很有利于学者的发展。同时，政府与学者合作也会在二者之间增强了解、增强互信、建立感情，这有利于社会气氛的祥和。许多偏执之见都是不了解造成的，了解了往往也就理解了、谅解了。
总之，发展变化中的中国是学术的广大田野，我相信各学科的中国学派将由此而出。
三、国家“软实力”
《21世纪》：“软实力”的概念现在越提越响，它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李书磊：“软实力”最早是个国际政治概念，源于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1990年代初论述美国国际实力的著作，其含义是国家的非经济、非军事力量怎样在国际争夺中发挥作用。文化被定义为最重要的“软实力”之一。其实类似的思想出现还要更早，至少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的“心理战”。这是从功能、功用角度对文化的一种理解。当然我们对文化意义的理解要宽广得多，文化的意义远不止于是实用的，它首先是我们心灵与情感的表达，是我们精神的家园，我们建设文化首先是因为对文化的热爱与尊崇；但既然强大的外国直言不讳地要把文化当成对付别国的武器，我们也只好因应之，奋力提升国家的“软实力”。
《21世纪》：“软实力”的运用有什么特点？
李书磊：我们还是要认识文化的双重性。文化有和平的、纯洁的一面，也有不纯的、斗争的一面。说文化是和平、纯洁的，意思是说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人类思想、情感的结晶，都为我们所欣赏、所珍爱，从这个意义上说，苏格拉底也是属于中国的，孔子也是属于外国的。说文化有不纯的、斗争的一面，是说文化总在国际斗争中被人用作工具，从最早殖民主义者利用英语与基督教来统治殖民地人民，到现在美国利用它的电影、电视、通俗音乐来传播其意识形态、扩张其国家利益，都是如此。加上美国学者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火上浇油，使文化的火药味浓烈起来。我们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就必须以增强自己的文化力量、增强软实力来求生存、求发展。
《21世纪》：你怎么判断目前的文化力量对比？
李书磊：不容乐观。外来文化对我们的倾销很严重，美国大片、电视剧、卡通片到处都是。就是韩国影视也对我们倾销，这在二十年前做梦都不会想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片子大都说不上是什么优秀的艺术作品，而是按类型片模式、程式化手段生产出来的文化工业产品。无奈的是恰恰是这种东西赢得了观众。1999年我见到约瑟夫·奈，同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喜欢好莱坞大片，他说不仅你们中国知识分子，法国、意大利知识分子也不喜欢好莱坞，但知识分子喜欢不喜欢关系不大，关键是中国人民、欧洲人民喜欢。不幸的是他所言不虚。这些都是非常复杂、非常棘手的文化现象，其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并存，在文化上应对很不容易。在学术上，理论、概念也大都来自西方，这些外来理论对开扩我们的视野、刺激我们的思想都有好处，但缺乏我们中国自己的学术概念、学术思想也是重大缺陷，不利于外国了解我们，也不利于我们的学术准确、深刻地认识中国的事情。
《21世纪》：文化应对的途径何在？
李书磊：别无他途，只有迅速、有力地推进文化建设、增加自己的文化实力一途。外国文化能倾销是因我们有文化真空，所以我们要使自己的文化繁荣起来、充实起来。面对极其严峻的外来文化挑战，恐怕我们的国家文化建设要尝试一些新的思路，不能再墨守很多成规，要采取有力措施刺激我们自己的文化生产。在文化上，解决问题不能仅靠观念层面的斗争，更重要的还是要靠文化实力上的竞争。一方面我们要有开放的胸怀与广阔的视野，广纳外来的优秀文化，任何有意义的文化创造都必须在开放环境中才能实现；另一方面，我们要有文化的自强之心，兴起文化建设的新高潮。同时，文化发展又是一个漫长的、有时是一点一滴的积累过程，我们还得有足够的耐力与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