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同时发布的这一联合公报之关键信息，被称作“外交核爆”，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
如今，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和互利共赢理念的中法两国已携手走过60年的光阴岁月。其间，两国共同开创的一项又一项“第一”早已成为彼此合作领域持续深化、双边关系不断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回首过往，不忘来时路；展望未来，期盼再进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首中法关系的确立和发展历程，尤其是两国关系的早期岁月，镜鉴意义重大而深远。
建交前的互动与协商
1964年中法建交，是冷战背景下毛泽东主席和戴高乐将军审时度势、敢为人先共同写就的大手笔。两个历史悠久大国之间的历史性握手打破了冷战藩篱，法国也由此成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第一个西方大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处于第四共和国政体下的法国政府并没有立刻予以外交承认，但彼时中法之间开展的一些非正式交往，尤其是在两国民间进行的人文往来与贸易合作，逐步拉近了两国距离，彼此建交的政治意愿日渐强烈。
1955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法国议员代表团，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会见法国政界人士。周恩来总理表示，为了将来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中国承认一个法国，法国也应当承认一个中国。周总理同时指出，在中法建交的问题上，如果法国政府、法国议会有困难，可多进行人民之间的来往，多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造成气氛，然后水到渠成。
1957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北京接见了以私人身份访华的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毛泽东主席表达了希望中法之间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想法，富尔也在访华期间的多个场合重申了他希望在法中之间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立场。
1959年1月，戴高乐将军当选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奉行独立自主政策的戴高乐将军重新执掌政权后，不顾美、英等国家的阻挠，积极发展自己的独立力量，力争大国地位，并积极团结西欧国家，形成了一股既反苏又抗美的“第三种势力”。由于戴高乐积极寻求改善对华关系，他当政后，法国在有关中国问题的国际会议上不再追随美国的立场。戴高乐认为法中没有外交关系这一情况“不正常”，继续请富尔试探中国政府对法国政府在外交上承认中国的问题做何反应。
中国非常认同戴高乐将军奉行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积极推动发展中法关系。不过，由于当时法国继续对阿尔及利亚进行殖民战争，坚决支持亚非拉人民独立运动的中国一时无法同法国在建交问题上有所突破。1962年2月，阿尔及利亚独立，这意味着中法建交的一个重要障碍被扫除。1963年初，戴高乐将军授权富尔负责法中建交事宜。同年10月，富尔携带戴高乐将军的亲笔授权信再次以私人身份访华，商谈两国建交事宜。戴高乐将军在给富尔的信中表示，“我再次重申我对你在下次旅行期间将和中国领导人进行接触的重视。由于我们最近的会谈，我能够向你清楚地指出，为什么我非常重视有关我们和这个伟大人民间各方面关系的问题，以及我是怎样重视这个问题的。请相信，我完全相信你将谈到和听到的一切。”
建交方案的商议与谈判
再次访华的富尔受到中国政府高规格礼遇，中国领导人先后与他在北京、上海等地进行六次会谈。周恩来总理强调，在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大国垄断国际事务方面，中法双方有许多共同点，因此两国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富尔对此表示赞同。周总理表示，中法两国都没有在1963年美、苏、英在莫斯科推出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而且两国事先没有进行任何商谈，这件事证明了一个真理：任何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只要彼此没有互相侵犯的意图，并且互相尊重主权和独立，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周总理指出，中法两国有共同性，都要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不愿受任何外国的干涉和侵犯，都赞成在国际上应该维护世界和平，不允许几个大国垄断世界事务。
富尔表示，戴高乐总统是以勇敢的精神、历史的眼光来考虑法中建交问题的，而且要避免过去复杂的办法，双方都不要强加使对方不愉快的条件；在世界舆论面前，法中关系的恢复不能被看作是一项交易，而是友谊的表现。
台湾问题和当时法国与台湾的关系是无法回避的，周总理与富尔就此有过深入的交谈。双方都认为，中法两国若建交，绝不会拖泥带水，建交而不互换大使。在富尔看来，如果承认中国，法国在联合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将是合乎逻辑的，但台湾问题则是个微妙的问题；法国不是要迁就“两个中国”，如果承认中国，那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这会涉及一些同台湾关系的程序和措施问题。富尔还表示，对法国来说，同台湾断绝一切关系有困难，戴高乐将军没有忘记在战时他同蒋介石站在一起，不愿意突然切断关系。
对此，周总理表示应从国家关系来看，而不应从个人关系来说。周总理举例说，假如法国出现一个由外国势力扶持的反对戴高乐将军的傀儡政权，而且这个政权的领导人跟中国一度有过良好的合作，中国也不会因此就不承认法国现政府而承认这个傀儡政权或者两个都承认。周总理明确表示，中法两国在台湾问题解决以前不能建立外交关系和交换大使，但可以建立非正式的关系。富尔回应说，可以先讨论法中若建交、互换大使，台湾问题应如何处理，法中双方可以就此研究各种方案。周总理强调，中国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不会改变的；台湾同大陆的关系是内政问题，这一点不能动摇。对于富尔试探可否允许法中建交后法方在台湾保留一个低级别的法国领事官员的可能性，周总理断然回答“不可能”。
经过商议，中国政府提出了两国直接建交的方案：法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建议中法两国立即建交，互换大使；中国政府复照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国政府的来照，愿意立即建立中法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且互换大使；中法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往来照会，并且立即建馆，互派大使。这一方案鲜明地体现了富尔所转达的戴高乐将军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同时也照顾到了法方，因此为富尔所接受。
在周总理与富尔的会谈中，双方就以下三点达成默契：一是法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这就自动地包含着这个资格不再属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二是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三是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撤回驻法“外交代表”及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地撤回其驻台外交代表及机构。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同时发布的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虽然没有在文字上全面呈现上述共识，但若没有达成这一共识与默契，中法直接建交是无法实现的。
鉴于中法建交时两国所处的复杂国际环境，以及两国在各自阵营中的独特身份，加之两国独一无二的建交方式，世界各方对此“突发事件”甚为震惊，西方媒体将之称为“外交核爆”。
按照事先商定，两国正式建交次日，即1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按照国际惯例，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割裂出去或者其他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在此情况下，台湾当局于2月10日宣布与法国“断交”。5月底，法国首任驻华大使吕西安·佩耶抵达北京履新。6月初，中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抵达巴黎就职。
建交后第一个十年的两国关系发展
中法建交后，毛泽东主席于1月30日在北京会见了法国议员代表团。毛主席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做个朋友，做个好朋友”，并表示，中法之间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一是反对大国欺侮我们；二是使两国间在商业上、在文化上互相往来。
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问题上，中法两国向来持有共同的立场。两国推动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意愿也非常积极。这是中法建交后两国关系不断深化、升级的重要前提，尽管其间有过波折，但中法两国不忘建交初心且始终朝前看，相向而行及时扭转不利局面，将两国关系及时带回正确轨道。自建交伊始，中法两国就在政治、经济、人文三大领域内逐步开拓和深化交流合作。如今，战略对话、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和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成为中法关系的三大支柱。
中法建交后的最初两年间，两国经济文化交流迅速发展。建交次月，中国艺术代表团就应邀访法，受到法国人民热烈欢迎。同年9月，首届法国技术展览会在北京开幕，使中国技术界人士第一次看到了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1965年春，中国先后组织参加里昂博览会和巴黎博览会，向法国人民展现精美的中国艺术品。同年11月，法国又在中国举办了工业展览会，这对当时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某些技术封锁具有积极意义。
此后，由于两国国内复杂原因，中法关系一度受到损害。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两国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互访逐步频繁。1973年9月，蓬皮杜总统到访中国，这是法国国家元首次访华，也是西欧大国中第一位国家元首应邀访华。访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指出，中法关系的发展符合两国的相互利益，并且是对和平事业和改善国际关系的积极贡献。公报还表示，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中法两国在技术、石油化工、航空、机械、电气工业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1974年底，北京与巴黎之间开通航线，进一步密切了两国在各领域内的交流与合作。
1975年5月，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应邀访法，其间同法国总统、总理就两国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商定以后两国外长将根据需要进行政治磋商，为后来逐步形成的战略对话机制打下基础。双方决定成立混合委员会，以推进经济和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混委会的建立在中法交流与合作的制度性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后来两国在众多领域内都建有混合委员会。
张金岭，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世界知识》2024年第2期
